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故里

    出差江西分宜，当地朋友邀游严嵩故里。

    是时，炒作之风正流行。当地一些学者正在打算将严嵩由史上的“奸臣”“炒”成忠臣，严阁老不过死了四百多年，尸骨应未寒彻的，容易“炒”热。

    我因为一向对“炒”抱着“怀疑—切”的态度。又加生性好静，对热闹事情和热闹的地方，总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畏惧。因而颇有些踌躇。

    朋友觉得好笑：某地山清水秀，与某人并无关系，因某人而定行止，倒见得是把某人当回事了。我想想，也笑了：真是幼稚。

    然而，一般的说，山水人文，难以分开。一个地方出了有影响的人物，后人去寻访山水，便很难避开这影响。往往地，山水竟成为人文的一种注解。既游览分宜，想避开“严分宜”、“严介溪”，根本不可能。时间只一个下午，看了三处地方，三处都与严嵩相关。一处是界桥严氏祠；一处是万年桥；一处是洪阳洞。

    我于历史，几近无知。对严嵩的了解，则恐怕无知之外，更多的是错讹。

    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剧场附近。那剧场上演过京剧《打严嵩》。当时没有条件进戏院，对那戏只留下一个淡漠的印象：一个人挨了打还被入编了戏继续打骂，大约不会是什么好人。但又听邻里的老人谈戏，说这个戏在严嵩的老家是不敢演的，老百姓会拼命。便有些奇怪。仅依那出戏的剧情，严嵩倒是中了骗局的。监察御史邹应龙的打严嵩，打得并不怎样明白。后来又读到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其中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一卷，以沈练一案作为素材。沈练一案是严嵩“屠害忠良”的重要罪状之一。但仅读那小说，沈练及其一家的遭殃，似乎同严嵩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干系。

    戏文也好，小说也好，终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尽管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艺自古以来就积极为政治服务，但据戏文、小说来认识历史、臧否人物，总是不太可靠甚至有几分可笑的吧。

    却不尽然。据说严嵩后人打算为先祖洗刷骂名，就延请了作家写小说为之翻案。而反对者又义正词严地指责或制止这小说的写作。两者都似乎认定小说真的可以起翻案的作用。真有些使人啼笑皆非的意思了。

    我们姑且不说当代铸定了的铁案都不知翻了几多，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判断的案子倒老虎屁股摸不得。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指的是政治家言。未听说过小说家言有这么厉害的。庄子不是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外物》）的么？孔子不是说小说这玩意“是以君子弗为也” （《汉书艺文志》）的么？何故今人把小说看成—言九鼎了呢？倘小说家的话真能作数，真有这么灵，那还要史官、史学家以至历史这门学问做什么？唐朝的韦安石说：“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那区区一个写小说的又能比史官厉害到哪儿去呢？

    认定同严嵩有杀父之仇的明代大文学家、大史学家王世贞，是咬牙切齿地写了《严嵩传》的。有人根据他所具备的条件，指他为“兰陵笑笑生”即《金瓶梅》的作者；又指《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为严嵩儿子严世蕃的化身，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老婆五个小老婆，又淫女无数。果如是，当然是为了让严氏父子遗臭万年。我不解的是，王世贞写史可以理直气壮，写小说了，反而隐姓埋名。隐了自己也就罢了（《金瓶梅》里的那些淫秽描写，的确是可以让人生出“也许作者自干过”的嫌疑来的），为什么反而连严世蕃也一并隐了去？可见得他自己未必是把小说与史实等同的。王世贞写的《严嵩传》，也有人说他夹杂了私愤在里面。但在把史实与演义区分上，他倒是显出大家的严谨来了的。

    文艺作品当然有宣传的作用，因为其大肆的夸张、渲染、涂脂抹粉、加油添醋，以至于凭空虚构，其宣传效果自比一般的宣传更刺激。但也恰因了这夸张、渲染、涂脂抹粉、加油添醋，以至于凭空虚构，也更有可能远离了真实，甚至弄到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地步。

