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龙的总指挥部与所属的淞沪行动总队，同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海格路丁香花园左侧不远的、一座用青砖砌成的高墙围着的两层楼房里。因此，平日总指挥部除了一个直属侦破连和一个直属警卫连，没有别的武装。这里除了两层楼的主房以外，还有临时用竹木黄泥为材料建成的几座平房，作为营房、军火库、车库和厨房。总指挥部设在第二楼，各个门楣上钉着写有“总指挥办公室”、“秘书部”、“侦破部”、“警卫部”、“联络部”、“行动部”等字样的木牌。只有靠东头三间房子的门楣上没有木牌，那是周伟龙的会客室、卧室和餐厅。
九月十七日上午九点左右，周伟龙由姨太太朱俐玲陪伴吸了两杆鸦片烟，顿觉精力充沛。他今年四十二岁，中等身材，由于贪色和嗜好鸦片烟，脸上的肌肉少肤色黄，望着他那两只下陷的眼睛，使人想起暗森森的湖沼，那里面似乎盛载着无穷的思想，使人无法看透它，也无法深入地走进周伟龙的思想领域。昨天傍晚时，周伟龙看了《中华日报》上那则杨卓夫率部投靠汪精卫的报道，又气又急，一夜没有睡好。现在吸过鸦片烟，加之早餐喝了两杯酒，似乎什么苦闷和烦恼都忘却了。他吹熄搁在床上的茶油灯，浑身轻松地从床上坐起来，从朱俐玲手中接过浓茶，喝了一口，在嘴里漱了好一阵，才咕噜咽下去，然后舒展一下两条胳膊，穿上军装，嘴里低声哼着谁也听不懂的无名小调，准备去总指挥办公室处理公务。
他正要走，秘书主任曹浩生来了，轻轻报告说：“周总指挥！杨卓夫来了，他要求见您哩！”
周伟龙像一只惊弓之鸟，满脸恐怖，他的一颗心陡然提到嗓子眼里，久久没有落到实处。顿时，许多一时理不清的问题，乱麻似的塞进脑海。是的，已经叛变的杨卓夫，干什么来了？他好一阵才镇静过来，问道：
“杨卓夫现在哪里？与他一道来的有几个人？”
“报告总指挥！”曹浩生说，“他是独自一人来的，我让他在一楼接待室休息。”
“我不见他！当然，想到他跟我几年的交情，也不打算逮捕他！戴局长要追查，我承担责任。请曹主任通知杨卓夫，要他赶快离开这里。”周伟龙的眼睛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他只说“交情”，因为他过去在军统，如今在忠义救国军的上下左右，都隐瞒了自己与杨卓夫的亲表兄弟关系。
这也是一种处世之道。周伟龙这么一遮掩，他对杨卓夫的褒扬，提升，包庇，就成为公事，公心，公道了。
可不是！曹浩生听周伟龙这么一说，对他肃然起敬，认为他是个勇于承担责任，宽宏大量的好长官。他以为周伟龙在气头上，就委婉地劝说道：“我的意见，杨卓夫既然已经来了，总指挥不妨接见他，看他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是的，杨卓夫绝不会无缘无故来。”朱俐玲沉思着说，“他是总指挥的老部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想必是对忠义救国军有利他才敢来。”于是，周伟龙在他的会客室单独接见杨卓夫。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你这个败类，一枪未开，就把我的四千人枪丢得干干净净，又投靠了汪兆铭汉奸集团，竟然还有脸来见我！”周伟龙连招呼都没有打，也没有请杨卓夫坐下，就放连珠炮似的骂开了！
“我实在对不起周总指挥和戴局长！”杨卓夫垂首立正站在周伟龙面前。他见隔壁秘书部有人，没有称“表哥”。杨卓夫连骂带说，把责任统统推到廖汉章身上，又说了说他那个假投降的设想，然后显得痛苦而又懊悔地说：“只怪我看错了人，用错了人，让廖汉章当了侦破连长！”
“我也看错了你，用错了你，不该让你当了苏常行动总队队长！”周伟龙越说越生气，七窍已经冒烟了，“亏你杨卓夫还有脸面活在人世上！要是我周伟龙，早就投河自尽了！”他的声音很高昂，有意让隔壁的下属们听清楚。
“如果我真的死了，就没有人来给你送信了！”杨卓夫喃喃地低语着。“送什么信？”周伟龙一阵愣怔，意识到将有个严肃的问题摆在自己面前，心情是沉沉的，但声音是轻轻的。杨卓夫从贴胸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向前迈出三步，把信递给端坐在皮沙发上的周伟龙，自己也找个座位坐下来。
周伟龙双手抖索着拆开信封，又用抖索着的心阅读信的内容。他看完信，心中无限痛苦，泪水一串串流下来，大有要哭个昏天黑地之势。他真想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他也被恐怖笼罩着，感到自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完了。
猛地，周伟龙像头发怒的雄狮那样暴跳起来，伸手给杨卓夫几记清脆的耳光，咬牙切齿地骂道：“要不是你为了讨好汪兆铭集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父母的详细地址！”当然，声音仍然是轻轻的。
“不是我……”杨卓夫申辩说。
“不论你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反正我信不过你！你滚，你滚，你赶快离开这里！”周伟龙没等杨卓夫把话说完，又把嗓子提高了，说罢冲出门去，径直来到他的卧室。
