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与自信的明帝国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寒冬，嘉靖皇帝朱厚熜在孤独中死去，享年59岁。这是一位孤独的皇帝，父母早死，子女们多殴，夫妻隔阂，君臣猜忌。跟大多数政治人物临死前一样，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京城对于他来说始终是客居。他的家乡在南方那个小城，那里才是他的家。但他不能像他的臣子那样到了退休年龄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只能在这里苦捱。
继承皇位的是嘉靖第三子朱载垕。他做了29年不明不白的储君。没有人知道他跟他的父皇见过几次面。他的父皇不是不愿意跟他见面，而是不能见面。因为在明王朝的皇室流传着一个咒语——二龙不相见。皇帝的冷淡是对儿子的保护。当朱载垕的儿子朱翊钧诞生后，这位皇帝依然表示出了淡漠。但是，他的内心是热乎的，是畅快的。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他必须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
我们讲这些，绝对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隆庆皇帝的性格。正是因为父皇的冷淡，使得这位储君一直在一种抑郁的环境下长大。他的性格沉默而寡欢，但也正是这种成长进程的不顺使得他有一种豁达的心境。他在这方面跟弘治皇帝一样能够容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隆庆王朝基本上改变了嘉靖王朝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开始恢复嘉靖朝以前的那种言路，君臣关系开始融洽，与蒙古人恢复了互市贸易，并解除了海禁。嘉靖死后，徐阶起草了一份遗诏。在遗诏中，嘉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自己过去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受到了奸人蒙蔽。本来打算改正这些错误，但时间来不及，所以留给后世纠正。并说道，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期间，因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并要罢除一切斋醮。因为这道遗诏，杨廷和、夏言、杨继盛、沈链皆被平反，还有一个人被放了出来，他是海瑞。
沿海的海盗虽然被俞大猷、戚继光、刘显剿灭，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海盗依然是个问题。谭伦在福建当巡抚期间，福建的海盗又猖獗起来。谭伦给朝廷打报告，请求在福建开关。帝国在严嵩主政期间，一直想在南北开放贸易，但都慑于嘉靖而没有施行。现在嘉靖既死，开放贸易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谭伦的报告被批准，朝廷在福建漳州开埠了一个月港，允许在月港从事私人贸易，但必须获得船引。起初对船引的数量和商船的吨位做了规定，但后来在这方面也渐渐放宽了。虽然只是在帝国的万里海疆开了一个小口，但它却吸引了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然而，这些白银既没有流入国库，也没有造福百姓，而是全部流进了私人腰包，帝国并没有收取关税的概念。
除了隆庆元年（1567年）的开关，跟蒙古人的互市也在考虑之中。因为明廷拒不开关，且杀死俺答汗派遣的使者，俺答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带兵破关，来到北京城下。整日深居西苑的嘉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手忙脚乱的他将怒火撒到臣下的头上。严嵩告诉他，蒙古人是来抢东西的，抢完了就会走。果然，蒙古人在京畿地区连抢8天。事后，嘉靖怒气难消，皇帝的尊严、天朝的脸面就这样被毁了。他将责任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并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处死。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人的兵锋让这位自负的皇帝清醒了。
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突然来到边关向明廷投降，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原来把汉那吉要娶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但俺答却将兔扯金的女儿许配给鄂尔多斯，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奔明廷。
明廷方面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前来关下要人，明廷方面不给。眼见无法，俺答顺势提出要求通贡、互市，恰巧明朝方面也早有此意。可以说隆庆四年（1570年）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竟然促使明蒙之间达成和议，不仅实行了通贡，而且还在大同开了马市。
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的子孙侄分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俺答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一次，每次不超过500匹，进贡人数不超过150人，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开设马市。这对长城内外来说的确是一件盛事，蒙古人激动了，俺答汗激动了，长城内外的老百姓都激动了。隆庆五年（1571年）的和议不仅结束了中断60年的明蒙互市，更是结束了长城内外200年的敌对状态。俺答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严禁蒙古各部落去明朝境内骚扰。明廷方面也禁止边军出边攻掠。
很快，边疆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大的市镇开始兴起，人声鼎沸，商贾如织，其热闹景象竟然不亚于中原各省。与此同时，一部分蒙古人开始南迁到长城内外过上了定居生活，唐元两朝的胡汉杂居景象再次在大明朝出现。长城内外又重现炊烟袅袅、人烟稠密的景象。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起来。边境经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边境贸易的繁荣，更是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运河也忙碌起来。长城内外既然恢复和平，帝国每年节省的军费何止百万，而且从边市中抽的税也颇为可观，帝国的财务顿时得到改善。
隆庆开关和隆庆和议标志着我们这个国家开始走向开放与自信。虽然这是由高拱、张居正、谭伦等能士推动，但这也跟帝国那个最高的统治者，那位垂衣拱手的天子不无关系。正是他的默许推动了这一切。治国很多时候并不复杂，只需要你头脑灵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隆庆朝的确是有弘治王朝的气象，皇帝不仅在对外问题上采取了灵活政策，他也做到了用人不疑。文有高拱、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谭伦，而这些人都是嘉靖时代就开始培养的人。尤其是高拱和张居正是嘉靖皇帝特意挑选出来充当裕王老师的人，这无疑是在给裕王培养一个班底。
徐阶与高拱的对决
隆庆时代的内阁班子并不团结，其倾轧情况比嘉靖时代更为激烈。因为隆庆时代的内阁班子有两个火药桶，一个是高拱，一个是张居正。两个人的经历相同，都是从进士到翰林院，然后再从六部入阁，缺乏挫折和地方的历练，所以稚嫩而偏激。高拱自恃是裕王的老师，嘉靖培养的下一代官僚，所以在严嵩时期高拱就展露了自己的性格。他对严嵩多嘲讽，严嵩也拿他没法。从嘉靖末年起，高拱作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已经跟徐阶产生了矛盾。他们的矛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性格上的，二是行事方式上的，三是学术思想上的。
高拱性格火辣，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徐阶性格阴柔，有话不说，这些都令高拱厌恶。高拱在行事方法上也是光明正大，敢想敢干，崇尚革新。而徐阶则显得患得患失，谨小慎微，因循守旧。在思想上，高拱是经世济用，而徐阶信奉的是陆王心学。徐阶曾多次在京城开展大规模的讲学活动，这些都令高拱十分反感。他跟张居正一样都是抵制书院讲学的人。
在高拱看来，这位徐首辅跟倒台的严嵩一样，一味地迎合皇上，压制言路，行为苟且。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弹劾高拱在内阁班房值班的时候经常私自回去会小妾。嘉靖对此并没在意，但高拱认为是徐阶指使。
世宗驾崩后，徐阶不与阁臣商议，私自拟诏，让嘉靖自己抽自己的脸。高拱对此更是怒不可遏，高拱认为徐阶此举彻底暴露了他的虚伪与狡诈。徐阶通过私拟诏书将自己迎合嘉靖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将那些被罢黜的官员召回来，那些人自然要死心塌地地替徐阶卖命。
隆庆元年（1567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考核不合格，皇帝征求众位大臣的意见。高拱说，胡应嘉没有人臣之礼，应该贬斥。就这样，隆庆皇帝将胡应嘉贬到外地为官。高拱对科道的言官向来没有好感。在他眼里，所谓的言官，都是为了自身团体的利益相互倾轧。高拱对胡应嘉的态度顿时令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高拱公报私仇。
事实表明，高拱对付言官的确比前朝的嘉靖、严嵩和后朝的万历都要厉害得多。他直接命令徐阶杖责这些损毁其名誉的言官，徐阶拒不执行。两人在内阁公开骂战。
高拱质问道：“先帝在世时，你献青词以取媚。现在先帝驾崩，你立刻倒戈。而今你结交言官来对付我这个当今皇上在藩邸的腹心之臣，请问是何居心？”
徐阶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并非背叛先帝。我私拟遗诏乃是替先帝收买人心。你说我写青词取媚先帝，我承认。但先帝在世的时候曾以密信给我，先帝说高拱上书说也想为斋醮尽一份力，问我可不可以。现在那份密信还在我那里，你要不要看一下。”
徐阶的回答将高拱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阶又说道：“你说我结交言官攻击你，天下言官那么多，难道我都能结交吗？我又怎么能让他们攻击你？即使我结交言官，难道你就不能结交？”
徐阶的一番回答让高拱铩羽而归。在这场斗争中，很明显高拱是仗着裕王撑腰，他才肆无忌惮。高拱在徐阶那里折了面子，自然要报复。隆庆元年（1567年）的徐阶已经是江南第一大富户，他的家庭拥有广阔的良田、成群的仆人，而且横行乡里。高拱就揪住徐阶家人的不检点予以弹劾。他不仅自己弹劾，还指使自己的手下弹劾。而此时朝廷里有大批嘉靖朝被罢黜的言官，他们受徐阶庇护得以重返朝廷，此时一个个摩拳擦掌。眼见高拱跟徐阶作对，北京和南京的官员集体出动。他们像疯狗一样攻击高拱。这种形势即使是有隆庆撑腰的高拱也抵挡不住。为了缓和气氛，出于保护高拱的考虑，隆庆暂时让高拱致仕。就这样，在隆庆元年（1567年），这位不可一世的内阁大臣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回家了。
高拱的离去绝对不意味着徐首辅的胜利，恰恰暗示着徐阶的倒台。隆庆对这位首辅并无好感。徐阶私自拟定的那份遗诏，隆庆虽然没说什么，但这也并不代表隆庆赞成徐阶的所为。嘉靖毕竟是隆庆的父亲，这种让死去的皇帝自己打脸的行为在帝国的每一个人看来都是好笑的。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与徐阶的较量可谓风雷激荡。隆庆对于言官一边倒的现象颇为警觉，他试图恢复嘉靖以前的那种宦官权力。例如，让宦官督导北京的团营和南京的振武营，徐阶都表示了反对。隆庆想去南海子游玩，徐阶也陈述不可。皇帝渐渐地开始厌恶并且疏远了徐阶。当徐阶觉察出皇帝不想再用他的时候，这位首辅便辞职了。此时，徐阶已经65岁，7年的首辅生涯，17年的内阁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虽然看起来很从容，但个中滋味只有徐阶自己能够体会。
在家中等了两年半的高拱已经是急不可耐。隆庆三年（1569年）的冬天，高拱接到了让他回京的通知，便不顾天气的严寒和新年的来临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京城。高拱的回京使那些曾经反对他的官员惴惴不安。徐阶已经不在了，高拱又为吏部尚书，曾经弹劾高拱的胡应嘉心里惧惊，在熬过几天的不应期之后，终于由于心中的巨大恐慌导致胆裂而死。还有一位弹劾高拱的官员欧阳一敬在归乡途中竟也由于惧怕而死。一时间满朝风声鹤唳，高拱对这种状况十分满意。满意归满意，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心腹之人放出了风声：“我高拱重回庙堂是要与各位休戚与共，过去的恩怨都已经过去了。”
高拱的安抚虽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但至少令众人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再辅以时日才能够慢慢平息。高拱既当国，他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作为吏部尚书，他将吏治作为首当其冲的改革方向。他推行进士与举人并举的用人方针，因为相比较进士群体来说，这个举人群体数目更加庞大，难免真玉掩埋其中。高拱还命各地建立人才储备库，实行公开招考人才的制度。对于吏部会推官员的制度也进行改革，他将私密的会推制度公开化。对于被罢黜的官员，高拱也亲自找其谈话，告之被罢免的原因，一时无人不服。高拱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吏考察制度，对天下官吏的品行每月一汇总，由高拱亲自过目，然后，年终再集中汇总，作为考核官吏的依据。
除了吏治之外，高拱在与蒙古人互市以及处理南方少数民族问题方面也颇有亮点。隆庆五年（1571年）与蒙古的和议虽然是顺应时事，但跟高拱的推动也不无关系。三边总制的都督以陕西跟宣大情形不同，不愿意跟蒙古人互市。高拱去信斥责，不久陕西省也开始开放边市。时贵州巡抚说本地土司造反，请朝廷派军进剿。高拱知道这通常都是地方官员没事找事。高拱保持了理性态度，派人去贵州调查，终于调查清楚真相，避免了无谓的战争。
高拱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其人毛病也不少。高拱性情火暴，处事操切，求治心切，对待下属刻薄，性格偏激，心胸狭小，好挟私报复。世宗死后，徐阶重新任用的一批官员，高拱尽皆免去。而在嘉靖朝跟随皇帝胡闹而被徐阶免去的一批官员又被高拱重新起用。高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出于隆庆皇帝的指使或者暗示，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但皇帝对于这一切肯定是默许的，在人事和决策上两个人是一致的。
事实表明，高拱、张居正这样的人的确比严嵩厉害百倍。昔日，严嵩当国，对官僚一味地忍让，才换来了官员们的攻击。最后，还是靠皇帝杀了几个人，才替严嵩解围。而高拱和张居正当国，真的跟官员们较起真来的时候，这些人便都没了脾气。
高拱仍有一件私事没了，那就是徐阶问题。隆庆五年（1571年），高拱让原苏州知府蔡国熙担任苏松兵备副使。这蔡国熙跟徐阶本就有矛盾，高拱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自然是让他对付徐阶。蔡国熙一直监视着徐府，终于他逮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将徐阶的两个儿子充军，一个儿子削职为民，没收了徐家的大批田产。徐家的子孙们抱着徐阶痛哭流涕。徐阶只好给张居正写了封信，让他居中调停。
张居正对高拱施加了压力，抑或者高拱自己感觉做得过分，便终止了对徐阶的倾轧和挤对。这倒令蔡国熙无路可走，他大骂高拱出尔反尔，卖了他。
高拱的专权与跋扈在帝国日益激烈，虽然跟官僚们一再起冲突，但他还是得到了隆庆皇帝的庇护。隆庆五年（1571年），随着殷士儋的致仕，高拱将保守派官僚全部踢了出去。此时，他算是真正的权柄在握，但他不知道一个隐藏幕后的人正向他伸出锋利的匕首。
海瑞的改革三十六条
嘉靖皇帝死后，骂皇帝的海瑞被放了出来，从此一路高升，隆庆元年（1567年）就做到了大理寺右丞。这些都赖于徐阶的提携。当时正值徐阶与高拱斗法，海瑞又开始炮轰高拱。事实表明，高拱正需要海瑞这样的人来对付。海瑞在奏书中说：“徐阶为首辅，天下开始出现治世的景象。徐阶不招权，不纳贿。而高拱性格狡猾而且凶，高拱的才具不足以担任内阁大学士。而且高拱指使爪牙将是说成非，非说成是。臣以为应该立刻罢黜高拱。”
海瑞的上书直接将高拱搞得没有脾气，就像打了高拱一个闷棍。隆庆三年（1569年），在高拱回朝的前夕，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
应天巡抚治所在苏州，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另外还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省税粮。
可以说帝国半数粮仓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分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让海瑞出任这个地方的巡抚，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徐阶已经致仕，肯定不会是他推荐的。高拱跟海瑞有仇，也自然不会是他的举荐。张居正向来看不起海瑞，他也不会举荐海瑞。所以海瑞此次出任应天巡抚，可能出自皇帝的圣裁。皇帝想利用这把利器去灭一灭江南那些豪绅的威风。
海瑞人还未到任上，其声势已惊涛排海而来。整个江南上空似乎是阴云密布，一些本地的精英分子似乎开始喘不过气来，一些当地的官员开始向吏部打报告要求调走，缙绅之家将大门由朱色涂成黑色，驻苏州的一名宦官将轿子由八人抬改为四人抬。
海瑞上任伊始，便发布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条：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意守节的寡妇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前往各地视察，地方官吏一律不许迎接；巡抚在各府县逗留期间，伙食标准为二钱至三钱银子，鸡鱼肉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公文必须写满，不许留白；知府和县令不许下乡，有事让吏传唤民众到场；境内停止生产一切奢侈品。
海瑞的这些条款显得古怪而琐碎，而且不近人情。
不久，海瑞又发布文告，要为那些因为破产失去田产的农户讨回他们的土地。在本朝，洪武皇帝曾通过武力手段革除士绅阶层，但到了明代中期这个阶层又死灰复燃，因为帝国的土地所有制仍旧是封建土地私有制。
有积蓄的自耕农或者政府公务员通常将钱以高息的形式贷给那些缺资金的农户。这些借钱的农户自然以田产做抵押。一旦还不起债务，所抵押田产自然归贷款者所有。但帝国的法律又规定，5年之内失去田地的农户可以以原价赎回。海瑞来到后便开始执行这一规定。
一时前来申请退田的人络绎不绝，巡抚衙门口挤满了前来要求退田的百姓。海瑞一个月居然收到要求退田的申请达几千份。这名官僚居然碰到了跟洪武皇帝一样的难题，那就是由于自身的理想化带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
这些要求退田的申请很多都指向一个人：前任首辅徐阶。徐家大约很久以前就从事高利贷生意，而且几代没有分家，到如今积累的田产已达6万亩。这倒令海瑞难办了，一方面徐阶对他有恩，另一方面自己政令如山，而且天下的眼睛都看着自己。
事实说明，我们的这位官僚并非一根筋，他也具备灵活性，只是看情况而论。他采取了折中办法。他令徐阶退了一部分田，又逮了徐阶的弟弟。这样既对老百姓有了交代，又维护了徐家的利益。
海瑞在处理徐阶问题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至少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处事秉公的人。前来申请退田的人越来越多，而海瑞也越来越有信心。他跟当初的洪武皇帝一样开始牵扯进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中去。
海瑞的行为终是触犯了士绅的利益。在他来江南的8个月后，终于开始有人弹劾他了。刑科给事中首先发难。他说，海瑞不识大体，不近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只能放在清闲的岗位，不能重用。穆宗皇帝并没有理会这些。他大概很享受地看着海瑞在地方上搞个不亦乐乎。
眼见刑科给事中的弹劾没起到作用，徐阶授意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弹劾海瑞。戴凤翔在奏书中说，海瑞“不谙吏事、鱼肉缙绅、沽名乱政”，而且还说，海瑞性情古怪，将自己的妻妾杀死。
虽然戴凤翔的弹劾具备代表性，但依然不起作用。皇帝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官僚依然庇护。但群臣对海瑞的态度却大大转变。当海瑞将矛头对着嘉靖的时候，众人还觉得有点意思。但当海瑞将矛头对准士绅集团的时候，他们发觉事情不是那么美妙了，因为政府官员的家庭多多少少也属这个集团。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人志大才疏，性格偏激，只会将事情办糟，所以只能闲用。海瑞在文官团体中树立的那种形象轰然倒塌。
有隆庆撑腰，仍然是没人能撼动他。但当高拱回朝以后，这一切就不同了。高拱是个睚呲必报的人。隆庆元年（1567年）海瑞对他的辱骂，他还记忆犹新。高拱担任吏部尚书后就发现了戴凤翔参海瑞的奏书。高拱立即做出批示，免去海瑞应天巡抚的职务，改任南京粮储总督。不久，高拱又免去海瑞督粮官的职务。见此情形，海瑞便辞去职务回到了海南。临行前，海瑞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隆庆年间的政治斗争仍然是血雨腥风，而且这种较量是在清流与清流、君子与君子之间，他们的博弈将会更激烈，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精彩人生。总体来说，斗争还是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进行。因为有皇帝的支持，革新派要顺利得多。跟前几朝不同的是，皇帝对这种改革派是始终不渝的支持。而且这种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也是前朝没有的特点。从隆庆元年（1567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是帝国的改革期。这场改革涉及军事、人事、经济方面。它在军事方面带来的私兵制，多多少少会提高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人事方面，主要侧重于对官吏的考核，这一点在张居正死后已经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主要是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赋税和徭役合并统一以白银缴纳。
这三方面的改革事实上都存在问题，有的还是灾难性的。军队的私兵化，会带来军队的官僚化，会导致将领的自保，而这又会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对官吏考核过严，又会导致弄虚作假和官员加大对百姓的盘剥；白银的货币化，又会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白银的货币化，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进往往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美好。它所带来的弊端会在以后显露出来。而这些或许又将成为各级官吏苟安的说辞。无论如何，隆庆时代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明帝国打破了祖制，南北同时开关。这完全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才是后世人应该关注的大事。
高拱的穷途末路
一直身体不好的隆庆皇帝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龙驭殡天。六月，10岁的明神宗继位，是为万历皇帝。
此时的内阁大学士有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守旧派在隆庆朝已经全部被革除掉，留下的都是革新派。但是，这个貌似整齐划一的革新派实际上早就出现了裂痕。
高拱与张居正虽然都是革新派，但两个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也不同。高拱是属于性格外露之人，行事较偏激，而张居正则内敛、稳重一些。张居正看不起高拱，他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准则。他对高拱的那一套很不以为然。虽然如此，但当高拱在隆庆一朝高歌猛进的时候，张居正对他也无可奈何。但他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高拱，时刻想着取而代之。因为他认为国家需要的是他，而不是高拱。
在处理徐华亭一事上，张居正第一次掣了高拱的肘，私下里张居正还对高拱这种无聊的做法进行了讽刺。这些话传到了高拱的耳朵里，高拱顿时对张居正不满起来。高拱让家里的奴仆在外面放出话来，说张居正收了徐阶三万金。眼见此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个人爆发了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两个矫情、虚伪的人长期以来刻意营造的互相尊重的形象在这一刻轰然倒塌。高拱又联想到户科给事中曹大野曾弹劾自己十大不忠事，弄得自己很狼狈；而这个曹大野是曾省吾的门生，曾省吾是张居正提拔的人，是不是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自己呢？想通了这一层，高拱对张居正越发嫉恨。
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高拱和张居正就是那两只虎。好在这么些年来高拱替张居正清除了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等仕途上的障碍，张居正也乐意看着高拱跟这些人斗来斗去。现在摆在张居正面前的就是高拱这一道障碍。扳倒了这道障碍，张居正就是帝国的首辅。
眼见隆庆皇帝身体不行，在隆庆六年（1572年）的时候，张居正就开始谋划。他开始跟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联系，并通过与冯保的联系加强了跟万历生母李皇妃的关系，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铁三角。这一切都在隆庆末年悄悄铺开，而高拱却浑然不知。
在隆庆逝世前夕，隆庆将后事托付给了高拱。高拱为辅政大臣，这是公开宣布的事情。宫内宫外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当皇帝殡天后事情又起了变化。
冯保在隆庆元年（1567年）就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事，成为内廷的第二号人物。不久，掌印太监的位置空了下来，按理冯保应该升掌印太监，但高拱不想让冯保权力太大，所以他推荐了御用监陈洪为掌印太监。当实践表明陈洪不胜任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这个时候，冯保对高拱的嫉恨已经达到了顶点。
