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斌

    一

    “昝进，昝进，”母亲一路小跑，气喘吁吁进屋时，我正躺在床上发愣。

    “快起来跟我走。”

    “到哪儿？”

    “玩具厂。”

    “干嘛？”

    “上班呀！”

    “真的？”这个厂是镇办企业，但我仍然有一丝莫明的惊疑。

    玩具厂离我家不远，也就在我住的大西关街头，母亲带我走进厂长办公室时，里面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抽烟。

    母亲上前说：“师厂长，我把孩子给你带来了。”又对我说，“快来见过师厂长。”

    我腼腆地叫了一声：“师厂长。”

    师厂长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对我母亲说：“孩子交给我了，你先回去吧。”

    母亲离开后，师厂长的一双小眼睛围着我转了半天，才说：“听说你考上大学，却没有学校录取你？”我惶惑地点点头。

    他逼近我：“后来又参加过全县的招工考试，你考全县第一，结果呢？三十多个县直单位竟没有一个单位招你！”我的眼里闪出屈辱的光。

    “为什么呢？”他残酷地问。

    “我……我，”我恨不得杀了他。

    他盯着我的腿，自问自答：“原来你患过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

    我的腿抖动了一下，一腔怒火冲口而出：“你是不是也后悔了？……”

    “不，不！”他诧异看着我，“你火气还不小。我的意思是，你要争口气，干出名堂来！”

    “对不起！”我的脸在发烧，“师厂长，我一定好好干！”

    二

    我被安排在木工车间。车间主任雷林是个精干年轻的小伙子，他把我引到一个正在一台机器后面忙着的女工旁，大声说：“师梅，我给你领个徒弟来了。”忙碌的女工抬头：“干嘛？”

    师梅头戴黄军帽（大概是遮挡木工车间漫天飞舞的灰尘的），身穿兰工装，额前一波微卷的黑发俏皮地露在帽檐下面，白皙的瓜子脸上，一双黑亮的眼睛疑惑地望着我。

    雷林说；“我给你带个徒弟来了。介绍一下，”他先指一下我：“昝进。”又对我说，“这位今后就是你的师傅了。她叫师梅。”

    我头一低说：“请多多关照。”

    她打量了我一眼说：“嗬，还挺高的。”

    我忙说：“不高，只有一米八零。”

    “你真逗！”师梅微微一笑。

    雷林走后，师梅让我站在她旁边看她操作。我人生的第一课原来是木工车工。所谓木工车工，实际上是把一些不规则的木料卡在车床上后，用车刀把它变成圆柱形，然后再由圆柱形车成形态各异的玩具半成品。师梅目前车的是一种玩具小机枪的枪管。只见她双手灵巧地把毛坯木料卡在车床上，用不同的车刀打毛、车光，然后成形，速度极快，一两分钟就是一个。她边工作边介绍要领，干了一会儿，她突然问我：“你多大了？”我说：“19岁。”她说：“比我大一岁。”“可你比我成熟多了。”我感叹。“多出来混了两年而已。”她淡淡地说。想着自己因为残疾求职求学的辛酸经历，不禁对她的轻描淡写有些反感，我突兀地问道：“你是师厂长的女儿吧？”她敏感地：“怎么了？”我说：“难怪这么早就有工作？”她撇撇嘴：“这算什么工作？”想不到我千辛万苦得来的工作，她竟然不屑一顾。“什么才算工作呢？”我有些生气。她不解地看我一眼：“也许我以后会换一份好一点的工作。算了，谈这没意思。喂，你来试试吧。”

    我站到她的位置上，她合上闸刀，车轴卡着的毛坯木料就飞快地旋转起来，她把车刀递给我，鼓励地点点头。我接过车刀，准备学师梅的样子先打光坯料，谁知车刀刚靠近坯料，就被“怦”地撞飞起来，差点落在师梅的鼻尖上，我和她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师梅急忙关了电闸。

    我尴尬万分地看着师梅。她没事地说：“不要紧，不要紧。”

    她重新合上闸刀，对我说：“手要把刀握紧，车刀要平靠住刀架，这样，”她把车刀放进我手里，双手握住我的手开始作示范。

    我的心跳有点加速。长这么大，还从没有哪个女孩子这么近距离地靠着我，并且还捉着我的双手。她似乎没有察觉我的不安，认真地一直握着我的手把一支“枪管”完成，然后说，“再试试。”