“总指挥，周总指挥！你听我把话说完！”杨卓夫边喊边跟上去，他自然明白事情已经涉及到机密问题，周伟龙有意调换房间，因为他的卧室距离秘书部有三间房子。杨卓夫走了几步，觉得嘴里有股咸腥味，张口一吐，殷红红的。他摸着被打破内壁的腮帮子，来到周伟龙面前，嘴里那咸腥味又冒出来，又吐了两口。
朱俐玲见了，送来一杯清水让杨卓夫漱漱口，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卧室。
“表哥！你听我说，舅父舅母的住址是唐惠民说出来的。”杨卓夫压低声音说，“唐惠民与重庆的秘密联系已经败露了，他为了表功，把两位老人的住址告诉周佛海。这是我去南京前五天的事，汪兆铭他们早就把眼睛盯着你了。”
杨卓夫说的全是谎言。原来，十四日上午，汪精卫和周佛海接见杨卓夫和刘淑珊时，杨卓夫一反常态，没等汪精卫开口，就主动提出瓦解忠义救国军的问题。他说周伟龙的总指挥部与淞沪行动总队在一起，身边有五千部队，在总指挥部很难把周伟龙抓到手，他说周伟龙很孝顺父母，可以派人去上海北郊杨木汇周伟龙父母的临时住址，花钱买通在周家做勤杂工的男佣人，让他给周伟龙报信，说周伟龙的父亲患了重病，把周伟龙骗到杨木汇去。因为周伟龙每次去杨木汇看望父母都在晚上十二点左右，每次的随从卫兵只有十来个人，很好对付。汪精卫想了想，认为与其这样做，还不如派人把周伟龙的父母抓到南京，迫使周伟龙的父亲给周伟龙写信，让周伟龙乖乖地来南京。
昨天下午五点，周伟龙的父母就被抓来南京，为了不让周家的男佣人给周伟龙报信，也一道被抓来了。周伟龙的父亲原是一位教经馆的私塾先生，虽然年过古稀，但身体还很硬朗，他想到自己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事，显得很坦然。周伟龙的母亲则不然，她患支气管炎，身体虚弱，老是咳嗽，又一个劲地哭。晚饭后，汪精卫和周佛海由杨卓夫陪同接见了两个老人，经过近一个小时巧言令色地劝说，周母也不哭了，周老先生高兴地用半文半白的文笔给儿子写信。
伟龙吾儿：汝阅读此函，切勿自相惊扰。余与汝母平安无恙，且受诸多之优待，岂不饮醇自醉乎！尤南京政府首脑耳提面命，以春风风人之言词诲人，余刻骨铭心矣！兹修书数行，望汝速来金陵，与中日和平运动诸领袖面晤，共商救亡图存之大计。能如愿，实乃吾儿之大幸，周氏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愿汝念余老牛舐犊之情，效近悦远来之士，立即启程。是嘱。
父示
九月十六夜
周伟龙将信连读两遍，文风笔迹确是父亲所写。他读完信，虽然感到有片刻的安慰，但转瞬即逝，留下的是如同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在他的思想感情中，信中的词句只有“老牛舐犊”四个字最能打动他的心。他想起自己在父亲设立的私塾学堂读书时，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九口，很少吃荤菜，但每餐都让他吃几片肉或一个鸡蛋，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考上初中时，家里付不起学费，父亲只好把朋友送的一件羊皮袄卖掉，母亲把娘家陪嫁的一只立拒卖掉，才把学费凑足，他想起自己考上息烽特工人员训练班时没有路费，父亲向五里外的一个财主借钱被狗咬伤左腿，摘几片树叶，扯几根茅草，将伤口胡乱地包扎一下，撑根树桠枝赶回家，把钱往他手里一塞，就昏倒在地上……周伟龙感到自己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蕴藏着父母的一片深情，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父母的血液，而且是父母受贫困生活折磨的珍贵无比的血液。
周伟龙越想越痛苦，随即又陷于重重矛盾中。一忽儿，他感到对不起父母，他们只因为养育了他这个儿子，才受到这次恐吓和委屈；一忽儿，他又感到问心无愧，自从自己拿薪俸以来，在经济上尽可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要。他时而感到父亲受了骗，在信中写了那些糊涂话，实在不应该；时而又感到父亲在种种恫吓和威胁下写的信，是出于不得已，可以原谅。他极不愿意去南京，但又巴不得马上见到受软禁的父母亲。他十分害怕与汪精卫见面，但又很想早点知道汪精卫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总之，周伟龙失魂落魄，思绪纷繁，心乱如麻。他缓缓起身走向杨卓夫，声音颤抖地说：“你必须向我说真话，我父母亲真的安全无恙？”“一点不假，表哥！”杨卓夫正经地说，“汪兆铭和周佛海要我与他们一道去看望了舅父舅母，他们的确对两位老人很热情，生活也安排得很周到。”
“汪兆铭他们对我父母说了些什么？”周伟龙想摸摸底。
“就是舅父在信中说的，他们先对两个老人说了一通和平救国的道理，夸赞老人生了你这个能干有为的好儿子，希望舅父给你写信，请你去南京共商救国救民大计。”杨卓夫的屁股已坐在汪精卫一边，把汪精卫和周佛海对两个老人说的一番笼络人心的话隐去了。
“你向他们假投降之后，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周伟龙又问。
“让我当了军委委员和副军长。”杨卓夫又隐去了汪精卫将刘淑珊赏赐给他做姨太太的事。
“他们给了你这么大的官，你还想回来？”周伟龙将信将疑地望着杨卓夫。
“因为我感到对不起表哥和戴局长，因为我羞与他们为伍。”杨卓夫口是心非地说。