虽然高拱曾在裕王的藩邸充当他的老师，但高拱与裕王的妃子李氏并没有建立一种很好的关系，他反而对裕王的妃子采取了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些对高拱不利的因素，统统被张居正利用起来成为自己的有利因素。
所以当隆庆皇帝龙驭宾天后，冯保突然颁布了隆庆的遗诏，说皇帝在遗诏中任命自己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跟高拱一起辅佐幼主。虽然高拱知道这是假遗诏，但也无法当面反驳，就这样冯保摇身一变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
冯张联手已经很显然了。高拱下定决心除掉此二人。他打算先扳倒冯保，然后再钳制张居正，但他对于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隆庆朝他想扳倒谁就扳倒谁，因为他是帝师，有皇帝庇佑。但此时早已不是隆庆朝，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高拱对此竟毫无感知，他仍旧像在隆庆朝那样大权独揽。
他还天真地以为张居正会听他的。他将弹劾冯保的事情告之张居正。张居正表面答应与他一起做这件事情，但是立刻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冯保。当高拱将请求抑制司礼监权力的奏书递上去的时候，冯保自己在上面批示“知道了”三个字然后打发了回去。人们纷纷说皇帝不同意裁撤冯保的权力，高拱暴跳如雷地说道：“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一定是冯保这厮自作主张。”
张居正听见后连忙派人进宫跟冯保商量，想把这句话为突破口作为倒高的关键。冯保将这个意见告之李太后，并获得太后的首肯。恰在这个时候，高拱又发动他控制的科道言官对冯保进行激烈地弹劾。
六月十日，在新皇帝的即位大典上高拱上了那道请求劾司礼监权力的奏书。六月十六日，宫中传出旨意，召内阁、五府、部院上朝。高拱兴奋异常，他认为是言官们的弹劾生效，皇帝要罢免冯保的官职。
待到上朝时，中官念道：“两宫太后懿旨，皇帝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欺吾母子，吾母子三人惊惧不宁，着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听完后面如死灰，汗如雨下，伏地不能起。后来还是张居正将他扶了起来。第二天，高拱就回到了家乡河南新郑。
事后张居正为了避嫌，还跟另一名内阁大学士高仪联名上了一道请留高拱的奏疏，但很明显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因为有先皇的庇护，高拱的仕途太过于顺利。他只知道蒙着头往前冲，从来不知道往左右，或者往后看看。他干倒了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威胁是谁，结果只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平心而论，高拱在隆庆六年（1572年）的所作所为的确过分。老皇帝刚刚殡天，新皇帝刚刚即位，他就将矛头对准后宫。谁都知道打冯保就是打太后，高拱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只是小孩子都能看出来的结果，可怜他却看不出来。
在帝国的300年中，高拱是最跋扈的官僚。至于人们所广为诟斥的严嵩连他的背影都摸不着。高拱敢公开发动大批言官对自己的政敌进行弹劾，乃至直接弹劾掌印太监。而你借严嵩一万个胆子他都不敢，他只会偷偷摸摸地跟皇帝苟且。所以，在宽松的政治氛围下，隆万年间的政治斗争远比嘉靖年间更加激烈和公开化。
很可惜，高拱到死都没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退休在家的最后6年只是在回忆那个官僚集团的叛徒张居正的点点滴滴。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最终发觉张居正在很早以前就给他使绊子，拿他当枪使，而且很早就开始跟冯保勾结。
另一名内阁阁臣高仪在听说高拱被逐的消息后震惊不已，竟然呕血而死。就这样隆庆时代留下的三名阁臣只剩张居正一人。也是很可惜，张居正最终也没有从高拱那里吸取任何教训。虽然他在生前没有遭到清算，但最终的结果比高拱还坏，因为他连累了子孙，让自己的后代成了贱民。这一切正应了那句话，同在官场，相煎何急。
高拱已被罢黜，张居正和冯保仍担心高拱东山再起，之前也不是没有过。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就被弹劾回家，隆庆三年（1569年）他又回朝。而如今张居正和冯保全靠那个女人的支持。皇帝年龄太小，对他们是什么态度还不得而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将高拱整死。
张居正和冯保买通了一名叫王大臣的智障人士，该人于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携带匕首，身着宦官服饰出现在宫廷，被冯保当场拿住。经过东厂的拷问，该人自称受高胡子（高拱外号高胡子）指使进宫行刺。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张居正、冯保为了置高拱于死地，设计了这么一个拙劣的计策。
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吏部尚书带头表示了反对，科道言官纷纷上书要求将王大臣从东厂诏狱中提出来，由三法司公开会审。张居正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此案已定，无须再审。双方相持了5天，越来越多的各部堂官、科道言官聚集起来替高拱鸣冤，张居正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派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会同冯保一起审。
会审开始后，冯保命人将王大臣拉过来开始打板子。王大臣大声嚷道：“说好了给我官做，为何要打我？”
冯保问道：“是谁主使你来的？”
王大臣嚷道：“是你主使我来的，你知道还来问我？”
冯保气得哑口无言，他又问道：“你昨天说是高胡子指使你来的，为何今日不说？”
“那是你教我的，我知道高胡子是谁？”王大臣反问道。
朱希孝见状不妙，恐怕王大臣将事情和盘托出，连忙将问案打住。问案结束后，冯保带着让王大臣强行画押的案卷进宫交给万历。万历刚看了案卷一眼，身边的一位七旬老太监就说道：“万岁爷，不要听他的。那高阁老是个忠臣，他如何会干这样的事？”
“冯家，万岁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辅佐他。那高胡子是正直忠臣，是顾命大臣，谁不知道？张蛮子夺他首相，故要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的官，你帮助他干吗？你身为内官帮助外官使坏，我们内官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这位老太监转脸对冯保喝道。
老太监的一席话让冯保大为沮丧。他匆匆退了出去，来到殿外又遇见司礼监秉笔张宏，张宏也说此事不可为。到了此时，冯保才打算放弃此事。冯保让人传话给张居正，说此事不可为。张居正眼见如此，也只好放弃。
张居正马上给科道言官传话，说此事我当为之，只保高阁老没事便可，你们不必再上本了。第二天，东厂诏狱将王大臣移交三法司，但王大臣已经被毒哑不能说话。在王大臣不能说话又不会识字的情况下，三法司只有将其判死了事。
万历年间开局就是血雨腥风，波谲云诡，这注定了万历朝不会平静。万历初年的高拱、张居正斗法，他们考虑的只是自身利益。所谓的人臣君子在这里面临千古笑谈的境地。
牢固的铁三角
万历初年的行政在一种牢固的铁三角下运行。它使国家能够集中力量推进改革，这对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对于这个铁三角应该持肯定态度，而不是纠结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太后李氏在不长的时间内经历了王妃、皇妃、太后的身份转变。李氏是顺天府郭县人，父亲李伟是泥瓦匠。因为家乡遭遇灾害，李伟带着全家到京城谋生。受生活所迫，李伟将李氏送到裕王府当丫头，李氏服侍的是裕王的侧室陈王妃。
裕王的正室李王妃曾生过一男一女。但在古代医术条件不发达，接生过程没有任何消毒的情况下，小孩子夭折很普遍。后来这一男一女都夭折了。侧室陈王妃曾生过一女，后来这女孩夭折，陈王妃再也没有生育。给裕王留下子嗣的只有这位进王府充当丫环的李氏。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朱翊钧诞生，朱翊钧的世子地位就此确立。后来李氏又生一子朱翊镠。
明王朝的皇子们大多跟平民家的女儿联姻，因为这是祖制。其目的就是让这些没有外援的宫中女人无法强大起来。而且，这些平民家的女儿大多也无政治斗争经验。不仅如此，公主也多是嫁给低级武官。所以，明代皇族们的生活并无太多的丰富色彩。
隆庆皇帝殡天时，李氏只有28岁，此时正处于母强子弱的局面，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面对明代复杂而散乱的政治格局，面对外廷咄咄逼人的文臣，李氏心中实际上是惴惴不安的。但她有自己的一套思路，首先稳定内廷，然后再稳定外廷。
为了稳定内廷，她选中了冯保，这位早就应该成为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被人称为冯大伴，因为在万历4岁到10岁期间，是他陪伴万历度过的。冯保是值得信任的人。而此时的掌印太监孟冲无论是文化还是才干，都不及冯保。隆庆死后，李氏很快以冯保取代了孟冲，稳定了内廷。
为了稳定外廷，她选中了张居正。同样，在万历4岁到10岁期间，也是张居正作为太子老师陪伴万历度过的。李氏对张居正完全信任。能够找到这样的老师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她感到非常满意，她将皇子的教育完全托付给了这位内阁大学士。
面对高拱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张居正、冯保的帮助下，她果断地剪除了高拱这个不安定因素，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内外廷同时稳定，帝国达到了一种新的稳固。
李氏这个女人对治国并无特定的看法，冯保也是如此。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一个人把治理国家的责任担当起来，而张居正恰巧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国家究竟如何治理，他们并无想法，他们也只有给予张居正无条件地支持。
万历第一个十年，表面上看是张居正在主导一切，实际上这都是这个女人在背后操作。她谋划了万历朝的开篇宏局。她对张居正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当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士绅的利益，也是她在背后支持，抵住了潮水般的攻击，使得这种改革能够推进下去。这是她的第一个伟大之处。
她的第二个伟大之处，是当张居正死后，冯保被罢黜后，她自觉地退居幕后，从此不再多发一言。在英国女王已经御国的59年时间内，她之所以得到尊重的原因，也在于她对政治不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位李太后很清楚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皇帝已经成人，不需要再扶着走。社会舆论的日益宽松，已经容不得内宫的干政或者权臣的出现。这位太后非常有自知之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她较高的素质。
李太后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以70岁高龄逝世。她跟她的儿子一起经历了这个漫长的万历时代。
冯保是河北深县人，由于就近原则，明代中后期大多数宦官来自这个地方。冯保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大概在进宫之前就是个读书人。同时，冯保在书法、音律、绘图上都有一定的造诣，《清明上河图》至今有他留下的条款。
冯保的文化水平较高，办事稳重干练，嘉靖年间他就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年间更是掌东厂事，但因性格狡黠有余，忠厚不足，故而与高拱不合，也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但是，隆庆年间他跟李皇妃以及张居正却保持了一种良好关系。
万历初年铁三角中的冯保是最难琢磨的一个人。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冯保也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如果不是宦官，他也许能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在这方面，他跟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是何其相似。这些来自底层的宦官，因为没有出路，只好进宫成为阉人。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何其不想娶妻生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既然搞清楚了这一层，冯保对张居正的改革毫无保留地支持也就不难理解了。冯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如果换作王振或者刘瑾，断不会自己充当陪衬，全力支持对方。所以，冯保跟李太后一样，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冯保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小皇帝的教育尤其重视。这一点跟王振有些类似。他并不是为了讨好皇帝而放松对皇帝的约束，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更显出他的高风亮节。冯保从来都是督促皇帝学习，限制他玩耍，对引诱皇帝玩耍的太监也进行责罚。有一次皇帝醉酒后杖责太监，冯保偷偷告诉了李太后，李太后竟然让皇帝下罪己诏。
铁三角中的第三角是张居正。张居正的先祖是跟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后来成为湖北秭归县的世袭千户。到了张居正这一代，由于曾祖父是庶出，无法继承官职，便迁到了湖北江陵。跟明代大多数的内阁学士一样，张居正小时候就显示出聪慧的特征，12岁他考中秀才，13岁参加乡试。虽然此时张居正也够格成为举人，但湖广巡抚想让他多磨炼两年，所以在16岁那年他才成为举人，23岁那年成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也跟明代大多数知名的大学士一样，这位张首辅也是经历了进士、翰林院、部院、内阁的仕途过程，其间没有任何的挫折。跟谢迁、杨廷和、夏言、高拱一样，这类仕途顺利的官员行事专制而且偏激。相反，有着挫折经历和地方经验的严嵩、徐阶则要圆润得多。
在翰林院的17年，张居正一直是冷眼旁观，因为对于朝政他根本插不上手。但他也是有收获的，他获得了徐华亭的注意。但徐华亭本人也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更别说张居正了。他们所做的只有等待。
由于在翰林院长期得不到提拔、重视，张居正竟然心灰意懒，请辞归家。在江陵过了几年平淡的生活后，不甘心的他又回到北京，哪知竟然时来运转。嘉靖让编修《承天大志》，徐阶推荐了他。张居正出色地完成了编撰任务，此举获得了嘉靖的注意。嘉靖终于发现这位翰林是个人才，于是便有意将他培养成裕王将来的班底。皇帝让他入裕王的府邸成为裕王的侍讲。这是张居正一生的转折点，说来还是出自嘉靖的安排。
隆庆年间，张居正很快成为内阁大学士。他还负责朱翊钧的教育。这个时候张居正依然没有显露出他的个性。当徐华亭致仕、高拱还朝后，这个时候张居正才逐渐显露出他的个性。尤其是万历登基后，扳倒高拱的路上再无障碍，张居正开始显露出他的政治手腕。
经过20多年的隐忍、等待、揣摩，张居正对于治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思想。他将自己的一套理念强势地推了出去。
张居正身材高大，目光深邃，气场十足。他能够震慑住帝国的所有人，包括那个小皇帝和他身旁、身后的人。在张居正生前无人敢反对他，人们只好将这种不满压抑在心底。一旦他死后，这种不满最终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万历年间的第一个十年，最高指挥者、内廷、外廷由于共同的理想与相互的需求，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形成一种铁三角。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铁三角，才使得万历开局的政局相当稳定，也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进。所有阻碍变革的势力无不在这个铁三角面前撞得粉碎。但随着那个孩子的成长，这个铁三角终有被冲破的一天。
可怜的皇帝万历
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他诞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并且存活了下来。嘉靖虽然对此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神态，但他的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要激动。裕王的长子早夭，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无疑成为王朝的世子。
由于良好的成长环境，朱翊钧不似其他皇帝那样从小就担惊受怕。他跟宣德皇帝、正德皇帝一样很小就显露出聪慧的性格。大约三岁半的时候，他就能够读书。老师张居正对他的管教极其严格。小皇子学起习来也是极其刻苦，每天清晨5点钟他就起床。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等在殿外，小皇子开始背书。7点钟开始进早餐，吃完饭休息一下，8点钟开始一天重要课程的学习，学习的内容自然是以四书为主。这样到了12点钟开始吃午饭。下午从2点钟又开始学习。虽然下午的学习较上午轻松，但也需要对上午的学习内容进行巩固、提高，这样一来，下午小皇子也没有玩耍的时间。
日子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在单调中度过。小皇子每年只有3天的休息时间，那就是春节、父皇的生日、自己的生日。即便是在这3个休息日，他也要参加各种礼仪活动。虽然他在出阁读书后，很快当上了皇帝，但过的依然是这种日子。在这方面，皇帝这种公众人物远没有普通老百姓活得自由。
我们这位皇子对于读书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他对身旁的人极其尊重，他甚至能替别人着想。一天皇子在殿外遇到了张居正。他向张居正问道：“先生良苦翊赞。”张居正回道：“愿殿下勤学。”一日皇子看见父皇在宫殿内骑马，朱翊钧说道：“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摔倒了怎么办？”
朱翊钧是一个极其孝顺的孩子。每天清晨在早饭之前，他都要去西宫向母亲请安，然后由母亲带着自己去向坤宁宫的王皇后问安。
朱翊钧登基后对他的元辅张居正极其尊重，遇事都跟他商量。一次万历在文华殿听课完毕，听说张居正腹部疼痛，他便亲自下厨调了一碗辣面，而且亲自看着张居正吃下去。皇帝与张居正之间最令人关注的事情还是开了经筵之后，一天他对张居正说道：“昨日的讲官讲《大学》的时候讲错了一个字，我本想纠正，但恐怕会让他没面子。”
张居正回答道：“讲官小心差错，出于无心之过，望圣上宽容。”
万历点头答应下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万历作为一个登基不久的小皇帝在听经筵的过程中竟然一丝不苟，连讲官说错了一个字他都能听出来。小皇帝不仅读书认真，对于一些问题他也勤于思考。当看见周公和孔子的像立在文王的两旁时，皇帝问左右的臣子：“二圣人为何要旁列？”身边大臣连忙回答：“周公和孔子虽然是圣人，但他们是文王的臣子，故而要旁列。”
皇帝不仅刻苦学习，对于国家的事情他也有自己的主意，并不是完全听从太后或张居正的意见。隆庆六年（1572年），御史胡涍上书以天象示警建议万历释放宫中的宫女。按理说，此举对于一个新继位的皇帝来说是义举，这样做可以将那些年老色衰的宫女放出宫去嫁人。但皇帝对此事自有看法。他说：“如今宫中只有宫女千人，侍奉两宫太后，执掌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尚且不够，更别说要放她们出去。而且有些宫女年纪大了，出去也找不到人家，而且可能还没饭吃。”所以，针对这个提议，万历乾纲独断地给否决掉了。我们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刚10岁的孩子的思维。
除了我们讲述的这些特点，这位天子还十分仁慈。太宗皇帝篡位后，不承认建文年号，硬将洪武年号延长了四年。建文皇帝和建文往事成了我们这个帝国所有人不愿意触及的伤痕。但我们这位皇帝却试图在这方面能够正本清源。
在万历登基的头一年，他就下诏在为建文皇帝殉节的文臣家乡建表忠祠，而且给他们的后裔抚恤。万历二年（1574年），皇帝又问张居正建文的下落。虽然这个时候皇帝显示出了对建文的关心，但他终究还不敢迈出那一步。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恢复了建文年号，将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去掉。后来在弘光年间，帝国才最终给建文上了一个完整的庙号、尊号、谥号，入继太庙。
我们这位皇帝除了这些性格特点外，他还有一项特长，那就是写大字。隆庆六年（1572年），一次在文华殿读完书，皇帝突发兴致，他让讲官们看他写字。他将纸铺在地上，提起粗粗的毛笔写下几幅直径在一尺以上的大字。他给张居正写的是“元辅”“良臣”。众人拿着皇帝赐予的大字激动不已。他们为皇帝的天资聪颖兴奋不已。之后，皇帝不断地在群臣前露手，终于导致张居正对皇帝的劝诫。
“陛下，你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你天纵才华，但是，作为君主不应该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应该将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你难道忘了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的教训吗？”张居正说道。
张居正的话令这个孩子打了一个激灵。他真没想到自己写字竟然也跟亡国之君联系到了一起。他也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处处受到约束。从此，他再也没有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特长。他的这一兴趣也就被生生地扼杀了。即使在张居正去世以后，他对此也再无兴趣。
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关于这个年幼皇帝的一切都不符合一个孩子的本性。为了展现他合格君主的形象，抑或在太后、张居正、冯保的高压之下，他将一个孩子的天性全部隐藏了起来，去默默地接受一切。但在这种承受之下，孩子的天性还是会偶尔暴露出来。
万历三年（1575年）的元宵节，皇帝想放烟火乐一乐。但前几年的元宵节放烟花活动都被张居正禁止了，今年他小心翼翼地征询张居正的意见。
“元夕鳌山烟火祖制乎？”皇帝问道。
“非。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靡费无益，是在新政所当节省。”张居正说道。
小皇帝满怀期待的神色黯淡了，半晌才说道：“然。”
虽然皇帝像在其他事项上接受张居正的主张一样接受了这次禁止燃放烟花的主张，但皇帝内心深处已经对张居正不满。这种不满皇帝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会经过日积月累最终以极大的破坏力爆发出来。而此时的张居正却浑然不觉。如果有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又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在旁边，那么，他就会抓住这些机会，慢慢地，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向皇帝进言，最终搞垮张居正。
皇帝的恭顺绝不意味着这是他的天性。他跟弘治皇帝一样是受压抑的君主。他们本应该有真性情的一面，但特殊的身份和儒家行为规范限制了他们展现自身真实的一面，随着万历六年（1578年）皇帝的大婚，这一局面开始改观起来。
由于皇帝已经成家，他脱离了后宫的监督，可以独立跟太监和宫女在一起。这些从民间来的人自然懂得生活的乐趣。他们知道如何引导皇帝一起玩。从这个时候起，皇帝才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很精彩。他经常身着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宫女、宦官的簇拥下，在宫内横冲直撞。他也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跟宫女们一起搂搂抱抱。他或者看着太监、宫女们表演戏曲，或者加入其中。
万历八年（1580年），皇帝已经17岁了。在一次夜宴上，皇帝喝得大醉。他兴致盎然，让两个宫女唱曲，两名宫女推说不会。皇帝不禁勃然大怒，他为宫女拂了他的意思而感到愤怒。皇帝已经怒了，但宫女、太监们还在那里笑。皇帝不禁将桌子一拍，大声喝道：“拉出去斩首。”
太监、宫女们这才慌了。两名宫女立刻跪下求饶，太监们也纷纷求情。眼见这些人纷纷讨饶，皇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便松了一口气，说道：“本来你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但今天以割发代罚。”
说完，皇帝亲自拿起剪刀从两名宫女头上各取下一缕头发。这些做完后，皇帝憋不住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看见皇帝突然发笑，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皇帝扭转头看见那几个求情的太监，不禁又发脾气道：“你们几个着实可恶，给我拉出去杖责。”
也许多年后，你会发现，这位皇帝只适合做一个富贵家的孩子，他并不适合当君主。万历八年（1580年）的这场闹剧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冯保将皇帝的行为告诉了太后。太后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身着一身素衣，去掉所有装饰，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她威胁道，要废掉朱翊钧的皇位，立他的弟弟潞王为帝。皇帝立刻慌了，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慈圣皇太后面前苦苦哀求，他甚至在跪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获得了太后的原谅。
事后，李氏跟张居正、冯保商量，将皇帝身边的那些活跃分子全部斥退，代之以翰林院的学士们充实他的闲余生活。就这样，刚刚体会到人生乐趣的皇帝又被更多的儒家经史子集所充斥。
万历八年（1580年）的事情在皇帝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痕。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在正常氛围下度过必然会对他的身心造成伤害，并在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出来。而由于他的皇帝身份，这种伤害会放大到整个帝国，给整个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