    这一次，我的车刀没有飞出去，而且还完成了一件成品。师梅高兴地说：“还行，就是不标准。不过没关系，”她拿起一把不锈钢卡尺，对我说哪里多大尺寸，“枪头”多少，“枪尾”多少，中间又是多少，然后又说，熟能生巧，时间一长就不用卡尺了，她拿起她车的“枪管”，用卡尺量给我看，果然分毫不差。

    三

    晚上下班，母亲已做好了饭在等着我。见我回去，她端出了四菜一汤，有我爱吃的回锅肉，韭黄鸡蛋，家常豆腐，青椒肉丝，排骨汤等，母亲笑吟吟地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我们庆祝一下。”她在我们面前一人放只空碗，我说，“还喝酒啊！”她说，“喝一点，大喜日子嘛。”酒是我们这里的传统黄酒，居家必备，醇香甘冽，绵长可口。想着我高中毕业以后，母亲为我就业操心着急，八方奔走，频添愁丝，我的鼻子不禁有些发酸，我提起酒壶说：“妈，我先敬你一杯。”母亲说“好好，我喝。”我以为她只会表示一下，谁知她端起碗竟一饮而进，我劝她慢一点，她说：“自从你爸得病去世后，今儿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来，把酒斟上。”一杯酒下肚，我感觉到了体内的热血奔涌，母亲的脸上也出现少有的红晕，我再把酒满上，母亲说：“儿子，我们孤儿寡母活在世上不容易，这次为你找事，妈使尽了全身解数，也只找了个镇办企业，不管咋样，它总是个饭碗，你一定要珍惜啊！”两行清泪顺着母亲的面颊汩汩而下。师梅不屑的眼神在我脑海一晃而过，这个世道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我对母亲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母亲说：“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妈敬你一杯。”

    这一碗酒喝空，我的五脏六腑好像都沸腾了，头也在变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母亲用她特殊的方式，为她的儿子正式走上人生之路壮行，后来我连怎么去睡的都不知道。

    第二天醒来，母亲已经走了。她是县棉织厂的挡车工，从我记事起，她就是这样起五更睡半夜的。早饭放在锅里，冒着腾腾热气，我匆忙吃了一点，就朝厂里走去。想起昨晚的酒醉，我有些惭愧，我竟是如此不胜酒力，好在是家酿黄酒没有副作用，一觉醒来仍是神轻气爽，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她不是为我而是为自己终于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而庆祝：她为残疾儿子找着工作了。虽然这份工作不是那么理想。我想我是不会辜负她的。

    木工车间，实际上是一个扼杀原木的屠宰场。各种机械——带锯、绕锯、圆盘锯、压刨、平刨、车床、铣床在这里大显神通，一根根又粗又大的原木，到了这儿，成了任人宰割的面团，在飞扬起一堆锯末和刨花后，就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木板或木条。今天，我荣幸地成为车工小组师梅麾下的一名正式成员，我们这个小组共有十人，师梅将我安排在她的车床后面，以便随时传道授业解惑。

    开始操作，并不是很顺利，我车“枪管”时，一会儿“枪头”车大了，一会儿“枪口”车小了，拿着卡尺忙得满头大汗也没车出几个正品来。师梅不时扭过身来指导指导，到了下午，情况才有好转，慢慢地尺寸标准了，速度也有所提高，在频繁的转身运动中，我看到师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的新生活就这样从木工车间的车床上开始了。车间给我规定了定额，我像师梅一样领料交成品，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心中充满了喜悦。同时，晚上回家，我开始给市报写稿，在我待业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县图书馆读书看报，心中早就萌生了投稿的念头，但回家后总是心烦气燥，始终没有动笔，现在终于可以一抒块垒了。当然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厂里度过，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有时要赶任务就加班到十点，我渐渐地与大家熟了，每天下班都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甚而还产生一种“厂在我在，厂毁我亡”的莫名其妙的想法。我想这可能要归功于那段时间看的电影《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吧。电影里的英雄在关键时刻都有一句经典台词：“人在阵地在，请党考验我。”

    这天我在操作时突然对手中的产品产生了一种奇思妙想，在进行了简单的实践后，我叫住了回头视察的师梅。

    “师傅，你等一下。”

