邓大姐见总理用硬纸板也太累了，就让木工同志为总理做了这样一张小桌子。许多内政外交的大事，总理就是利用这张小桌子处理的。它可算是总理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了。

    邓大姐专门给警卫人员作了一条规定，要他们每五分钟，就要把总理办公室的门打开看一下，看看他是否还在那里工作，免得发生意外。

    总理对党和国家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

    我刚去总理办公室那会儿，“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总理每天晚饭后还能休息一会儿，或到剧场去看看节目。我就随总理到儿童剧场去看过文艺演出。那天是空军文工团演的话剧“飞行员之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不行了，除党政军群各方面的正常工作外，再加上运动中的问题，工作量之大处理起来之难远远超出“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简直压得总理喘不过气来，不要说晚饭后的片刻休息时间取消了，就是睡眠时间也大大减少了。常常是早上醒来，还没穿好衣服坐在床上或在洗漱间，就按电铃把我们叫进去，问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处理，就这样开始了一天极其紧张的工作。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不是批阅文件，就是召开、参加会议、找人谈话、接见外宾，一个接一个，中间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一边吃饭一边开会。就这样也处理不完党政军各方面的问题。

    邓大姐看到这种情况也十分着急，怕耽误事情，就帮我们出主意，让我们见缝插针，利用总理吃饭和在汽车上的时间把那些最紧急、最重要的情况口头向总理请示报告。所以有一段时间就由赵茂峰同志在总理吃饭时给他读报纸。

    记得李宗仁1966年从国外回来时，李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就是由我念给总理听的。那几天总理眼睛充血很厉害，不能看东西，当时，他是躺在床上，一面由护士打针，一面听我给他念。

    革命博物馆中不是有一个总理用过的小桌子吗？这个小桌子是总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在“文化大革命”最紧的日子里，为减少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冲击，总理整天陷在各种会议里，根本没有时间批阅文件。就是那些必须限时发出的外交文件，他也只好在开完各种会议后，已到了凌晨了再批。身体已到疲惫不堪的程度，很难再坚持坐在办公室批阅这些文件，为了不误事，总理只好把这些限时发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靠在床头上，两腿弓起来，把文件放在两条腿上。这样批不了几份文件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卫士同志就找来了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工作，减少点疲劳。这样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这样工作时间久了仍然十分疲劳，后来，邓大姐见总理用硬纸板也太累了，就让木工同志为总理做了这样一张小桌子。许多内政外交的大事，总理就是利用这张小桌子处理的。它可算是总理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了。

    总理本来是很喜欢用毛笔批阅文件的，可是由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超负荷运转，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尽管这样，总理也不得不坚持把工作处理完才能休息。所以批阅文件中，有时就老是打盹儿，文件都被毛笔点了一些墨点，或画了一些道子。后来，总理就改用铅笔。但太累了，用铅笔也不管事，照样打盹儿，仍然在文件上画了些道子，连字也写不工整，有时连写的什么字都很难认。我们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这一点要不是亲眼看见，总理那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是难以想象得到的。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看见总理那种疲劳的样子希望他早点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须立即处理。有时真是硬着头皮提醒总理还有几个什么文件必须处理。那种复杂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那张著名的劝总理为国为民保重身体的大字报，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贴出来的。当时总理的心脏不好，在那种极为疲劳紧张的情况下再继续工作下去，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邓大姐对此也忧心忡忡，一面要我们想办法既不误事，又要使总理得到必要休息。另外邓大姐专门给警卫人员作了一条规定，要他们每五分钟，就要把总理办公室的门打开看一下，看看他是否还在那里工作，免得发生意外。

    （张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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