表面平静的万历八年（1580年），一个小事件最终成为后面一系列大事件的诱因，并使得帝国几十年来运行疲惫。
张居正改革
这一节主要讲述元辅张居正的十年执政策略。在这十年中，张居正在旧有的体制下，使帝国的运行效率达到了极致。这种运作的特点是依靠人事任免和文牍主义，而不是军事专制。此时国家似乎又重回洪武之治的局面。但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对旧有体制的弥补。他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在洪武皇帝手中。但是，即便这是一种弥补，也使得帝国积累的粮食和白银数年用不完。所以，如果使国家的税制更合理一些，就不至于让少数人将资源占据，再辅以高效率的行政体制，那么，这个国家将会何其强大。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能。
张居正首先搞的一个名堂叫考成法。我们都知道官场上的官僚习气乃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人们都有惰性，但这种官僚积习绝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以拖拉，所以即便是这种积习也能够保持政治的平稳运转。一旦上面的压力施加下来，就会导致所有的官员忙碌起来，并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他们会将自身的这种压力分摊给治下的官吏，再由治下的官吏分摊给帝国的全体国民，并最终使整个帝国处于一种紧张与忙碌的状态。张居正的考成法就是这么一个方法。
张居正将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合二为一，内阁下面是六科，六科下面是六部、都察院，部院下面是督抚，督抚下面是府州县。每个衙门有三本账，一本账留底，一本账在内阁存底，第三本账在自己的上级部门那里。府州县对督抚负责，督抚对部院负责，部院对六科负责，六科对内阁负责。各个衙门将每个月完成的任务写在账册上，每个月上级衙门都要亲自检查，然后核销，将核销的结果上报内阁，内阁再予以最终核销。在这种直线中，六科是关键，它拥有检查整个帝国的权力，以免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六科是洪武皇帝的独创，它是按条线成立的跟六部相对应的六个部门。它的给事中是正七品，但它有封驳帝国一切行政命令的权力。洪武皇帝喜欢用这种位卑权重的部门制衡一切。本朝的监察系统较前代比是最完备的，也是最厉害的。除了谈到的六科，还有遍布天下的御史。洪武皇帝甚至鼓励官员之间互相告发、诘奸，所以身为帝国一分子的官员可以弹劾任何人，包括皇帝。一旦有官员遭到弹劾，无论他是什么级别，都要回避，等待皇帝任命的调查组做出独立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被弹劾的官员甚至还要做出解释，一旦遭遇到激烈的和群体性的弹劾，即便是毫无错误的官员，也会因此而辞职。隆庆元年（1567年）的高拱就是例子。
在这个监察系统和纠劾系统空前完备的王朝，可能会杜绝腐败和渎职，但也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使得他们不敢实心用事。而张居正在他的考成法中将行政、监察合并成一条线，无疑是废除了洪武皇帝制定的权力分权与制衡原则。这更是对秦代以来建立的丞相与御史台分权制度的打破。在这方面，张居正本人专制到了极点。这说明他的专制程度比前代的丞相更加强烈，而这所有的行为都是对宪法空前的违背。
张居正的这一项改革措施顿时使帝国所有的官员忙碌起来，行政效率大大提高，积压几十年的奏章也都得到了迅速处理。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张的这一改革措施具备了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问题就在于制度的僵硬性，没有回旋的余地。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他们戍守渔阳，由于下雨，道路泥泞误了日期，按照法律当斩。既然逃不出一死，那还不如造反。而考成法的僵硬性在这里也显露无遗。此法运行一段时间后，各级官吏为了保证限期内完成任务都开始层层摊派，最终摊派到百姓头上，导致了基层的混乱。这样一来，就冲击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最后导致流民的出现。所以，在张居正死后，这一不合时宜的考成法被迅速废除。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只能是导致官员罢官，农民罢产，帝国顿时大乱。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经受不起检验的，无论它的理论如何完美，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到头来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张居正的第二项改革是一条鞭法。明代的赋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物缴纳的物品。你从事何种生产，就缴纳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另一部分是无偿服徭役，也就是干活。这种措施能够稳定农业生产，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也有利于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的推进。但当帝国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流入的增加，白银在交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帝国对银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一切都使得实物税跟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拍了。
前面说过，在宣德年间皇帝派周忱去江南处理官田税赋过重的问题。为了给农户减负，政府同意以银子、棉花充当粮食缴纳。而嘉靖年间由于财政危机，为了增加收入，严嵩开始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也就是将实物赋税和徭役全部折成银两，按田亩多少征收。这样一来使税收的征收变得简洁化，农户也不必再受力役之苦，也不用再负担税粮的运输，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是这样，但对于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章节中再详细论述。
虽然嘉靖年间在江南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真正大规模进行还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主政时期，帝国开始从南到北系统地推行一条鞭法，从此带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无田的农民不必再交纳税款，地主也无法再逃脱税款，对于税银的官收官解也避免了里甲、胥吏的盘剥。政府使用劳动力不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付银子。这也促进了工匠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繁荣。
除了这两项改革外，第三项值得一提的就是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由于新开垦的土地、被整理的土地、被兼并的土地以及自耕农挂在士绅名下的土地，这些土地都会被从鱼鳞图册上去掉，所以历代改革无不将清理土地作为查察的重点。在本朝刘瑾、张璁都将清查土地作为他们革除利弊首当其冲的事情，但由于他们将清查的矛头对准皇庄和军屯，所以最终无果而终。刘瑾甚至因此而引发兵变，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的下场。
对于这些情况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并不考虑这些。另一方面，他也是有的放矢。他并没有将清查的重点对准棘手的皇庄和军屯，而是对准了一般官绅之田和民田。最为关键的是后面有皇帝强大而毫不怀疑的支持，这跟正德、嘉靖年间完全不同。
虽说如此，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也是正常的。松江知府、池州知府、安庆知府、徽州知府相继受到处罚，建德县豪民徐宗武阻挠清丈而受罚的例子也在帝国广为宣传。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清丈田地得以迅速推进。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已经全部清丈完毕。万历清丈是自洪武清丈以来全国最大范围内的一次清丈。此次清丈增加田地面积100多万亩，它直接带来赋税收入的增加。张居正使摇摇欲坠的国家重新稳定起来。
万历新政虽然有皇帝的支持和张居正本人强势的推动，但这并不代表新政就没有阻力。张居正的新政尤以考成法受到的非议最大。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书反对考成法。他说：“政严则苦，法密则扰，非所以培元气存大体也。希望本之和平，依于忠厚，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余懋学的上疏直指考成法。本来六科在这场考成法中是既得利益者，现在连六科官员都反对，更别说底下的官员。张居正似乎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他不禁勃然大怒。万历对余懋学的上疏也十分愤怒。他认为余懋学受别人指使，乃至可能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便将余懋学革职为民。
余懋学对新政的反对只是开了一个头，真正将反张运动推向顶点的是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刘台上了一道5000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在这篇奏疏里刘台系统地说明了张居正如何擅权、如何违背祖制。
刘台说道：“自从成祖设置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无不惴惴不安，千方百计避宰相之名，而你张居正不仅不避宰相之名，还以宰相自夸，天下臣工畏你者甚于畏陛下，感你者甚于感陛下，你的改革、你的新政完全是颠乱祖制。”
接着，刘台又将张居正专制、跋扈的事情一一列举。可以说刘台对张居正的弹劾不像以前的言官那样含沙射影，顾左右而言他，他直接赤裸裸地对张居正进行攻击。更为犀利的是他抓住了张居正扰乱祖制这个要害，而且总结得很到位，可以说是一击而中。他更是露骨地指出张居正夺皇帝之威，此举既是事实，又能在皇帝与张居正之间构成裂痕。但万历明显没有上当。他表现出了比张居正更强烈的愤怒。因为这位皇帝也是求治心切，他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大治，任何诋毁张居正的话他都不能够容忍。
刘台的弹劾的确厉害。这道奏疏一上去，立刻使官员开始跟张居正保持距离。上朝的时候人们不敢跟张首辅答话，昔日门可罗雀的张府变得日渐冷清。它甚至迫使张居正主动辞职。张居正跪在皇帝面前大哭不肯起，以此逼迫皇帝对刘台进行处罚。这个时候皇帝也意识到需要对刘台进行严厉的处罚，不然的话有可能断送了正在进行中的万历新政。
皇帝命令锦衣卫将刘台从辽东带到京师来，关到镇抚司诏狱拷打。刘台在狱中并不屈服，拒不承认错误，乃至破口大骂张居正。眼见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张居正也到皇帝面前求情，万历只好顺水推舟将刘台削职为民了事。皇帝想通过严惩这些抗议者，来使得张居正继续为帝国服务，同时也是对其他反对者的威慑。
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帝国粮仓所积累的粮食已经足够9年使用，北京、南京以及其他一些省份储存的银子达到创纪录的1000多万两，大明帝国似乎重回历史之巅。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在旧有的体制下将农业税收发挥到了极限，面对蓬勃发展的商业、不断增加的商业人口，他并没有在增收商业税上有任何建树。这种旨在节约开支和增加农业赋税的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带来财政的节约，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自然灾害或大型工程建设，这种财政结余就会迅速化为乌有。
另外，财政的节余也跟开放边市导致北方军费削减有关，再加上一批士兵开始屯田，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军费。无论如何，张居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短时间内刷新吏治，整顿田亩，都是值得表扬的。他所积累的钱粮延长了帝国的寿命，也是一种可能的事情。但张居正死后的结局，以及他实心用事遭来的唾骂，都使得在张居正以后再也无人敢实心用事。从这方面来讲，似乎又起了副作用。历史的确是诡秘的，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价。
夺情危机
刘台被罢免后，群臣对张居正敢怒不敢言，只好将对他的不满暂时压制下来。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张居正即将面临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本朝以孝治天下，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家守孝3年。此举是定制，任何人都要遵循。一旦违背这个规则，则会面临舆论指责，在史书上也会留下骂名。
张居正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这个消息所有人都知道。张居正自然心理也有数，他或许已经想好了对策。那些反对张居正的官员正在默默地看着他。无论张居正采取何种措施，在这场危机中他都是一名输者。
如果他真的回家丁忧3年，那么这3年别人就会取而代之，新政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果他不回家守制，则会给别人以口实，在官僚群体中失去信誉，而张居正本人也无法再理直气壮地约束别人。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逝世。这一天终于来到，张居正对此早有安排。他先让户部侍郎李幼孜上疏提倡“夺情”一说，也就是皇帝夺官员回家守制的情。接着，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又援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等内阁大学士夺情的成例。既然有了成例，这事情就好办得多，直接依照执行就是。所以皇帝就批了张居正七七四十九天的假，让他回去处理完丧事就赶回来。虽是如此，但张居正还是故作姿态地上疏要求回家守制3年，君臣就这样来回表演了几个回合。
但这个时候恰逢皇帝大婚，于是张居正每日穿着丧服在内阁办公，并开始筹备皇帝的婚事。张居正此举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张居正“忘情贪位、厚颜就列”，并有给事中、御史开始弹劾，指出张居正正在服丧期间，不应主持喜庆的活动。
翰林院侍读王锡爵代表群臣来见张居正，希望张居正在皇帝大婚期间回家乡去安葬父亲。张居正听后神经错乱似的跪在地上拿起一把裁纸刀放在脖子前，对王锡爵吼道：“我想回去奔丧，但圣上不让。而你们又来逼我，干脆把我杀了好了。”
很多史书对这一段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再联想到张居正曾在皇帝面前长跪不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位首辅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小孩脾气。在这场夺情斗争中，先后有5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长安街遭到了公开杖责。在官员们的痛苦声中，在鲜血淋漓中，群臣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一直忙到万历六年（1578年）的三月，皇帝大婚完毕，张居正才启程回乡。张居正出行的规模无异于皇帝，旌旗招展，三十二人抬大轿，沿途修理跸道，整理驻跸场地，宦官、锦衣卫，还有戚继光派的火铳手随行，沿途官员皆跪迎，一路上所食、所用更是不胜枚举。虽然不及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的场面，但就排场和沿途官员的重视程度来说远远超过正德皇帝当年的南巡。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张居正走到哪里，内阁就流动到哪里，四方奏章全部是快马加鞭交递给他，然后由他在轿中现场票拟，再送司礼监批红。即便北部边疆的总兵官们也是直接将邸报传递给这位首辅。虽然他还是在外出途中，但他仍然能将整个帝国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这绝不意味着这位首辅有多么大的能耐，而是有人希望他这么做。从皇帝对他的数次庇护，以及君臣之间的惺惺作态，都可以看出皇帝对这位首辅绝无好感。皇帝只是需要张居正来治理国家，所以对他不断安抚。张居正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皇帝就会将他一脚踢开。可惜这位元辅大人精于政事，昧于事故，过于顺利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张扬跋扈，更使得他愚蠢而可笑。
到了张居正安葬父亲那天，皇帝派去的宦官、随行的锦衣卫以及四方官吏全都到齐了，唯独少了湖北当地的巡按御史赵应元。张居正归乡途中一切顺利，唯独遭此变局。这个赵应元狠狠地扇了张居正一个耳光，这令张居正颇为不快。有好事的官员专门跑到赵应元府上去探路，结果让赵以生病为理由又给回了过来。这样一来令张居正更无脸面，他便发动御史陈阶弹劾赵应元。奏疏一上去，万历立刻将赵应元革职。
赵应元只是由于不参加张居正父亲的葬礼便被革职，此举的确是个大笑话，这成了大明王朝放的最大的一颗卫星。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表演正是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惶恐，那种因为张居正过于跋扈而带来的惶恐。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赵应元被罢官的确在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很快，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澄清此事，并弹劾张居正。这是比刘台的弹劾更厉害、更到位的一次弹劾。这场弹劾使形势更加明朗化了，它直接撕破了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那层伪装，可怜的张居正竟然还是无所察觉。但由于这次弹劾，竟然也使得这位元辅感到了害怕和不安。
王用汲首先说明了这次事情是怎么回事，是由于赵应元生病而不能参加。有人因此而参劾赵应元，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赵应元得罪了张居正。接着，王用汲又更进一步指出，近些年来遭到处罚的官员都是因为得罪了张居正，而得到升迁的官员都是因为讨好张居正。
接下来，王用汲的话更有震撼力。他说道：“陛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你不处理政事，把事情都交给张居正。你天资聪颖，何不自己学着处理政务，阅读奏章，何必把事情都交给别人呢？”
应该说王用汲的这段话最具杀伤力，这直接表明了张居正权力的非法性，剥夺张居正权力的法理性。我想，万历皇帝看到这道奏疏的时候大概心中感到好笑。“你们这些臣子哪里懂得朕的心思？朕就是要让张居正替朕治理天下。朕可不想一个人跟你们所有人较劲。”皇帝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万历指使内阁辅臣张四维将王用汲免职了事。
张居正在江陵待了两个月，五月份开始启程，排场更大。沿途的藩王、勋爵皆出城迎接，行拜谒礼，其规制竟然超越了正德皇帝。张居正僭越至此，其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居正回京后看到王用汲的奏章，他既惊又怒。张居正一方面指责张四维处罚太轻，另一方面上疏辩解。从张居正上疏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人的狂妄与无知。
他说道：“如果陛下认为臣不贤，那么，尽可以罢了臣。如果陛下认定臣是贤臣，陛下高高在上，很多事情不知道，不把事情交给臣那要交给谁。先帝死的时候亲自抓着臣的手将陛下托付给臣。如今这天下大事，除了臣又有谁能担当。”
我想，万历看到张居正这道奏疏的时候，的确对这位首辅有看法了。他大概将这道奏疏交给李太后看了，也许母子俩对这位首辅有了共同的看法。但是，皇帝还是对张居正进行了安抚。虽然此后再无大的弹劾张居正的事件发生，但他明显收敛得多。一方面是王用汲的弹劾直接说出了人们心中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事情，一旦这些事情被挑明，则会使气氛变得尴尬，甚至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是通过官员们的不断上疏弹劾，使得张居正也开始明白过来，开始谨慎起来。
从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虽然这位首辅仍在尽心尽力，仍在呕心沥血，但属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所幸的是他仍旧一如既往，大概这真的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
倒张清算
万历十年（1582年），长期操劳的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他死后，皇帝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张居正的死对皇帝来说，对帝国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时候皇帝已经20岁了，正式进入亲政期，君臣关系也进入变化期，张居正的退出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君臣关系将会以一种更加尴尬的方式终结。
万历亲政，张居正留下的影响仍在，而且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万历喘不过气来。满朝皆是张居正用的人，政策的执行也是按照他所制定的成例，平日里耳畔边响起的也是关于张居正的一切，帝国仍然是按照张居正时代的惯性在运转。
万历自小由于张居正的压制而形成的扭曲心理此刻正在慢慢地发挥作用。此种因果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潜意识的和不自觉的。但在这场倒张运动中，随着皇帝的胜利，他渐渐成瘾，因为这是他已经开始亲政的证明。
虽然张居正的影响还在，但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捕捉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嘉靖年间的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潘晟因为不愿意写青词而致仕。隆庆年间，万历朝间的第一个十年，潘晟曾经两次复官，又两次致仕。潘晟在任上遭多位言官弹劾，加上其本人淡泊官场，所以仕途多有不顺。但潘晟曾是冯保的老师，又是张居正的私人（私人，古时称公卿、大夫或王室的家臣），所以张冯二人一直图谋潘晟复出。张居正在临死前推荐潘晟入阁。
但老谋深算的张四维和申时行并不想让潘晟入阁。他们看出了时局的变化，于是便发动御史和给事中予以弹劾。万历皇帝本就对张居正在死后仍然干预朝政不满，此时正好借坡下驴，推掉了潘晟的差事。
潘晟的事情对张居正无关大雅，但狠狠地抽了一个人的耳光，他就是冯保。虽然他还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但随着张居正的死，在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初秋，他已经尝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或许他已经开始为去南京做准备了，南京的冬天应该没有北京城冷吧。
在冯保还在踌躇的时候，内外廷已经开始联动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和内阁首辅张四维已经勾结在一起，10年前的那一幕又一次重演。
内阁首辅张四维出身于山西的一个盐商家庭。他是高拱的心腹。他在仕途上的两个重要步骤都是在高拱的安排下完成的，一是从翰林院学士到吏部侍郎，二是从吏部侍郎到东宫太子讲学。在高拱被张居正、冯保逐出后，张四维把对张居正、冯保的恨埋藏到了心底。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全心全意地帮助张居正改革。这一切瞒过了张居正，但是瞒不过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一直留着张四维，作为日后倒张的棋子。
在张居正死后，张四维很快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而另一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虽是张居正引荐的，但对于冯保试图将潘晟推荐入阁也感到不满。在两个人合伙将潘晟成功地阻止在内阁大门外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搬掉冯保这个绊脚石。
冯保也不是吃素的，他愤怒地说道：“这些人都是我推荐上去的，现在太岳一死，他们就不认我了。”冯保不断地发动言官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说他卖官鬻爵，在户部尚书任上盗卖国有资产。而且，这些还牵连到张四维，言官们说王国光是张四维的私人，甚至张四维在其中也有股份。
事情已经刻不容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张四维和申时行赶紧找言官反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明代官场中的政治攻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使细枝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成为整个的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绝不轻率地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万历十年（1582年）的新旧臣子之间的斗法就是这种描述的生动体现。张四维和申时行先找到了御史江东之，让江东之弹劾冯保的亲信——锦衣卫同知徐爵。江东之在奏疏中说，徐爵本来是一名充军的逃犯，被冯保弄成了锦衣卫。一名逃犯竟然也能成为宫廷的警卫，实在是笑话。接着，他又笔头一转，弹劾起吏部尚书梁梦龙。这梁梦龙正是张居正用的前蓟辽总督。奏疏中说，梁梦龙为了谋求吏部尚书一职竟然给冯保送钱，还将孙女许配给冯保的侄子。说起来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甚至是捕风捉影。但往往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才能使得弹劾成功。如果牵扯到朝廷大事，往往是投鼠忌器，不仅无功而返，反而詈祸自身。比如，嘉靖朝的清流们在对严世藩的最后一击中，徐阶明确表示，奏疏中不能有跟杨继盛、沈链有关联的一个字，结果便以通倭的莫须有罪名杀了严世藩。
