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罗斯《企业发展理论》
引言
在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里，并排挂着两幅画像。一幅画的是精明的企业家阿克赖特，一幅画像是天才的发明家克朗普顿。阿克赖特有一张肥胖粗俗的面孔，一对长着浮肿眼皮的大眼睛，眉棱有深陷的皱纹，嘴唇奸诈，眼睛的安详呆板分明是做作的。他是讲究实际的人，善于掌握实际而无过分的顾虑。克朗普顿的侧面像，纤细瘦弱，他高贵的额上带着向后梳着的棕色头发，嘴巴带有严肃的轮廓，一对大眼睛活泼中隐含着忧郁。他的样貌很像年轻时代的拿破仑，其表情则像卫理公会的教徒……
这是两位生活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杰出人物，是推动英国产业革命的旗手。但他们却是两个不同的典型，具有极不同的素质。也许再没有比他们二人生平之间的对比，更能说明企业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了。[1]
理查德·阿克赖特于1732年12月23日出生在英国普雷斯顿一个人口众多的贫穷家庭，他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剃须匠兼假发师当学徒，几乎没有时间学习读写，所以他在50岁时还不得不学习语法和拼写。1750年左右，他离开出生的小城市，到几英里远的博尔顿安了家，他在那里干剃须行业很久。他结过两次婚。他的续弦是个注重自己利益的精细人。她给他带来一点钱，正是这笔钱使他有可能放弃他的小店铺来经营一种更有利的生意，即头发生意。他常跑市场并访问农家，向女孩子购买头发，以后就用他自己配制的颜色调制头发并将其转卖给假发师，后者在假发时代使得头发成为大量的消费品。
阿克赖特的开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以致人们很难预见到他以后的企业家生涯，更预见不到他会成为近代工厂制的真正创始人，在英国产业革命史上留下光辉而又有些“不道德”的一页。他没有任何技术经验，既没有做过织工，也没有做过木匠和机械工。他对纺织工业及其需要，乃至纺织工业所经历的危机等情况，只是通过一些在他的剃须店里的谈话或者在兰开夏乡村中兜圈子聊天时的闲话才得知的。但另一方面，他已经显出了一些能够说明其成功的才能：希望提高自己的地位，富有发迹本领和深思熟虑的精明，最后还有牟利的办法，亦即具有商贩或掮客的狡猾手段。
没有人能说得清他是怎样突然由一个剃须匠变成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人”的。1768年，他在与普雷斯顿免费语法学校毗邻的一间房子里制造出这台机器。当然，在发明这台机器时，他得到了一位钟表匠的帮助。他还不得不求助于他的一位朋友，酒店老板约翰·斯莫利，因为他要筹集必要的资金，斯莫利提供了。第二年，他取得了发明专利。根据法律规定，其有效期限是14年。这台机器与1733年约翰·怀亚特所发明的那个机器的差别可以说仅仅在于构造的细节上。可是，在许多比阿克赖特更有发明力的人都惨遭失败的道路上，决不是这些细微的差别能够说明他获得成功的原因，确切地说，是生意人的才能使然。他不久就要表现这种才能了。
首先，他必须筹措资本：斯莫利不够富有，而阿克赖特已经想到大企业了，因为他压根就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位发明家。因此，他决定搬到诺丁汉去，这个城市是织机织袜工业的中心。阿克赖特能够使自己的计划引起赖特兄弟的关心，后者是该地区比较重要的、为数很少的地方银行的首脑。大概由于利润来得太迟，或者成功至少不像阿克赖特许诺的那样，赖特兄弟在一年终了时就收回了合伙股金。阿克赖特巧妙地摆脱了这种困难：1771年，他和两个有钱的针织品商，诺丁汉的尼德和德比的斯特拉特订了合伙合同。尼德和斯特拉特都属于商人工厂主阶级，他们雇用在家劳动的工人，同时也拥有用织机织袜的作坊。这样，他们就在手工工场生产制度上嫁接了工厂制度。
创业是艰难的。阿克赖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那些受到他竞争的小制造商们联合起来反对他，而所用的办法正是1735年政府颁布的禁止印花棉布的法令。但凭着机灵和善辩，他说服了议会的老爷们，挫败了那些小制造商的阴谋。1775年，他又取得了第二个专利权，其中最重要的发明是梳棉机、曲柄梳棉机、粗纺机和进料器。他办起了一座座工厂。他对前途充满信心，所以继续前进，并不断增多企业。1780年，他在曼彻斯特建的纱厂仅容纳600个工人，而建造的厂房就花了4000多镑。这时，他的合伙人尼德和斯特拉特已无法为他提供创建所有这些新厂所需的资金了。但这一点对他并不重要，因为他能随着自己的需要陆续找到其他的合伙人并巧妙地限制他们的权利，他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参与所有企业，并实际上管理所有企业。
在1781—1785年的整整5年中，阿克赖特卷入没完没了的官司中。他的对手是兰开夏和德比郡的纱厂主们。他们不承认他的专利，设法制造一些在若干细节上与他的机器有所不同的机器。官司打到高等法院，阿克赖特被指控为剽窃者，因为水力纺纱机的真正发明人是托马斯·海斯；进料器是约翰·利斯在1772年发明的；曲柄梳棉机是哈特里斯发明的……1785年6月，陪审团毫不迟疑地宣告阿克赖特有罪，并宣布他的专利权无效，以及他的竞争者们的诉讼有法律上的根据。
除了理查德·阿克赖特外，这宗诉讼及其结局会使任何人颓丧的。但阿克赖特并不是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就畏缩的人。虽然失去了专利权，他还是当时英国最富有的纱厂主。他的工厂是为数最多的、最大的和组织得最好的。他继续不断地发展他的企业。他不仅建立新的纱厂，而且对旧纱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1786年他被封为爵士。1787年，阿克赖特被请来担任德比州州长的高级职务。1792年他死时，留下了一笔50万英镑的资金，单单他的工厂中的一个—贝克韦工厂，每年就使他的继承人获得两万英镑的利润。这笔财产是在几年内赚得的，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史无前例的成功。
阿克赖特死了，有些仰慕者把他同牛顿和拿破仑相比，这显然有些过分了。但是，芒图的下列评价也许是恰当的，他写道：阿克赖特具有获得成功的长处。他虽然不是发明家，但却是首先懂得利用别人的发明物并把它们组成为一个系统的人。要筹得创建工厂所必需的资本，要重新组合自己的合伙人，他必须有实业家的非凡才能，必须有灵巧、坚忍和大胆等奇妙的混合气质。要开设许多大工厂，招雇工作人员，按照新任务培养人员，以及规定车间内部的严格纪律，他就非发挥异常的积极性和精力不可。这些都是发明家所少有的才能。如果缺少这种才能，他们的发明就不能供工业的新组织作为基础之用。正是阿克赖特在隆贝兄弟、怀亚特和保尔不完全的或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真正创立了近代的工厂。那与工程师和商人有所不同的大工业家的新典型，正是在他身上得到具体化。他从工程师和商人那里获得了他们的主要特点，但为的是把自己特有的面貌加上他们的特点，即企业的发起人，生产的组织者，人的领导人。
塞缪尔·克朗普顿出生在兰开夏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农夫，同时又是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但他本人从未做过田里的活。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发明研究。1779年，他发明了走锭精纺机。正是这项发明和阿克赖特的机械织机完成了纺织工业的变革。
克朗普顿不像阿克赖特那样预先就计算要从他的发明物上得到利益。在一段时间内，他满足于本人在小作坊里使用自己的机器。在作坊里，他同时充当工程师、工人兼老板的角色。但是，他所纺出来的纱特别纤细，这就引起了邻近制造商们的注意。他马上就变成了被观赏的对象。他知道自己不能长期保守自己的秘密，他没有专利，而领取一个专利证，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发明物有一部分是水力纺纱机的单纯改装，而阿克赖特对这一机器还保有其权利。他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把他的发明公诸于世，或者把它毁掉。毁掉太令人痛心了，所以他宁愿把它贡献出来。工厂主们已经答应他用自愿认捐的办法来补偿他。果然，认捐开始了。但克朗普顿一共得到67镑6先令零6便士，而且，还有一些认捐人在机器模型交付之后，便不再认为有践言的义务。
他心灰意冷是不难理解的。几年之后，他发明了一台梳棉机。但刚一制作完成，他就把它打碎了，同时大叫起来：“至少这台机器是他们得不到的。”他注定要过贫困的生活。后来，他开办了一个小纱厂，起初设在博尔顿附近的奥达姆，以后，从1791年起设在博尔顿本地。但制造商们怕他竞争，于是引诱他最好的工人离职，他对此束手无策。1802年人们为他募捐，募得500镑左右。最后在1812年，他的朋友们终于说服他向议会请求奖金，因为这种奖金曾授予一些功绩还不如他的人。议会接受了请求，赐予他的奖金有5000镑之多。这笔钱的大部分被他用来还债了。他死时仍很穷。
关于克朗普顿，芒图这样写道：他是位有才智和有教养的人，他或许比大多数利用他的发明物的人高明得多。然而他自己却不会利用自己的发明物，他放任不羁的性格以及谦虚直至怯懦，都不是能够使他成功的素质。他没有组织者的天资，也没有领导人的禀赋。他的生平与阿克赖特的生平对比，就显示出了创新的研究和发现与它的精明利用之间的差别。
阿克赖特和克朗普顿是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他们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开创自己的事业，但取得的结果截然不同：一个是成绩卓著的胜利者，一个是处境悲惨的失败者。显然，把他们的命运区别开来的主要是他们个人素质的不同—尽管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那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究竟应该具备些什么素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阿克赖特和克朗普顿只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产儿，今天的企业家所处的时代已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从而其所要求的素质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至少在今天，一个50岁才开始学习语法和拼写的人看来是不大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而且，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及法律制度。不同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素质，比如说，日本企业家的素质和美国企业家的素质就有所不同。
但是，任何事物，个性中总包含着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同样，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有自己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把它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我们无法证明具有什么样素质的人当企业家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可以说明，不具有什么样素质的人当企业家一定不会成功；我们无法知道美国的一个杰出企业家在日本是否会干得同样出色，但我们可以推论，在美国成不了企业家的人要在日本成为企业家的希望也不大；我们无法知道阿克赖特如果生活在今天是否会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但我们可以肯定，克朗普顿即使生活在今天也不会取得成功。本章所要探讨的正是那些企业家素质共同的东西。这些素质是为企业家所特有的，尽管它的某些方面并不是企业家所独有的。