“嗯。”周伟龙沉思一会，“唐惠民的事是怎么败露的？”
“具体情况不知道，只知道他天天接受审讯。”杨卓夫有几分心虚，但表面上很镇静。
“你必须对我说真话，汪兆铭他们要我去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周伟龙感到可怕，惶恐不安地问。他的语气里表现出迷路人面向过来人的那种赤诚。
“你是我的亲表哥，我可以推心置腹地说说自己的想法。”杨卓夫也语意恳切，“他们要你去南京的目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劝你率部队投靠他们，二是签订君子协定，今后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是前者，我不依从怎么办？”周伟龙越接触实际越惶恐不安。
“也与我一样，先来个假投降。”杨卓夫说。
周伟龙陷于沉思。他为了使父母获得自由，很想去南京一趟。但是，想到自己对戴笠的忠诚，自己对忠义救国军花费的心血，想到戴笠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在忠义救国军的地位，尽管实权操在戴笠手里，终究是个使人羡慕的总指挥官！他这么想着，又犹豫了。
“卓夫你先返回南京，我，去不去南京，或者什么时候去南京，让我多方面想一想，多方面权衡权衡再定。”他感到左右为难。
“不！我是专程来接你的，小轿车停在哥伦比亚路一〇八号门口。”杨卓夫急了，“我返回南京后，舅父舅母见你没有听他们的告诫，他们将是怎样一种痛苦和难过，可想而知，如果你坚持不去南京，可以断言，你将永远见不到你的父母亲，岂不遗憾一辈子！”
古往今来，忠与孝，总是矛盾的一对。“忠孝两全”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在忠与孝发生冲突时，不是尽忠舍孝，就是尽孝舍忠。凡是有资格在忠与孝之间做出选择的人物，都懂得不论大至精忠报国，小至忠于某项事业，都是忠远远大于孝。然而，认识与行动往往是两码事，许多人却做出了抱恨终生的选择。
“行！我与你一道去南京。不过，还得稍微等一等。”周伟龙心灵的钟摆在微微颤动，“一来我必须给戴局长发个密电，向他报告你的假投降和唐惠民的问题，二来我外出总得找个借口，使下边的人不产生任何怀疑才是。”
在周伟龙与杨卓夫面晤的同时，陈公博和李励庄夫妇携带人参、川贝和一批糖食水果，来到周伟龙父母的住地，看望两位老人。因为李励庄的父亲与周老先生是堂表兄弟，又是青年时代的同窗，双方一见面，房间里洋溢着亲热而融洽的欢乐气氛。
“昨天傍晚表伯父和表伯母来南京时，我和陈先生都外出有事去了，没有及时赶来看望两位老人，很抱歉。”李励庄显得十分亲切，“这是一斤人参，送给两位老人补补身子，这是半斤四川出产的贝母，听说表伯母老咳嗽，临时请人上药店购买，几乎走遍了南京城，才买到这么一点点。”
周母见陈公博夫妇这么关心她的病情，激动地说：“你们听谁说我老是咳嗽？”没等对方回答又忙不迭地说，“哎呀！如今到处打仗，我托好几个亲戚朋友买川贝都没有买到，你们一下子就给我买来了半斤，太感谢了，好，好，我这病有救了，实在太感谢了！”
“我们听汪主席说，表伯母咳嗽得厉害。我们来这里时，汪主席正叫人打电话，找个好医生给您老人家看看病。”李励庄见周母又要咳嗽，赶忙把个痰盂端到她面前。
“啊！汪主席那么忙，还惦记着我的病，真是个好主席啊！”周母边咳边说。
在周老先生心目中，陈公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侧过脸，拉着坐在他身旁的陈公博一只手，满口赞词：“表侄郎！我读过你的文章，读过你的演说词，也从报纸上略知你的行踪，可以说，你的才华是一词莫赞，你在民众中的影响是一呼百诺，你不愧为当今中国的一世之雄。只是你与表侄女结婚快二十年，老夫一直无缘与你见面，今天见到你这个非凡的表侄郎，实在高兴，实在高兴啊！”
“表伯父过誉了！叫表侄郎愧不敢当哩！”陈公博把一腔兴奋隐藏在一丝谦虚的微笑中。他甜甜地望了一眼李励庄，正好李励庄也甜甜地向他望过来。
“表伯父！论才华，我在您老人家面前真是贻笑大方，至于说一呼百诺和一世之雄，我更不敢当了！”陈公博微笑着说，“过去，由于为国事奔波，加之命运多舛，未能与励庄一道去拜望表伯父和表伯母，实在抱歉！”
“表侄郎说到命运多舛，唉，在这国难当头，几乎是无一幸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周老先生喟叹一声，“只是我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只怕见不到国泰民安的好日子了！”
“表伯父！这一天快了。”陈公博趁机宣扬一通和谈停战的投降论调之后，又对重庆政府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攻击，“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盼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可是蒋先生和共产党非要与日军一决雌雄不可！尽管如此，国泰民安的好日子也快到来了。”他把和平军配合日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军计划拿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军队对付重庆的老调重弹一遍：“重庆政府的彻底垮台之日，就是国泰民安到来之时。”