这种弹劾除了拟定罪名要把握分寸，最重要的是要揣摩好皇帝的心思，力求一击而中。同时，还要控制好言路，让别人在前面冲，一旦失败，自己好有个退路。另外，如果自己的人遭到弹劾，必须要立刻上疏补救，或者针对弹劾者进行同等性质的反击。否则，弹劾很快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皇帝在接到江东之的上疏后立刻将徐爵关押起来，后来将其斩首。但是，皇帝对于梁梦龙却没有动。看到此情形，张四维和申时行决定再加一把火。接着，他们又策动御史邓炼、赵楷弹劾梁梦龙，万历便命梁梦龙致仕。
到了十二月份，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劾冯保十二大罪状。皇帝对这位从小监视自己，不断跟皇太后和张居正互通消息的人早就厌烦了，所以冯保的倒台势所必然。有趣的是李植在奏疏中着重强调冯保在京师各处的房产和奇珍古玩，这就耐人寻味了。皇帝令冯保去南京闲住。这位大伴毕竟伴随自己长大，皇帝不会对他做得太绝，但他对冯保的财产却绝不放过，他甚至不断地进行追查，让那些在抄家中侵吞了财产的宦官吐出来。
张居正已死，冯保也被逐，李太后也不问政事，皇帝里里外外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那些平日里受张居正欺压的官员开始摩拳擦掌。还有那些投机分子眼看政治风向变化，一个个更是跃跃欲试。整个万历官场开始变得乱七八糟。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离冯保被罢仅六天，离张居正逝世六个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跳了出来，劾张居正十四大罪状。皇帝接到杨四知的奏疏后批示道：“张居正是朕亲自委任的，虽然他不思报国，有负圣恩，但念在他有十年的辅佐之功和已经死了的情况下，你们就不要翻旧账了。”
皇帝的批示非常耐人寻味，他一方面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告诉人们不要翻旧账。这个意思就是说，旧账有问题，你们应该翻。这些官场上的老油条岂能连这些也看不懂吗？再加上皇帝对张居正的几个亲信进行了处罚，于是，他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自发地，或在张四维、太监张鲸的暗示下开始轮番上阵。
就在杨四知上疏的四天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要求皇帝将过去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黜的官员全部起复。这个提议的确得到了官僚们的集体认同，言官们纷纷上书附和。
帝国似乎步入疯狂期。随着大批因为弹劾张居正而被罢免的官员被重新启用，这些御史、给事中又纷纷将矛头对准张居正所重用的那些官僚。无论这些人能力如何，通过何种方式上位，他们尽皆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言官们还在挖空心思寻找对手那些鸡毛蒜皮的劣迹的时候，万历皇帝对这种无聊的攻击已经不耐烦了。他不无嘲讽地说道：“你们这些言官，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不见你们来攻击，现在一死倒来攻击了。你们这些人实乃是无能，又见风使舵啊。”
可以说皇帝将言官们的虚伪嘴脸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言官的热情。弹劾对象已经由张居正的部下转移到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他们寻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功名来得不正，这倒令皇帝感到满意。因为弹劾的内容更新鲜了，又更深入了一步。首辅张四维在这个时候倒想替张居正开脱，因为他自己儿子的功名也来路不正。但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将张居正的三个儿子的功名抹了，这倒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们这位皇帝真的很有意思。他为了否定张居正宁愿自己抽自己嘴巴。如果换做嘉靖，他断不会替杨继盛、沈链平反。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深入，人们知道事情终是要牵扯到张居正身上，那么，拿哪件事情做文章，会让皇上最终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呢？他们拿辽王一案做起了文章。
第一代辽王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封在辽东。因为辽东这个地方较内地敏感，所以朱棣在登基后将辽王改封到江陵，跟张居正在一个地方。此时，已是到了第八代辽王。第八代辽王信奉道教，他经常穿着道袍，打着条幅，晃着铃铛，招摇过市，又经常跑到百姓家里以捉鬼、画符的名义骗取钱财。
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问题，辽王府上陈设奢靡，辽王本人也淫乱不堪。当御史弹劾辽王时，隆庆皇帝废除了辽王的王位，并将其囚禁在凤阳。但张居正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家里跟辽王有过节。所以张居正指使办案大臣刑部侍郎洪朝选将辽王案往谋反上面办，但洪朝选并没有这样做。后来洪朝选辞去官职，回到家乡福建，张居正又命福建巡抚罗织洪朝选的罪名。
本来辽王案就是一坨屎，张居正却偏要去搅，只是因为他的家人跟王府有矛盾。张居正这种睚眦必报的行为不仅愚蠢而且可笑。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将此案翻了出来，作为向张居正吹起的最后的进攻号角。
福建巡抚在接到张居正的信后便将洪朝选饿死在狱中，其子上诉申冤竟被福建巡抚打了回去。现在张居正死后有人出来翻案，洪朝选的儿子也接着上疏申冤。其他大臣也随声附和，说福建巡抚杀洪朝选，江西巡抚杀刘台，都是出自张居正的授意。但万历迟迟不肯下最后的决心。
弹劾者一定要让皇帝杀了福建巡抚，这样才能够牵扯到张居正。但皇帝显然没有这样做。眼看无法取得突破，他们便把问题的中心转移到了辽王的田产上。在群臣的唆使下，辽王妃上了一道《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这样一道奏疏，光从题目上看，似乎就能将张居正压死。里面特意提到了辽王的财产豪阔，而这些财产皆被张居正占有。这些终于打动了万历皇帝的心，促使他下最后的决心。因为万历的弟弟潞王将要大婚，宫内开支受到掣肘。这个时候，高拱的儿子也送来了高拱的《病榻遗言》，内容直指张居正和冯保在隆庆朝勾搭陷害自己的证据。在这个风生水起的日子，在朝在野的都动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张居正万劫不复，遗臭万年。
万历任命的南下抄家总管是左副都御史丘橓。此人是张居正的仇人，在万历的第一个十年因为张居正的反对而始终没有得到启用。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就得以复职，万历派此人担任抄家总管，其用意可想而知。
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万历颁布了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冲、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罪名，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丘橓带着圣旨南下抄家。丘橓还没抵达荆州便先行令地方官封了张居正的家。有些老弱妇孺没来得及撤出去，结果饿死十余口。
抄家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金2000两，银10万两，还有其他金银饰品以及绸缎、珍珠、玛瑙。这个结果汇报上去，万历皇帝并不满意。他认为，张居正做了10年的首辅，家产怎么才这么点儿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点儿东西也是张居正的父兄平日里敛来的。
南方的拷问仍在继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缢而死，其他儿子张嗣修、张懋修和弟弟张居易发配南方烟瘴之地。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后来为南明政权殉国。张居正的另一个儿子张允修在张献忠攻打荆州城的时候绝食而死。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处理绝不是一时冲动，他大概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甚至是在更远的10年前。这是一个十分擅长演戏的皇帝，从他小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或许已经获得了李太后的支持，她大概也希望能通过这场清算给儿子的亲政扫清障碍。虽然皇帝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当他发现世间没有张居正的时候，前面的路依然不好走。当这场清算过去5年后，皇帝端坐在紫禁城里回想起了往事的点点滴滴，他对这位首辅竟然还有一些眷念，然后他情不自禁地问工部官员：“张首辅在京城的宅子没收入官后是卖了，还是租了？如果租了，租给谁了？”
虽然张居正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依然不失为明代一位伟大的官僚。
失败的万历亲政
皇帝对这个见风使舵、圆滑世故的张四维并不感兴趣。当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四维的父亲去世后，皇帝再也没有像对待张居正那样要求他夺情，这位首辅回到了家乡，从此消失于政坛。
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十七日，这是大明帝国史上重要的一天。皇帝亲自穿戴整齐和文武百官一起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街上，一直从午门步行到天坛去祈雨。为了以示虔诚，这10多里的路是皇帝亲自走过的，北京城的百姓得以一睹天颜。
这位皇帝身体微胖，短须。他的体形像他的父亲穆宗皇帝，但他的眼神却像他的祖父世宗皇帝。万历皇帝步履坚定，他的每一步走得都特别认真。我们不知道这位皇帝要表达什么？抑或虔诚，抑或勤政，抑或其他的什么东西，但如此大规模的祈雨活动，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的确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位皇帝仍旧喜欢演戏。
万历皇帝一生最大的亮点大概就是用人，用知人善任来形容他的确一点儿也不夸张。万历在用人上注重官员所具备的从政或从军经验，而不是资历。他对武将很重视。他试图改变军人那种可怜的地位，承认他们的功劳，不让他们承担政策失误的责任。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宽和，在万历朝我们才可以看见许多武将的精彩人生。
万历十一年（1583年），吏部会推宣大总督郑洛总督京营，四川巡抚孙光裕为南京大理寺卿。会推结果出来后，万历很不以为然，便召来首辅申时行谈了他对此次人事变动的看法。
万历说：“郑洛在边疆干得不错，现在放任京城闲职有什么意义？孙光裕去四川没多久，为何又推升？”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万历在平台召见内阁阁臣商讨用人问题，这是中断了近百年的平台召对再次恢复。皇帝的意思是对于边将还是要久历地方，不能轻易变动。
接着，有人提出应从中枢中推选人才担任边帅，万历否定了这项提议。他说，廷臣需有地方军政经验，应该从久历地方的督抚、巡按中挑选。在整个万历朝，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晏处深宫的君主居然有着洞悉一切人才的能力。他比那些宦海沉浮的官僚更能知人善任。只要是他要用的人，无论弹劾多么的惊涛骇浪，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抵住。
不仅在用人方面，皇帝在一些历史观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的见解。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月，经筵完毕，阁臣正要离开，司礼监太监张诚赶了过来，让诸位大臣等一下，皇上有话要问。
张诚说：“皇上问先生们，魏征这个人怎么样？”
申时行答：“魏征敢于直谏，乃是贤臣。”
张诚说：“皇上说，魏征先侍李密，后侍建成，再侍世民，乃三姓家奴也。”
申时行答：“皇上说的是事实，但是，伊尹先辅佐桀，后辅佐汤，后被称为元圣；管仲先辅佐公子纠，后辅佐小白，孔子称其仁；就是本朝的刘基、陶安、詹同辈皆是故元旧臣，他们也辅佐本朝太祖，所以，魏征仍是贤臣。”
张诚将申时行的话转达给了万历，万历仍然坚持己见。他又让张诚去询问对李世民的看法。
张诚对申时行说：“皇上认为，唐太宗胁父弑兄，非为明主。”
申时行说：“太宗虽然于伦理有亏欠，但他敢于纳谏，仍称得上是明君。皇上应当学习的楷模是尧舜禹汤，唐太宗何足言哉？”
张诚将申时行的话转达给了万历。少顷，张诚又过来传达旨意，说以后在经筵中停讲《贞观政要》。第二天，皇帝又让张诚去内阁传话，重申了对魏征的看法。皇上说：“魏征忘君事仇，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这场关于魏征和李世民的讨论，实际上发端于文臣在经筵中喋喋不休地讲述李世民纳谏的事例，意思是让万历也听从文官的谏言。皇帝自然对这样的事十分反感。所以，这场对历史人物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君主和大臣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万历十八年（1590年）因为洮州事件，皇帝再次谈到了以文驭武的问题。皇帝说：“各地督抚平日里把将官轻贱凌虐，牵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才用他。如果边将有了功劳，督抚则将功劳据为己有，一旦出了事情，则将责任推给武将。”
皇帝的话令申时行支支吾吾难以回答。的确，在某些方面，这位待在宫中的皇帝看问题还要比他这位首辅深刻。另外，从万历亲政以来的种种表现，他对帝国的文官制度或者说言官制度深恶痛绝。
在倒张运动彻底结束后，虽然朝堂上还有关于张居正的一些争论，虽然还有人将自己的政敌往张居正那个阵营攀扯，试图以此种方式消灭对手，但万历皇帝显然对这些事情再也无法提起兴趣。万历十三年（1585年）关于张居正的一切争论已不再是帝国的政治议题。
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四年（1583年到1586年），皇帝在亲自处理政务中度过。他对用人、边防、农田水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无疑比内阁阁臣们更成熟。一个从未走出宫门、并无太多行政操作经验的皇帝竟然比辅臣看问题还透彻，只能说张居正之后的辅臣已经集体进入守旧状态，无人再敢革新，无人再敢担待。
当万历亲政后，他发现对于一些事情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官员们，尤其是低级官吏们不断地加以阻挡，甚至上奏疏指桑骂槐。在一些问题上，他甚至要跟内阁大臣商量着来解决。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文官厌恶起来。
万历与申时行之间的召对录是研究万历一朝的重要钥匙。申时行作为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缓冲带，这直接反映了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走向。
一日万历将首辅申时行唤进来，他从袖子里拿出来两份奏疏——吏部员外郎顾宪成和刑部主事王德新的奏疏。顾宪成和王德新的奏疏主要是针对皇帝庇护内阁大臣而发，因为万历第二个十年局势依然艰难，文官们互相攻击诘奸，通常都是由一些芝麻大的小事情引发大的政治风波，从而导致一批人丢官。这些下野的文人更会在民间推波助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团体的利益，而不再是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帝国最终是滑向无序与混乱。
顾宪成和王德新在奏疏中要求皇帝维护科道言官的利益，不要对内阁阁臣太过于偏护，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申时行对顾宪成和王德新的处罚只是罚了俸禄了事，皇帝召申时行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先生拟的太轻，还要改票来。”皇帝对申时行说道。
“这两个人太过于狂妄，皇帝量同天地，何必要跟他们见识呢。”申时行说道。
“这两个人背后一定有主使之人，先生去查清楚幕后主使之人。”皇帝又说道。
“像这种建言的人，有的是忠诚之人，不知道忌讳；有的是愚昧的，只是道听途说，未必背后都有人主使。”申时行反驳道。
“还是沽名卖直的多，如果不重处，这些人就不会停止。”皇帝说道。
申时行还想辩解，万历已经不耐烦道：“先生还是改票吧。”
结果顾宪成调任外地连降三级，王德新削职为民。
万历亲政后试图管理好这个国家，他也很勤奋。上朝、批阅、经筵、祈福、祭祀，这些封建君主的日常工作，他也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直到这个时刻他终于体会到治理国家的难度。他的意见通常得不到执行，他甚至要向内阁阁臣哀求来更改票拟。他开始绝望了。这就像兴冲冲做事的孩子，一旦遇到挫折，一旦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便开始畏难，开始心灰意懒。
当前面没有张居正的时候，当时任首辅申时行只是充当一个和稀泥角色的时候，这位皇帝所有的抱负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皇帝因病连免数日的早朝。到了二十六日，群臣聚集在太和殿前等待早朝，但宫内传来的消息仍是免朝。群臣盘桓不愿离去，一定要让宫里给一个何日上朝的说法，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三十日上朝。三十日群臣又来到殿前，结果内侍传出话来说：“皇上说他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要求休息。”
内侍的话顿时令群臣哗然。人们纷纷离场，开始了各自的盘算。很快有官员上疏万历，说皇帝身体不好是因为房事过多，希望皇帝能够爱惜身体。收到奏疏的万历勃然大怒，他忙将申时行喊来，命他票拟处罚。申时行一面票拟，一面上疏补救。申时行的票拟皇帝不满意。皇帝绕过内阁直接发布谕旨，将这名上疏的官员杖责六十，削职为民，永不叙用。
事后，皇帝还解释道：“朕的毛病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言官总来烦人，让朕动了肝火。”实际上皇帝的身体也的确出现了问题。我想，大概是高血压的可能性较大。万历本来较胖，摄取的食物中含蛋白质又多，平日里运动少，再加上与文官们的关系总是令人不顺心。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皇帝在自身身体不佳的情况下，他正好以此为借口免了与文官之间的沟通。因为在日后身体好的时候他依然不再上朝。
皇帝上不上朝，对于国家来说已经没有区别。此时的帝国依靠的是文官系统的惯性在运作，皇帝只需充当“垂衣拱手”的天子即可。任何的独断专行都会招致文官们的激烈反对，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不上朝。他们希望皇帝能充当好各种礼仪的角色，早朝、经筵、郊祀、庙祭，这些活动都要有条不紊地进行。总而言之，君主要像木偶一样任文官们摆布。
从万历十四年到万历十七年（1586年到1589年），皇帝的身体一直没有起色，期间立储问题急需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万历十七年（1589年）年底，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大明朝最响亮的奏疏。这道奏疏名为《酒色财气四箴疏》。雒于仁在这道奏疏里将皇帝的病因条理化地归因于酒、色、财、气。
这篇《酒色财气四箴疏》通篇都是作者在主观臆断、想象。他说，皇帝白天喝酒还不满足，到了夜晚还要喝，然后趁着酒劲持刀舞剑，举止癫狂，此乃酒也。皇帝宠信十个英俊的小太监，他不断地宠幸郑贵妃，此乃色也。皇上富有四海，理应节俭，但如今到处向人索贿，经常在宫中拷问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张鲸给银子则包庇他，上疏的给事中没给银子则诬陷他。如果皇帝不纳贿，缘何诬陷忠良，而信任谗佞，此乃财也。至于气，皇帝在宫中动则杖责宫女、太监，即使太监、宫女有罪也应该付诸律法，怎么能随意杖责呢？另外，皇帝还对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心怀仇恨，动辄将他们关押起来，此乃气也。
可以说雒于仁的这篇奏疏完全是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而此时的大明朝已经进入了以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换取美名的境地。雒于仁的上疏完全是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甚至会让人以为雒于仁的智商有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雒于仁并不是真心劝谏，完全是为邀直名。这显露出了此人的虚伪。
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大年初一，群臣来到宫中行贺礼。此时一名太监神色凝重地走过来，让内阁诸臣进入内宫。看那宦官严肃的表情，阁臣们似乎感到又有人捅了篓子。进入宫内，皇帝半躺在卧榻上有气无力。万历将雒于仁的奏疏丢给申时行看。
半晌，万历问道：“先生怎么看？”
“这只是无知小臣轻信谣言的狂率举动，圣上没必要为此动了肝火。”申时行回答道。
“他说朕饮酒，试问谁人不饮酒？他说朕好色，朕只宠郑贵妃，这难道也叫好色。说到朕贪财，这更是可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天下都是朕的，朕难道还要贪财吗？说朕贪张鲸之财才起用他，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说到气，俗话说‘少时戒色，壮时戒斗’，朕岂能不知，但是谁人不曾生气呢？先生们家里有童仆，难道平日里就不责治吗？何况宫里有的宫女、太监是自己病死的，怎么都说成是杖责而死呢？先生将这本奏疏拿去拟票重处。”万历对申时行说道。
皇帝说完，申时行还是想替雒于仁求情。申时行还没说完，万历便打断他的话：“他还是想出位沽名。”
听皇帝这么说，申时行顿时便有了主意。他说道：“如果重处反倒成全了他，而且还有损皇上的圣名。”
说完，申时行将奏疏还给了万历。万历觉得申时行的话有道理，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来。他又将奏疏丢给了申时行，让申时行好好看看。申时行老眼昏花，戴上了爱逮（明朝时称眼镜为爱逮）又细细地看了一遍。实际上为了防止皇上将奏疏淹了，明代大臣在上疏前都留有底稿，而且通常在上奏前会在小范围内流传。所以这本奏疏的内容申时行大体都知道。
眼看万历依然不依不饶，老谋深算的申时行又说道：“这事毕竟涉及宫闱，我看此份奏疏不能公开，最好只止于内阁范围内。”
这摆明了不想拟票处置雒于仁。此时的大明朝已经不是张居正那个时代了，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感受到了一种紧箍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大臣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地成为群臣的对立面。时事的艰难正在于此。所有的人都在苟且，再也不敢像前几任首辅那样勇于担待。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大理寺以雒于仁有病上报，申时行票拟将雒于仁革职了事。万历朝的“酒、色、财、气”事件是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它直接使文官在皇帝心目中丧失了被尊重的权力。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四年（1583年到1586年）的皇帝亲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随着万历的休息整个帝国仿佛一下子进入了静默期。但整个中层和基层却全都动了起来，正是这种震动将万历朝带向难以捉摸的诡异。
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四年（1583年到1586年），皇帝的亲政无论对皇帝、对首辅、对内阁大学士，还是对职业低的言官来说都是一场失败的总记录。
皇权衰弱下的国本之争
万历的皇后王氏是锦衣卫千户王伟之女。万历六年（1578年）皇帝大婚后，她被册封为皇后。当时皇帝15岁，她14岁。万历九年（1581年）王皇后诞下皇长女，从此皇后一直没有生下男孩。也许都是低微出身的缘故，也许都是没有男孩的缘故，这位王皇后跟英宗的钱皇后、宪宗的王皇后一样显得低调而随和。
眼看皇室一直无男孩，太后便和张居正商量册立嫔妃。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册封了九位嫔妃，其中就有皇帝后来宠爱的郑妃。但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万历九年（1581年）皇帝跟太后宫中的一位宫女发生关系，导致这位宫女怀孕。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此事已经公开化，在太后的干预下，皇帝将这名宫女封为恭妃。这名宫女也唤王氏，是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朝窭的女儿。在她还是幼儿的时候被太后看中，成为伺候太后的宫女。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产下一男婴，虽然这是举国臣民欢庆的时刻，但万历皇帝却显得心事重重。他对这个男孩的母亲并无感情。此时，他的感情有了依托，那就是德妃郑氏。郑氏是北京郊区大兴县人，父亲郑承宪，哥哥郑国泰，出身寻常人家。郑氏相貌标致，聪颖伶俐，热情大方。她能够陪皇帝读书，她懂皇帝的心思，她把皇帝当作一个平常人看待。最重要的是天下人都抛弃了皇帝，她也不会抛弃。这才是皇帝喜欢她的真正原因。
这位皇帝小时候就处在铁三角的威压之下。皇帝亲政之后仍是郁郁不得志，没人能体会到他那份孤独的心情。偌大的帝国，空荡荡的紫禁城，只有郑氏才是皇帝的陪伴者。她知道皇帝的苦闷、无助，她也不断地给皇帝打气，充当他的后援。如果没有郑氏，这位皇帝能不能活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还是一个问号。
万历十一年（1583年），郑氏生下了皇二女。皇帝加封她为贵妃，位于王恭妃之上。此举不合礼法，因为生下皇长子的王氏在后宫中终身要排在第二的位置。即便王皇后死去，皇后的位置也是她的。儒家的礼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秩序性。
皇帝对郑氏的喜爱已经不再是秘密。群臣反对皇帝封其为贵妃的奏章一件件被送进宫来。在这方面，郑氏显得比皇帝老练得多，她直接让皇帝留中不理。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因为对于他生母的偏爱，皇帝对朱常洵倾注了过多的关爱。而此时由于皇二子的夭折，这使得朱常洵成为事实上的皇二子。皇帝对朱常洵的溺爱，已经使得群臣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性。立储问题解决不好，所有人的心都会不安。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5岁了。首辅申时行上疏说：“皇长子已经5岁了，请陛下早立为太子，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万历接到首辅的上疏只批复了一句：“皇长子年龄太小，等过两三年吧。”