企业家精神
把企业家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的首先是他们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某些方面也许为社会中其他阶层的少数人所具有，这些少数人虽然没有成为企业家，但靠着这种精神，他们可以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状元”。他们可以从事发明创造，从事其他指挥人的活动。但是，这种精神并不为生活中的多数人所具有。这种精神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时有表现，它产生了新的国家、新的宗教、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但是，只有在企业家身上，这种精神才得到发扬光大，给我们创造了新的经济生活、新的经济体制、新的价值观念。靠着这种精神，企业家首先把自己从爱安逸和习于安乐的人群中拖出来，把自己铸成破坏旧秩序、旧束缚、旧限制和重建新生活的巨大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整个世界的面貌才得到彻底改观。一个国家，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越多，它的企业家资源就越丰富，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任何人，不论他继承了多少遗产，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假使不具有这种精神，他就成不了企业家。这种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
一、冒险精神
历史的“新大陆”总是由“冒险家”发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企业家称为“冒险家”再合适不过了。[2]企业家的行为，就是冒险家的行为；企业家的一生，就是冒险家的一生。他不断摆脱旧环境的束缚，向未知的领域进发，兴办新事业，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常人不敢想的问题，他敢想；常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对他来说，与其平平安安偷度一生，不如豁出去大干一番。胆大妄为，是他的禀性。
冒险精神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是由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一点可以从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特征的对比中得到说明。自然经济的特征在于它的孤立性、不变性和封闭性。在自然经济下，每一个生产单位自成体系，整个社会则是一个无机系统：生产者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结网络，他们各自独立地做出生产决策，既不会受到他人成功的威胁，也无法乞求从利用他人看不见的机会中获得利益。生产工具、生产环境、技术水平都是不变的，生产者掌握着决策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情报：他的资源、他的需求。凭着本能和习惯，他就可以使其生产活动持续地进行，无需创新，只需循规蹈矩，从而也就没有风险可冒。相反，任何不安本分的越轨行为都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破坏，从而也就为整个社会所不容。不难理解，缺乏冒险精神，是生活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的人的一个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不同，它的特点是有机性、动态性和开放性。在市场经济下，生产和消费一分为二，生产者并不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也不再是产品的生产者，生产与消费之间循环系统的进行是通过市场完成的，而市场本身则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它使那些机灵的冒险家得利，而让那些无知的“老实人”失宠；它奖励革新家，鞭挞守旧者。
企业家作为商品社会的组织者，面临的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他的每一项经营决策，每一项创新活动，既充满了成功的希望，也少不了失败的风险。这是因为，他的决策是根据他所收集到的信息情报为基础做出的。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信息总是不完全的，不论他做出多大的努力。他的产品是否适应消费者的口味，从而得到后者的认可；出售的价格是否能抵偿成本；他能否招募到合适能干的人手；能否筹措到足够数量的资本；会不会有新的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使他前功尽弃，等等。这些都不是有十足的把握的。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却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他不能等到什么都明朗化了才动手，如果这样，那他将一事无成。他的判断依赖于他对事物的确信程度。无论如何，确信是以主观性为基础的，带有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如果判断出现失误，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或价格不能抵偿成本，他的垫付就无法收回，债主会上门讨债，工人也绝不会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就不向他讨取已经付出的劳动报酬。如果问题严重，回报他的就不是利润，而是亏损。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是一次“惊险的跳跃”，交换不成功，摔坏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商品所有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不确定中生活着，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如劳动者有失业的风险，货币持有者有资产贬值的风险，等等。但与企业家相比，一般人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范围小、程度低，而且大多可以通过参加“保险”进行转移或消除（现在劳动者也参加了失业保险）。企业家则不同，当他决定把资本投入生产时，永远免不了背上不能被“大数恒等”保险的经营风险。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可以保各种奇特的风险，然而不能保企业倒闭之风险。
实际上，企业家所面临的不仅是经营风险，同时还有政治风险，即非市场因素的风险。例如，在原有的生产系统中引进节约劳动的机器，往往会遭到生产工人的抵制；在一个没有商业传统的国家兴办企业，往往免不了受周围民众的敌视（如发生“吃大户”现象）。当哈默博士1920年代在苏联经营第一个外国租赁企业时，他的企业随时都有被苏维埃政府国有化的可能。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也会受到他的竞争对手的敌视，那些不怀好心的竞争对手常常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向他发起进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企业家的经营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即使他具有卓越的经营才干，也往往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此外，政界的更替，政府政策的改变，都可能使企业家黄粱美梦一场空。正因为这样，挺身冒险，就成为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气质。一个人如果处处规行矩步，谨小慎微，不敢承担风险，就不会有所创新，从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
实际上，在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社会中，可供利用的投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但多数人却即使能识别出这种机会也因缺乏胆量而退避三舍，只能看着别人赚大钱。有些人是天生的发明家，他们智力过人，才华出众，思维敏捷，但由于没有商业经营才能，特别是缺乏承担风险的勇气，因而只能往工程师之类的方向发展。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人海斯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有些人经验丰富，目光远大，看问题入木三分，想问题全面周到，也不乏经营企业所需要的知识，但却缺乏办企业的胆量，只能受雇当企业家的参谋或顾问，真可谓“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有些人腰缠万贯，积财如山，但面对变化无常的市场，不敢投下一个子，只好把资金借给他人，自己则满足于做一个食利者。如此等等。
说企业家是冒险家，当然不是说企业家是一个追求风险的狂人。企业家的冒险总是在一定的“风险与收益”权衡之后做出的。企业家不会无谓地冒险。如果没有一定的利润诱惑，他绝不会铤而走险。他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常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而他却只要有七成的把握就会拿出百分之三百的勇气。企业家也不会在一次失败之后就畏缩不前。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不会放弃任何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会设法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他绝不会等到没有风险的时候再去行动。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确定性因素，增加成功的把握性，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会勇往直前。在常人退避三舍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他不会满足于得到稳定而安全的“合同收入”，而宁肯追求虽不稳定却颇具诱惑力的“剩余收入”。为此，他甘愿担当起支付前一种收入的责任。这就是说，他把一个保险系数留给别人，而自己却为没有可靠保证的收入而奋斗。