“噢，噢！”周老先生若有所悟，随即又为儿子的前途命运担忧了，“表侄郎，你与伟龙有过往来吗？”
“过去有。”陈公博说，“那是两年以前我在成都时，伟龙差不多每隔个把月就来我家里一次。后来，由于走的道路不同，就没有见到他了。”
“汪主席已派人去接伟龙去了，等他来了，你和我表侄女好好劝劝他，让他跟你们走。”周老先生恳切地说。
“表伯父，我和陈先生一定好言相劝伟龙表弟。”李励庄想到汪精卫的重托，担心她和陈公博的话不一定能够把周伟龙劝过来，想了想又说，“恐怕要把伟龙劝通，最起作用的还是表伯父和表伯母的话。表弟很孝顺父母，父母之命他非听不可。”
“我和你表伯母劝，你们夫妇劝，也请汪主席和周部长他们劝，大家都劝，一定要把伟龙劝说到你们这边来。”周老先生的口气非常高兴。
“两位老人这回来南京，不必再回上海，就在南京定居好了。”李励庄爽朗地说，“南京是首都，比上海好。”
“我和你们表伯母都老了，是吃闲饭的人，住在哪里都可以。”周老先生漫不经心地说。
“汪主席不让表伯父吃闲饭哩！”陈公博觉得是改变话题的时候了，“汪主席见您老人家知识渊博，德高望重，身体还健旺，特地请您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出任参政员？”周老先生心中涌起一股梦幻般的感觉。
“是的，出任参政员。”陈公博以为他没有听清楚。
“我七十有四，已是朽木不可雕也！还能出任参政员？”周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灰暗的脸色也变得明朗了。
“能，能！您老人家一定能胜任。”陈公博说。
周老先生一辈子从未当过任何官，六十五岁以后赋闲在家，仿佛过时的日历无人青睐，想不到这么大年纪了还被汪精卫重用，无限感慨地说：“我，真是太公八十遇文王啊！汪主席就是当代的周文王。可是我，远远不如姜子牙，不能像他那样为汪主席出谋划策呀！”他兴奋地站起身来，两手剪背，在房间里踱了两步，摇头晃脑地朗诵起范仲淹的名句来：“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把身子倾向陈公博，茫然地问：“表侄郎你说，面临这百废俱兴的盛世，我能谋划什么呢？”
陈公博见他一副十足的迂夫子相，心中暗暗好笑，心想：只要把您那个宝贝儿子劝过来就行了。他想了想说道：“古人说‘人在其位，必谋其政’。您老人家一上任，良谋上策就会左右逢源似的从脑子里冒出来呢！”这时，万里浪领着一位医生给周母看病来了。陈公博见目的已经达到，就与妻子向两位老人告辞走了。“周伯伯！我名叫万里浪，原来也在军统局上海区工作，令郎伟龙兄是我的上峰哩。”万里浪自我介绍说。“好，好，贤侄的名字取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贤侄前途无量！”周老先生兴致很高，“贤侄什么时候过这边来的？现担任哪项要职？”“我过来一年多了，现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特工总部第二行动大队长。”万里浪十分得意。
“好，好！贤侄与伟龙是同事，伟龙从上海来这里之后，你好言劝劝他，劝他不必再回上海，就在汪主席手下谋事。”周老先生向万里浪投去希冀的目光。
“我一定遵嘱照办，请周伯伯放心。”万里浪手指中年医生介绍说，“这位是中央机关医院的张大夫，遵照汪主席的嘱咐，请他给周伯母看看病。”“汪主席对我们老夫妻俩这么关心，真叫我们如何感谢才好呢！”周老先生受宠若惊的感情又一次涌上心头。“汪主席积德积善，愿他长命百岁！”周母无比激动。“应该祝愿汪主席万寿无疆！”周老先生感到老伴的话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纠正一句。张大夫对周母的病情进行检查，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并伴有轻度肺气肿，建议住院治疗。
“又是要住医院，我可不住。”周母连连摇头，“去年十月，伟龙请医生给我看病，也说要住医院，我也不肯去。七十二岁了，离天的日子远，离地的日子近了，还住什么医院！”
万里浪揣摩一会周母的思想，笑着说：“周伯母！中央机关医院距离这里不远，医院的条件好，跟住在家里一样方便，医院还准备派专门护士照护您老人家。至于医药费，不用发愁，汪主席已经吩咐，不论花费多少，一概由国民参政会开销。”
周老先生见万里浪提起国民参政会，劲头就来了，劝老伴说：“如今，汪主席主政，政通人和，我们要争取多活十年二十年，你应该去医院治病，完全应该去！”
周母对丈夫的话，素来百依百顺，说道：“要住院，也得等伟龙来了，把他劝说通了我再去。”
“也好。”周老先生对儿子能否说服过来，一直使他魂牵梦绕，“那就请张大夫给她开点药服服。”“不用开药，先吃了那半斤川贝再说。”周母说。张大夫想到四川出产的贝母是祛痰止咳的特效药，介绍了一下煎服方法，又说了一些不要受凉，注意休息一类的话，与万里浪走了。
下午一点左右，周伟龙乘坐自己的小轿车，和张卓夫来到哥伦比亚路一〇八号门口，谎说来这里参加三天重要会议，嘱咐驾驶员和亲信卫士务必在二十日下午六点开车来接他。等他们驱车走了约十分钟，周伟龙才与杨卓夫钻进南京开来的小轿车。他见开车的是过去的下属林之江，怔了一会，犹疑地问：“如今林先生改行开轿车？”
“不！林先生现在是中央候补委员，特工总部第一侦破大队长。”杨卓夫代替林之江回答。