官僚们已经吹起进攻的号角。不知道皇帝此时是否知道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延续30年的战争。皇帝是明白人，他这头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将郑氏由贵妃晋升为皇贵妃。消息一出，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说：“郑贵妃虽然贤惠，但她所生的只是皇三子，而恭妃所生的是长子，恭妃怎么能居于郑妃之下呢？伦理不顺，人心不安，希望皇上收回成命，顺应舆情。”
万历接到这份奏疏气得不得了，虽然处罚了姜应麟，但更大的反对浪潮开始一波一波地涌了过来。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雒于仁上了那道《酒色财气四箴疏》，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大年初一皇帝将内阁一干人等叫进毓德宫。在谈完雒于仁的问题后，申时行将话题一转，提到了国本问题。
“如今皇长子已经9岁了，内外已经沸沸腾腾了，还是早立下来。”申时行说道。
“这事我知道，朕无嫡子，自然遵循长幼伦序。郑妃怕外面有疑，也是催促立长子为太子。但长子身体一直很弱，还是待他身子骨长结实了再说吧。”万历的一个太极拳将申时行的提议推了回来。
要说皇帝和申时行两个人都特别会演戏，他们的一问一答看似都是废话，但却反映了高层博弈的新阶段。
眼见万历如此装聋作哑，申时行不慌不忙地又抛出一个新的议题。
“皇上，皇长子已经9岁了，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皇上当年6岁就读书了。现在春天来了，臣等恳请皇帝趁此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申时行说道。
让皇长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了皇长子的皇储身份，将来再想改过来就难了。这些皇帝岂能不知。皇帝说道：“读书这个东西看资质，朕5岁能读书，但皇长子就不行。”
“资质这个东西还是看后天教育的，我看皇长子资质聪颖。”申时行反驳道。
此时万历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他摇摇手示意申时行等人退出去。正当申时行等一班内阁大臣步出毓德宫向外走去的时候，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内侍走过来说道：“皇上已让人唤皇长子来，让先生们见一见。”
申时行听这么一说立刻停了下来。不大一会，皇帝又命太监出去询问申时行等人听说能见到皇长子欣喜否。太监出去询问了一下，回来报告皇帝说诸位阁臣欣喜非常。万历听见后，笑着点了点头。
不久太监出来喊道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到了，内阁大臣们这才又重新进入毓德宫。只见皇长子和皇三子站在皇帝的身旁，这是大臣们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两个儿子。只见瘦高的皇长子朱常洛站在那里，显得柔弱而可怜。
但内阁大臣并不这么想，能得见皇长子尊容，他们显得异常兴奋，连忙齐声赞叹。皇帝谦虚了一下。
申时行接着又延续了刚才的话题，皇帝说道：“已经让太监们教皇子读书。”
申时行又说道：“皇上6岁就读书了，皇长子即使现在出阁读书也是晚了。”
“朕5岁就能读书了。”皇帝又一次纠正了申时行。
接着，申时行又凑过来仔细地看着朱常洛。屋内光线昏暗，看不仔细，皇帝亲自将朱常洛引到亮的地方让申时行看个仔细。
申时行看完后说道：“圣上有此美玉，何不仔细雕琢啊！”
万历叹了一口气道：“朕何尝不知，皇贵妃也一再让朕如此，只是朕考虑到他不是嫡子。”
申时行接着又说了一句客套话，便跟众内阁大臣退了出去。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节这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这次谈话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为什么申时行一再强调皇帝6岁就出阁读书，而皇帝本人却一再更正自己5岁就能读书。皇帝是想强调读书的资质问题，意思是没有资质，即使年龄大也没有效果。而申时行偏偏不顺着万历的思路往下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皇帝两次提到，郑贵妃也劝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此举完全是维护郑贵妃，平息外界的舆论压力。但皇帝强调这一点，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皇帝提到朱常洛不是嫡出，万一将来王皇后又产下男孩怎么办？那么，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皇帝不立太子，究竟是因为朱常洛是庶出，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初步确立朱常洛的太子地位，这就说明万历皇帝绝不是嫌他是庶出才不愿意立其为太子，真实的原因仍旧是郑贵妃所生的那个小皇子朱常洵。
第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这次召对录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申时行等人第一次退出去的时候，皇帝又让太监唤他们回来，说让他们瞧瞧朱常洛，难道皇帝对这位儿子有着浓浓的父子之情？真相绝不是这样。这位皇帝又在演戏，他希望通过此举在群臣面前展现一幅父子情深的场景，来让文官们相信自己绝不是不想立这位孩子为太子，从而缓和内外气氛。事实表明，这样的戏皇帝以后还会继续表演。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间皇帝的这场戏是失败的。他本想在群臣面前展现父子情深的场景，谁知却给文臣们以更大的遐想空间，人们认为这位皇帝是想立皇长子为皇储的。
从二月份开始，内阁大学士们不断上疏，要么要求册立东宫，要么要求对皇长子进行出阁教育，万历这才发现自己弄巧成拙。到了四月份，内阁大臣竟然以集体辞职来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万历又打起了太极拳。他传令各部衙门、科道官员，明年开始准备东宫册典大礼，后年正式册封。
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又在演戏。我们这位皇帝根本没有一个皇帝的样子。他完全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说话婆婆妈妈、啰啰唆唆，家长里短非常在行。既然知道皇帝又在演戏，大臣们自然不肯放过，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国本之争骤时突出起来。
册立东宫，礼部当然是首当其冲。礼部尚书于慎行率领全体礼部同僚上疏催促万历立即正位东宫。万历大怒，罚于慎行和他的同僚们三个月的俸禄。
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争论就此结束。很快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整整一年没见任何动静，群臣又将准备新一轮的攻击。此次攻击不是由内阁阁臣发动，而是由低级官吏发动，最后仍然由内阁阁臣联名上了个奏疏。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四辅王家屏联名上了一道奏疏。奏疏是由许国草拟的，许国将申时行的名字列在了第一个。
皇帝看完奏疏后命内侍去责问申时行为何跟小臣混在一起。申时行有口难辩，只好说：“他们将我名字列上去了，我根本不知道。”
虽然如此解释，但谨小慎微的申时行还是内心不安，于是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揭。在密揭中，申时行说道：“臣不知道他们联名上疏的事情。圣上既然有自己的计划，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来，不要因为一些小臣而妨碍册立大典。”
万历看完这张密揭，还随手批复了一句。但万历却将这道密揭跟其他奏折混到了一起。这些经过批复的奏章将会转到内阁，再由内阁下发到六科。申时行写给皇帝的密揭到了科道官员的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份密揭最终到了礼科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罗大纮将申时行的密揭捅了出去，指责申时行阳里一套，阴里一套。后来申时行府上来人将这份密揭要了回去，罗大纮再去要时，申时行竟然不给。
万历接到罗大纮的奏疏将罗大纮流放边疆，申时行也上疏补救。皇帝的处罚和申时行的行为在帝国引起了激愤，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申时行。很快，这种攻击的矛头由申时行本人转移到全体内阁大臣。这些低级文官得出的结论是内阁大臣在立储问题上集体跟皇帝合谋，背叛了全体臣僚。
这个罪名是令人可怕的。在内阁三辅王锡爵已经辞职的情况下，内阁首辅申时行和内阁次辅许国也被迫致仕。此时的内阁只剩下礼部侍郎、四辅王家屏。
在申时行和许国辞职后，皇帝将赵志皋、张位补进了内阁。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形势更加艰难。在申时行离去后，内阁再也不敢跟皇帝保持一致。即便在立储问题上皇帝屈服了群臣，在其他事项上也不会换取文官的合作。所以关于国本的斗争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儒家伦法原则，而是皇权政治跟文官政治的较量问题。不管皇帝与文官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斗争更加激烈。元月份，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要求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皇帝将李献可的奏疏下到内阁，让王家屏拟票处罚。哪知道却被王家屏原封不动地驳了回来，而且还附上了王家屏自己要求皇长子教育的奏疏。
皇帝依然不依不饶，坚决要处罚李献可。科道言官一共十几人纷纷上疏，他们都遭到罢免或杖责。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王家屏于三月份致仕。
王家屏既去，老迈的赵志皋成了首辅。万历看他那个样子也很为难，便将王锡爵又召了回来。王锡爵回到朝堂后立即上疏要求皇帝册立东宫，皇帝却让一名内侍在深夜带着自己的密函去了王锡爵的府上。
皇帝在密信中写道：“立储规则为立嫡不立庶，现在皇后还年轻，万一将来皇后又生子，到时候该如何安置？所以朕的意思是将常洛、常洵、常浩三子一并封王，等数年后皇后再无男嗣，再行册立，卿就按照朕的意思拟一票来。”
王锡爵看完这道密函后，犯起难来，这很明显是皇帝又在演戏。皇帝想通过三王并封来消除皇长子与皇幼子在身份上的差别，然后再从中捣鬼。
如果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内阁的工作也不好开展。如果顺从皇帝的意思，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锡爵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给皇帝拟了两票，要么让皇长子认皇后为母，这样可以解决皇长子的嫡长子身份。或者将三个皇子实行三王并封，但同时对何时册立东宫定下一个时间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二十六日，就在王锡爵刚刚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万历突然发出三王并封的旨意，并说日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群臣等了几年，不仅没等到册立皇长子的旨意，反而等来了三王并封，顿时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群臣纷纷指责皇帝言而无信。
光禄寺丞朱维京说，“待中宫生嫡”向来无此成制。刑科给事中王如坚的措辞更加尖锐，他直接质问万历皇帝：“你将立储问题从十四年推到十八年，从十八年推到十九年，现在又推到二十一年。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二十一年，却来个三王并封。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让人如何信服？”万历接到王如坚的上疏气得浑身发抖。
礼部接到三王并封的旨意也打了个太极拳。礼部提出册封太子礼和三王并封同时举行。对于此议，万历根本不理睬。群臣纷纷涌入内阁质问王锡爵。双方开始破口大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锡爵被迫收回这两张票拟，但皇帝那里并不屈服。万历绝望地对王锡爵说道：“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若自认错，置朕何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位皇帝屈辱地低下了他的头颅。
这是文官政治的胜利，这是帝国士大夫们的胜利。为了我们的华夏伦理，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他们前仆后继，不惜丢掉生命与官职。士大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了我们的道德底线。也正是他们的力拼才维护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17世纪的时候，儒家思想的链条越来越牢牢地拴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而且越来越紧。在那个波涛汹涌的万历时代，高端的政治脉络已经跟时代脱节。
万历虽然取消了三王并封的旨意，但他还是以没有嫡长子为由，要求再缓两三年立储。文官中立刻又有人跳出来质问道：“你整天不跟皇后同房，如何能来嫡长子？”
万历连忙解释道：“去年冬天皇后身体染恙，朕已经看过了。”皇帝也知道此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这一年的冬天皇帝和王锡爵进行了第一次见面。自从这位首辅上任以来，皇帝才第一次召见他。王锡爵还是老生常谈，皇帝自然很厌烦。回去后，王锡爵上了一道奏疏。他说如果久不立太子，外间就认为是郑贵妃在搞鬼。为了消除郑贵妃的嫌疑，皇上也应该立刻立储。
王锡爵这一招的确够狠，他直接击中了皇帝的那个敏感部位。皇帝之所以一再强调郑贵妃也是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就是因为他害怕外界对贵妃有什么非议。真是害怕什么就来什么，王锡爵的话引起了皇帝的不安。他只好先答应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
虽然朱常洛能够出阁读书了，虽然他开始向着太子之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但皇帝对长子的学习并不重视。按照规制，先生授完课后应该赏一顿酒饭，但给朱常洛授课的先生需要自带饭食，而且连笔墨都要自备，甚至连过去打赏的钱也没有了。先生每年30两银子的薪水，比民间的私塾先生还低，而且还要步行数里去上课。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朱常洛自然是倍加珍惜。他认真听讲，不像他的先祖正德皇帝那样不耐烦。
朱常洛既已出阁读书，那么册立为太子的事情则已经是箭在弦上。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从小臣开始，又启动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并波及内阁阁臣。这次政治请愿除了要求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外，还要求皇长子尽快大婚。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从小臣到阁臣，再到勋贵、驸马，一起上疏万历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并进行大婚。此时，皇帝的固执已经毫无作用。但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朝中又流传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有人说，皇帝之所以对立太子之事拖而不办，就是想等皇后死掉，然后立郑贵妃为后，从而解决朱常洵的嫡长子身份问题。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宪法上来讲，即便皇后死掉，继承皇后之位的也应该是生下长子的王恭妃。另外，即便郑氏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也不具备嫡长子的身份，因为嫡长子讲究的是原配。无论从宪法的哪一条看，朱常洵都没有皇位继承权。但是皇帝以此为借口，又暂停朱常洛的册封礼。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内阁首辅赵志皋和内阁次辅沈一贯几次硬顶的情况下，皇帝终于最后妥协。在历经15年纷纷扰扰的中外压力下，万历皇帝终于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举行加冠仪式和大婚礼。三礼仪式结束后，皇帝还专门派人通知早已致仕的申时行、王锡爵，感谢他们在立储问题上所做的贡献。也许到了这一刻，万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为了一个女人，他疲倦了。
虽然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本之争的结束。在朱常洵仍旧滞留京城的情况下，关于皇位继承问题依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炒作。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朱常洵就藩洛阳才彻底结束。那么，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申时行上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奏疏算起，一直困扰了帝国近30年。
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因为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当来自西部的那个强大的民族灭掉了辉煌一世的商王朝时，我们华夏就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农耕时代。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周王朝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制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从而使周代延续了800年。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使人们开始懂得廉耻，也体面起来。同时，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正像我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选优，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万历年间的这场斗争，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了维护这种原则而努力的官僚，特别是要感谢申时行和王锡爵这两位首辅。尤其是王锡爵，如果不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王锡爵的硬顶，皇长子就不会出阁读书，而皇长子的出阁读书，正是向皇储迈出的关键一步。
宁夏战役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结束，帝国接连经历了三场大的战役，分别是宁夏战役、朝鲜战役、播州战役。这三场大的战役被称为万历三大征。它耗费了数百万两银子，对帝国来说无所谓好，无所谓坏，其中值得研究的是宁夏战役和播州战役。因为这两场战役引发我们对帝国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麻烦帝国躲过去了，但随后同样因为民族问题带来的另一场战争帝国却没有躲过去。
哱拜本是蒙古人，在贺南山北面游牧，嘉靖年间因部落之间的矛盾而投降明朝，被宁夏巡抚王崇古收留。明廷采取以虏制虏的政策，命哱拜统领2000私家兵在阴山、贺兰山一带巡视。由于哱拜熟知此地的地情和虏情，加之本人骁勇异常，手下多亡命之士，其骑兵能一日去三四百里，如入无人之境。有哱拜在，贺兰山一带的蒙古人竟然不敢近前。
万历十八年（1590年）因为明军纠缠到蒙古人与回部、藏部的冲突中去，导致甘肃副总兵李联芳战死。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事，火落赤部主动进逼洮河，哱拜亲提本部兵马出击。哱拜只巡视一圈，竟然令火落赤部不战而退。眼看兵锋所至之处，对方纷纷规避，哱拜不禁洋洋得意。万历年间哱拜因功已升至副总兵。
但万历年间的形势跟嘉靖年间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边关已经再无大的战事，哱拜和他的这支队伍再无大的作用，过去那种优厚的待遇面临缩水的结果。不仅如此，眼看哱拜没有了利用价值，当地巡抚便有了裁撤之意。而此时哱拜的宁夏副总兵一职也有其子哱承恩承袭。
当党馨担任宁夏镇巡抚的时候，形势更加恶化。党馨为人刻薄、奸诈，经常与哱拜以及哱拜的将领刘东旸作对，将好马换成劣马，克扣军饷，后来竟然借故打了哱拜的儿子哱承恩20大板。当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党馨克扣了士兵的军饷与冬衣，士兵的愤怒已达顶点。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双方的矛盾似乎再无挽回的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哱拜、刘东旸叛乱，杀党馨，挟庆王，占据宁夏镇，攻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并南下进攻固原。与此同时，哱拜又跟河套的火落赤部、卜失兔部勾结在一起。从成化年间起，宁夏、陕西、甘肃的形势严峻起来。围绕着河套，明廷与蒙古各部展开了反复争夺，后来又增设三边总制节制三边。虽然经过隆庆和议，明廷与蒙古各部结束了敌对状态，但是西北局势仍然不安稳。如今哱拜突然反叛，对帝国的震动可想而知。
很快朝廷做出反应，任命三边总制魏学曾为西北总督主持平叛事宜，另调总兵李昫、麻贵率领延绥、榆林、兰靖、庄浪四镇兵马先期进剿。此时整个帝国都动员了起来。都察院分管浙江的御史梅国桢已经年过半百，此次哱拜叛乱对于他来说是个机会。就在朝堂上仍在为是剿是抚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梅国桢上疏一意主剿，他还建议辽东总兵李成梁带兵前往。结果此议遭到了言官的反对，于是他便自荐担任监军。
文官中不仅梅国桢是这样，甘肃巡抚叶梦熊、浙江巡抚常居敬更是这样。叶梦熊愿自筹粮草，征1500名苗兵前往。常居敬也愿自筹粮草，选1000名浙兵前往。帝国早已经进入以文御武的时代。这些文官比武官更好战，更贪得无厌。无论是正统年间的王骥，还是成化年间的两越、韩雍，抑或万历年间的叶梦熊，都是如此。为了展示他们的赫赫战功，为了能够封侯拜相，他们不断地挑起战事，引起民变，逼迫部落酋长和土司首领造反，以己方和彼方士兵的血肉为自己筑起上升的阶梯。
在前期安排妥当的情况下，四月朝廷又调宣府总兵官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统率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兵进剿。最终形成总督魏学曾负责协调、后勤，李如松负责军事，梅国桢负责监军的三驾马车局面。
此时，帝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点。过去各地的平叛通常由当地驻军负责，或者再辅以京营。从万历年间开始，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大的军事行动中，北方九边重镇的边军调动越来越频繁。这一方面，是由于京营战斗力的退化，另一方面是帝国希望用这种快速而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突发事件。第二个特点是参战的军队通常来自数个不同军区，甚至南兵北调，北兵南调，不仅各部之间互不熟悉，语言也不通，这给三军协调带来了麻烦。所以在这种军事行动中更是重视总督的协调作用。到了此刻，军事行动能否取得成功，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发挥的事情了。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总督能否有效地协调以及将各部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它还有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各部军队多为私家兵，这样就会出现抢功或者自保问题。在万历年间的几场战役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之，历史进入万历年间，由于朝廷抚剿决策的摇摆、言官的掣肘、军队调动的大面积性、粮草组织的困难，导致帝国组织一场像样的战斗比前期更加艰难。
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宁夏镇。各路平叛兵马已经将宁夏镇围了两个月，但由于宁夏镇城池高大坚固，城内存粮甚多，加上魏学曾一意主抚，各部官兵也不肯用事，所以战况没有丝毫进展。此时，魏学曾正跟城内的哱拜谈判，但哱拜不信任官军，所以谈判没有丝毫进展。当甘肃巡抚叶梦熊到来后这一切就起了变化。
魏学曾的意思是已经跟哱拜达成和议，如果不履行，会有辱国体。叶梦熊说，哱拜时降时叛不可信也，况且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圣上急需解决宁夏问题。
在叶梦熊的督促下，魏学曾开始布置总攻，董一奎攻南门、牛秉忠攻东门、李昫攻西门、刘承嗣攻北门，麻贵率游兵策应。一声炮响后，四镇士兵为了抢功开始争先恐后地攻城。战斗至正酣处哱拜亲率大军从北门冲了出来。他想向河套的卜失兔部求援。结果参将马孔英力战哱拜，哱拜只好又退了回去。
六月二十二日，李如松统率的大军抵达宁夏镇，官军声威大震。李如松单独立营，似乎在这场平叛战争中要跟魏学曾划清开来。眼见李如松高傲的姿态，魏学曾不禁怒从心起。二十三日，魏学曾命李如松跟他一起攻城。李如松不理，魏学曾拿他也没办法。到了二十四日，李如松命麾下3万名士兵每人提一沙袋放在南城下，这样就降低了城墙的高度。然后，再命士兵搭着梯子开始攻城，但是这依然没有起任何作用。哱拜的儿子哱承恩指挥着叛军一通火炮打下来迅速将梯子掀翻。
二十五日夜晚，监军梅国桢让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樟率苍头军搭梯子悄悄登南城。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叶梦熊。叶梦熊害怕梅国桢拔得头功，赶紧让自己手下苗兵也登城。等到苍头兵和苗兵刚登上城楼，早已埋伏在城头上的叛军一声呐喊，攀上城的苍头军和苗军又纷纷撤了下去。
二十六日，总兵董一奎、游击龚子敬率苗兵开始攻城。这些跟随叶梦熊从贵州来的苗兵的确善战，他们凭着一股狠劲很快登上城楼。与此同时，李如松带着大队人马开始猛烈地攻击城门。城门被撞开后，李如松手提大刀率先冲了进去，很快城内叛军如潮水般向李如松涌来。一阵长铳射击，官军倒下了不少。眼见叛军越来越多，李如松正陷入苦战，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拼死护送李如松撤出城去。此时，攀城的苗兵也撤了回去，但攻城的两座云梯还摆在那里。这时候从城上缒下一人将两座云梯点燃了。