冒险精神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不仅是一种顽强的意志，更是一种高超的能力。企业家的冒险绝不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而是以全面掌握有关事业的知识和谨慎周密的判断为基础，比他人抢先得到获取利益的机会。
敏锐地洞察未来是企业家克服风险的办法。企业家对未来的判断越准确，他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当然，这绝不是说只要谨慎判断，就可以消除风险。因为机会和风险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任何机会，都必然包含着风险。再聪明的企业家，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有种种不确定因素作用于他的判断。企业家的成功，实际上是几率上的成功。发现10次机会，利用7次，5次取得成功，就算他幸运。所以，企业家既要谨慎判断，又要大胆冒险。
企业家是一个民族的精华。一个企业家资源丰富的民族，从整体上讲，也必然是一个善于冒险的民族。一个民族冒险精神的缺乏，也必然会表现为企业家资源的缺乏。当然，企业家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既有的冒险精神的产物，它同时反过来又诱发这个民族的冒险精神。
生活中的多数人可以称为是“尾随者”，他们是在少数“领导者”的启迪下行动的。少数人以他们非凡的胆识冲破旧秩序的束缚去干常人不敢干的事业，一旦他们取得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人“仿效”他们，向他们学习。
实际上，不少企业家正是在少数先行者成功的示范下走上企业家道路的。初始，他们可能对后者的行动表现出无法理解，或者表现出深深的敬佩，他们自己则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渐渐地，他们发现，大胆行事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他们会问自己：他敢，我为什么不敢？于是，他就着手办自己的企业，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当事者。一旦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八成不会退下阵来。如果旗开得胜，他会乘胜前进；如果失败了，他很可能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态度，再背水一战。这样，冒险精神就像一种“传染病”，在更多的人身上扎下根来，这个民族的企业家资源就不断丰富起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冒险精神不仅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民族的基本素质。当然，无论何时，一个民族不可能每一个成员都变成“冒险家”，这一点也许是扎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吧。
二、创新精神
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创新精神。正是对现状的不满，使他们甘冒生命与财产之风险，去干一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创新不仅是生存竞争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他们最不喜欢循规蹈矩，最不屑于“按既定方针办”。喜新厌旧，标新立异，是他们的本性。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在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下的成功秘诀当做灵丹妙药死抱住不放，而总是审时度势地否定自己，拿出新方法、新花样。他们也从不满足于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他们天生是一个“破坏者”—破坏旧的秩序、旧的规范、旧的习惯。他们把创新当己任，似乎新世界的建设者非他们莫属。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充当经验主义的俘虏。他们乐于接受新的挑战，向未知的领域挺进。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他们把生活打扮得五彩缤纷，使现代社会在不断的旧貌换新颜中飞进。
创新精神，乃企业家生命之根本。一个企业家如果由革新派变成了保守派，思想僵化起来，就宣告了他企业家生命的终结，他就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在企业家的编年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例。例如，1940年代，为汽车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亨利·福特先生就由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差点使公司倒闭，最后不得不忍痛让位。幸运的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总是能够把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兵”推进企业家行列，而把那些创新精神衰退的“元老”淘汰，从而保证了企业家集团的青春常在。
如果把企业家作为一个参照系，传统社会的人—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绅士、政客，简直是迂腐至极了。他们总是满足于按祖传的经验办事，念古经，读古书，把传统奉若神灵，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清规不破，戒律不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作业。他们恋旧厌新，以古为荣，视新如敌，窒息新思想，贬低新事物，摧残新人才，希冀江山万代不变色，似水流年不改观。不幸的是，自然经济“旧胜新败”的统治法则竟使他们相安无事其乐无穷，而那些不合传统的创新分子则十有八九在他们的群起围攻之下气息奄奄，处境悲惨。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创新变成了现代人区别于传统人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人类本性中惰性的一面仍然摆脱不了受传统的束缚，以致像企业家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在总人口中仍属少数。
三、不满足精神
欲望无止境，这是人类的本性。也许正由于此，社会才具有了发展进步的动力。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生活中的多数人是容易满足的。他们或者“清心寡欲”，追求的只是衣食住行，只要能解决温饱安居问题，也就无他求了；或者，他们只给自己规定出一个有限的事业目标，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就沾沾自喜，不求再进了。企业家则不同。他们的不满足精神表现得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常人看来，简直有些“贪得无厌”。
企业家的座右铭是“不断前进”。他们绝不会为已有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坐享其成。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感到自豪，但从不陶醉，因为在他们看来，成功仅是前进的起点。他们为自己规定出一个个目标，原有的目标实现了，就向新的更高的目标前进。在创办事业伊始，一个企业家也许只设想办一个工厂，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但一旦旗开得胜，他就会再投资，扩建原有的工厂，或者创办新的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不会被“自有资金”的缺乏所困住，而总是设法筹措一切可利用的资金为己所用。他们不仅要在已有的市场中争夺一个更大的份额，而且总是设法开辟潜在的市场，把触角伸到遥远的角落，建立起一个个商业桥头堡。对他们来说，十万、百万，甚至亿万财富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利润的追求没有止境。
企业家的不满足精神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态之上。地主老财也有聚敛财富的癖性，但在自然经济下，他们的财富只能以多少头猪、多少石粮、多少匹布等这样一些实物指标来计量。实物的不可累积性给他们聚敛财富的本性加上一个天然的限制，满足自身需要就成为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为了不使猪肉发臭、粮食发霉、布匹腐烂，他们情愿豢养一个庞大的消费队伍—家仆，仆人的多少倒成为表现他们富裕程度的象征。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抹掉了财富的物质区别，成为财富的公认代表，一种抽象的价值符号。一切财富，在货币形态上，只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在货币形态上，财富不仅无限可加，而且可以无限积累。在市场经济下，站在一切目的中心的不是活的人及其天然需要，而是货币这种抽象的东西。因为占有了货币，就占有了财富，或者说，占有了一种支配财富的权力。
正是这种货币的抽象性潜伏了企业家追求的无限性。企业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从事生产，而是为追求货币价值—利润从事生产。他无需像地主担心食物变质一样忧虑货币的腐烂。对权力的追求—而不是对衣食住行的需要诱使他们不断地做出努力，去扩大一种货币额。对他们来说，养鸡的目的似乎不是吃蛋，而是不断地进行“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对权力的追求与营利的奋斗相互交错在一起：为着权力而追求营利，并为着营利而追求权力。
四、英雄主义精神
191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企业家J.P.摩根先生曾这样写道：我的工作比当国王、教皇或者总统要有意思得多，没有谁会让我辞职，我也无需与任何原则妥协。这句话典型地道出了企业家的英雄主义精神。
所谓企业家的英雄主义精神，指的是企业家征服世界的气概。熊彼特把企业家精神比作中世纪的骑士道精神，马歇尔用“经济骑士道”来象征企业家，描绘的正是企业家的这种英雄气概。
