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第3卷:矛盾三角-矛盾三方联合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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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在日本政府、重庆政府、南京政府之间相互矛盾重重的同时,他们一致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各自的利益,都把这两支军队的存在当成心腹之患。于是,矛盾三方在反共上得到相对的统一。

    经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总办兼总裁费利溥穿针引线,三方代表决定在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在费利溥的海格路寓所开会,讨论攻打新四军问题。

    费利溥的寓所是座有围墙的小花园洋房。为了保证三方代表的安全,规定与会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带武装随从,警卫工作由费利溥指派工部局的巡捕负责。七点五十分,二十个巡捕开进来了。门口的岗哨由原来的两人增加到四人,其余的十八个巡捕则持枪依次站在内围墙根下,每个人之间的距离保持五十步左右,显得戒备森严。

    作为牵线人和东道主的费利溥,在与会三方都给予一笔可观的金钱驱使下,对保证三方代表会议顺利进行显得十分卖劲。他是美国人,二十岁留学中国,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前年他四十岁时当了总办,去年又兼任总裁。错综复杂的上海社会和错综复杂的公共租界的工作环境,使他学会了几国语言,也使他学会了八面玲珑的应酬本领。今天,清早起来,他就指挥法国籍秘书蓬利士和几个巡捕,张罗布置会议室和准备与会者的午餐。八点四十分,他领着蓬利士走下楼来,对巡捕们的警卫工作进行了检查,边走边重复着一句嘱咐:“今天上午,有个特别会议在我的寓所召开,与会者都是地位显赫人物,你们必须高度警惕,保证与会者们的绝对安全。任务完成了,每人奖赏两块中国银元。”

    他得到的反应,是一连串从巡捕们嘴里发出来的坚定和感恩的四个字:“明白!谢谢!”

    八点五十分,一辆小轿车驶进来。费利溥见车头上插着的中国国旗上飘着三角黄布条,知道是和平军苏皖边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的代表、第二军军长刘培绪和他的秘书宋立吾来了。

    “欢迎,欢迎!刘将军的时间观念非常强,提前十分钟抵达敝舍。”费利溥与来者一一握手,然后由蓬利士领他们去楼上的三方会议室休息。约摸过了三分钟,蒋介石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第二十五军军长王仕韬和秘书来了。

    “欢迎,欢迎!”费利溥微笑着迎上去,“王将军真是严肃的军人作风,提前七分钟到会。”他伸长脖子望着楼上喊道,“蓬利士先生!请下楼来领王将军他们去会议室。”

    刘培绪和王仕韬都是河北沙河人,两人又是四十七岁的同年。刘培绪投靠汪精卫之前是王仕韬手下的师长。今年八月,刘培绪指挥他手下的第二师的一个旅与王仕韬手下的第十九旅,在江苏溧水南边的九龙山打了三天三夜,双方都伤亡两千多人。今天两人一见面,这就成了必然的话题。

    “祝贺冀述兄高升。”王仕韬握着刘培绪的手,劈头一句挖苦话。

    “彼此,彼此!祝贺春江兄由副职高升为正职。”刘培绪脸上冷若冰霜。

    “从刊登在贵方的《中华日报》一则消息看,你我在溧水那次较量之后,汪先生为了表彰冀述兄消灭我五千部队的辉煌战果,擢升仁兄为中央军委委员,为弟佩服得五体投地。”王仕韬冷笑着讽刺说。

    刘培绪见王仕韬揭露他谎报军情骗取荣誉,尴尬了片刻,怪笑一声,说道:“军委委员是空虚的东西,不足挂齿。春江兄从蒋先生手中领取两千元法币的奖赏金,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若将它购买田地,仁兄可以享一辈子田粮之福,为弟的羡慕不已。”

    王仕韬一惊。他与刘培绪较量后谎报军情获奖,并未公诸于《中央日报》,只在何应钦主编的机密刊物《军政部半月战况》上有段记载,它怎么被刘培绪知道了?进而想到汪精卫集团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可得随时小心。

    正当刘培绪和王仕韬相互讽刺挖苦时,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的代表、第一一六师团长酒井纯男和秘书来了。“欢迎酒井将军驾到!九点差一分,将军非常守时。”费利溥说着流利的日语,右手礼貌地一伸,“重庆和南京两方的代表已经来了,请二位上楼去。”