这天夜里从南城上缒下一人。此人直奔魏学曾的中军大帐。见到魏学曾后，此人自称姚钦，乃城内指挥赵承光部下。姚钦言称，他们都是受哱拜和部将刘东旸所逼，愿意反正，相约于明夜丑时举火为号。
二十七日深夜，城外的官兵密切注视着城上的动静。到了下半夜只听见城内喊杀声四起，城楼上燃起了篝火，城门也被打开了。这时，从城内跑出来几名士兵在拼命招手，呼唤城外官军进城。此时的魏学曾自然瞪着眼睛看着这一切，手下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他一声令下。但他在犹豫，他担心是陷阱。就在这一犹豫之间，城内的叛乱已经结束了。从城内出来一拨人将这几个人抓了回去，城门随即关闭了。
二十八日凌晨，前夜叛乱的赵承光、葛臣、姚钦、张遐龄一共51人被绑在南城门楼上。行刑完毕后，有人将这51人的首级扔了下来。这件事情结束后，魏学曾亲自上疏朝廷请罪，梅国桢也将这件事情报告了朝廷。事实上，官军就算进了城效果也不大。
二十九日官军开始在北城门外挖地道。三十日哱拜又派人前往魏学曾大营议和。结果魏学曾又为所动，但还是被叶梦熊劝住了。
眼见叶梦熊来到后，和谈已经不可能，哱承恩便想派人向河套的着力兔部和卜失兔部求援。先是克力益率50名骑兵出城向着力兔部求援，李如松发现后便命李宁在后紧紧追赶。官军一路放枪，连同克力益在内一共打死29人。另一路是300名骑兵携带金银珠宝出城，不跟官军纠缠，直向卜失兔部求援。
接到求援的卜失兔联合庄秃赖部，尽起3万兵马杀奔宁夏镇。但是，由于萧如熏镇守平虏，使得卜失兔的援军无法从北而下，所以只能绕道从东南方向的沙湃口杀奔而来。消息传来，魏学曾、叶梦熊赶紧制订军事应对方案。此时援军的先锋部队土昧、弭纠雷已经在攻打定边、小盐池，打正率兵1万已经越过沙湃口正向宁夏镇奔来。魏学曾命麻贵率兵5000人抵挡打正，董一元率兵3000人出塞扫敌巢穴，游击龚子敬率800名苗兵扼守沙湃口，堵住敌军归路。
麻贵的5000名骑兵跟打正的1万人在石沟城连战两天。明军依托火炮与鸟铳，蒙军始终无法冲破明军的防线。第二天晌午有哨马来报打正，说明军出塞攻击我部，妇孺皆被屠戮，牲畜都被掳走，卜失兔、庄秃赖已经退去。
打正闻听此言，立刻昏厥在地。众人救醒后，打正已无心再战，遂率兵回撤，麻贵在后追赶。蒙军抵达沙湃口的时候，龚子敬的800名苗兵堵住去路，双方展开一场大血战。苗兵的确勇猛，龚子敬战死。800名苗兵以大半战死的代价拖住麻贵的到来。打正奔出沙湃口后正碰上董一元大军出塞归来。满腔怒火的打正率兵迎了上去。双方正在酣战，麻贵又引兵前来，打正又往北撤。麻贵、董一元合兵一处，追出塞外80里。此战下来，打正1万兵马连死带俘折损大半。打正败退后，土昧、弭纠雷也开始撤退。就这样，哱拜的第二次求援也以失败而告终。
宁夏城由于处于洼地之中，西北面有金波湖、三塔湖，东南面有观音湖、新渠、红花渠，这些水源都比宁夏城要高。早在三月份哱拜叛乱的时候，朝廷廷议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决水灌城。如今宁夏镇久攻不下，叶梦熊就建议水攻。
与此同时，朝鲜的倭情已经如火如荼。万历急需解决宁夏问题，好将大军调往朝鲜。但前方传来的消息是魏学曾剿抚不定，各部推诿忌功。皇帝于是罢免魏学曾平叛总督的职务，让叶梦熊节制一切军务，并将尚方宝剑由魏学曾改授予叶梦熊。
魏学曾既然被免职，便待罪军中。七月十七日，环宁夏镇的堤坝建成，魏学曾和叶梦熊想将大水引入堤坝内，然后再水淹宁夏城。大坝既然建好，叶梦熊便召开总督会议，布置军事进攻战略。
李如松竟然也惧怕叶梦熊，接到叶梦熊的命令，第一次参加了总督会议。
“圣上平叛心意已决，明日决水灌城，各路兵马归我统一调度。有不服从号令者，我有先斩后奏之权。”叶梦熊的一句话不仅预示着和谈的最后破裂，也令李如松交出了兵权。
第二天，官兵挖开了高处的水源，大水沿着挖好的沟渠奔向宁夏镇。大水灌至七月三十日，宁夏城外水深已达八九尺。一阵风吹来，水面竟起波浪。水已透过城墙渗了进来，城内士兵开始堵漏。
当天夜里，城内叛军从城上放下小舟，两名士兵从城头用绳子坠了下来。两个人乘着小舟打算挖开外围堤坝放水。埋伏在外面的官兵发现后射死一人，又生擒一人。官兵将此人带到中军大帐见到了叶梦熊。
“城内情况如何？”叶梦熊问道。
“自从官兵淹城以来，城内军民惶恐，夜晚人都睡在房顶上。前些日子，百姓跟军士发生冲突，百姓们要求军士投降。哱承恩说朝廷已经颁发招安铁券，官兵却将铁券藏而不发，欲破城后杀光百姓。百姓因此对城外官兵愤恨异常。”被捕军士说。
了解到城内的情况，叶梦熊便让人写了数百份告示，让人绑在箭上射进城去。告示上的大意是官兵以招抚为主，城内百姓休要听信哱承恩的谎言。可让百姓先出城，由官军供应粮食。告示一射进去，城内民情就开始出现了松动。
八月十六日，叶梦熊谎称朝廷的免罪铁券已经来了，让叛军出城纳降，同时令总兵刘承嗣暗中埋伏。哱拜的先锋军刘东旸带人出城，行至城外，发现明军大营安静异常，遂撤回城内。
十七日，抓捕魏学曾进京的锦衣卫来到军中，并带来了内阁旨意，严禁监军梅国桢越权干涉军务。魏学曾走的时候，军中将领皆来相送，梅国桢也前来送行。说来这还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因为梅国桢主剿，魏学曾主抚，两个人一直是互相看不起，所以在军中一直是通过书信来往。如今魏学曾要走了，梅国桢竟也凄凄然前来送行。
十八日，哱拜又遣人往河套着力兔处求援。二十一日，着力兔率3000名骑兵劫了陕西运往宁夏的平叛粮饷，李如松出塞奔至贺兰山，斩着力兔120骑，夺回粮饷。九月三日，1000名浙兵在参将杨文的带领下抵达宁夏镇。叶梦熊督造的100艘冲锋舟已经建造完毕。苗兵、汉兵、庄浪兵开始乘舟攻城。七日，在水的浸泡下，北面城墙开始崩裂。九日，官兵与南城门的薛永寿约为内应，麻贵带苍头军猛攻北门，将叛军主力吸引到了北门。在这种情况下，南城门的守将薛永寿撤了南门守卫，李如松一举拿下南门。
这时候，南城门的守军都撤入城内，官军驻扎在城墙上，叶梦熊严禁官军入城。此时城内仍有叛军3万人，城外的数万官军并不太占优势。而且进行巷战比攻城战更加艰辛，所以城内形势比城外更加凶险。这场平叛看起来远没那么轻松。叶梦熊是想让城内汉军与蒙军互相猜忌，然后将堡垒从内部攻破。
梅国桢让人进入南关，找到一个卖油郎李登。李登说经常给哱拜家送油，识得哱拜。梅国桢给他10两银子，然后吩咐他行事。
李登先来到哱拜府上将梅国桢的信交给他。哱拜拆开信，只见信中写道：将军父子自归朝廷以来，替朝廷镇守边疆，大小边功数十次。现朝廷已查明，此次兵变完全是巡抚党馨克扣军饷引起的，罪在党馨。况且杀党馨的乃是汉将刘东旸。将军父子何苦代人受过，只要能杀刘东旸便可赎罪。
梅国桢的信无疑打动了这位蒙古族将领。他让李登回去告诉梅国桢，从叶梦熊那里讨来免死凭据。李登从哱拜府上离开后，又悄悄来到刘东旸府上。李登将梅国桢写给刘东旸的信掏出来给他看。只见信中写道：将军乃汉臣，何必跟着别人造反，替他人顶罪。朝廷已经查明，杀党馨乃哱拜指使。将军只要杀掉叛党，便可重归朝廷。刘东旸看后不免心动，便把许朝招来商议对策。
这边叶梦熊听了李登带回的消息后，便给哱承恩父子开了免死凭据。
九月十五日夜，刘东旸将土文秀唤来杀死。十六日清晨，哱承恩、周国柱带人前往南城关杀掉许朝。接着周国柱又带兵杀到北关，跟刘东旸手下打了起来，最后刘东旸及其手下兵马全部被杀死。哱承恩随后将刘东旸、许朝、土文秀的首级悬于城上。城内汉兵和蒙兵连杀两日，已是血流成河。接着，官兵开始入城。官兵入城后将城内叛军缴了械。
官兵入城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无论是官兵还是城内叛军都欢天喜地，双方像兄弟一样拥抱起来。哱承恩将城内所余马匹、牛、羊尽数宰杀。哱拜也将家中之酒尽数拿出来。官兵与叛军四处豪饮，行酒猜拳，称兄道弟，而官兵将领皆去叛军将领家中喝酒。
九月十七日，南城门大开，哱承恩出城迎接梅国桢和宁夏巡抚朱正色入城。十八日，叶梦熊入城慰问庆王宗室和城内百姓。叶梦熊看到街道上到处都是喝酒喧哗的士兵，还有很多百姓也跟着士兵们一起喝酒、吃肉。看见叶梦熊等人过来，军士们竟然端起酒碗劝叶梦熊等人喝酒。看着眼前的场面，叶梦熊总觉得哪里不对。他猛然醒悟过来，连忙将李如松唤来。叶梦熊在李如松耳边如此吩咐一番，李如松随即带着那些没有喝酒的士兵来驱散四处喝酒的士兵。
此时哱承恩正在梅国桢住处喝酒。喝完酒的哱承恩刚出门即被浙江参将杨文带来的浙江兵绑了起来。这一天清晨，总兵牛秉忠带着礼物前往哱拜家拜访。哱拜大喜，设宴款待牛秉忠。酒至正酣处，忽闻外面喊杀声四起，牛秉忠慌忙辞别哱拜而出。哱拜遂将屋门关闭，对小儿小女说道：“我不能让官兵将你们押进京活剐了啊！”
说完，哱拜将一家十几口杀死，然后自杀。很快，李如松带兵将哱拜府团团围住。哱拜府上上上下下2000名家丁被李如松搜杀干净。宁夏平后，哱承恩及其他被俘人员被押解进京，凌迟处死。
就这样，万历二十年（1592年）这场历时半年的叛乱以官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次对叛乱的平息是迅速的，它没有像前面几朝那样延续数年之久。这些都归于万历皇帝对军事的调度、组织能力，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整个万历朝，我们都可以看到皇帝对军队建设的关注。这至少在万历朝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不仅如此，当皇帝发现魏学曾对镇压叛军摇摆的时候，他果断地罢魏换叶。这也可以看出皇帝的识人能力，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决心。
但我们也要知道的是，哱拜作为有功于大明的外族将领，因为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做出出格的举动。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换位思考。我们看见的只是叛乱发生后，那些文官为了立功而表现出的贪婪表情，以文御武、官僚政治似乎在这一刻失灵。从官兵进城后，叛军与官军的其乐融融，各级将领与哱拜的融洽关系，我们似乎可以感知到这场战争的另一面。
不管怎么说，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这场战争稀里糊涂地开始，又稀里糊涂地结束。跟此前及此后的许多战争一样，它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是政策失灵导致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宁夏战役刚结束，李如松便整理好队伍向辽东进发。与此同时，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的军队也纷纷向辽东集结。
家族内斗引发的帝国战争
播州主要是指今天的贵州遵义，西汉时开始设郡，唐乾符三年（876年），太原人杨端应诏带领谢、成、赵、娄、梁、令狐、犹、韦八大家族征讨南诏。平定南诏后，杨端奉命世代镇守播州。从那个时代起，一直到明万历年间，杨氏家族代天牧守已历29世，700多年。
到了万历年间，这种世袭的土司制度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了，一方面是汉人势力不断地向西南山区扩张，另一方面是西南少数民族为了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政权运行模式而加以抵制。在这种意义下，任何朝廷与土司之间的冲突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时代背景的映衬。
杨应龙是杨家第29代在播州的主政者，大明朝廷授予其播州宣慰使一职。杨应龙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播州本土的建设中去，所以深得苗人的拥戴。但这自然影响到了地方官府和其他土司的利益。无论是地方官府，还是其他土司，都将杨氏作为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但杨应龙对朝廷显得也很忠心，无论是征兵，还是伐木，都十分积极。
杨应龙作为播州宣慰使，虽然身在贵州，但跟四川的关系更紧密。这自然引起贵州巡抚叶梦熊的不快，而叶梦熊是一个喜欢无事生非的主。他弹劾杨应龙“二十四大罪状”，涉及杨应龙用阉宦、造宫室、穿蟒袍、没收土司田地等。实际上这些弹劾大都无中生有，或者鸡毛蒜皮。
叶梦熊弹劾杨应龙的奏章到了朝廷，于是众人讨论是否对杨应龙提请堪问。四川巡抚李化龙上疏暂免堪问，就这样李化龙暂时将杨应龙保了下来。
杨应龙有一妾田氏，田氏跟应龙的正室张氏不合，便诬蔑张氏跟人有奸情。杨应龙信以为真，便杀了张氏。张家在播州也属于土司旺族，张家人将杨应龙告到了贵州巡抚衙门，说杨应龙谋反。杨家与张家积怨已久，此次杀妻事件不过是这种积怨的一种爆发而已。
这种机遇对叶梦熊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再次请求朝廷对杨应龙进行堪问。朝廷让杨应龙选择去四川或贵州听堪，杨当然选择去四川。杨应龙来到了四川省府治所重庆，在那里，杨应龙对情况进行了陈述。四川方面让杨应龙交2万两银子赎罪，另外带5000名士兵去朝鲜灭倭。但杨应龙带兵走到半路上，朝鲜第一阶段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巡抚李化龙去职，继任者王继光对杨应龙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从此川黔两省对杨的态度空前一致，杨应龙的末日似乎将要来临。王继光重提要杨应龙去重庆堪问。此时政治气候已经转变，杨应龙当然不会前往。王继光便派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统兵3000人前往进剿。官兵被杨应龙围困在板桥至娄山关之间的白石口，官兵死伤过半。
这是帝国第一次对播州发兵。3000人如何能进击数万能征善战的播州兵。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开战的借口，帝国终是被这些文官绑上了战车。
消息传来，万历震怒。皇帝免去王继光四川巡抚一职，接着，任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为川黔总督去处理此事。邢玠既来四川，便命重庆知府王士琦前往安稳审问杨应龙。杨应龙命其弟杨兆龙在安稳城外跪迎。最后判决杨应龙交4万两罚金以资助伐木，并将杀害官兵的黄元、阿羔、阿苗验明正身以抵杨应龙死罪，同时，革去杨应龙播州宣慰使一职，以其长子杨朝栋代理播州宣慰使一职，将其次子杨可栋羁押重庆为人质，以讨要罚金。不久，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重庆地方折磨致死。重庆当局让杨应龙缴纳罚金，否则不允许其领取尸体。到了此刻，帝国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冲突再也无法挽回，也许这些正是地方当局所要的结果。
失去次子的杨应龙将怒火都发泄到其他土司身上。他认为是这些土司经年累月的挑拨才导致其子丧生。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杨应龙派兵袭掠余庆、大呼、都坝、草塘、兴隆、都匀、黄平、重安、江津、洪头、高坪、新村，乃至侵扰湖广48屯。一方面杨应龙在发泄他的不满，另一方面被袭扰的地方大都是播州故土，只是被朝廷强行划给其他土司。但此时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另外，杨应龙的矛头只是对准其他土司，并没有主动挑衅官军，所以朝廷对杨应龙仍处在观察阶段。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让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兵3000人攻打杨应龙，这一次又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3000名士兵连同杨、李二人在内被播州兵围困飞练堡，全部战死，无一生还。贵州的败报再次传入京城，万历免去江东之的贵州巡抚一职，由郭子章接任。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结束，万历皇帝打算解决播州问题。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大军征调完毕，南京兵部右侍郎李化龙持尚方宝剑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坐镇重庆主持平播事宜。万历皇帝征调了9个省共24万大军，以各地辅兵和西南土司兵为主，由各地战兵带领从八面直向播州扑来。整个帝国的精英云集川黔，刘铤出綦江，马礼英出南川，吴广出合江，曹希彬出永宁，童元镇出乌江，朱鹤龄出沙溪，李应祥出兴隆卫，陈璘出白泥，看这阵势大有彻底踏平播州之势。
播州地势险峻，只有北面一条路是出口，通往外界的道路上有两道天险，分别是綦江和娄山关。为了占据主动，杨应龙在大兵合围前攻陷了綦江城，杀光了城内的军士和百姓。满城鲜血的綦江城告诉我们，这一切很快就会在播州上演。时间一日一日地流走，巨大的阴影就像满天的乌云一样压来，压得播州这个地方每个人的心头沉甸甸的。
杨应龙长子杨朝栋率领数万苗兵镇守綦江。刘铤本是名将刘显后人，长期作为四川总兵镇守西南，在苗人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听闻前方的带头大将是刘铤，苗人皆无底气与其硬拼。二月十五日，綦江一战下来，苗兵四处逃窜，杨朝栋几乎被俘。杨朝栋收拢散兵又重新布防娄山关。刘铤的大军直向娄山关逼来，沿途的苗寨尽皆被官军屠戮。所有的苗民同仇敌忾，纷纷前往娄山关拒敌。整座整座寨子的小孩也都被组织起来上战场。
在官军的猛烈攻击下，眼看娄山关也无法拒守，所有人便退居最后一道防线海龙囤。杨应龙的帅府就建在上面。这海龙囤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杨家认为能够保命的地方。这里的地势非常高，海龙囤沿路的阶梯陡峭到需要徒手攀爬才能够上去。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月中旬，八路大军已经合围海龙囤。播州兵全部集中在海龙囤，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上阵助防。官兵在通往海龙囤的路上修建了堡垒，采取步步推进的战术。海龙囤上的一道道防线都被刘铤、马礼英攻破。六月底，刘铤带人从海龙囤的后山崖用绳索攀登了上来。海龙囤的前方也被马礼英攻破。众苗兵跟官军展开最后的殊死搏斗。杨兆龙战死，杨朝栋被俘。官兵上的囤来，肆意斩杀。十几岁的孩童也慷慨赴死。整个海龙囤上血流成河，成了人间地狱。杨应龙点燃了王宫，跟自己的侍妾自焚而死。仅剩幼子杨奉禄被一侍女所救，从后山崖上逃脱。
整场播州会战历时100余天，官军斩首25000具，俘获1000余人，杨氏家族被俘70余人。杨朝栋等核心人员被押赴京城凌迟处死，杨应龙的尸体也被带往京城挫尸。播州余民只剩一二，整寨皆空，田地荒芜，余者皆为老弱病残。播州平后，朝廷将播州一分为二，设遵义府归四川，平越府归贵州，改派流官治理。
宁夏战役和播州战役皆是一个性质，那就是朝廷对于坐拥一方的强者务必赶尽杀绝。另外，古老的世袭制度似乎已经跟这个蓬勃发展的明王朝脱节。无论是土官治理，还是流官治理，都不能改变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这种流官治理究竟能给西南少数民族带来多大的福祉，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操纵朝局的东林党
从这一节开始，让我们将视角从那充满硝烟的战场暂时转向朝堂，继续进行本书的主线。
虽然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次辅王锡爵的争取下，皇帝让长子出阁读书，虽然也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全体臣僚以及勋贵的要求下，皇帝最终册立长子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皇帝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杜绝跟臣僚的一切交流，既不赞扬他们，也不惩罚他们，空缺的职位也不弥补。他想让所有的官僚绝望，这自然是因为皇帝绝望而产生的一种报复。
从万历的第二个十年起，帝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高层官僚和底层官僚对立起来。
万历十四年（1586年）顾宪成进京述职，王锡爵跟他谈到了当今的官场特点，王锡爵笑着说：“你知道吗？现在官场有一个奇异现象，庙堂认可的，外间必然反对；庙堂否定的，外间必定认可。”
说完，顾宪成立即说道：“我也听说官场有一奇异现象，外间认可的，庙堂必定反对；外间反对的，庙堂必定认可。”
说完两人相视大笑，在这种笑声中，两人互相鄙视对方。它实际上通过大明官场高层与底层对立的一种现象来昭示官僚们对团体利益的看重，在这里没有是非曲直，只有利益。
在中国16世纪的晚期，在朝野的低级官僚中由于共同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东林党，而这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那场京察开始。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照例六年一度的京察又开始了。在这一年春天，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帝抛出三王并封的议题，而新进内阁次辅王锡爵对此持暧昧态度。众人纷纷将矛头对准王锡爵，直至跟内阁发生全面冲突。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给这一切提供了条件。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主要是低级官吏借此机会整治王锡爵，而幕后的操纵者就是吏部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顾宪成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而且又自认为懂政治。事实证明，顾宪成在万历面前完全是一个小学生，他那点儿小伎俩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这次京察是顾宪成在背后鼓捣，但实际负责的却是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孙鑨上来就将自己的外甥吕允昌干掉，而赵南星上来也将自己的亲家王三余干掉。虽然这看起来他们是不徇私情，但明显做得有些矫情，其用意就是给政敌释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
果然，内阁次辅赵志皋的弟弟被免职，首辅王锡爵控制的几个言路官员也没通过考察。这场京察于二月份结束。三月科道言官刘道隆以拾遗论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杨于廷、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而吏部建议留用虞淳熙。刘道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虞淳熙本身是吏部的人，而且是孙鑨的同乡。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场由吏部引发的针对内阁的暴动就此引发。
顾宪成等人似乎中了圈套，他们对于政治想得过于简单。此次拾遗明显就是针对负责京察的吏部而来，孙鑨不仅没能保住虞淳熙，反而给自己的团队带来麻烦。很快，刘道隆弹劾孙鑨结党，皇帝也令孙鑨做出解释。顾宪成给孙鑨代笔上疏抗辩。孙鑨的抗辩没起到任何作用，皇帝对孙鑨罚俸两个月，将赵南星连降三级，贬谪外地。至此，由吏部仓促发动的这场京察已经面临难以收尾的结局。
赵南星被调离吏部可以说是打到了对方的命根子上。孙鑨以辞职相要挟。各部堂官纷纷力保赵南星。皇帝第一次感到朝廷的政治走向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有一股力量在左右舆论的走向，往往一件小事就可以将这些人钓出来。皇帝明确地知道自己不能退缩，一旦退缩，其后的波涛凶险没有人能够预料。
众人为赵南星求情并没有得到皇帝的理会。接着，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干亨，礼部郎中于孔兼、陈泰来，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严，助教薛敷教，轮流替赵南星喊冤，说王锡爵为了庇护私人从而处罚赵南星。官员们的锲而不舍只能助长皇帝的斗志。而且针对人事任命问题，这么多人口径一致，明显是结成朋党。万历就以朋党罪将陈泰来发配边疆，将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贾严、薛敷教降三级，贬谪外地。
紧接着，负责此次京察的左都御史李世达又上疏抗辩，皇帝干脆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全部削职为民。至此，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这场京察暂时以吏部的失败而告终，但这绝不意味着这场政治攻击的结束。事实上，斗争的双方都在寻找可以重新点燃战火的引线，所有人都坐在了火山口，随时会莫名其妙地丢掉官位。
到了八月份，曾与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定亲的太仓人吴之颜的儿子吴镇状告赵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这种罪名按说是很重的。明王朝早已到了因为小事情而引发政治大动荡的时刻。这种由小事件引发的大动荡，绝不意味着小事情本身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而是因为大的政治事件往往都经过长期的发酵。
这件涉及婚姻诉讼的普通官司，引起了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的关注。只因为这是一件涉及吏部的案子，杨应宿、郑材开始就这件事弹劾赵用贤。李世达上疏为赵用贤抗辩，并指责杨、郑二人诬陷。而杨、郑二人又上疏，索性连李世达一块儿打了。此时吏部文选司又会推以前被万历免职的言官，万历大怒，将文选司官员全司免职。这时候，李世达又上疏乞休，皇帝便批准了李世达的申请。行人司行人高攀龙坐不住了，他蹦出来弹劾内阁指使杨应宿打击吏部和都察院，而皇帝对内阁唯唯诺诺。实际上，高攀龙是正话反说，他知道内阁是奉了皇帝的旨意，但又不好在这个事情上对皇帝发难，只好采取这种指桑骂槐的办法。
杨应宿立即针锋相对。他指责高攀龙上疏是顾宪成在背后挑唆，吏部这帮人专以跟内阁作对为时尚，并指责吏部诸位大员贪赃。皇帝对杨应宿的弹劾十分感兴趣。杨应宿的话涉及两个话题：一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这场政治攻击，顾宪成是幕后操作者；二是吏部官员贪赃。一旦贪赃落实，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他们，并且通过抄家来缓解宫中开支紧蹙的局面。
万历皇帝亲自批示道：近来小臣不修本职业，喜爱搬弄是非，该部院会同该科从实询问杨应宿，何以吏部贪赃，何以高攀龙为顾宪成指使；又问高攀龙，何以朕一事不管，亲批亲点，俱出辅臣之意，明白回话，不许徇私党护。
皇帝前面的批示表面上看是斥责杨应宿不修本职，实际上是鼓动杨应宿继续发挥能量，而后面对高攀龙的斥责明显是为王锡爵开脱。结果，高攀龙没解释出来个所以然，杨应宿也没有吏部官员贪污的证据。于是皇帝将杨应宿和高攀龙两个人俱贬到了外地。随后，吏部尚书孙鑨和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也被王锡爵票拟回家。
接着，又有一些官员弹劾王锡爵，万历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处罚。此时，王锡爵已经累了，他已经帮皇帝搞掉了一大批官员。因为皇帝要罢免哪位官员必须经过内阁票拟，所谓的官员们恨王锡爵正是基于此。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王锡爵出山，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王锡爵再次致仕，他任首辅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王锡爵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逼迫皇帝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第二件是帮皇帝搞掉一批找事的低级官员。完成这两件事情后，他便向皇帝提出致仕。万历自然舍不得王锡爵走，但王锡爵去意坚决，皇帝也只好作罢。