    “有事吗？”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师傅每次听到我的尊称，脸总要红一下。

    我拿起一支“小机枪”枪管样品说：“其实这个枪管的喇叭口不用转到下道工序去，在我们这道工序就能完成。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把“喇叭口”车了出来。她拿着我车的“枪管”与样品比较，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出来。”

    原来，我们车的“枪管”头是直的，没有喇叭口，也就是说，要想使“小机枪”逼真，还必须要使它有“枪口”，而这个“枪口”，厂里原来还设计了下一道工序，即把我们车成的直头“枪管”又拿到钻床上用20mm的大钻花钻一个深1cm的眼儿。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实际上不好操作，“小机枪”枪管长20cm，粗2cm，用手捉住“枪管”钻眼儿很容易钻斜，而用模具又耽误时间，为此，这道工序曾使厂领导大伤脑筋，我几次向下道工序交“枪管”时，都看见那个钻眼儿的青工王平忙得满头大汗。

    师梅说：“你等等。”说完关了车床就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师梅带着厂长和车间主任雷林一块过来了。

    师厂长手里拿着那个“枪管”，问我：“这是你车的吗？”我说是。他说你再车一个我看看，我就又车了一个。他拿到手里后，我发现他那绷得像核桃一样的脸如菊花般盛开了，来厂这么长时间，我终于看见他头一次笑了。他把我车的“枪管”递给雷林问：“怎么样？”雷林用卡尺前后量了几遍，然后说：“比原来钻得还好看一些。”师厂长让师梅也车一个，师梅转过身去很快也车了一个。

    师厂长对我说，不错不错，好好干。又对雷林说：“让车工小组全部按昝进方法车，后一道工序撤消。”雷林答是。师厂长走后，师梅给我带了一顶高帽子“多读了几天书，果然不一样。”我说不敢不敢。师梅看着我“扑哧”一笑说：“你真的挺逗。”

    四

    夏天是在人们一件一件地剥去衣服，一天一天感到口干舌燥中慢慢到来的。木工车间里男工人穿起了短裤背心，而女工们则穿起了薄如蝉翼的上衣和五彩缤纷的裙子。既便如此，数十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和层层弥漫的木屑飞尘带来的滚滚热浪，仍使每个人挥汗如雨。我没有穿短衣短裤，这固然有身体缺陷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公共场所那种打扮不文明。雷林没有这种想法，他上穿红背心，下着大裤头，甩着螳螂般的细胳膊细腿，在车间里走来走去，这段时间为了给上海赶一批货，我们每个人都忙得人仰马翻。

    作为车间主任，雷林要相对清闲一些，他的工作主要是安排调度，机械维修。我发现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车工小组，具体地说是放在为师梅的服务上，我每天口渴时，都要馋涎欲滴地看一眼师梅的工具箱，那上面雷打不动地有一杯色泽诱人的绿茶，这是雷林为师梅奉献的。师梅在干活时，永远不必担心车刀钝了怎么办，她只要一声召唤，雷林顷刻就能给她磨得削铁如泥。这些服务让我们车工小组的每个人看得眼热心跳，心想厂长女儿的特权果然了不得，但也有人说，雷林是在追求师梅呢。

    这天我正在埋头干活，雷林跑进来说，外面有人找。谁会找我呢？看着我狐疑的眼神，雷林笑笑说：“你去看看吧。”

    由于没有工作服，从车床前站起来的我，整个变成了一个灰人，连头发眉毛都是白的。走出车间，我顺手把身上拍打了一下，身上顿时升起一股狼烟，待烟雾散尽，我发现门口荫凉处站着几个人。一脸严肃的师厂长正朝我招手，我走过去，他对另两个人说：“他就是昝进。”那两人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就是昝进？我说是。

    一个戴着眼镜，身材微胖的人说：“我叫贺志文，是镇政府通讯干事。”他又指着那个身材略高，白白净净的人说，“这位是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叶科长。”

    叶科长向我点点头，问道：“市报副刊的小说《我的老师》是你写的吗？”我心中一跳说：是。那篇小说花了我几个晚上的时间，没想到寄出去一炮命中，登了副刊整整一版。

    自称叫贺志文的通讯干事，伸开手里的一张报纸说：“你看今到的报纸又用了你一篇。”我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我三天前写的一篇通讯报道《小机枪在上海受欢迎》，登在市报的头版，不禁惊叹：“这么快？”