中世纪的骑士阶级用武力征服世界，建立的是军事王国；现代企业家用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征服世界，建立的是经济王国。企业家天生是民众的领袖，他们创办一个个企业，支配着无数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既是企业的行政领导和法律代表，又是企业的精神支柱。他们办企业，就是为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追求对他人的支配权，取得自己的领导地位，表达自己的意志，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赞誉。他们勇于自己承担责任，不习惯于被动地听从别人的支派。他们是征服者，喜欢主动出击，不愿被动地接受挑战。他们总想出人头地，不甘默默无闻。他们要向民众证明，他们是人类的精英，民族的栋梁，支配世界的是他们，而不是抽象的上帝。他们充满自信。在他们面前，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没有攻不破的难关。在他们看来，管理世界，是他们的义务。只要想干，结果总会令人满意。
企业家确实是英雄，市场经济时代的英雄。从产业革命开始，他们取代封建社会的地主、庄园主、骑士，行使对世界的统治。这是他们的成功，也是人类的幸运。生活中的多数人缺乏他们那种英雄主义气概，满足于在别人的领导下充当一个“螺丝钉”，注定要受他们支配。他们不仅支配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提供给我们新颖廉价的消费品，让我们按时上下班，坐在机器旁边有节奏地操作，而且支配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成为我们生活的楷模。没有他们，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呢？
企业家意识、知识与能力
一、企业家的意识
企业家意识，指的是企业家发现机会的洞察力和灵感。任何机会，在未被发现之前都只是潜在的。对于潜在的机会，单凭常规性思维是很容易“熟视无睹”的。灵感是一种创造力的思想火花，它能使企业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明察秋毫，在既存的秩序中找出不均衡现象的存在，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机会。一次旅行，一次短暂的谈话，都可能触发出一种灵感。当哈默博士在乌拉尔山区旅行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数饥肠辘辘的难民和一堆堆的皮毛、丰富的矿产资源。常人看到这种情况，也许只会发出人道主义的叹息，但哈默是一位天才的企业家，他马上想到：“为什么不出口皮毛换回粮食呢？”当时，美国的粮食大丰收，价格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农民宁愿把粮食烧掉也不愿以这种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他顺手牵羊似的就做了一笔可观的生意。两年之后，就在他考虑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有必要继续留在俄国，与其落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他顺便走进了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售货员给他拿来一支德国制造的铅笔，他花了1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这支铅笔触发了他的灵感。他想到，苏联政府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公民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的任务，对铅笔的需求将会是非常巨大的，而仅靠那家生产的铅笔只能“在石头上写字才好”的国营铅笔厂肯定是难以应付这种需求的。这难道不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吗？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生产铅笔的合同，开始了他在苏联的新事业。这就是企业家意识。
如果说发现机会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一种灵感，抓住机会并很好地利用这种机会则需要远比灵感更为重要的智慧和胆识。人类不断受到各种刺激，但其中大部分只是在心中一闪即逝。只有那种符合潜在意识的刺激，才能导致行动。不少人能很快发现周围的缺陷和不足，但他们不能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判断和分析这种需要，使它形成创新的萌芽。企业家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一种作为商人特有的本能。他的灵感不是某种狂想或在一刹那之后就会消失的随意设想。当他发现某种潜在的需要时，能用生意人的眼光去评价这种需要，深入地估计这种需要的各个方面，并判断出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去满足这种需要。他不会把有利可图的机会白白放过，也不会为徒劳无益的事业孤注一掷。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就随机应变。
二、企业家的知识
尽管洞察力和灵感对企业家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意义，但如果把企业家的成功全部归结于此，那就有失偏颇了。企业家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物的管理者，人的领导者，创新活动的组织者，买卖之间的中介人，必须具备一般人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知识。实际上，企业家的洞察力和灵感与其知识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充分条件。
企业家的知识包括经营知识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所谓经营知识，是指企业家作为“商人”所应具备的“市场理论”和作为组织者不可缺少的“人文理论”。企业家要在竞争的市场上生存，就必须懂得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学会与价值规律打交道。他从事的是一种营利性事业，因此必须敏于计算，对产量、成本、价格、销售收入、利润、利息等这样一些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能够比较产品的生产费用与它在制造和抵达市场后的可能有的价值。他要懂得产业的变化趋势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了解各种市场行情，知道什么时候扩大产量，什么时候裁减工人，什么时候停止营业。他要精通各种推销方式，知道什么时候削价拍卖，什么时候存货待销。他要善于琢磨顾客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的需求偏好及收入水平，乃至风俗习惯。在交易涉及异国他邦的时候，他必须懂得当地的风土人情，熟悉各国的通货及其汇率。他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知道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向什么人筹措资金。他还必须了解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以及政府的各种方针政策，等等。
所谓专业知识，是指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自己所从事行业中的物性知识。如一个从事化学工业的企业家应该具备一定的化工知识，懂得化工产品的一些基本工艺流程；从事机械工业的企业家应该懂得一些机械原理，等等。
应该指出，就重要性而言，经营知识和专业知识是不对称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商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经营知识。至于专业知识，虽然重要，但并不是致命的，有时候，甚至并非必不可少。当哈默博士决定在苏联创办铅笔厂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铅笔是怎样制造的，甚至从来都没有踏进过铅笔厂的大门。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知道会造铅笔的人在什么地方。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的能量在于利用专家，将他们组织起来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而不在于自己充当专家。从事化工产品制造的企业家无需是一个化工专家，从事建筑业的企业家也无需是个建筑师。一个不懂多少专业知识但具有经营才能的人办企业十有八九会取得成功，而一个精通业务但缺乏经营才干的人办企业却注定要失败。事实上，确有不少号称专家的人试图充当“企业家”角色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企业家是经营意义上的“内行”，而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内行”。而且，企业越大，专业知识对企业家的重要性就越小。这也许是企业家资源比技术专家更为稀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企业家的能力
“企业家的能力”是个范围较广的概念。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企业家所应具备的组织能力、决策能力和外交能力略加论述。
组织能力企业家生来是人的领导者，他的工作总是在别人的共同帮助下完成的。他要利用别人的热情、才干和能力。这些人须服从他的意志，以便和他共同活动，所以他必须具备组织才能。企业家的组织才能表现在：
第一，评价与选择。企业家首先必须具备评价人们服务能力的才能，必须从大群的人中找出那些适合于一定目的的人。他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于搞生产的组织管理，什么样的人最擅长于推销业务，什么样的人只能从事直接的生产操作。他要把每一个手下的人都配置在最能发挥其专长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既要使那些具有发明天才的革新闯将有用武之地，又要不使那些庸碌之辈把持重要岗位。当他需要某种类型的人为他服务的时候，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寻找这样的人。当他发现那些具有难得的特殊才能的人没有得到合理安置时，他会果断地重新安置。
第二，权威与服从。企业家要有能力使他的部下承认他的权威，服从他的领导，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为此，他要使用各种各样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手段，向他们提供刺激。在他看来，他们不仅是工作的器官，同时也是组织的成员。他懂得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尽量使用最合适的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培养他们的效忠精神。他还要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他的事业，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