在万历在位48年的时间里，对帝国做出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位王锡爵。可是多年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没人再记起他，或者虽然记起，但是却不愿意提及。没有人知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事的艰难，首辅为了国本问题所形成的正确解决思路。
当王锡爵离职回家后，赵志皋再次成为首辅，帝国似乎又重回申时行时代，一个在君主和低级官僚之间跳舞的时代。赵南星、顾宪成已经离开朝堂，高攀龙被贬到地方做小官，也没有什么意思。很快三个人将无锡县东郊的东林书院修整了一下，重开已经被张居正禁止的书院讲学。
事实表明，东林书院就是失败者的乐园，精神沮丧者的疗养地。大批在万历朝被斥退的官员来到那里，他们整日发表空议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从地方骂到朝廷，从朝廷骂到地方。不仅如此，还有一批在朝的低级官僚也跟他们遥相呼应。多年以后，这批以低级官僚为主，为低级官僚争取民主权利的党派被冠名以东林党。其发生的原因，是整个明王朝参政议政群体的扩大和舆论权力下移的结果。这一切都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东林书院的建立，以及组织人员的增多，东林书院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团体。它的参与者所秉承的意志与理念，也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纲领。
面对东林党的结社，其他人士也纷纷结党自保。赵志皋之后的首辅沈一贯拉拢在朝的浙江籍人士组成浙党，在朝的湖广籍人士组成楚党，山东籍人士组成齐党。12年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又如期展开。在浙党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的主持下，东林党再次遭到了打击，但以沈一贯为首的内阁派也遭受了重创。两年后，当御史再次弹劾沈一贯的时候，他被迫致仕。
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运作，一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政治运作的效益并不高，而且还很拙劣，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其关键问题是没有核心人物能够进入决策圈。大约从16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位叫作李三才的人进入顾宪成的视野。
李三才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进士，因为弹劾张四维和申时行而遭到贬官。李三才跟顾宪成秉性相同，好发表议论，结交朋友，活动能力强。当李三才担任凤阳巡抚又总督漕运的时候，李三才成了反对税使官员中最猛烈的一个。而且李三才还唆使地方势力杀税使，这又使得他在缙绅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当沈一贯离去的时候，皇帝对内阁次辅沈鲤十分憎恨。因为沈鲤在一些事情上跟万历作对，皇帝便命沈鲤跟沈一贯一同致仕。此时内阁只留下了朱赓。朱赓跟王锡爵、沈一贯一样，在大事上跟皇帝保持一致。经过吏部的会推，皇帝又将李廷机、叶向高补进内阁。但皇帝仍将首辅的位置空在那里，他想将王锡爵召回内阁来担任首辅。
帝国的内阁大学士拥有密揭专奏的权力。此种密揭不需要通过通政司，可以直接上达天听，也就意味着不必公开。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锡爵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揭。密揭上是这么说的：
臣窃见近来邸报，奸邪结党，倾害忠良，朋比行私，要名讪上。甚者称倾朝为叔李，目皇上为庸主，揣摩逞臆，颐指捏诬，不能悉举。且以近日参政姜士昌之疏言之，其事虽公，其心实私。渠等布满南北，眈眈虎视，无可谁何。更暗伺朝廷动静，以资唇吻，肆毒善类。古云，主辱臣死；又云，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皇上受小臣之侮极矣，奸党之无礼极矣。
王锡爵的这道密揭明摆着就是讨皇帝的好，将东林党比作奸党，将自己比作替皇帝逐鸟雀的鹰鹯，意思是自己愿意回到内阁。王锡爵这道密揭等于是吹响了向东林党全面进攻的号角。在东林党遍布帝国南北的情报网络覆盖下，这份密揭很快落入李三才手中。李三才将这份密揭原稿抄了下来。这样在这份密揭还没有抵达天听的情况下已经在低级官僚中传阅了。
很快东林党运作弹劾王锡爵。这次出头的是曾经做过常熟知县的段然。他指责王锡爵乱用密揭，进朋党之说，行人事之害。实际上，东林党的反驳是无力的。他们的确是结党营私，对君上无礼。这也是在此次密揭事件后东林党的反攻不是那么热烈的原因。实际上，如果皇帝具备斗争手腕的话，完全可以根据王锡爵在密揭中拟定的罪名刮起一股大的政治风暴。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皇帝，一个患得患失的皇帝，只会将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
从低级官僚斗争的诉求来看，他们需要一种舆论权。这表明到了17世纪的中国，密室政治已经跟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李三才捅破了密揭事件给东林党立了大功。顾宪成高度评价李三才，说他立下社稷第一功，并称李三才“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阿谀到了极点。
密揭事件的公开使得王锡爵再回内阁已经不可能。不久，朱赓死掉，李廷机由于受言路攻击闭门不出。这样内阁就只剩下叶向高一人，吏部会推阁臣已经是箭在弦上。而东林党力推李三才也已经是箭在弦上。由于此时的叶向高就是东林系的成员，如果李三才再入阁，就会出现东林党把持内阁的局面。
围绕李三才入阁问题，双方较上了劲，帝国进入了山雨即来之势。反东林一派的官员邵辅忠，列举李三才贪、险、假、横，说李三才矫且伪，“贪”是指李三才派人去各地索要贿赂；“险”是指李三才将各地进贡给皇帝的东西偷为己有；“假”是指李三才经常毫无廉耻地骂人，自己却目无法纪地结党营私；“横”是指李三才借着漕运总督的职位贪污公款，过着奢侈的生活。
邵辅忠对李三才的抨击可以说是去皮见骨，这引起了顾宪成的恐慌。他先给首辅叶向高写了一封信，又给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了两封信替李三才辩解。但宣大巡抚吴亮抄录了这三份书信，将邸抄送到了各个衙门。既然已无密室政治可言，那么各党派的来往书信必须公开，这已经是帝国的共识。
顾宪成的书信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一个被削职的草民竟然遥控政治，干涉帝国的用人权。中国有句话，叫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顾宪成此举只能是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脚。
就这样，双方隔空开火。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双方引经据典，挖心刺骨，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此事，越来越多的事情浮出水面。御史徐兆瑞认为东林书院干预朝政，将这一派官僚命名为东林党。他指出，东林党在江南私设税卡，以修书的名义胁迫地方官吏送银子给书院；东林书院动辄到各地讲学，地方政府全以公款招待；东林书院刊印的书强迫各地购买。徐兆瑞列举了东林书院诸如此类的种种不法事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天下只知有东林书院，而不知道有皇帝陛下。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李三才入阁已经再无可能。他也没脸面继续在朝堂上待下去了，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辞去职务，回到了家乡北京通州。
虽然李三才没能入阁，还使东林党凭空损失一员大将，但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南北京察中，由于东林党系的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主其事者也为东林人士，北方京察中大批浙、楚、齐党的人被斥退。而在南京的京察中，把持南方京察的浙、楚、齐党又纷纷将东林党人斥退。在帝国的版图上，南北同时上演了政治对攻的局面。但当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浙党人士方从哲接任首辅后形势便逆转而下，大批东林党人被斥退一空。至此，东林党便结束了万历朝的纷纷扰扰，他们的复出将是下一个朝代的事情。
我们对东林党很难做出一个评价。它以低级官僚为主，反映了低级官僚要求言论的自由，但同时他们对于反对本派系的言论同样也持压制态度。所以，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通过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来换取自己说话的权利。
但无论如何，在那个熙熙攘攘的万历王朝，东林党能够坚守儒家伦理道德，在国本之争中仗义执言，最终迫使万历皇帝做出让步，他们的功劳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在那个经济日益发展的17世纪，东林党人更是提出了“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而是万民之天下”这样具备民主思想的观点，这在明王朝，在17世纪初叶的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骄傲。
但对于我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来说，过度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只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而且在万历朝高层与中层的矿税斗争中，东林党又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对态度。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体系的利益，既希望压制君主，又希望剥削底层民众，既无国家观念，更无民族观念。不仅如此，从他们身上，儒家思想的本质目标，终于得到露骨的体现。
对于这样一个政党，高层如能加以辅导，将它们纳入正常轨道，力争将其危害减少到最小，是为帝国之福。
利益集团鼓动的矿税斗争
整个明王朝研究的重心集中在它的税赋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明初进行各项建设和军事行动都不成问题，而明末组织一场大的军事行动都显得十分费劲。现在我们知道明朝的灭亡跟元朝一样都是亡于财政破产，也就是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由于皇帝失去了话语权，导致征税日益困难，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历代封建王朝大多如此。
洪武朝天下拟定的纳税田亩数为800万亩，田赋为2700万担，之后基本上将此作为纳税的标准确定下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军屯被破坏，政府雇员增加，人口增长，这些都使得开支变得巨大，而税赋却由于洪武成制而无大的增长。加上天下积习已久，抵制变革的力量强大，明王朝只有晃荡着前行。
但到了16世纪，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人口转为商业人口，商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而大明王朝的官僚也大多出身于商人或者士绅。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抑或是文官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商业税率却无法提高，千分之三的税率几乎等于没有。况且，征税的关卡只限于运河和北京崇文门，所以从嘉靖朝以后，大的商帮动辄动用超过百万两资金的现象已经成为平常。官绅一体，官商一体，只能将负担压在小民头上。
大约从正德年间开始，随着宫女和宦官人数的增长，明王朝宫廷开支出现了困难。正德皇帝常常感到手头紧张。于是，他时常向户部讨要银两，而且在一些大的开支上拒绝动用宫里的钱。到了万历年间，虽然有张居正留下的几百万两国库存银，但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中耗费将尽。而且皇帝还从宫里拿出不少钱来贴补军费。最重要的是他还要面对两宫三殿在火灾之后的修复工作。这些都缺乏财政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万历只好另辟财源。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在跟首辅沈一贯讨论矿监税使的时候，万历说道：“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皇帝的想法是绕过户部，直接派宦官去各地开矿，将收取的矿税直接纳入宫中的内承运库。这样既解决了宫中的开支，余者还可以补贴国库，两难自解。
帝国实行的一直是禁矿策略。因为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国本。在利润的刺激下，大量人口会蜂拥至这个行业。而且官营开矿还会刺激民营开矿的兴起。并且，聚集在一起的矿工将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化年间的叶宗留造反就是例证。从洪武矿禁以后，直到成化年间，因为财政困难才复而开矿，很快又禁。到了嘉靖年间，又因财政困难，复而又开，再开再禁。所以，当万历皇帝提出开矿后，自然遭到了文官们的激烈反对。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皇帝派出了第一拨采矿的太监。御马监的鲁坤带着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杨金吾前往河南开矿，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前往北直隶的真定、保定、蓟州、永平开矿。从此，皇帝从皇宫大内陆续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
昌平有王忠，保定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江苏有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陕西有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云南有杨荣。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开始，各地的矿监便陆续给大内进贡银子，或几百两，或几千两，这些往往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无论多少都能令万历满意。但由于地方官吏一意阻挠，开矿的收益并不大，征税的目标从矿藏转向商业已成必然。很快，在派出矿监的同时，皇帝又向各地派出税监，而且是一人身兼两职。皇帝是个明白人，在“安忍加派小民”的思维下，他终于懂得向蓬勃发展的商业出手了。
此举自然引起帝国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我们知道，文人们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后盾是无法从科举中拼出来的，自小的教育费用就是一大笔开销，还有家族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这些从科举中胜出的士大夫大多出身于商人或缙绅家庭。他们进入仕途后，也往往依附于原先的阶层，无论从利益上，还是情感上，都会做出有利于本阶层的决策。
从张家湾、卢沟桥到京杭运河，以及长江沿线，布满了面对商人征收商业税的税使，商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这般尴尬。很快，帝国的官僚们摇动了笔杆子，他们极尽一切之能事来妖魔化征收商业税。围绕着征税问题，在17世纪前后的中国，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式爆发。
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中说道：“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高攀龙的话完全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其辩解也是无力的。按照他的说法，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征收商业税，让商人都将钱赚走。政府也压根就不应该征税，只要节约，钱便来了。如果政府没有充足的财源，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谁来抵御？面对滔滔黄河水，谁来治理？面对天下灾民，谁来赈济？难道要靠商人出钱吗？
而李三才的上疏更加措辞激烈。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的《请停矿税疏》中说道：“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帑。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
李三才极尽夸大之能事，将一个区区商业税说得有如天崩地裂一般。其实质问题，仍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高攀龙祖上世居无锡，从他的高祖起，家中就有田300亩。其祖父高材则是亦官亦商，其父高梦龙则经营放贷行业。
而上疏的李三才，其家族本就是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商人。此次增加商业税收，张家湾本就是个重点。加上李三才总督漕运，一旦由宦官在运河沿岸收税，那么，由其漕运衙门征收的税额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所以，此次万历派出税使征税还涉及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问题。
田口宏二朗在《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一文中指出：
“明初以来，在全国府州县城、镇市里设有税课局，经过这些地点的客商们，必须得缴纳商税才能获准通过。然后，从16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宝钞的贬值，各地陆续关闭了许多税课局，不久，折银交纳商税，牙行承包征税的现象逐渐普及起来。随着上述趋势的盛行，商税在州县等地方机关里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各个牙行承包征收商税业务以后，各地争先恐后滥立牙行。地方官们付给他们牙帖，以他们所交纳的商税来填充地方政府的经费。并且，16世纪开始折银交纳商税的现象普及以后，地方官们又都把这项收入编入了定额条鞭，这更加减少了这项税目的伸缩性。”
田口的这篇论文解释了两个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商业税收从16世纪开始便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来源，二是地方政府征收的商业税收是定额。一旦皇帝派宦官加征的话，势必减少他们所征收的额度。
除此之外，李三才在朝中向来是以擅长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而闻名。其本人平日里生活奢侈无度，缺乏检点。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他也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用人不必择贤者，有才即可”。一次顾宪成路过凤阳的时候去拜访他。头一日饭食简便，第二日饭食豪华，顾宪成不解。他笑道：“今日从漕运上收了点小钱。”
正是李三才平日里豪放不羁、不注意言行，才导致不断有御史抓住李三才的把柄对他进行弹劾。大明宫室里所用的皇木大都取自贵州，沿沅江流入长江，然后再沿京杭运河运到京城。皇木卸下来的终点就是北京通州的张家湾，李三才身为漕运总督，其家又在张家湾，这些都给他偷盗皇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御史刘光复劾李三才偷盗皇木，用于营建私宅。而工部侍郎林如楚也指出皇木的确有丢失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便派林如楚会同科道官员前往李三才位于张家湾的家中查看。查看的结果令人结舌，李三才家中瑰丽神奇，崔巍广大，势甚铺张，有一座花园，前后半里，乃是当年皇厂的地基，而大门与二门之间又为原来户部仓库地基。李三才不仅侵占皇产，而且侵占官产。我们知道通州乃是运河的终点，从南方运来的木材和粮食都在这里卸载，所以这里通常都建有皇厂和粮库。不仅如此，李三才家中所用木材都是南方杉木，而且“出卖无主，报税无票”。工部官员既然查勘属实，李三才自然难逃罪责。
此时，李三才已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辞去职务，闲居家中。所以，万历最终也只是给李三才免去“士”的身份，削为民了事。
既然李三才身上有这么多的不检点之处，那么其奏疏的分量就可想而知。面对群臣反对商业税的奏疏，皇帝一概留中，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便煽动市民暴动。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二十四日，山东省临清三四千脚夫包围了临清税使马堂的衙门。从衙门里冲出来的兵丁将外面带头的抓了几个进去。这时候，外面有人带头高呼：“里面杀人了！”在此人的吆喝下，外面的人一起冲了进去，焚烧了税厂，殴打、踩踏致死四十几人。
同年七月，御马监太监陈奉在湖广荆州遭到数千市民投掷石块，随后陈奉在沙市、黄州又遭到市民驱逐。不久，武昌、汉阳万余人包围了陈奉的税厂，众人向里面扔石、放火。好在巡抚带兵火速赶到，并且驱赶了这些围攻的市民。
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弹劾陈奉九大罪状，万历接到奏疏革去冯应京官职。接着，湖广的一些地方官也上疏弹劾陈奉，皇帝将这些上疏的官员全部免职。当锦衣卫抵达武昌宣布冯应京等人罪状的时候，武昌数万市民发动暴动，再次包围了税厂。陈奉逃到楚王府里一个月不敢露面，市民们焚烧了税厂，并将6名办公人员打死，投入长江。
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的云南民变则使反抗矿税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当月，地方卫所的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率领市民万余人冲进税厂，将税监杨荣打死，投入火中，并打死杨荣的随从200多人。消息传来，万历几天吃不下饭。而凤阳的李三才更是匪夷所思，他买通牢狱里的死囚，这些死囚纷纷将山东税监陈增的爪牙们咬为幕后主使。结果，李三才将陈增的爪牙一一捕杀。
从上述一系列因为征税而引发的民变中可以窥见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17世纪的中国所产生的一些裂变。
首先，皇帝征收商业税引发了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的集体反抗。其次，由于商业税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来源，故而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意阻挠，乃至阳奉阴违。而税监为了完成任务，会跟他们发生冲突。当矛盾爆发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动乱将会成为必然。第三，从这些事件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暴动集中爆发，一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且，这些民乱无疑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煽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发生于17世纪初叶市民阶层反抗税监的这场运动充分表明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纺与耕的分离，一个新兴的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有了独立的财源来对抗统治阶级，而其背后是在君主权威被矮化的情况下，整个万历朝非君浪潮的兴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五月发生于苏州的纺织工人暴动，因为暴动的主体是雇佣工人，而非前面的商民，所以这次民变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正式在帝国发端。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运动从来就是跟资本主义相伴随而产生的。大约从16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商人开始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帝国出现。这无疑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私营手工业开始成压倒性态势，所有的这一切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技术的革新。
在明代，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加精良和完善。当时，人们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个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出现了各种新型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的，而蒸汽机的开端却是18世纪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前面所讲述的这些16世纪的明代纺织机器无疑比珍妮机的纺纱效率高百倍。这些都使得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的结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与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工具革新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大片的市镇在江南一带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带来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你来到任何一个城镇，都可以找到当地的同乡会或者人才中介所。只要你将黄册压在那里，就会有人帮你找工作。而且，这种同乡会所或者职业介绍所，还能够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饭食。