    同是写梁山故事，明清小说中有《水浒传》，又有《荡寇志》。听谁的？其实谁的都可以听，也都可以不听。因为看戏、读小说，即便不全为消遣，至少不是真正意义的上历史课——虽然人们看了一场戏或是读了—本小说常常有可能发表一篇观后感或读后感说：上了一堂很好的什么课。

    历来的政治家，包括民间，都很重视文艺在道德、风俗上的教化作用，这是不错的。但文艺作品有自己的特性，主要作用于人的思想情感。为达此目的，它所使用的原始素材的原始真相往往不一定是第一位的。我们看《打严嵩》，觉得恶人吃了亏，好人出了气，自己于是也痛快不已，这就很好了；如果进而想到自己以后不要做恶人，要做好人，或要反对恶人，维护好人，那就更好了。至于几百年前的那位叫严嵩的人是不是该打，对看戏的人来说，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庄子说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就是这个意思了。而同严嵩多少有些关系的人，也不必把这事太当真。只要自己是正人君子，先祖如何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呢？到底不是讲血统论、唯成分论，株连九族的时代了。

    我们到界桥是在一场大雨之后，遍地泥泞。界桥严氏祠斗形门墙之后，是一座小院，里面是一幢几重几进的连廊大屋，很有些规模。板壁和木柱上的漆都剥落了；室内的墙脚和地面都生着青苔；门窗破落而歪斜。除了一个面孔冷漠的乡人在厅堂上晾谷之外，整幢大屋空旷阴静。看来严嵩最本根的老屋的后人并没有怎样给这位声名显赫的先祖予特别的供奉。近些年，乡间袭谱修祠风行。来界桥前不久我去过湖南韶山，那里新起的毛氏宗祠，红墙黄瓦，气象非凡。我现在住的市郊，并未出过什么人物。当地先前乡人的宗祠也整饰一新，装金油彩，有专人管理，终日香火缭绕。相形之下，严氏祠是太寥落了。不过我想，这很难说就是一种疏忽或冷落。严氏祠入门两侧，清朝朱轼题的对联还清晰可辨：

    介水长流    连绵甲第金瓯固

    笏峰俊秀    璀璨人文玉树芳

    查阅清史稿，朱轼于雍正三年“九月甲寅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吏部尚书事”，到乾隆元年去世。而清政府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用前后六十多年修订《明史》，其中的《严嵩传》依的是王世贞的蓝本，并置于《奸臣传》中。朱轼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依然给严氏祠撰了颂扬的对联。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件事我不清楚，但起码可以看出，朱轼对严嵩是尽了同乡情分的（朱也是江西人）。而乡人也将这情分做了精心保存。分宜的地方传说，对严嵩是颇有善意的。朋友特地带我跑了许多路去看万年桥，仅剩的一点无可观焉的痕迹。但人们乐意提到它，多少怀了对严嵩造福桑梓的感激。我们后来看到的洪阳洞，当地就有狐仙伴严嵩读书并差点使他成了皇帝的说法。这当然表现出乡人一种美妙的愿望。我读到的严嵩关于洪阳洞的诗作有两首七律，都没有提到读书的事。一首是写他坐了车子去游览所看到的景色；一首写了许多沧桑感慨，说他“思向此中弄静侣，因牵俗累欲如何”。狐仙的传说怕就是由“静侣”附会引申出来的。

    严嵩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悲剧不只是就其下场的凄惨来说的。

    严嵩“幼年好学”，有“神童”之称，像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渴望攀丹折桂，成就功名。二十五岁，他果然以朝考第二名的成绩进入翰林院。离当地上—个进入翰林院的人，隔了一百二十年。但他在那里显然很不开心，几年后祖父去世，借丁优之名回了老家，此后过了十年的隐居生活。下决心避开“浮云”，忘却“机事”，抛弃“功名”，而要将“此生拼死蠹鱼丛”。这些日子是颇艰难的，“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其间曾一度奉召复职。不到两年又再次托病“卧家”。