    贺志文说：“不是这篇文章我们还找不到你呢，”他把文章递给师厂长说，“原来看到报纸上的昝进，我们还以为是市工商局的局长呢，市工商局局长昝进与他同名同姓也爱写文章。这篇文章才把我们引到这里来。”

    叶科长说：“师厂长，想不到你这儿还有这种人才！”

    师厂长枯瘦的脸上又一次露出笑容：“嗬！我们厂上报纸了。”

    贺志文说：“师厂长，这种人才不能浪费呵。你不要小看这一小块文章，这是软广告，有时你出多少钱，托多少人情都难得上。它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师厂长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叶科长与师厂长握手说：“那我们走了。”又把手伸给我说：“希望多给党报投稿，我们还会来看你的。”

    我拘谨地握住他的手。贺志文也把手伸过来说：“保重！”普普通通的一句话竟说的我心中一热，不由得握紧了他的手说：“谢谢！”

    回到车间，雷林、师梅都用异常的眼神看着我，我表面上神情自若，内心却激动万分，因为叶、贺两人是我县大名鼎鼎的笔杆子，我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他们却屈尊下驾来看我，对于一个饱受歧视和冷遇的残疾人来说，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理解被尊重的快乐。也重新找回了被无数人践踏，被自己遗弃的自尊。我想我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致死不悔。

    五

    这天晚饭后，我推开碗，就躲到房间里去写稿子，刚摊开信纸，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昝进住这儿吗？”我还没站起身，母亲已把人引到我房间里来了。

    一袭素雅的连衣裙，一头黑瀑布似的秀发，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我惊讶地问：“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师梅浅浅地一笑：“怎么，不欢迎吗？”

    母亲给师梅倒了一杯水说：“你就是昝进的师傅啊，昝进天天在家念起你呢。”

    我惊惶失措地站起来说：“坐一会儿吧。”

    她来到我的书桌前说：“又要写文章啊！”

    我说：“没事消磨时间呗。”

    她打量了一下我简陋的小屋，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她说：“你这屋子真热，我们不如出去走走吧。”

    为了逃避母亲火一样的目光，我连忙说好。

    夜幕已经降临，街上有三三两两的歇凉的人群，他们拿着蒲扇，靠着躺椅，聊着闲话。远处昏黄的路灯下，有几个孩子在抽打着“得螺儿”（一种锥形的车木玩具，用鞭子抽打，可以在地上旋转）。我和师梅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师梅问：“你每天回家都读书写文章吗？”我说：“差不多吧。”“那我今天来是不是打搅你了？”“没没，我接都接不来呢。”

    她站定问：“你说得是真心话？”

    我叹口气说：“是。”

    她看着我说：“好像不太情愿啊！”

    我说：“不是。”

    “那为什么叹气？”

    “你不了解我，其实我很孤独。高中毕业后，同学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剩下我孤苦伶仃地呆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疯掉了，我问苍天为何如此不公平，既然不让我上学，又不让我工作，那么要我活在世上干什么？不怕你笑话，最苦闷的那段时间，我曾多次想到过自杀……”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经历。”

    “残疾人就像外国的黑人是劣等人种，被每个人鄙视、唾弃，有时候我真想死了算了。”

    “你千万不要这想，我爸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夸你是个人才呢。”师梅抓住我的胳膊，仿佛我真要去自杀似的。

    我朝她笑笑：“现在我不这样想了。这一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外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海伦·凯勒、贝多芬，中国的吴运铎、张海迪，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任总统罗斯福也是残疾人，当然我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境界，但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根植于我的内心深处。”

    师梅说：“你那么聪明，一定能成功的。”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过了玩具厂，来到了离玩具厂不远的一条小河边，这是我们这个县城唯一的河流，犹如长江把武汉分成武昌和汉口一样，这条河流把我们这个县城一刀两断分成了城里城外，师梅住在河那边，就是城里人，而我们则属于城外人。小河说小也不小，据说，解放前后都发过大水，淹过下游的十几个村庄，解放后那一次我是亲眼目睹的，大约是1975年的8月份，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早晨醒来，我发现院子里没有一个大人，跑到街上，看见街道就像一条小河，原来河里涨大水，没入街道来了。后来听大人说下游的好多村庄都淹了，但没死人，因为人被政府派的车连夜接走了。现在不用担心发大水了，小河两边为防大水已修筑了坚固的河堤，河床上的几排堤柳、白杨都已长成参天大树，暴虐的河水，如今像温顺的少女，给县城增添了不少妩媚和亮色。