在每个市镇里都有行会，瓦匠行业有瓦匠行会，丫环行业有丫环行会，脚夫行业有脚夫行会，织工行业有织工行会。他们定期碰头开会，交流信息，制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伤补偿标准，或者联合起来罢工对雇主施压。明朝把这种说法叫作“奴变”。在这种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当19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17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
《明神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万历三十一年正月，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北京西山煤矿的矿工在紫禁城前喊冤的事情。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皇帝派宦官王朝前往西山收税，此次矿工游行就是由征税引起的。矿主为了少交税，不仅压低矿工工资，还将矛头往矿监身上扯，并煽动工人游行，以向当局施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前后的这场反对矿税的斗争，参加者既有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也有具备雇用身份的无产阶级工人，这场斗争彰显出了一种大的社会变革。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那场苏州民变无疑将这一切推向了顶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税监孙隆开始向机户收税，规定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一钱银子等于十分银子的比价来算，再加上丝绸较高的售价，这点税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长期习惯于低税率的机户来说，他们却无法忍受，于是便纷纷关闭门户以示抗议。这样导致了苏州城内1万余名的织工、纱工、染工失业。这些失去生计的雇工很快将矛头对准了税监，而不是他们的雇主。在封建体制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展的情况下，在大型手工工场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到普遍与尖锐的程度。或许他们还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的世袭体制，无论这种方式是柔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它都能够反映出17世纪明王朝所产生的那种悄悄的裂变。
六月初六，机工徐元、顾云、钱大、陆满带领2000人推昆山机工葛成为领袖，众人在玄妙观宣誓。城内机工听说后纷纷向玄妙观云集，短时间内就汇集了1万余人。为了扩大声势，葛成将这1万人分成六队，众人身穿白色短打，手持木棍，从苏州城不同的方向向税厂走去。为了保证行动的针对性，葛成严明纪律，禁止众人抢劫市民财物。据《五人墓碑记》记载，当队伍行进到灭渡桥时，正碰上孙隆下面的税使黄建节指挥手下在向商贩收税。众人一齐乱打，顿时将黄建节乱棍打死，接着，又打死另一名税官徐怡春。然后，队伍又奔到协助收税的地方官汤莘、丁元复家，纵火烧其屋。葛成严明纪律，严格禁止机工夺人财物，有趁火打劫的机工也被人乱棍殴死。
《税官谣》对这场运动的描述是：“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苏州城内的抗税热潮可以说是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终于到来，农耕文明的蜕变终于到来！
第二天、第三天，运动仍在继续。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六月七日，众人又奔向税官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孙顾等人的家中，将其殴毙。在将这些外围据点清除以后，众人开始转向孙隆盘踞的苏州税厂。
孙隆找到苏州知府朱燮元，让他调派兵马镇压。朱燮元说：“国家的兵是用来御敌的，我不能调派兵马去镇压民众。而且，众怒难犯，此时调兵无异于抱薪救火。”眼看机工拿着棍棒向自己的税厂走来，孙隆赶紧翻墙潜出城去，躲到了杭州，从此再也没有来苏州。
这次事件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方当局、资产阶级、小市民为了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自私性。他们没有丝毫为国为民思考的意愿，既然如此，国家也没有能力再保护它的臣民。当几十年后，清兵的铁蹄踏破这块地方，肆意烧杀淫掠的时候，这些人只有自吞苦果。这次事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旨在以征税为目的的任何旨意必须要通过官僚集团，任何企图绕过这个集团而付诸实施的行动最终都会在帝国归于失败。
既然地方军队调不动，朝廷从太仓调动了不受地方节制的帝国军队前来镇压。当太仓兵备使邹墀带着军队赶到苏州的时候，葛成主动自首，愿意以一己之死承担罪责。面对汹涌而来的机工暴动，万历皇帝朱翊钧只将为首的8个机工首领抓获，另外，将税监孙隆召了回来。
葛成既已进入牢狱，每日前来探望的苏州市民络绎不绝。人们送来的饭食葛成消受不了，便分给其他的囚犯。因为葛成领导的机工暴动保护了商人们的利益，各处的商人也捐献钱财给葛成，葛成却坚决不受。朝廷将葛成等8名机工领袖判死，但苏州地方官府就是不敢执行。朝廷也只好默之，一直到13年后才将葛成释放出狱。
这场运动由于参与者全是工人，所以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但这次运动却被资产阶级利用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矛头没有指向它应该灭亡的阶级，反而指向了封建统治者。
虽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这次工人运动没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和科学的进步主张，但是它却体现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和牺牲性。这些正是手工业工人在大作坊中集体劳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所形成的优良习惯和团队精神。这些都具备了工人运动的特点。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却都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当17世纪的中国明王朝爆发工人运动的时候，欧洲还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之中。
李玲玲认为：“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充分地显示了300多年前我国工人的非凡勇气和革命坚定性。它预示着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母体内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可以说，葛成领导的反税监斗争，推动了全国市民运动的更加蓬勃发展，为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开辟了一定的道路。因此，这次斗争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进步意义。”
妖书案和梃击案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苏州民变已经表明，这个农耕帝国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成分，君主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君主权力被限制的同时，舆论也早已民间化。万历朝，朝野之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宫里的事情、士大夫家中的事情，甚至军事秘密都能流传坊间，而且明朝人还好八卦，越是私密的段子，越能引起市民们的兴趣，乃至编成曲来唱。
虽然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福王并没有离京，郑贵妃依然在皇帝面前吹着耳旁风。对于斗争的双方来说，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仍然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这就需要未雨绸缪。在这种情况下，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开始运作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来打击郑贵妃势力，以稳定体系内的利益。
吕坤在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内，将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叫《闺范》。司礼监太监成炬去山西从书市上购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见后，对于书中没有自己的事迹感到很遗憾。她便自己写了个序，又命人增补了12篇，将自己的事迹也加了进去，改名为《闺范图说》，并令其兄郑国泰再版发行。
贵妃郑氏此举的确不妥，她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上，现在又借修书抬高自己，只能是火上浇油。文官们对此肯定不满，但又不好公开表达，于是便通过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来攻击郑氏。明朝将这种匿名大字报叫妖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受郑贵妃重刊《闺范图说》所带来压力的影响，吕坤上了一道《忧危疏》。他让皇上节约开支，罢征矿税。吕坤此举完全是给这些正愁没处下口的官员开了一个口子，很快一份匿名书出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份匿名书名叫《忧危竑议》，署名人为朱东吉。《忧危竑议》的内容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基础上进行展开。因为《忧危疏》主要谈的是矿监税使问题，并没有谈到国本问题，所以《忧危竑议》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大谈国本问题，通篇充满了主观意淫。
朱东吉：“我看了《闺范图说》之后，感到此书虽然没有涉及易储问题，但吕坤明显是想让福王朱常洵接替太子位。”
另一人：“不可能吧，吕坤乃忠义之士，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朱东吉：“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另一人：“吕坤既然想通过此书来给天下妇女树立楷模，为何不让朝廷进行官方刊印出版，反而要自己私刻？”
朱东吉：“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孔子见南子（卫灵公的夫人）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思想，并不是因为南子身份尊贵而屈尊于她。既然如此，吕坤为了他的阴私目的，也不会为了整饬风化而刻意要让官方出版。”
另一人：“吕坤在这本书中对前朝的皇后大加赞赏，这让本朝的皇后情何以堪啊！”
朱东吉：“你见到自古以来有给现任宫妃写传的吗？肯定是吕坤受了某些人的恩惠。”
另一人：“从古至今贤惠的皇后多矣，为何偏偏要挑中明德皇后，将她放在第一位，明德皇后贤德的事情也多了去了，为何要单单强调明德皇后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
朱东吉：“吕坤自然有他的理由，他会说，明德皇后也无子，即使成为皇后，也是跟当今的郑贵妃在某些方面类似而已。所以，你是说不过吕坤的。”
另一人：“大家都说吕坤因为阴谋败露，所以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开脱，这岂不是欲盖弥彰。”
朱东吉：“可不是嘛，《忧危疏》表面上看起来是忠肝义胆，实际上是装模作样。”
另一人：“我见《忧危疏》中说了很多事情，单单不提国本问题。”
朱东吉：“你怎么才发现呢？人们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忌讳提及，很多事情只能意会，不能言明，他吕坤还不知道这些吗？”
另一人：“唉！吕先生写此书可能也是有苦衷，我们应该体谅他。”
由于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立太子，文官们借着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将郑贵妃编书的目的揭露出来。那就是郑贵妃自比明德皇后，想担任皇后，其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太子位。这份《忧危竑议》表面上是打吕坤，实际上是打郑贵妃。
《忧危竑议》一出，吕坤就知道惊涛骇浪即将来到，他便提前辞去了职务。
果然，一位叫戴士衡的吏科给事中上疏弹劾吕坤包藏祸心，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替郑贵妃抬轿，然后又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解脱。事实上，郑贵妃只是将吕坤的《闺范》进行二次加工而已，并不关吕坤任何事情。但是由于它是畅销书，而郑妃又将自己列进《闺范图说》之中，这自然有利于扩大郑贵妃的影响。
戴士衡的上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郑贵妃反而哭诉说《忧危竑议》这份大字报出自戴士衡之手，万历便将戴士衡充军广东了事。万历的确跟郑贵妃夫妻情深，他亲自出来替贵妃解释，说《闺范图说》是朕赐给贵妃看的，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挑事了。
《忧危竑议》明显是人微言轻的低级官僚之手笔，既具有八卦性质，又具备恶毒的政治攻击性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帝册立了太子，但福王迟迟不去藩国就藩，群臣的心依然无法安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城又现妖书，而此次妖书案明显是高级官僚在参与，不仅涉及国本问题，更涉及党争问题。
十一月份，京城家家门口出现了一份小册子，册子上的题目为《续忧危竑议》。看其样子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续集，其内容是说郑贵妃想让皇帝废掉太子，改立福王为太子，而且还将内阁首辅朱赓牵扯进来。内容仍然是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虚拟了一个叫郑福成的人，署名是吏科给事中项应祥编撰，御史乔应甲手书。
一人问郑福成：“今天下太平，太子也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郑福成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当今的形势好比将火种放在材薪之下。”
一人问：“你的话太危言耸听了吧，难道太子的位置不稳吗？”
郑福成：“是的。虽然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东宫至今一个官吏都没有配备，怎么能够说天下就太平了呢？因为沈一贯的请求，皇帝才立的东宫，但是现在却不配官，就是为了将来改立东宫。”
一人问：“改立谁？”
郑福成：“当然是福王了。”
一人问：“你怎么知道？”
郑福成：“满朝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用朱赓，‘赓’者‘更’也，就是要将来更立太子。”
一人问：“有道理。但用朱赓难道就能改立太子吗？不怕大家反对吗？”
郑福成：“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天下趋炎附势的人多了去了，皇长子能立为太子，难道次子就不能立吗？”
一人问：“这些趋炎附势的人都是谁？你能说出来吗？”
郑福成：“这有何不可说的。王世扬、孙玮、李汶、张养志、王之祯、陈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郑国贤、郑贵妃，此其十乱也。”
一人问：“沈一贯难道就不出来说话吗？”
郑福成：“沈一贯为人阴贼，他只会趋利避祸，让他出来说话，没门。”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写此书的人明显是针对皇帝不配备东宫官吏而来的，这是对皇帝的警告。撰写此书的人希望能以此逼迫皇帝从速给东宫配备官吏，从而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消弭于无形。从这方面来讲，这份匿名大字报无疑具有极强的正面意义。
但此书具有浓厚的党争色彩，编写之人除了要达到警告皇帝的目的，还要打击沈一贯和朱赓。我们知道，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这些阁臣都是因为在国本问题上没有逼迫皇帝太急而遭到小臣的唾骂。但阁臣和小臣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考虑的角度不同。阁臣是从全局考虑，他不可能像小臣那样偏激，那样的话只能让皇帝与大臣之间失去缓冲，将事情弄糟。这些小臣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事实上，也正是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的力争才使得“国本之争”获取最后的胜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小臣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我们还要看到，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开始，朝野反对阁臣的小臣逐渐形成一个团体——东林党，而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中，这个团体的人遭受重创，所以，此次匿名大字报事件明显带有党争的色彩。
而妖书中提到的十乱分别是：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三边总制李汶，光禄寺少卿张养志，锦衣卫左都督王之祯，京营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锦衣卫指挥佥事郑国贤，以及郑贵妃。这十人多是在国本之争中倾向于皇帝和沈一贯一边的文官和武官。
万历接到妖书事件的奏报后，立刻命东厂陈炬查察此事。由于沈一贯跟内阁沈鲤一直有隙，加上沈鲤跟东林党人走得较近，所以沈一贯说妖书是沈鲤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所作。为此，沈一贯派人将与郭正域有关的人全部抓捕归案，进行严刑逼供。但是，逼供的结果并不理想，还打死了一些人，看来沈鲤跟此事并无关联。
由于京营捕快陈汝忠被牵扯到妖书一案，所以他在抓人过程中非常卖力。他将郭正域的师爷毛尚文、郭正域的医生沈令誉抓捕归案。又由于考虑到小孩子不撒谎，陈汝忠又将郭正域奶妈龚氏的10岁女儿带来作人证。到了三法司和厂卫会审那天，东厂的陈炬问那10岁的小女孩：“你看到的妖书有几张？”
那小女孩根本不知妖书是什么东西，便胡乱答道：“有满满一屋子。”
案子还没有破，办案人员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京城也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厂卫会跑到自己家里来抓人。在这种情况下，三法司找了一个被顺天府革籍的秀才皦生光顶罪了事。
从两次妖书案，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正是由于皇帝在国本问题上一再采取拖延和暧昧的行为导致群臣的愤恨。群臣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同时迁怒于那些态度阴晴不定的阁臣。一个国本问题使得万历王朝一直笼罩在阴霾之中。这位身材微胖的皇帝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它一定还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太子朱常洛的侍妾王氏产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按说皇长子产子这是好事，但万历只给王氏封了个才人，并且不允许朱常洛和他的母亲相见。朱常洛的母亲死了之后，葬礼极其简单。不久，太子妃死后，葬礼又极其草率。加上东宫内不仅连官吏也没有配备，就是侍卫和宦官也少得可怜。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这个太子只是临时的，他随时有可能被废掉。这个时候太子的母亲已经死掉，一旦皇后逝世，那么郑贵妃将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后。到时候，一切还都是变数。所有人心中都在暗暗发急。这个时候，在文官们的运作下，一个新的阴谋诞生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由于此时的慈庆宫没有多少人把守，那名男子举着木棍一直闯了进来。途中遇见一位太监，那名男子举棍就打，然后又往里闯。在太子居住的大殿前，这名男子被侍卫和几名太监抓住。
经过审讯，此人交代名叫张差，蓟镇人氏。但此人明显智商有问题，说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明朝已经发生过两次了。嘉靖十八年（1539年），文官们为了反对皇帝南巡，让一个叫孙堂的军人跑到宫中大喊大叫。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和冯保为了诬陷高拱，从戚继光军营中弄了一个叫王大臣的智障军人携带匕首进入宫中，说要刺杀皇上。这次文官们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变故，不知道从哪里又找了一个智障人士来演戏。
张差举杖闯入东宫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人们自然将矛头对准了郑氏。负责此事的刑部主事王之寀进入牢房提审，他看见张差傻乎乎的样子说：“说不说，不说不给饭，饿死你。”
王之寀又摈退狱中的差役，张差这才说道：“小人小名张五儿，蓟州井儿峪人，父张义，病故。舅舅和岳父让我跟不知名的老公公走，说事成后给小人几亩地用。老公公骑马，小的在后面跟，初三歇燕角不知名店铺，初四到京。”
“你到京后住在什么地方？”王之寀接着问。
“到不知街道的大宅子，一老公公与我饭，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然后便给我木棍，领我进了宫门。守卫拦我，我拿木棍击他，后来老公公多，我才被抓住了。”张差说。
张差说的都是实情，是宫里的老太监去京郊花钱让人找了一个智障人。张差的舅舅和岳父肯定收了钱，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谁在幕后策划了此事。很明显，一个智障人士拿根木棍是打不死太子的，所以，幕后策划者只是想把水搅浑。此次梃击事件是文官集团的一次策划，旨在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对太子不利的情况。可以说，文官们真的是用心良苦。
面对大明王朝的又一次诡异事件，皇帝想将它淡化，但官僚们不依不饶。他们上疏指责皇帝对太子冷淡，以及郑贵妃和他哥哥国泰是幕后主使。
五月十一日，王之寀在狱中的突击提审取得的应该是事实真相。因为张差说的是不知名老公公，让他打人，没说打谁。但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三法司会审的时候，张差又说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而且让他打小爷。明显在二十一日这天，张差出现了翻供。那么，在这10天的时间内，一定是有人去狱中，让他将矛头往郑贵妃身上扯。
无论皇帝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他都不想追究下去，以免他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二十八日清晨，皇帝又像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申时行面前作秀一样破天荒地召集在京的所有官员。这是自万历十九年（1591年）起皇帝首次公开在群臣面前露面。
群臣来到慈宁宫外，发现仪式庄重，皇帝一身白衣，皇太子、皇孙朱由检、朱由校，还有两个皇孙女也站立在一旁。群臣跟随皇帝向已亡的李太后牌位行叩礼，然后皇帝开始发话了。皇帝说：“有人离间我们父子，自己的儿子自己养到30多岁，又生了这么多皇孙，焉有不爱之理。而且福王已去洛阳就藩，非宣诏不得入宫。”
接着，他举起朱常洛的手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这时候，御史刘光复跑出来说话。万历由于身体虚弱、头晕目眩使他听不清刘光复的话。万历便斥责刘光复不要再说话，哪知刘光复仍然喋喋不休，非要把话说完。皇帝大怒，连声厉声喝道：“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结果，无人应，皇帝只好让几个太监将他捆起来。
许多大臣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如此动怒，首辅方从哲连忙出来说道：“无知小臣，请皇上不要放在心上，还是赶快给太子讲课要紧。”
“如此大事，朕岂能不知，但现在正在太后服丧期间，你们看我所穿何服？”
接着，皇帝又举起皇太子的手问道：“你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我哪有不爱护的？你们有这样的儿子，难道不爱护吗？”
然后，他又让人将皇孙和皇孙女在石阶上依次排开，在群臣面前亮相，以打消群臣的疑虑。
接着，他又说道：“朕与皇太子天性至亲，祖宗祖母都知道，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这句话，皇帝连说了几遍，语气加重，以示警告。
然后，皇帝又扭过头来对朱常洛说：“你有何话？对诸臣说。”
朱常洛首先肯定了万历的意见，接着说道：“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虽然万历皇帝疯疯癫癫地说了一大堆，但没有他儿子说得到位，尤其是“无君之臣”这个词说的语气已经很重了。朱常洛似乎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察觉到了什么，不然的话，他不会说得这么重。
万历听他儿子这么说，也赶紧说道：“你们听见皇太子说了吗，他说尔等离间，为无君之臣，将使他为无父之子。”
万历说完，赶紧示意首辅方从哲回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这场闹剧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张差、庞保、刘成被判死。最后，皇帝再一次面对跪在地上的群臣抚摸着朱常洛的头问道：“尔等俱见否？”
“都看见了，皇上。”
由于此次召见来人众多，慈宁宫外摩肩接踵，显得拥挤不堪。众人在退出的时候，队伍更显混乱。从来没有如此近在咫尺地一睹天颜，聆听教诲，群臣个个受宠若惊，莫不欢欣鼓舞，都说是40年来未有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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