    酒井已年过半百,一张扁平的脸,左眼比右眼要小三分之一。两边眼角上有一簇很深的皱纹,好像内心深处的黑思想都集中在那上面似的。在这一簇皱纹里,也流露出他病态似的忧郁。每当他想起自己在苏南战场上越陷越深,那眼角上的皱纹也就越密越深刻。

    他与刘培绪是老相识了,因为刘培绪投靠汪精卫是他引的路。但是,近半年来的几次攻打忠义救国军的战斗中,由于双方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而配合不密切,彼此间存在着抱怨情绪。

    “刘先生可称得上常胜将军,你的第二军从未出现过减员现象。”酒井讥讽刘培绪的部队打仗怕死。

    “不敢当,不敢当。”刘培绪说得很巧妙,“鄙人尊酒井先生为师。一切向阁下学习。”

    酒井自然明白刘培绪话中的真实含义,本来想说几句气头上的话,但却转变为自我解嘲的哈哈大笑。当费利溥介绍王仕韬与他相识时,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了,脸色也变青了。原来,他的一一六师团与王仕韬的二十五军在苏南地区多次枪炮相见,虽然他打胜仗的次数多于对方,但总觉得是仇人相遇,感到不那么顺眼和舒坦。

    “我与王先生是不打不相识啊!”酒井的表情似笑非笑。

    “如果不是酒井先生带兵来中国,我们永远不会相识呢!”王仕韬回敬一句,“那就叫作战争缘分吧!”

    费利溥感到气氛不对,赶忙从中打圆场,笑着说:“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让它永远成为遗憾而过去吧!今天,三方面在共同的反共事业中,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前进,从而建立起新的友谊和新的合作关系。”

    “对!为了消灭我们的共同敌人,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刘培绪伸开两手,做了个表示团结的拥抱姿势。

    “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仕韬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为了早日消灭共产党,我们愿意与酒井先生和刘先生携手前进。”

    “高见!王先生高见!”酒井不胜感佩,向王仕韬投去敬仰的一瞥,有了共同语言,感情容易沟通。刚才还被他视为仇敌的王仕韬,转瞬变成尊敬的好朋友。

    费利溥对会场的布置是费了番心思的。为了表示团结与平等,会议桌是张红漆大圆桌。

    “三位将军先生,三位秘书先生!我和蓬利士先生能够与诸位同桌共商反共大计,感到十分荣幸。”费利溥首先发言,“现在,请允许我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说几句话。举世皆知,美国政府是坚决反共的。正因为如此,半月前,当西尾寿造先生致函给我,由我出面邀请三方代表来上海共商反共大计时,我就不遗余力,立即和蓬利士先生先后赴重庆和南京拜会蒋介石、汪精卫、西尾寿造三位先生,想不到三方一拍即合,实在令人高兴。”他对共产党进行一番诋毁之后,希望这种三方反共会议能够在他的上海寓所多次召开。这不仅因为他对共产党怀有着刻骨仇恨,而且他在其中有油水可捞。

    “首先,我谨代表西尾总司令和泽田司令官,向费利溥和蓬利士两先生为促使三方会议的顺利召开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南京、重庆的代表先生致意!”酒井眼角的皱纹一挤,挤出了对共产党的满腔愤恨,“众所周知,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就与德国签订了《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的十一月六日,我们的另一个盟国意大利接受了这个协定,从而成为世界上一支反对共产主义的骨干力量。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的大敌,我们应该消除一切隔阂,消除一切成见,乃至消除一切仇恨,同心同德,将各国的共产党一举歼灭之!”

    房间里出现了一种豪迈感,仿佛自己都成了英雄豪杰,成了救世主。

    王仕韬对共产党进行大肆诽谤之后解释说:“中国的蒋委员长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是被迫的,是暂时的,是表面的,是同床异梦。这一点,务必请近卫首相,西尾总司令和汪兆铭先生予以谅解。”

    “请允许我以朋友身份向蒋委员长进一言,贵方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已经三年多了,还要‘暂时’到何年何月?现在,是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时候了!如果贵方不当机立断,再与共产党合作几年,中国势必成为共产党的天下。”酒井危言耸听,“与老虎睡觉的人,迟早会成为老虎的腹中物!”