    我们不约而同地朝河堤深处走去。夏夜的河堤，空气清新，微风阵阵，不时有老人从树林中彳亍而出，青年男女更是川流不息，我们在一棵临河的柳树旁坐下来。

    师梅轻声问；“你累吗？”

    她大概是担心我的腿，我有些气恼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爬过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走过五六十里的山路，都没事的。”

    她忙解释：“我怕你累着。”

    我又叹口气说：“难怪那么多单位都不愿用我，他们肯定都像你一样，以为我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她急得擂了我一拳说：“你别多心好不好，人家关心你都不明白。”

    我躲开她说：“我并没有怪你。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她娇嗔地扭转身子：“还说没怪，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

    夜色里的师梅背着身子，抽动着双肩，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剌猬，我的心中一阵感动，我轻轻扳过她的肩膀说：“师梅，我真的没怪你。”许是夜风已冷，我感到怀中的师梅瑟瑟发抖。我温柔地说：“我们回家吧！”

    六

    不知真的是我的报道起了作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玩具厂火起来了，仅上海一地的订单就把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偏偏市内的一些大商场，百货公司也纷纷来人来电要求订货，把厂供销那一班人忙得鸡飞狗跳，各车间班组更是日夜加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师梅告诉我，她爸爸私下说，玩具厂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样兴盛过，八十年代真是百废待兴，百废俱兴的年代啊。

    然而，在这节骨眼上，镇政府的一个电话，却把我从喧嚣热闹的车间叫到整洁肃穆的镇政府办公室。接待我的是镇政府通讯干事贺志文，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后来问到厂里的生产情况，当我说到生产形势很好时，他说，从今日起，你要被镇政府借用一个月，厂里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心里感到奇怪，“人”还能像东西一样借用吗？却没好意思问出来。他接着说，时近年终，镇政府计划开一个离退休干部表彰大会，我的任务是协助他整理离退休干部的典型材料，他让我先回去把自己整理一下，下午即开始工作。我低头看一下自己，不禁羞赧地笑了：因为我还是车间里那一身“灰头灰脑灰老鼠”的打扮。临走时他暗示我，会议结束我可能会改变一下环境，他让我把握机会。

    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一直怦怦乱跳，大脑也想的生痛，不知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走到连接城里城外的那座大桥上，遥望我与师梅多次约会的那棵河边老柳树，心中呼唤着师梅的名字，希望师梅能够解答我的疑惑。然而我只看见季节更替后变得干枯的柳树和无言流淌的河水，哪有师梅的影子。

    回到家，母亲还没下班，我倒了一盆清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干净净，然后换上一套年节才穿的中山装和皮鞋，走到穿衣镜前，里面映出一个身材修长，青春帅气的年轻小伙儿，也许，这就是我今后的新形象。

    下午走进镇政府办公室，贺志文眼睛一亮说：“这样的人才放在那样的地方，真是暴殄天物。”然后说带我去见张副书记，张副书记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负责人，他说，我们今后的工作日程全部听他安排。贺志文接着神秘地说，这个人关系到你今后的命运，你要小心了。来到张副书记办公室，我看见一个面目和蔼，身体富泰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示意我们坐下。我们刚坐下，他电话就打完了。贺志文说：“张书记，我把小昝带来了。”张副书记看着我连说几个好字，然后对贺志文说：“你们下午到西南街办事处，采访对象已在那儿等着，这次材料多，任务重，小昝又是新手，但不管想什么办法，在会议前一定要把全部材料打印出来。”贺志文连连点头。