“因为是来接你这位老上司，为安全起见，临时改行一天哩！”林之江笑着说。
“你们都升官了！”周伟龙望望林之江，又望望杨卓夫。他的话是羡慕，是鄙视，还是嘲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有劳你这位中央候补委员开车接我，实在不敢当啊！”这话是真情，是客套，还是挖苦，周伟龙同样说不清楚。因为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既矛盾又复杂。
小轿车沐浴着秋天柔和的阳光，疾驰在沪宁公路上。由车窗流进来的阵阵清风，吹拂在周伟龙身上，拂得他眼神凄楚，脸色憔悴，倦容恹恹。四个小时以后，周伟龙怀着几许惶惑，几许迷惘，几许躁动，进入南京城。
“已经到了特工总部大院，请周总指挥下车。”杨卓夫手往左面约百米长的林荫小道一指，“从这里走过去，左拐弯再走四五十步，有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就是令尊、令堂大人的临时住地。请！”
周伟龙望了一眼林荫小道，尽管来这里是经过反复思考而下的决心，但到了此时此地，他还是觉得举步维艰。他走了十余步忽然停住，低声对杨卓夫说。“我先去见见汪先生和周先生吧！”他想先从汪精卫和周佛海那里探探底细，再考虑应付父亲的办法。因为他已经从父亲的信里，探听到父亲的脉搏跳动声。
“舅父已经说了，要你先去见他。”杨卓夫应付自如，“再说，汪先生和周先生什么时候接见你，得由他们定。”
周伟龙觉得先听听父亲的意见也好，就直奔那栋别墅式的小洋房。他走进门来，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在阅读什么文件，母亲一手端碗，一手使用调羹在吃喝什么，便深情叫一声：“爸爸，妈妈，我来了。两个老人都好吗？”
“好，很好！”周母很高兴，用感激的语气继续说，“汪主席对我，对你爸爸照顾得很周到。他那么忙还亲自嘱咐万里浪先生领医生给我看病。噢！万先生说他与你过去是同事，对了，他还说是你的下属，是吗？你陈家表姐夫和你表姐也很关心我们，他们带来了人参、川贝，还有好多糖食水果。看，我正在吃人参川贝汤，按那位张大夫的方法煎成的，一喝下去，喉咙就感到舒服多了。”她唠叨一气，仿佛儿子不相信似的，又用调羹在碗口上当当敲了两下。
“你来了，好！”周老先生脸上露出多皱纹的和蔼笑容，起身伸出僵硬的手把周伟龙拉到他左边坐下，又拉杨卓夫坐在他右边，“汪主席，周部长，还有你表姐夫陈院长，都担心你不会来，我说，我儿子很听我的话，一定会来的。”
“汪先生、周先生和表姐夫对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周伟龙探询道。“说了很多很多，既有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分析，也有处世做人的道理，听了真令人振聋发聩。”周老先生钦佩地说。周伟龙知道父亲已被拉过去了，一下子陷于理不清的感情中。他沉思一会，问道：“爸爸！他们对我有什么要求？”
“希望你过来，把你们的忠义救国军带过来，让你当中央执行委员，当集团军副司令。”周老先生感到荣幸极了，“伟龙你若依了，真是‘光于前，裕于后，’‘扬名声，显父母’。这是《三字经》里说的话，你发蒙时我教你读的。记得那时我对你讲解这两句话时说过，你长大了若能够当个县长也算‘扬名声，显父母’了。现在，由于你自己的造化，汪主席让你当这么大的官，我躺在九泉之下也天天笑哩！”
“汪主席他们对我们一家这么好，伟龙你就高高兴兴答应了吧！”周母紧接着说。
周伟龙从上海动身之前，虽然杨卓夫没有直截了当对他说这些话，但他已意识到这一点。可是，现在面临严酷的现实，他原来的那点思想准备，如同泥沙挡洪，不起任何作用。他一时无法回答父母，忽然从父亲左边走到父亲右边，一把拉住杨卓夫一只胳膊，使劲摇了摇，瞪着充血的眼睛，厉声问道：“卓夫！你现在必须以真诚的态度告诉我，你到底是真投降是假投降？”
杨卓夫早泰然地站起来，直言说：“我开始是假投降，但感到那是一种幻想，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坚定下来，再不回忠义救国军了！”
“你欺骗我！”周伟龙两眼冒着怒火，“你出卖了我！”
“不许你胡言乱语！”周老先生也颤巍巍地站起来，“卓夫他作为你的亲表弟，是真诚地帮助你！他为你穿针引线，让你高官厚禄，怎么能胡说他出卖你！”
“唉！你表弟对你一片真心，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真是！”周母已经吃完川贝，也起身站过来了。
周老先生沉思一会，用命令的语气说：“都坐下！”他自己带头坐下去，见大家都坐下了，面向周伟龙劝说道：“我曾经苦读诗书二十年，又活到这么大年纪，如今什么都理解了，也什么都看清楚了。”他见儿子一副爱听又不爱听的样子，呵斥一声：“伟龙你好好听着！爸爸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长，你得好好听着。”
“我好好听着，爸爸您说。”周伟龙满腔痛苦。
“决定人的幸与不幸是什么？”周老先生冷笑一声，“虽说你伟龙现在是师级长官，你卓夫是副军级长官，但你们就说不清！”