    “衷心感谢酒井先生的指点。”王仕韬显得恳切地点点头。

    “其实,蒋委员长已与共产党开始决裂了。”

    接着,王仕韬介绍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龙部在博山残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干部、战士四百六十余人的博山惨案;同年六月十一日,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率领河北民军袭击冀中抗日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干部、战士四百七十余人的深县惨案;第二天,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派兵包围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枪杀和活埋干部和家属三十余人的平江惨案;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许公超纠集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在竹沟镇枪杀八路军留守处医院的伤、病、残废人员及抗日军人家属二百五十余人的确山惨案;以及本年十月上旬,国民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韩德勤纠集近十万部队,攻打驻苏北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被新四军歼灭一万一千余人,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在仓皇逃窜中连人带马掉进八尺沟淹死,独立六旅旅长翁达失败自杀,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张能思等以下官兵一万一千余人被俘的黄桥战役,等等反共情况,然后说:

    “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是蒋委员长的强烈愿望呢!所以他对贵国提出的停战和谈条件中的‘共同防共’一条,十分感兴趣。正因为如此,他这次高高兴兴地电令顾祝同司令长官,派代表来上海参加三方反共会议。”

    刘培绪想起近两年共产党在报刊发表声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一篇篇檄文,不禁怒火中烧,对共产党大放一通厥词之后,摆出一副预言家的姿态,说道:“现在,在中国有一批初涉世事的年轻人,由于受共产党宣传的欺骗,盲目地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他们会悔不当初。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哪个最适合中国国情?也许要经过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分晓。到那时,人们会蓦然醒悟过来,原来是做了场共产主义噩梦!”费利溥、酒井和王仕韬一齐拍手叫好,称赞刘培绪的信口雌黄是科学预言。反正,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大家对共产党狗血喷头地骂了一通,彼此之间的思想感情也愈发和谐融洽了。

    接着,大家就怎样彻底摧毁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展开讨论。三方代表都毕业于军官学校,又都摸了二十多年枪杆子,若避开怕死这一点,都懂得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所以,发言很热烈。

    “《孙子兵法》里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战胜新四军,不妨找找新四军在苏南地区越战越强的原因。”王仕韬分析着说,“鄙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善于运用天时地利人和。这里说的天时,一是气候,二是时机。新四军不畏艰难困苦,越是风雨交加,越是冰雪严寒,越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们越活跃,战斗力越旺盛。他们也善于掌握时机,当对方败退时,他们穷追不舍;当对方疲惫时,他们突然猛袭过来;当对方力量分散时,他们集中兵力避实就虚猛攻一点。”

    “对,王先生分析得很对!”酒井钦佩地说,“皇军与新四军有几次交战失利,就是败在他们善于运用天时和掌握战机方面。”

    “说到地利,苏南地区崇山峻岭多,新四军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王仕韬说,“在人和上,他们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主动为他们通风报信,为他们带路,为他们送饭送茶水,并主动掩护他们。”

    “不知新四军给了老百姓什么好处?他们为什么那样死心塌地的拥护新四军?”酒井愤恨地说,“真是不可思议!”

    一阵死一般的沉默。

    老百姓衷心地拥护新四军,道理如同人每天要吃饭一样简单,但简单的道理中充满神圣和哲理,那就是爱国,那就是以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前者必胜,后者必败。酒井感到不可死议,王仕韬和刘培绪的缄口不语,只不过是他们利令智昏,不辨是非,坚持反动立场而已。

    经过一番讨论,三方决定凡是驻扎有新四军的村庄,采取抢光、烧光、杀光的法西斯政策,使新四军丧失群众基础,按照西尾的意见,第一仗围攻溧水、高淳,溧阳地区的新四军,酒井部队分三路从北面的句容和东面的金坛、宜兴进发;王仕韬部队分三路从南面的长兴、广德和西面的郎溪进发,刘培绪部队分三路从西面的当涂、芜湖和北面的江宁进发。

    酒井缓缓起身,手中的红蓝铅笔指着摆在圆桌上的军用地图,说道:“这样,我们三支部队形成一个纵横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九县,一千余里的大包围圈。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时,皇军以歼灭溧阳之敌为主,王先生的部队以歼灭高淳之敌为主,刘先生的部队以歼灭溧水之敌为主。该合作的时候,三支部队团结一心,该分工的时候,各显神通。总之,为了消灭人类的公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地勇往直前!”