    镇政府派车把我们送到西南街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与被采访对象已在会议室等候，我们到后，负责人简单寒暄两句，就宣布会议开始。他讲了会议的目的，又讲了与会几位离退休老干的简短事迹后，我们的采访就开始了。第一采访对象叫赵进人，是粮食局退休干部，他退休三年来，协助居委会干部建立治保组织，帮教失足青年，并亲手抓获小偷五人。赵进人头发花白，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对他的采访没花多在力气，就告一段落。采访第二个时却遇到了一点麻烦，第二个对象叫孙子房，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他的事迹是疏财仗义，帮助村民致富。这位老人一看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管你怎么问，他总是说没做什么，还有“党教育我这么多年，这是我应该做的”等等，把人急得一身冷汗。看看天色已晚，只好明日再说。

    回家的路上，贺志文说这样采访不行，到时可能完不成任务，明天我们分分工，各采写各的，有问题再共同攻关，问我行吗，我说行。

    晚上我正在灯下整理采访笔记，师梅来了。她上穿暗红色纤维薄袄，下穿牛仔裤，身材比夏天丰满了许多，她进门就说，恭喜恭喜。我忙起身为她让座，她却径直坐在了床上，我问她喜从何来？她说今儿都上班了，还假装洋扮。我说是借用，又不是调走了。她说，你这一走十有八九不会回玩具厂了。我问谁说的？她说：“我爸爸说的。”她见我不信，又说：“镇政府的通讯干事要调到县委宣传部，他提议让你接他的手呢。”难道说是真的，怪不得贺志文一个劲地暗示我，说我会改变环境。

    “哎！你傻了！”师梅的手在我眼前乱晃，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师梅，也许这回老天开眼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我疯了似地捧起师梅的脸，狂乱地吻起来，直到吻得泪流满面。

    师梅用手一把一把地擦去我的眼泪，但汹涌的眼泪像流不断的河水，越擦越多，她索性把我的头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感受到女性胸乳的柔软起伏，听到另一个心脏的起搏心音，我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师梅慢慢托起我的头说：“想不到你这样激动。”

    我站起来，凝视着她的眼睛说：“你是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残疾人得到工作时的那种心情的。”

    七

    采访并不是贺志文想象的那样困难，交给我的任务，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我连采访带文稿全部拿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贺志文的了解逐渐增多，他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分在镇中教书，后因多次在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被镇政府调来从事专职通讯报道。有一次我去交稿后，他把我拉到一个小酒馆喝酒，酒至微醺时他说，他可能很快就要调到县委宣传部，他走后他已向镇上推荐我接他的班，他很欣赏我的才气，希望有一天我能从事与他一样的职业。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此言能从他嘴里冒出来，我仍然激动不已，我不顾自己酒量有限，借花献佛，连敬他三杯白酒，直把他喝得舌头变大，吐词不清。我想他可能也是高兴所至，俗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奇怪地是这一次我一点没醉。送他回家时他醉意朦胧地说，消息是透给你了，后面的事你自己要使劲，现在的风气……仅凭几句话有时是不起作用的……

    对贺志文的醉话我没理会，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使劲”。

    后半个月，我成了专职校对，会议的每一份文件都经过我校对后才能正式打印，这一段时间，我不是很忙，就抽空把会议材料改写成通讯给市报寄去，没多久就见报了两篇，此时离会期已经很近，贺志文看到后非常高兴，说是为会议营造了气氛，扩大了声势，张副书记见到我也连说好好。

    然而我却感觉不妙。随着会议的临近，我的使命已近完成，可是还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去向有明确表示。贺志文这两天的眼神躲躲闪闪，好像有什么心事，张副书记则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微笑模样，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的真正意图。

    这天，我把最后一份打印稿拿给张副书记审阅，竟意外地看见雷林从张副书记办公室出来，我忙叫了一声，雷主任，你怎么来了？雷林的脸色好像不大自然，他说，张书记找我有事。我看他穿一身崭新的西服，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他说没有没有，就匆匆告辞了。

    走进张副书记办公室，张副书记破例站起来，我把材料递给他，说：“张书记，这是最后一份材料了。”

    张副书记接过材料翻了翻说，好好，坐坐。并亲自倒了一杯水递给我，然后又说，小昝来镇上快一个月了吧？我说，差两天就是一个月。

    他又拿起材料翻了翻说：“好好，你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啊，这一段在镇上表现很不错。镇领导非常满意，从今天起你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我已给你们厂长联系过了，回去休息两天再上班。工资照发。啊？”