他摆出一副自命先知先觉者那种特有的傲然神态，“决定人的幸与不幸，绝不在于知识的丰富和道德的高尚，而在于权势。有了权势就有了一切，也就有了幸福。”他越说越感慨万端，“我寒窗苦读二十年，知识也不算少吧，就因为没有考上秀才，才成为一介穷儒。伟龙你在我身边读书时，你见自己碗里有肉片，爸爸我吃蔬菜，你问爸爸为什么不吃肉？我说爸爸不爱吃肉。世界上有不爱吃肉的人吗？你考上中学时，为什么卖了我的皮袄？为什么卖了你妈妈的嫁妆？”他挽起裤腿露出那块大伤疤，“你考上特工训练班时，我又为什么被狗咬伤？之所以遭此不幸，都是因为我没有权势，因为我是个教书先生！”他说到这里，不禁老泪纵横，哭起来了。
“那年，伟龙你跟你爸爸去县城北郊私塾馆读书，我见你爸爸身体瘦得不成样子，煮了四个鸡蛋给他吃，他见你五姐病在床两天没吃饭，背着我，给你五姐吃了两个。一个月以后你回来，说你爸爸在半路上把剩下的两个鸡蛋给你吃了！”周母也边说边哭，“那也是因为你爸爸没当官，家里穷哩，吃个鸡蛋的福分也没有哩！”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周伟龙也痛哭流涕起来。
周老先生抹了抹眼泪，望了幽幽咽咽的儿子一眼，说道：
“你最尊重和敬佩的戴笠先生，他为什么栽培了那么多的特工人员，又为什么建立忠义救国军？都是为了抓到职权。可是，他抓来抓去，只抓到个中央委员，只抓到个军统局副局长，是个军级长官。而你一过来，职权远远超过戴先生。你呀，真是运转鸿钧，真是天官赐福啊！”
“为了让爸爸和妈妈安全离开南京返回上海，我只好口头上答应汪先生他们的要求。”周伟龙的声音中仍然含着哽咽。
“不行！你必须真心实意地过来，绝不能阳奉阴违！”周老先生神气地说，“我和你妈不回上海了，汪主席已委任我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我得为国家的百废俱兴当参谋呢！”他把刚才阅读的那份文件拿在手里晃了晃，“这是汪主席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我正在阅读，准备在后天的国民参政会三届六次会议上发言哩！”
周伟龙一怔，感到汪精卫这一招真绝，不禁心中涌起一种摇摇晃晃的崩溃情感。“我若真的把队伍拉过来，实在感到对不起戴先生呢！”他万绪缠绕，又总是陷在生生灭灭的特殊感情中不能自拔。
“是父母大还是戴先生大？”周老先生怒目相视。
“当然是父母大。”周伟龙百般无奈地在心底里长叹一声。
“那你就必须听父母的话，把部队带过来。”周老先生的语气是命令式的。
“爸爸，我不是不听您和妈妈的话，因为……”周伟龙欲言又止。
“你讲吧！因为什么？”周老先生的语气和缓下来。
周伟龙犹疑了好一阵才说：“因为南京政府的名声不好。”
“放屁！”周老先生仿佛有人挖了他的祖坟似的拍案怒吼。“一个政通人和的新政权，一个成立不到半年就被近二十个国家承认的新政权，哪点名声不好，你说！难道重庆政府的名声就好，难道你最敬仰的戴先生名声就好！他帮助蒋先生暗杀了那么多的好人，人家都说他是‘戴屠夫’哩！你在臭名远扬的屠夫手下当官，我为父亲的都感到无脸见人哩！”他感到自己当了汪精卫的国民参政员，自尊心正受到严重挫伤，“照你这样说，我跟随汪主席走，也一定是名声不好，是不是？是不是？”他很伤心，也很气愤。
“名声好不好，要由历史来判断。”周伟龙脱口而出。“你，你，你这个不肖之子，你这个忤逆不孝之徒！”周老先生那颤抖着的身子一歪，倒在皮沙发上，口吐黄水，昏厥过去了。周母、周伟龙和杨卓夫慌作一团，叫喊“先生”、叫喊“爸爸”、叫喊“舅父”的声音杂乱地交迭着，周老先生的眼睛紧闭，牙关紧咬，拳头紧捏。
随着周母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啕痛哭，守门的两个卫士慌乱地走进来。他们见周老先生昏死在沙发上，先给中央机关医院打电话请医生，然后将情况报告给丁默邨。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丁默邨、李士群，以及林之江和万里浪陆续赶来了。这时，周老先生已被抬到床上躺着，经过医生一番抢救，他已经苏醒过来了。
汪精卫与周伟龙打过招呼，走到床前，俯下身子，拉着周老先生一只手，显得关切地问道：“周老先生！您老人家感觉怎样？马上送你老人家去医院好吗？”
周老先生的两眼半闭半开，流着几滴混浊得如同油脂般的老泪，嘴唇张了张，想说话但说不出，把手从汪精卫的手中挣扎出来，颤颤抖抖地指着坐在床沿上的周伟龙。他这么指了一阵，手就无劲的落下来，不一会，又将手缓缓伸出指着周伟龙。
对周老先生这种哑剧似的动作，刚进来的汪精卫等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伟龙！表伯父可能有什么话对你说。”陈公博以为周老先生快咽气了，对儿子有什么遗嘱，他推了周伟龙一下，“你快坐到你父亲枕头边去，问问老人家想说些什么。”
周伟龙心里十分明白。他终于做了封建伦理观念的俘虏，信心动摇，怅然若失，艰难地走过去，痛苦而又矛盾地将千丝万缕的感情凝成一句话：“爸爸，我一切听从您老人家的嘱咐，马上把忠义救国军带过来，跟随汪主席干到底！”
周老先生的昏厥，在儿子身上产生一种神奇的负反馈力量，使他终于做出违心的人生抉择。然而，儿子的这句话，在周老先生身上的反馈作用所产生的力量更神奇。他仿佛一场噩梦醒来，两眼急转几下，发出一声惊人的狂笑，又仿佛犯鸦片瘾的人，猛吸了两杆鸦片烟，顿觉精神百倍。只见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拉着汪精卫的一只手，用一种异样的声音叫道：“汪主席！我在后天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就国家的百废俱兴，从复兴儒学方面说说我的一点浅见！”