    “为了使三方的行动保持良好的协调,建议三方推举一个临时总指挥。”费利溥提议说。“同意。”刘培绪讨好地向酒井一笑,“我的意见由酒井先生统一指挥。”王仕韬心里暗暗骂刘培绪为奴才,嘴里却说得很响亮:“同意刘先生的意见。”“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了。”酒井也不推辞。

    最后讨论了应注意事项,规定了联络方法,决定明天(十八日)下午,三方各自进行战斗动员,后天上午开始行动,三天后再形成三个包围圈,争取在一星期内,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消灭在溧水、高淳和溧阳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新四军部队。一个星期以后,三方代表再来费利溥寓所开会总结经验,部署第二次作战计划。

    在费利溥寓所吃了午饭,刘培绪带着秘书宋立吾驱车来到上海特别市政府,向兼任市长才四天的陈公博报告三方会议情况。

    陈公博与他的政治秘书和姘妇莫国康、文学秘书徐康仁在小会议室接见了刘培绪和宋立吾。

    莫国康今年四十岁,但看上去只像二十七八岁年纪的未婚女人,她虽然二十岁那年生了个女儿,却依然有惊人的美貌。她那一派仪表举止,真像天仙一般可爱,皮肤晶莹细嫩,尖利的眼光中又透出温柔和甜美,两片嘴唇如同樱桃一样鲜艳红润。她原是汪精卫集团的中央大学讲授心理学的教授。三个月以前的一天,陈公博去中央大学做时事报告时,与莫国康一见面,他的心就被她俘虏去了,他的两用眼睛足足直盯了她十分钟。第二天,就把她接到立法院接待处,交谈不足半小时,两人就上了床。五天以后,莫国康就告别大学教授生活,当了立法委员和陈公博的政治秘书。

    徐康仁,就是去年与朱昕华一道受中共茅山特委派遣,打入司法官训练班的共产党员,因为两个人都很会写文章,加之学习成绩优异,结业后都被安排在立法院工作,他当了陈公博的文学秘书,朱昕华当了立法院办公厅秘书。

    “怎么样,三方会议开得还好吗?”陈公博关切地问。

    “报告陈院长!会议开得很顺利,也开得很融洽。”刘培绪把三方计划在一星期内一举歼灭溧水、高淳、溧阳地区的新四军的具体方案一一报告给陈公博。

    “很好!等会我打电话向在南京的汪委员长报告,相信他一定会感到高兴。”陈公博嘱咐说,“在战斗中,你们一定要与其他两支部队密切合作,要服从酒井将军的统一指挥。你们一定要英勇作战,以辉煌战绩为汪委员长争光,为南京中央政府争光,为和平反共建国军争光。你们要通过这次三方会战,为和平军树立崇高威望,使日军感到敬佩,使蒋军感到畏惧!”

    徐康仁越听越焦急不安了。他一边思考着如何使情报迅速让有关地下党组织知道,一边希望陈公博对刘培绪的接见快点结束。可是,陈公博却一个劲地问及刘培绪与他的上司胡毓坤的关系处理得怎样,问及刘培绪的第二军的建制情况,以及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怎样。徐康仁知道赢得时间就是胜利,驻扎在溧水一带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千三百名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时间的分秒上决定着安危和存亡。

    徐康仁决定装病。他一只手按着腹部,上身弯下去,腹部几乎挨近大腿,脸上一副疼痛难忍的表情。“徐先生你怎么啦?”莫国康首先发现徐康仁的那副模样。“胃有点毛病。”徐康仁咬紧牙关,装出一副忍痛不哼叫的样子。“胃痛?赶快去医院看看,徐先生!”陈公博显得很亲热。“等一会,陈院长您,接见刘将军和宋秘书,还没有结束呢。”徐康仁有气无力,那神态,仿佛病入膏肓一样。“我还想与刘先生交谈一会,你快去看病吧!这里有莫女士在,你放心去好了。”陈公博嘱咐说,“你坐我的小轿车去,现在我不外出。”“谢谢院长的关怀!”徐康仁见宋立吾要搀扶他下楼,“不必了,我能走,谢谢宋先生!”他向刘培绪点点头,“刘将军!再见。”“徐先生赶快把病治好,我们这一仗打好了,请你写篇战地通讯。”刘培绪想得很美。他知道徐康仁笔杆子厉害,很想借报纸出出风头。“义不容辞。”徐康仁说,“祝刘将军旗开得胜。”陈公博的轿车司机王国祥,见徐康仁的胃病痛成那样子,也动了恻隐之心,热情地把他扶上轿车,问道:“你去哪家医院?徐先生!”“不必去医院。”徐康仁说,“我这病,只要服了上海一位民间医生制作的一种黄色药粉,几分钟就止痛,一个钟头就好了。”“这位民间医生住在哪里?”王国祥问。“法租界公馆马路附一五二号。”徐康仁语意平淡,但却心急如焚。