第三，协调与管理。企业家必须使因共同活动而联合起来的人们组成一个富有服务能力的整体，对各个参加者的编制十分恰当，而他们的活动须相继正确地交错起来。他要像大将军一样，“在空间上集合力量，在时间上统一力量”；同时，他自己对一切事务实行总的掌握，并且保持主要营业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他还必须协调部下之间的人际关系，解决纠纷，缓和矛盾，教导他们同心协力，同舟共济。
决策能力作为组织者和创新者，企业家要完成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决策。如从事何种投资？生产哪种产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等等。企业家的决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大”，它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和企业家本人的命运；第二是“新”，企业家进行的是非秩序化决策，而不是日常营运中的秩序化决策，正由于此，企业家的决策是电脑所无法取代的。企业家的决策能力表现在：第一，准确判断问题。判断是决策的基础。企业家首先应该断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有无解决的办法？然后再根据对问题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找到解决问题的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这当中，要广泛地收集有助于对问题做出判断的各种信息。
第二，广泛听取意见。企业家绝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当他提出自己的见解后，要虚心听取谋士和部下的各种意见，因为决策最终要由他们来执行，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不行。即使反面意见也要认真听取，因为它不仅有利于激发他的“想象力”，使他不致充当自身的俘虏，而且反面意见本身正是决策所需要的“另一方案”。企业家要能兼容并蓄地将各种意见加以考虑，再反思决策。
第三，果断拍板定案。企业家的决策总是在信息不完全和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做出的，冒风险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他必须具有果断精神。信息不完全，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某种直感判断；意见不一致，他必须不为他人所左右。
外交能力企业家的活动更多地涉及外部世界。他要从事自己的事业，不得不向他熟悉的或不熟悉的资产所有者筹措资金；不得不向他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顾客推销产品；不得不与他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竞争对手打交道；也不得不与他的工人讨价还价。
因此，企业家必须是个“外交家”，具有高超的外交能力。他要说服第一种人，使他们承认他具有经营企业的资质和才能，向他提供资金不会冒什么大的风险；他要说服第二种人，使他们相信，他的产品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美观实用，购买这种产品花钱少、效用高；他要说服第三种人，要他们明白，他不是好惹的对手，企图用不正当的手段打垮他是办不到的；他要说服第四种人，使他们懂得，企业的利益也就是他们的利益，在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要求过高的工资是危险的。当他准备在一个新的地区或国度办企业的时候，他要设法让当地的民众和政府相信，他的企业将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福利，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经济活动受到政府的干预时，他还少不了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某些情况下，他要与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另一些情况下，他则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关照。这期间，会发生无数的摩擦和纠纷，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冲突，需要他的雄才善辩，需要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需要他的软硬兼施。他要学会在困难和矛盾中周旋：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以良好的品性取得对方的信任，什么时候则必须用强硬的手段迫使对方就范；什么时候只能以屈求伸，什么时候必须寸步不让。
总而言之，一个外交家的思维、机敏、口才和手腕，他都应该具有。
企业家的观念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企业家集团的诞生，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物质生活的平衡，而且打破了传统的精神世界的平衡。企业家具有传统人所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对传统的背叛，他带着这种观念和意识破坏旧秩序，创造新生活，影响每一个人，武装每一个人，支配每一个人。久而久之，这种观念和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变成一种时代的观念和文化，一种生活的道德规范，一种社会的行为准则。本节中，我们采用对比的方式，简要地论述在几个重要观念上企业家与传统人的不同。
一、企业家的财富观
传统的财富观就是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在自然经济下，财富被当做大自然的恩赐，“土地乃财富之母”。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财富的有限性。在传统人看来，财富就像杯里的水，你喝多了，留给我的就少了；你富了，就意味着我穷了；利己=损人。所以，传统人注意的只是财富的瓜分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就是说，如何切割已有的蛋糕，而不是设法把蛋糕做大。他们最害怕竞争，对他们来说，竞争就类似赌博，只是将原有的财富从输者转向赢者。
企业家的财富观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财富观。市场经济使财富的母体由生产要素本身转向要素的组合方式。在企业家看来，财富不是来自大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不是杯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不是汲之有限而是掘之无限，掘井者也就是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不仅不畏惧竞争，而且乐于竞争，因为竞争不是瓜分已有的财富而是创造新财富的一种方式；竞争可以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改变要素的组合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扩大财富的总量。当然，竞争中会有成功者，也免不了出现失败者，但成功者之所得，绝非失败者之所失。正因为如此，企业家从事的活动，不是损人利己的活动，企业家靠着自己的机敏和才能，参与交换，促进分工，改变生产函数，不尽财富滚滚来。
二、企业家的时间观
在传统人的脑海里，时间是一个圆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企业家则认为时间是一条直线，具有不可逆性。这种差别源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运行特征的差别。自然经济是在三维空间运行的一个“静态社会”，似水流年，一切依旧。对于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们，时间不仅不具有任何稀缺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负担，一种痛苦。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你让他怎么珍惜时间呢？农民从春种到秋收，吃饭靠老天，所以他们只好等待光阴流逝。在他们看来，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以致不得不靠晒太阳、走亲串友这样的方式来打发。尽管“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的名言出自古人，但那不过是“哲学家”在打发时间的过程中抒发的一种感慨而已。寸金买不到寸光阴，这是事实，但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同时，不正是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吗？
市场经济社会在四维空间中运行，分分秒秒都意味着变化和发展。对企业家来说，时间不仅是最宝贵的资源，而且是一种机会，他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那早与晚的一瞬间里。在竞争的市场上，时间就意味着金钱，赢得时间就意味着成功；相反，错过了时间，就意味着失败甚至破产。世界上第一个提倡旅行的是什么150企业家人？是商人。做买卖，就得有时间观念。钟表工业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而兴起，正是适应了企业家计算时间的需要。企业家在生活上可能“挥金如土”，但在工作上却“惜时如金”。企业家不仅自己珍惜时间，而且教导民众按时作业，做遵守纪律的公民。企业家绝不能容忍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他视“等候”为一种对他人人格的侮辱。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所努力的一切，就是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三、企业家的平等观
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注意的是什么平等？分配上的平等。平均主义地分配财富，这就是传统人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剥削观”。它不承认“多劳多得”，不承认竞争，不允许贡献大的人先富，主张懒汉和勤劳者同等享受。
企业家的平等观是什么？机会均等。在企业家看来，前程应该为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参加竞争、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任何专制的障碍都不能阻止人们达到与其能力相称的、而且由其品质引导他们谋求的地位。如果说传统人要求的是终点线上的平等：“人人获胜，都该得奖”。那么，企业家要求的则是起跑线上的平等：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至于最后谁胜谁负，由竞争来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无偿占有或瓜分他人的财富。