“很好，欢迎，周老先生！”汪精卫激情地说。他想到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了戴笠的忠义救国军，而深深感谢这位垂暮老人。周老先生又手指周伟龙，恳切地说：“犬子伟龙，我就交给汪主席了，交给在座诸位中央长官了！”“欢迎你，欢迎你与我们共事，周伟龙先生！”汪精卫紧紧地握着周伟龙的手。
当天晚上，汪精卫设宴招待周伟龙和他的父母以及杨卓夫，并将女特务耿惠惠赏赐给周伟龙做第二房姨太太。第二天上午，汪精卫接见周伟龙，正式任命了他的职务。下午，周佛海和丁默邨、李士群与周伟龙、杨卓夫研究把忠义救国军带过来的具体措施，决定由周伟龙的一批亲信暗中控制戴笠安插在忠义救国军的亲信，假传戴笠的命令，散布在各地的行动总队务必在三天内开赴上海南郊乌龙山待命，由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日军与和平军重重包围，以走投无路而投降的方式把队伍带过来，这期间，由丁默邨、李士群率领杨卓夫、吴四宝、林之江、万里浪等二十多个特务骨干协助周伟龙开展活动。
转眼过去了三天。二十日上午十点，在周伟龙和丁默邨等人即将动身去上海之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在中央党部二楼小会议室接见他们，对他们进行勉励和嘱咐。汪精卫的话尚未说完，陈春圃走来报告，说土肥原和晴气来了，有重要事情与汪精卫和陈公博商量。汪精卫揣摩好朋友土肥原的到来，必定与过去一样带来好消息，便对大家说：“下面请周部长讲话，我和陈院长接见土肥原先生之后马上就来。”他说罢，高兴地与陈公博直奔会客室。
这回，土肥原与汪精卫、陈公博见面，没有半句寒暄，就显得急不可耐地说：“听说周伟龙到了南京，他计划把忠义救国军带过来，有这回事吗？”“有这回事。”汪精卫毫无顾忌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然后不由自主地欢笑一声，“我们一下子就增加五万人枪，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
“因为计划尚未实现，故没有向贵国政府报告，也没有告诉西尾总司令和在座二位日本朋友。”陈公博暗暗惊叹土肥原的情报工作厉害，“土肥原将军的消息真灵通。阁下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晴气君与汪主席、陈院长阁下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不妨直言奉告。”土肥原正了正眼镜，以掩盖一种不正常的感情，“这是半小时前，帝国外务省用密电通知我的。”
“贵国政府是怎么知道的？”汪精卫惊疑地问。
“因为重庆政府向帝国政府提出交涉。”土肥原显得困难地说。
“重庆向贵国提出交涉？”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大吃一惊。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意外，这么复杂，又这么尖锐，使汪精卫和陈公博的思维顿时变成一片空白，好比电影片忽然断了一样。“汪主席阁下周围一定潜伏有间谍分子。”土肥原提醒一句。
间谍分子？汪精卫和陈公博对连日来与周伟龙来南京这件事有接触的人物，一个个产生怀疑，又一个个否定，但两人都没有想到耿惠惠，好像他们周围根本没有这个人似的。
这个耿惠惠，就是趁汪精卫集团去年招兵买马的机会，随同军统南京区二十一个女特务报考中华女特工人员训练班，因成绩太差榜上无名，向主考人林之江出卖色相，请人代写一份试卷才被录取的那个女特务。毕业后，她被分配在军政部接待处当接待员，但她与同来的女特务们一直受军统南京区的指挥。两天前，汪精卫把她赏赐给周伟龙，两人经过肉体的鼎沸亲狎，对周伟龙投靠汪精卫的情况了如指掌。前天上午，她估计汪精卫单独接见周伟龙至少要一个小时才能回特工总部，就叫了辆出租小轿车直奔军统南京特区汇报情况。两个小时以后情报传到了重庆，戴笠见自己苦心经营的忠义救国军将败在汪精卫手里，伤心得直想痛哭一场。他马上向蒋介石建议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如果日本出面干涉，迫使汪精卫放回周伟龙，章友三在东京失踪的事可以就此罢休。至于汉德威，他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助手，他在东京的失踪，让英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去进一步斗争好了。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重庆的所谓交涉，是什么意思？”汪精卫从五里云雾中解脱出来，两眼瞪着土肥原问道。
土肥原对事情的发生经过不可能知道的那么详细，只知道非把周伟龙放回去不可，他说：“事情明摆着，就是请你们把周伟龙放走，打消瓦解忠义救国军的念头。”
“请问将军阁下！到底贵国政府是支持我们还是支持蒋介石？”陈公博感到十分恼火，很不客气地提出质问，“如果是支持我们，贵国政府应该断然拒绝蒋介石的要求！”