    三个月以前,茅山特委见设在南京和上海的两处秘密联络点都被日军破坏,为了保持与徐康仁、朱昕华的正常联系,派人与中共东南局联系后,东南局暂时指定以律师为掩护,改名为何丹仁的冯雪峰与徐康仁和朱昕华接头。三个月来,他们向冯雪峰写过两次信,先后汇报徐珍赴东京、周伟龙与汪精卫集团保持秘密往来等情况。上月上旬,前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买通其仆人将他砍死后,徐康仁、朱昕华作为立法院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傅筱庵的追悼会时,两人顺便去过冯雪峰家里。但是,冯雪峰外出了,双方未能见面。今天去,如果又碰上冯雪峰不在家,那该如何是好。

    徐康仁驱车来到冯雪峰家门口,见二楼窗户口上有盆仙人掌,心头一喜。

    这是暗号,不仅说明冯雪峰在家,而且家里没有外人。他按规定轻两下重三下敲门。来开门的是冯家的女佣陈阿娣,他上次来时与她见过面。

    “何先生在家吗?我这胃病又复发了,请他看看病。”徐康仁向她使了个眼色。

    “在家,请上楼。”陈阿娣会意,手指会客室对王国祥说,“请这位先生里面坐,喝杯茶,休息一会。”

    冯雪峰正在翻译一篇小说,见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进他的卧室兼写作室,警觉地站起身来。

    “三个月不见,你显得苍老了,一定有病。”徐康仁说着接头暗语。

    “没有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把我气老了。”冯雪峰用接头暗语回答,“三个月不见,你显得年轻了,一定有喜。”

    “没有喜,知雄守雌,与世无争,必能益寿延年。”徐康仁继续说着接头暗语。

    “你是南京来的徐同志还是朱同志?”冯雪峰握着徐康仁的手。

    “我是徐康仁,冯先生!上个月我与朱先生来看望过您,您不在家。”徐康仁面对冯雪峰坐下来。

    冯雪峰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人。虽然年纪只有三十七岁,但已成为当代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十八岁在上海参加青年文学团体,写作诗歌和散文。一九二六年翻译了《新俄无产阶级文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编辑《萌芽》月刊,并与鲁迅共同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从此两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九三一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任中共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第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六年从瓦窑堡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在上海找到流落上海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并把他们送到苏联学习。一九三七年初,曾秘密回到陕北,向党中央报告工作。一九三九年春,兼任中共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我现在随陈公博来上海了,正准备向您写信汇报我的近况,获得了日本、重庆、南京三方军队准备联合攻打新四军的紧急情报,特赶来向您报告。”

    徐康仁在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冯雪峰面前,显得有些紧张。

    “噢!”冯雪峰一怔,但很快镇定下来。他和蔼可亲地对徐康仁说,“不要慌,慢慢说。我们不是师生,也不是上下级,是朋友,是同志,不要有任何拘束。”

    经冯雪峰这么一开导,徐康仁的紧张心情松弛下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在徐康仁的汇报中,冯雪峰间或提出一些只有军事指挥者才思考的问题,如“三支军队九路进军的具体路线怎样走?”“敌人是否知道新四军的具体所在地?”“三支军队谁的兵力最雄厚?谁的武器装备最好?”等等。徐康仁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一无所知。但是,冯雪峰毫无责备之意,一再说徐康仁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只有当他知道徐康仁是乘坐陈公博的轿车来的,司机还坐在楼下会客室时,委婉地指出徐康仁考虑问题欠周到,嘱咐下次宜乘出租汽车来。这使徐康仁深为感动,对冯雪峰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能够使新四军转危为安吗?冯先生!”徐康仁仍然感到不安。