    从他开始讲话，我就注意地听，生怕漏掉一字，我知道他的那张嘴能决定我的命运，所以我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谁知竟是这样简单，这样简单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讲话轻言细语，面带微笑，给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亲切和蔼，温暖如春，为什么我竟感到声声如雷，浑身发冷？

    我机械地走出他那间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办公室，思维仿佛已经停止，后面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也没回头，我木然地迈动脚步走入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的车辆我都视若无物，直到听到一声剌耳的刹车声和粗鲁的咒骂，我也没回过神来，但我发现自己已扒在一部小汽车的车头。

    “你不要命了。”一个人一把把我拉了过来。贺志文满面通红，气喘吁吁地嚷道：“怎么我叫你几声都不理？”他把我领到路旁一个叫“静心轩”的茶馆里坐下。

    我凄惨地说：“贺老师，我要回去了。”

    他恼怒地说：“回去也不能往汽车肚子里钻啊！你怎能这样小肚鸡肠，像个女人似的。”

    骂得好！我无言望着他，酸楚地想，可我的苦恼有谁知道呢。师梅他们谁都认为我要调镇政府了，到头来却要灰溜溜地回去……

    “喝点水吧。”他把小姐上的茶朝我这边推了推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人有时候也不能太把有些事当事了，你明白吗？”

    他呷了口茶又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多挫折，就说我吧，下乡当过知青，回城当过砌工，但我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没放弃自己的追求，所以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苦涩地笑了笑。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当然你的情况有些特殊，不过不要气馁，你还年轻，大量的机会还在后面。”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口气，“这次也怪我太大意，原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知被别人钻了空子。这次调来的通讯干事，可能跟张书记沾点亲，从没写过什么文章，是个木工，据说这小子为了这个位置，很下了一点本钱的。哎，就是你们玩具厂的，叫……”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下午雷林从张副书记办公室出来时的情景。我说我知道是谁了，没想到他暗地里一直在和我竞争，而且不露声色地就把我打败了。他这样做的目的难道说仅仅是为了争夺一个职位吗？想到师梅有一段时间没与我联系，我不禁有些心慌。

    他继续说：“也怪你太缺少社会经验了，我曾间接地提示你要走动走动……”

    我站起来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贺老师，我失陪了！”

    丢下一脸愕然的贺志文，我急忙向玩具厂赶去。玩具厂依然是一幅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来到木工车间，没看见师梅，当然更没看见雷林。我问车床上的女工，她说，师梅已有几天没来了。我大声问，你知道她哪儿去了吗？她也大声说：不知道！出了车间，我不甘心，又来到厂长办公室，师厂长正戴着老花镜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见我进去，他抬起头说，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师厂长你知道师梅哪儿去了吗？他说你找师梅啊，师梅招工到县农行，她不到这儿上班了。我说对不起就退出来。

    雷林走了，师梅也走了，原来声色不动的人现在陆续都走了，而原来说要走的人却一步也挪不动，这个世界咋是这样反复无常？走出玩具厂大门，我的双腿重如千斤，天已黑，到处都露出星星点点的灯光，冬日的寒风像锋利小刀一点一点割剐着人们的脸庞，脸生痛，心更痛，我茫然地移动着脚步，不知不觉竟来到我和师梅第一次约会的柳树旁，此时的河边，已没有了夏日的喧闹，空旷的河堤上，只有光秃秃的树干相互陪伴。我在河边坐下来，任思绪随寒风在旷野里飞荡。

    我是不是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我是不是不该奢求其他人那样的幸福？我是不是不配爱与被爱？河面上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在飘飘落落，脖子里有一点一点的凉意正融化开来。啊，是下雪了！雪花先是像盐粒一样零零碎碎，稀稀拉拉，慢慢就变得如柳絮狂舞，再后来又仿佛鹅毛倾泄，大地霎时一片银白。漫天的大雪使我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我突然想起第一天上班母亲为我设宴的情景，那闪闪的泪光，那殷殷的期待历历在目。她难道愿意看到我在这一点点挫折面前就一蹶不振？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也许雷林和师梅才是天生的一对，我这样的身体，我难测的前途能带给人家幸福吗？我想，今后不管师梅对我怎么样，我都应该退缩，我还年轻，我要追求的应是事业而不是儿女情长。

    我站起身，抖了一下身上的雪花，好似抖去了满身烦恼，然后向回家的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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