“贵国政府口口声声要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推翻重庆政府，而周伟龙率部投奔我们，就是从政治上推翻重庆政府的得力一着。可是，你们偏在这关键问题上，与蒋介石坐在一条板凳上！”汪精卫越说越气愤，“对不起！对周伟龙，不放，就是不放！”
“不放，阁下只不过收了周伟龙这个光杆司令而已。”土肥原冷笑一声，“忠义救国军各行动总队散布在江苏、浙江两省，戴笠早就采取措施控制住了，你们休想得到一人一枪。”汪精卫和陈公博吞灭忠义救国军的理想，一下子成了泡影，只剩下垂头丧气。“帝国支持南京政府，要推翻重庆政府，都是毫无疑义的。”晴气苦笑着。
“但是，面临周伟龙问题，帝国有帝国的难处。因为重庆提出，如果把周伟龙放回去，章友三在东京失踪的事就可以不了了之。这也是对特殊情况做特殊处理，这一点务必请汪主席和陈院长阁下予以体谅，予以支持。”
“一个章友三，只不过是个处长，蒋介石提出交涉，贵国政府就那么认真！”汪精卫把一腔愤慨发泄在日本头上。“因为章友三是和汉德威一起失踪的，使重庆与伦敦搅在一起，不能不认真对待。”土肥原很坦率，日本并不怕重庆，而是怕伦敦。
汪精卫与陈公博低声交谈两句，对两个日本人说：“即使周伟龙是个光杆司令，我们也不放。但我们可以把章友三交给贵国政府，你们再去应付蒋介石。”
“章友三怎么落在你们手里？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土肥原大惑不解，一脸惊讶。
“章友三落到我们手里还不到一天哩！”陈公博想到章友三正好在昨天傍晚时被转移了关押的地方，灵机一动，淡淡地说，“昨天傍晚时，两个日本朋友才秘密把章友三交给我们。至于他为什么会落到我们手里，等会请二位看一封信。”他起身打电话给陈春圃，要他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封信拿来。
信笺是徐珍赴日时从东京带回来的，纸的质量很好，印制得十分精美，当时中国不可能有这种好信笺。信是用流利的日文写给汪精卫的，大意是说，为了反对日本政府与重庆政府秘密勾勾搭搭，为了对重庆政府对影佐祯昭进行谋害的报复，特地绑架了章友三。经再三考虑，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汪先生在中国主政，兹将章友三交给南京政府处理。落款处盖了个鲜红的四方大印，上书“日本反蒋拥汪总队东京第一特别支队。”两个日本人看了信。都信以为真。土肥原惊叹道：“想不到日本还有这么个秘密组织！”他想到自己干了二十多年特务，竟然对这个组织毫无觉察，不禁产生几分愧疚。
“那两个日本人现住在哪里？汪主席和陈院长阁下知道吗？”晴气想顺藤摸瓜。
“他们喊了辆出租小汽车将章友三送来，只喝了杯茶就走了，我们为了表示感谢，想宴请他们，还计划在金钱上给他们以报酬，但他们都婉言谢绝了。”陈公博从从容容地说，“至于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没有说，我们也不便打听。”
“他们讲过汉德威的情况吗？”土肥原问。
“什么汉德威？”汪精卫装糊涂。
“是个人还是个地名？”陈公博会意，紧接着附和一句。
“他是英国人，与章友三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点失踪的，也可能落在这个组织手里。”土肥原失望地说。
“好吧！请土肥原将军派可靠的人来领章友三。至于周伟龙放不放，等我与其他中央常委研究之后，再电话通知阁下。”汪精卫沉思着说。
“如果汪主席又交章友三，又放周伟龙，帝国政府将不胜感谢之至。”土肥原起身与主人握手告别。
汪精卫和陈公博返回小会议室之后，把周佛海叫到门外，将会见土肥原的情况简要说了几句，让他心中有数。然后由陈公博将详细情况向周伟龙、丁默邨等人说了一遍。
周伟龙一听诚惶诚恐，哭丧着脸说：“汪主席，陈院长，周部长，我不能再回上海！重庆方面已经了解我投奔汪主席的情况，回上海等于去送死哩！”
“不！周先生你得回去。”汪精卫反而变得镇静了，“你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的中央电台和《中华日报》马上发消息，说你几天前被我们绑架过来，我们正在向你进行劝说，希望你弃暗投明，但你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仍然处于徘徊观望之中。”他顿了一会，“但是，我们这样为你开脱，必须有个条件，就是在两天内送一万支步枪、五十万发子弹给我们。”
“感谢汪主席的大恩大德。”周伟龙由衷地说，“只是我的武器库里只有三千多支步枪和五十挺机枪，两种子弹总共不足三十万发，这些我一并奉送。余下的数字，半年内交齐。我父亲在汪主席手下任职，我说话作数。”“不必等半年时间吧！”周佛海说。“那就等两个月以后，戴笠的情绪稳定下来，请和平军在苏南地区物色地方设置圈套，分别把两个行动总队包围过来，迫使他们向和平军投降。”周伟龙的思想已倾向汪精卫了，“两个行动大队将近八千人枪哩！”“可以。”汪精卫笑着说，“我们对你的任命不变，南京这边的薪俸你照拿，欢迎周先生常来常往。”周伟龙已“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欣然说，“好，我让耿惠惠在南京成个家，我两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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