在企业家看来，自由和平等是同一硬币的正反面。自由地组织生产，自由地从事经营，自由地招雇工人，自由地确定价格……总而言之，享受作为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充分自主权，是机会均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最厌恶他人的指手画脚，最不能容忍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政府统治。企业家只接受市场的审判，不接受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只承认货币的特权，不承认任何非货币的特权。自由是企业家生长的基本条件。在一个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统制的地方，在一个“不分胜负、利益均沾”的地方，企业家根本不会出现。
四、企业家的契约观
传统的平等观是以承认人之天生不平等为前提的。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道德良心和超经济强制，是维持人们合作的基本方式。在传统人看来，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与别人的关系，都是先天决定的，个人只有接受的义务，而没有改变的权利。
企业家的平等观以人之天生平等为前提。在企业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合同关系。它建立在签约双方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它是后天产生，而非先天注定。“诚”与“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文化道路，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契约关系的最高手段。如果没有双方的互相信任，契约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契约就难以维持。
企业家是最讲信用的人。他把信誉看作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与他人合作共事的必要品格。信用不同于良心，它是为取得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一个人如果不能履行这种义务，也就无法得到权利。背信弃义其实是封建商人的惯用伎俩，绝非是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规范。
企业家视法律为最高权威。法律似竞技场上的竞赛规则，遵守这种规则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无权超越法律之上，这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本质之所在。法制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
五、企业家的人生观
传统人视入府做官为人生之最高追求。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寒门子弟，还是富家少爷，都有很强的当官意识。企业家则不同。他们把经商盈利当做最高的人生目标；他们所孜孜追求的是企业的成功；他们对从政不感兴趣，没有政治化倾向，不在“做官”、“升级”上分心；他们也绝不在官僚面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一个人如果把办企业仅仅当做是通向仕途的一种方式，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这或许是官僚办企业难以长进的一个原因。
六、企业家的金钱观
传统人鄙视货币，口不言钱，视钱为万恶之源。他们害怕货币经济瓦解自然经济，破坏他们那“田园诗般”的生活景色；他们畏惧货币这个“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语）冲破他们习以为常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六亲不认”。在他们眼里，赚钱是一种十足的道德败坏行为。
企业家视金钱为生命之血液，社会之奖章。货币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赚钱是他们办企业的目的。他们讨价还价，不讳言钱；他们主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认钱不认人；他们信奉“为富乃行善之道”，牟利乃天经地义。在他们看来，“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观念不仅幼稚可笑，且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赚钱不仅是个人成功的标志，而且是民众福利之源泉。
七、企业家的“乡土观”
恋土恋乡，是传统人的一种美德。对传统人来说，故乡不仅是生活天地，而且是精神疗养院。“画地为牢、坐井观天”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好出门不如孬在家”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是他们表达乡土之情的格言。
企业家没有“故乡”。他们四海为家，把整个社会当做生活舞台；他们宁愿到处流浪，不甘死守一地，哪里适于生存就往哪里走，何处有利可图就向何处流，这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之一。在他们看来，生活于异邦他乡，不仅有利于解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这种束缚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而且有利于培养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所以，他们从不为“背井离乡”而惆怅，从不为“流落他乡”而沮丧。到处都有他们创业的天地，到处都是他们生活的乐园。
八、企业家的人才观
传统人看人注重的是品德，不是才干；是出身，不是才能；是资历，不是水平；是经验，不是智能。在传统社会，一个人越是碌碌无为，越是老成持重、墨守成规，越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就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相反，一个人越是不满现状勇于创新，越是不听君令爱动脑筋，就越为社会所不容。民众百姓把他看成“异端”，达官贵人把他视为“孽种”。在生存竞争中，他十有八九要成为输家。
企业家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是才干，不是“品行”；是才能，不是出身；是水平，不是资历；是智能，不是经验。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皆可用。他不会把那些才华出众但“生活欠洁”的人拒之门外，更不会把那些水平平平只会从命的人奉若明珠。企业家不仅需要遵守纪律的模范，更需要“破坏秩序”的闯将。他乐于与不合传统的人合作，鼓励他们标新立异，大胆创新。他把选用人才看成是自己事业成功的资本，而不是对他人的“恩赐”。因此，他的企业王国，必然是英才荟萃之地。
企业家的观念远非以上八个方面所能概括，在效率观、节俭观、劳动观等方面，企业家同样与传统人大相径庭。可以说，企业家是现代人的典型代表。社会观念的变革首先从他们开始，并且永远以他们为先导。
企业与企业家素质
以上几节，我们离开企业家的王国—企业，来讨论企业家的个人素质。我们绘出的是一个也许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完人”，一个抽象化的偶像。坦率地说，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家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杰出，那样完美无缺。一个企业家在某些方面擅长，另一个企业家在别的方面优越，而很少有两个企业家的成功，是由于完全相同的一套之长。有人的成就全靠他的高尚品质，而有人的兴隆，则是由于除了机敏和意志坚强之外，没有什么令人钦佩的才能。此外，企业家素质的相对重要性，是随着产业的性质和营业规模的大小而不同的。有的人在某些行业经营得心应手、成绩卓越，而一旦涉足别的行业则勉为其难，甚至一败涂地；有的人可以成功地经营小企业，而一旦经营规模变大则感力不从心。本节中，我们讨论企业与企业家素质的关系。
一、企业素质与企业家素质
企业是市场经济组织的基本细胞，正如家庭（或庄园）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一样。在市场经济社会，一切经济活动，不论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是交换，都是通过企业进行的。作为组织，企业不仅是人与物的耦合，也是人与人的耦合。物是客体，人是主体；主体中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竞争的市场上，决定企业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不仅有企业家的素质，而且有管理者的素质，工人的素质，生产设备的素质，等等。这样说来，用企业家的素质来代替企业的素质是有失偏颇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机能上讲，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人格体现。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企业家，就有如一部“音乐”没有主旋律（当然不成其为音乐），一个乐队没有指挥，一个“哲学家”没有思辨头脑。企业家创造企业，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并指挥企业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和将军指挥作战一样。一次战役成败的关键在于指挥官，同样，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家。成功的企业总是由于有成功的企业家，失败的企业自然多属于领导人的无能。在现实中，每每发生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企业，尽管设备先进，工人素质也不差，但由于缺乏合格的领导人，时常经营亏损，负债累累；而另一个企业，尽管设备陈旧，工人的素质也谈不上很高，但只因有一个杰出的领导人，经营效果颇佳。同样一个企业，当前一种人经营的时候，奄奄一息，一旦换上后一种人，则起死回生，成绩斐然。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兴，不正是由于聘用了前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杰出的企业家艾阿柯克先生吗？当艾阿柯克接任克莱斯勒公司总经理时，该公司由于连年亏损、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边缘。但艾阿柯克回天有术，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使企业摆脱了困境，声威重振。[3]