    “你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放心回去吧!”冯雪峰的话,使徐康仁进一步感到他的老练持重。

    冯雪峰看看手表,时间过去了半小时,他担心引起司机的怀疑,亲自送徐康仁下楼。他见司机等得有几分不耐烦,边走边说:“这回你服了我的药,又给你进行二十五分钟的按摩疗法,你的胃病一定会得到根除。”

    “谢谢您,何先生!”徐康仁说,“您为我花费了半个小时,真感到过意不去!”

    “医生的职责是帮助病人把病治好,从来不吝惜时间。”冯雪峰与徐康仁握手告别。

    十五分钟以后,冯雪峰乘出租汽车来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与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见面。三十四岁的潘汉年,已是资望很高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一九二四年,他在上海加入创造社,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先后在南昌、武昌主编《革命军日报》。一九二七年受党的派遣,回上海主编《幻洲》月刊,次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文委书记。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一九三四年曾两次作为中共代表同蔡廷锴、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二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国外做联络工作。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代表赴南京,和国民党代表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近三年来,他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为据点,秘密往返上海与香港之间,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经他介绍和安排,香港地区有数百位著名人士秘密进入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

    “面临三方敌人的联合进攻,必须认真地予以对待!”潘汉年听了冯雪峰的汇报,神色肃然地说。他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多年,但说话仍然是江苏宜兴口音。“办事处有台秘密收发报机,先分别给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同志、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同志发个简短电报,让他们在战略战术上做初步思考,然后派专人去溧水向二支队司令部做具体汇报。”他深情地望着冯雪峰,“这样做行不行?雪峰同志!”

    “行!你处事持重果断。”冯雪峰的话里有几分慰藉,几分推崇,几分欣悦。

    “电报这样拍:‘敌伪顽三方约十万人枪将于十九日分九路围攻溧水、高淳、溧阳。详情明日上午十二点前有人赴溧水报告。’可以吗?雪峰同志!”潘汉年向冯雪峰投去征询的目光。

    “言简意赅,同意。”冯雪峰说,“派谁去溧水?”

    “办事处联络组长张克明,他前天才从二支队司令部联系工作回来。”潘汉年说,“他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是个比较精明的年轻人。”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对这次三方联合反共寄予很大的希望,也很重视。当天下午三点,命令驻沪空军部队派出三架直升飞机,分别送王仕韬、刘培绪、酒井和他们的秘书去各自的驻地浙江长兴、安徽芜湖、江苏金坛。

    五点左右,刘培绪回到芜湖。他想起陈公博关于“要为和平军树立崇高威望”的嘱咐,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很荣幸,决心在三方联合反共中大显身手。他一下飞机,就把军参谋长刘承祖叫来,把三方联合反共会议精神,扼要地向他说了说,要他考虑作战方案。又吩咐军部办公室通知所属两个师的师、旅、团长及参谋长明天上午八点前来军司令部开会。他自己则带领宋立吾,驱车去二十里外的苏皖边绥靖军总司令部,一边向总司令胡毓坤汇报,一边趁机向他要一批武器装备。按正规编制,他这个军还差一个师。兵源好办,到处有壮丁可抓,缺的就是枪支弹药。这年头,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

    刘培绪和宋立吾来到总司令部时,胡毓坤刚吃完晚饭,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翻阅报纸。他看报纸,并不是关心天下大事,而是留心是否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到他管辖的苏皖边十个县来。三个月前,有支新四军游击部队打到他管辖的来安和滁县一带,捣得他的小江山摇摇晃晃,后来刘培绪的第二军倾巢而出,才把他们赶到江苏金湖。好在近三月来,没有新四军闯入他管辖范围来的消息,今天的报纸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于是他安心地放下报纸,闭目养神了。他二十岁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之后,混了二十八年,只当过辽宁老家台安县县长、东北军军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长官公署参议官、中央绥靖委员会东北分会主任。今年四月投靠汪精卫之后,让他担任管三个军的总司令,感到心满意足。近两个月内,他派人与周围的蒋介石军队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对日军无须防备,是一家人。只要新四军不来干扰,他就可以夜夜好梦。