说企业素质是企业家的素质，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企业生产要素（人与物）的素质是企业领导人素质的“函数”。企业家不仅可以更新企业的技术设备，而且可以更新企业的职工队伍，更新人的知识和观念，更新企业的组织形式，更新企业的管理方式。成功的企业家总是能够做出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可行的创新，总是能够网罗到最精明强干的合作者，总是能够将他的部下组织成一个团结战斗且富有活力的整体，总是能够采取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强将手下无弱兵，杰出的企业家经营出杰出的企业。
二、企业规模与企业家素质
企业规模是无量化的。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它按大和小两类来划分。小企业指的是“工厂”规模的企业，大企业指的是“公司”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企业家具有的素质也有所不同。对此，经济学家马歇尔有过精辟的论述。（参阅《经济学原理》一书）
在工厂企业，管理职能与企业家职能合二为一，故其企业家应该是一个“全能”的领导人。他既要负责制定企业的战略决策，又要从事日常的运行管理；既要协调企业的内部事务，又要协调企业与外部的关系；既要负责组织产品的生产，又要负责产品的推销。在小的工厂，他甚至不得不担当起工程师、会计师的职责。工作中，他遇到的是大量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和大量的技术性问题。他要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本该由“下级”来做的工作上，他无法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预测未来、决定经营战略上，他不得不步他人后尘疲于奔命。因此，他必须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必须具有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勤于动手的工作习惯和充沛的工作精力，必须具有相当的独创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应该为人师表，待人真诚，与他的职工、他的顾客、他的供应商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在公司企业，一般管理职能与企业家职能高度分化，故领导者应该是一个“专业化”的企业家。在管理方面，他的职责只在于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企业经营中大量细小环节常规化的具体管理业务由他委任的下级人员来承担，每个下级人员都是某一方面的行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成一个专业化的管理集团。
而企业家本人，则超脱于这个管理集团，只是制订企业经营中有关全局的整体计划，并同时选任能处理具体问题的高级职员。虽然他必须了解专业管理人员是否称职，以及这些人是否恪守职责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无需过问更多的细节。
他应该使自己始终处于运筹自如的境地，保持以清醒的头脑去考虑企业中最棘手和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要洞察市场的普遍动向以及当前国内外发生的事件对将来的影响，使自己有充分的余地做出改善企业内外组织策略的方案。与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工厂企业家相比，他更具有决断能力、随机应变能力、严谨的态度以及坚强的意志等非专业化的素质。而且，公司规模越大，这种素质就越重要。有了这种素质，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准确地判断出事物的相对重要性，有远见地制定长期的经营策略，并冷静、果断地使之付诸实施。为了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他还必须具有选择人才的才能。在管理阶层中发现每个人的才能和特长，培养具有优秀素质的人才，或是以自己的优秀人格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使其发挥作用。
总而言之，公司企业领导人扮演的是“统帅”角色，而不是“将军”角色，需要的是更抽象化、一般化的能力和非专业化的知识。
公司企业家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其本身的官僚化倾向。在工厂企业的情况下，经营者自己承担营业上的主要风险，直接从事常规性管理工作，即使他把监督劳动的工作委托给工头，自己也能了解部下是否忠实地为公司效力，然后灵活地根据其贡献大小给予他们晋升的机会，或对渎职者施加处罚。相反，在公司企业的情况下，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承担财产风险的人不直接从事经营，而从事经营的人则不承担财产风险。由于组织的复杂性，经营者难以全面了解部下的工作成绩，也难以及时发现经营活动中特别是生产前线出现的问题。因此，公司领导人极少能表现出私人企业家所具有的那种机敏、活力、坚强的意志和迅速果敢的行动。在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等方面，前者很难达到后者所具有的水平。贪安图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很容易在公司企业中蔓延。因此，与工厂企业家相比，大公司领导人更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廉洁正直的品德，更应该具有以创新为乐趣的追求。一个人如果不能把取得工作成就本身和受到同行的赞誉作为一种追求，他就很难成为一个“专业”的企业家。
三、企业发展阶段与企业家素质
企业的发展一般要经过初建、扩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因而企业家所应具备的素质也应有所不同。
在企业初建阶段，企业家最不可缺少的是识别机会的洞察力、冒险精神和外交能力。企业家投资于何种行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首先取决于他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只有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时候，企业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如果判断失误，初生的婴儿就会夭折。实际上，许多企业的失败，恰恰发生在企业创办人对市场判断的失误上。对市场的判断是否正确，最终要通过市场来检验。
新建企业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没有承担风险的勇气也就不可能创办出新的企业来。企业家还要为企业这个刚刚涉世的“婴儿”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疏通各种各样的往来渠道，获得外界的承认和支持，使其在竞争的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他要保护初建的企业，对付一切来犯者。对于有敌意的对手，他要用机智和勇敢与他们周旋，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对于有怀疑的用户，他要用热情和耐心说服他们，使他们消除疑虑，乐意向企业订货。他要用各种计谋去获得投资资金，他要与原材料供应商建立稳定友好的协作关系。在企业内部，他必须有强有力的助手协助工作。就本人来说，他必须提供各方面的管理技能，尽量减少要承担的管理费用。这种有干劲、有能力的杰出领导人，在少数专家的协助下，就可以使企业走向正规、进入发展阶段。
在第二阶段，企业要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而且逐步成为有严密组织的企业，企业家最不可缺少的是开拓精神和组织能力。他不能为初始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而应尽快挖掘市场潜力，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推动企业的成长。他应该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到可开发的市场中开展工作，应该组织人力到社会上去了解市场销售情况，多方确定竞争地位。在战术上，他必须善于了解资源，并且确保合理供货，以便促进企业发展。他既要大胆前进，又要谨慎从事，谨防在“青春过渡期”染上“过渡症”。这种过渡症常常使企业由于发展过快而夭折。他必须组建一支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把最富有合作精神和工作才干的人吸引在自己周围，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在财政上足以保证企业迅速前进的杰出的财政经理。他要把大量日常的常规性管理工作交给手下去干，使自己处于超脱的地位，有精力考虑企业的大政方针和长远计划。
在第三阶段，市场达到饱和，企业趋于成熟，企业家需要特殊的“整顿”能力。他必须对企业及其系统进行整顿，大胆地破除陈规旧习；他必须认真、勤俭地管好企业的各项工作，以便在成熟期使企业获得最高收入。无疑，企业家这时仍然要鼓励新的开发工作，向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利用各种手段创造新的需求，以便保证企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这个时期还要求企业家有精心计划的能力，有效地控制住成本，引进新技术和新工艺，降低原材料消耗。他必须研究和保持正确的人事政策，及时而果断地更新管理队伍，防止以功臣自居的人物只吃老本不立新功。他应该能够对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企业实施严格的纪律，应该具有企业家那种鉴别力和灵活性，防止企业过早地进入衰退期，这种衰退往往是人为造成的。
在第四阶段，企业进入衰退，往往由于缺乏灵活的、有朝气的领导而使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这个时期要求企业家是个坚强的、有创新精神和决策能力的人。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市场寿命。企业若想再向前发展，就要进一步创新。在这个时期企业家应该大胆地推出新产品，果断地实施新计划，使企业返老还童。他必须有医治衰老的药方，减缩各种开支，提高生产效率，完善管理措施。他必须削减一些次要业务，以保证主要业务的健康发展。如果他确信，沿着过去的经营方向已没有继续前进的希望，他必须随机应变，及时改变经营方向，转产转业，使企业跨入新的领域。
大部分企业家是这种或那种类型的人，只有少数是适应性很强、足以起到不同作用的人。有的人能成功地创办一个企业，却无法推动企业进一步扩张；有的人具有“起死回生”的法术，却不善于经营处于“青春过渡期”的企业。如果一个人不能具有适应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所要求的全部素质，那就必须审时度势地更替企业家的人选。不难理解，成功地度过各个发展阶段的企业，是很少靠一个人经营到底的。
五、企业家可以培养吗？
任何人才都是可以培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也不例外。但是，正如你不能把一位缺乏运动天赋的人培养成长跑冠军一样，你也无法把一位缺乏企业家天赋的人培养成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又是不可培养的。简单地说，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培养成企业家的，培养只对具有企业家天赋的人才有意义。当然，对一个企业家的成长来说，训练与天赋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天赋再好，若缺少后天的训练，也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企业家。正如没有教练的指导，没有刻苦的锻炼，体质再好的人也难成为运动健将一样。企业家的素质，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有些则是在天赋的基础上经过训练而强化的。培养的目的在于把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的企业家。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观点。
我们要强调的第二个观点是，培养企业家，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是创造适宜于企业家生存的环境，而不是创办若干正规化的学校。一个社会，即使没有公认的企业家理论，没有正规化的教育系统，只要它的经济是自由的，不受政府的统治，成功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失败的风险由活动者自己承担，在竞争中人人处于平等地位，它的企业家队伍就会不断壮大。
相反，一个社会，不论它制订了多么宏伟的培训计划，创办了多少师资强大、设备齐全的学校，但只要它的经济生活受到政府的统治，选择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企业领导人只有完成国家计划的义务，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它的企业家队伍就不会出现。学校充其量只能传授给学员管理的技能和知识，培养出一些管理专家，但绝不可能使其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出企业家人才。发达国家企业家资源丰富，绝不是政府培养的结果，而是自由竞争的产物。
当然，对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单靠土生土长的企业家的自然发育似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企业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的“开发”任务，它远较兴办多少工厂、制订多少发展计划重要得多。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印度在这方面的经验。[4]
培养企业家：印度的经验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主要靠政府官员的推动。从1970年代开始，印度认识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注意了对企业家的培养。
1970年，古加拉邦的金融机构设立了一个企业家培训计划，这项计划由该邦工业和投资公司经营。经过反复试验，它的各项基本要素和特性到1978年才具体化。那一年，在古加拉邦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工业促进机构联合倡议下，单独设立了一个企业家培养中心来管理这个计划。该中心取得的成就又使印度的国家金融机构相信，这项计划对其他各邦也是适用的，可能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于是1983年建立了印度企业家学院来指导研究、提供咨询和培训，并且帮助邦一级机构实现他们的计划。到1985年底，印度20个邦中有50个不同的机构在执行企业家培训计划。古加拉邦的培训中心每年实施90个培训计划，而印度企业家培训学院帮助其他各邦每年执行30个培训计划。1983年按印度企业家培训学院方式培训的人数约为70人，该学院每年训练30名人员，这些人在印度各邦又开展培训潜在企业家的示范计划。在1970至1984年间，古加拉邦在130个地点实施了312个企业家培训计划，参加者共7710人。计划的成效因地区和环境的差别而不同，平均60%的受训人员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其中75%的企业盈利。这些成功者对潜在的企业家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印度企业家培养计划的成功，特别是在没有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活动史的地方培养出企业家的经验，引起了世界银行的注意。这项计划的一套完整的做法和适应当地需要的能力，显示出它在其他地区也有获得成功的希望。为了分享印度计划的成果，以及为了开拓其适应于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于1985年1月为8个非洲国家主办了一期实验班。这个班是与印度企业家培训学院、印度工业开发银行合作，在古加拉邦阿梅达巴举办的，目的是鼓励学员为他们自己国家制订行动计划。举办这次实验班的结果是，在肯尼亚和加纳制订了企业家培养计划的先驱计划。
印度企业家培养计划何以取得成功？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或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精心挑选潜在的企业家人选
选择受训人员是企业家培训计划的第一步，并且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因为只有对于潜在的企业家来说，培训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印度的培训—监督人员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发现潜在的企业家人选。他们相信，使用有效的心理行为测试可以鉴别出潜在的企业家。
他们使用的手段和技术随所在地点环境的差别而不同。在农村地区，他们以个人活动形式开展工作，他们接触社会上的工人、教员、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受社会尊重而非政治性的人物，提出合适的候选人名单。他们向个人分发申请表，并个别对申请者进行考核。在城市地区，可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或张贴布告以招徕报名者。从申请表中可以获得候选人的经历和经验等基本情况。以后的步骤是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对申请者进行评价，以确定他们所具有的企业家能力的程度。测试的项目中有一项是衡量候选人的动机，承受风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自身的积极因素的自我评价，对采用非传统的新方式办企业的兴趣。选择的程序以当面的口头考试为主，这样能使一个包括培训者、业务和学术专家在内的委员会对在培训中必须具备的企业家的才能和决心做出最后的评价。申请者只有被确认具有潜在的企业家才智时，才能取得学员资格。
2.注重实务训练和亲自动手
印度企业家培训计划的特点是注重实务训练，而不是学院式的教学。它的目的是激发参加者，引导他们选择适当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企业家技能。这项计划用行为心理学技术加强他们达到目的的意愿，培养实事求是地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能力，提高自知和自信。为了帮助受训人员找到适当的企业，企业家培养计划利用各种机会同受训者商讨，对他们进行帮助，使他们的兴趣与某些项目相一致，这些项目已由技术咨询公司鉴定，或已是投资的对象。来自管理学校参与工作的专家和企业家，随时可向受训人员讲解管理一个小企业所需要具备的东西。培训过程以一个项目实习为中心，包括参加者对市场的考察和编制项目计划。受训者要经过思维过程和现场实践，对行业、生产线、各种市场和与项目有关的各方面做出合理的选择。实习最后要完成一个项目报告。
3.由企业家式的人物充当教员
印度企业家培训计划通常不使用全日制教员，而是由一位全日工作的培训、推动人进行，在制定项目时由一位专家帮助。实际培训工作的许多方面是由企业经理和行政领导、邦工业促进机构、财政机构和技术咨询组织的专家以及小企业家提供的。他们特别注重金融机构和企业团体的参与。让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商业家和其他在这方面有实践经验的人提供教学服务。
4.注重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吸引企业家
潜在的企业家资源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而不限于某一阶层，即使在没有企业家传统的阶层中，也潜伏着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才。印度的培养计划注意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中吸引企业家，不仅减少了对贸易商和传统工业主的依赖，而且有效地发掘了人才。新的企业家从雇员（占45%）、贸易商（占20%）、青年工程师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占25%）、农民和其他人（占10%）中出现。显然各组人的百分比因当地的条件不同而异。这项计划显示了它有能力从新的来源、新的人群中培养出企业家。
5.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在现代工业社会，金融机构是“万能加垄断者”（列宁语）。企业家的成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后者不仅为企业家提供投资资金，而且还可以提供信息咨询，帮助企业家进行决策。金融机构参与企业家的培训，可以使新兴的企业家在未创办企业之前就交上肯定用得着的朋友，为日后筹措投资资金和取得信息服务提供了方便。从金融机构来讲，这样做也大大减少了其提供资金的风险。实际上，印度的企业家培训计划是金融机构直接倡导的，这也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把这个经验加以推广，可以这样说，由金融机构组织企业家培训也许是最为合适的。
[1]参阅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在英文里，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即指风险承担者。
[3]参阅《世界企业之窗》第1期，陈功：《克莱斯勒复兴记》。
[4]以下资料来自V.V.巴特：《培养企业家：印度的经验》一文，载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86年第1期。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我们（中国）的文化特质和家庭组织、社会结构，不利于企业家产生……
—台湾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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