    随着副官的一声报告,他睁开眼睛,见刘培绪和宋立吾来了,赶忙起身迎接。“冀述兄昨天上午去上海,现在就回来了,是不是三方联合反共会议的召开推迟了?”胡毓坤的语气里有种失落感。

    “报告总司令,会已经开了,开得很顺利。”刘培绪有几分得意,“西尾总司令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下午派出三架直升飞机,把三方代表送回各自的驻地。我和宋先生五点到家,就赶来向总司令报告会议情况和请示有关问题。”

    “你们还没有吃晚饭吧!”胡毓坤显得很亲切,“去伙房吃了晚饭再谈。”

    “吃饭是小事,向总司令汇报请示是大事。”刘培绪像打足气的皮球那样劲蹦蹦的。

    “冀述兄真是军人作风!”胡毓坤满意地说,“好!那就先谈情况吧!”他吩咐副官去伙房为刘培绪和宋立吾准备晚餐。

    胡毓坤脸上寒暑表似的表情变化,说明他听得十分认真。当刘培绪说到三方代表怎样诽谤和辱骂共产党时,先是微笑,再是欢笑,然后是痛痛快快的大笑。但是,他听说三方分九路进攻溧水、高淳、溧阳时,却变成一声冷笑,说道:

    “我原以为三方联合围攻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呢!想不到十万人枪去围攻一个小小的新四军支队,岂不是杀鸡用牛刀!”

    刘培绪一下子冷了半截,感到向胡毓坤要批武器装备的愿望,正受到他那一声冷笑的威胁。他想了想,把西尾寿造抬出来挡驾,微笑着说:“报告总司令!西尾总司令说新四军人少神通大,神出鬼没,很难对付,这回杀鸡就得用牛刀!”

    “是我有麻痹轻敌思想?”胡毓坤旋即来个反省。

    “不能说总司令麻痹轻敌,只能说总司令没有直接与新四军交过手,对他们不够了解。”刘培绪从对方的表情证实自己的话很中听,“三个月前,新四军八百多人骚扰来安和滁县时,我奉命出击,先用一个师的兵力对付他们,可是你追击过去,他们突然无踪无影了,你正在侦察判断,他们又突然从你屁股后面冒出来打你。后来,总司令命令我,把两个师全拉上去,才把他们赶到我们管辖范围之外的金湖。”他瞟了胡毓坤一眼,见对方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又说了句结论式的话:“我们那次战斗,实际上就是用牛刀杀鸡。”

    “是呀!新四军的确很难对付。”胡毓坤喃喃地说。

    刘培绪顺势把陈公博抬出来,把他说的“要为和平军树立崇高威望”那段话告诉胡毓坤,又借题撒谎说:“陈院长见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大,就鼓励我说:有胡总司令正确指挥你,全力支持你,还担心完不成任务?”

    陈公博的话和刘培绪的谎言,拨动了胡毓坤心中那根隐蔽的弦。他投靠汪精卫半年多来,与朋友闲谈中,尽管人家说得策略,或很含蓄,但他听得出来,和平军被人瞧不起,他这个总司令也低人一等。

    “好!希望冀述兄轰轰烈烈地干一场,让日军对我们感到敬佩,让蒋军感到畏惧!”胡毓坤劲头来了,“明天上午,我参加你们的作战计划讨论会,帮助你们制订作战计划。有哪些困难,我尽力帮助解决。”

    “别的困难没有,只考虑到三方联合反共作战的时间还长,恳望总司令补充我一批武器装备。”刘培绪说。

    胡毓坤沉吟片刻,大方地说:“只要冀述兄能为苏皖边绥靖军总司令部争光,我把军火库里一个旅的预备装备全给你!”他顿了一会,又划了界限,“明天上午先给一半,第一仗打完了再给一半。”

    人的食欲,过于悲忧会减退,过于兴奋也会减退。刘培绪无滋味地吃了点饭菜,就急匆匆地赶回驻地,琢磨作战方案去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刘培绪收到酒井从金坛发来的电报:“据可靠情报,计划围攻之敌近四千多人,组成若干战斗小队,分散在纵横约四百里的地方。因此,必须步步为营,以梳虱子的战术予以彻底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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