    此时的明朝，朝政日废，国运日衰。又以严嵩的明智，不会不懂得“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严嵩的隐居，恐怕很难说是出于矫情。但他后来仍不得不再次奉召复职。有史家说，严嵩终是耐不住寂寞，熬不过寒苦。这也许不无道理。但有一点，我想妄加指出的，那就是，在明朝，朱元璋是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可杀掉一类的言辞写进了法律的。封建集权制度在耗尽了自己的合理因素之后彻底走向了禁锢与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切文化因素都必然地要被调动起来，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决不允许有离心的因素存在，哪怕是以离心的方式间接地维护专制政权也不允许。在政治的高压下，明代的士人事实上失去了隐逸的可能性。隐居是可以被看成与朝廷对抗的。

    命运给严嵩开了—个恶狠狠的玩笑。严嵩此番一去四十一年，后二十一年成为权倾一国的首辅，享尽荣华富贵。直到后来皇帝说“人恶严嵩久矣”，令其致仕，把八十三岁的他像老狗一样一脚踢出宫门——直接原因竟是听信了一个因扶鸾术而博得宠信的道士的话。一代首辅最后家破人亡。八十六岁上寄食墓舍。八十七岁贫病交加死去。

    一个人位极人臣，最大限度实现了那个时代那种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且又长期受到主子的赏识，面朝天阙，他怎么不可以感激涕零？又怎么不可以无限幸福？又怎么不可以恭顺柔媚？又怎么不可以歌功颂德？又怎么不可以听任满腹经纶、旷世才华化为不值一钱的文化垃圾？俯视众生，他怎么不可以得意忘形？又怎么不可以专横跋扈？又怎么不可以贪赃枉法？又怎么不可以纵子作恶？又怎么不可以遭满朝乃至天下讥谤嫉恨？如果严嵩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苛求，那么人们今天争论的应该是同“奸臣”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的话题：严嵩是否圣人？但严嵩的一生证明了他未能免俗。他的思想、道德、人格一点也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给予所有他那一类士人的局限。在那样一种社会、那样一种制度下面，一个一度确有过内心矛盾的知识分子虽终被权力腐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倘他竟成了圣人（圣人者，其实也有不同的时代标准），那倒是十分可疑的。有史家说，严嵩的变坏，是嘉靖皇帝培育的结果。可以说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把对历史的诘问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未免肤浅了些。我们该继续深究：嘉靖皇帝是谁培育的？嘉靖皇帝们和严嵩们赖以存在的制度是谁培育的？

    写过“冲冠一怒为红颜”名句的清朝人吴梅村曾经感叹“误尽平生是一官”。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严嵩的写照。但严嵩不做官，就真的会甘心“独善其身”的“穷”而不去向往“兼济天下”的“达”么？

    严嵩不过是那个时代、那种制度、那种文化背景之下无数被戕害的牺牲品之一。严嵩的悲剧，是他所处时代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是专制文化的悲剧。这悲剧是必然的。

    回首茫茫历史，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可以尽可能深邃一些，我们的胸襟是不是可以尽可能开阔—些呢？历史固然是由无数个别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为构成的，但如果我们仅仅专注于、拘泥于、执著于对个别人物的褒贬，并且在这过程中忽略了、模糊了、混淆了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观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别，以至不自觉地陷入某种谬误，那么历史对于我们就不会是一面观照现实与未来的镜子，而只能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是一片混乱，一团迷雾。

    历史常常表明，所谓的大奸，恰恰正是大忠；而所谓的大忠，又何尝不恰恰正是大奸？只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罢了。关于严嵩的争论，我们其实不妨作别一种设问：倘严嵩不是奸臣，那么他所效忠的那个时代的那种制度就有理由存在下去了么？

    严嵩临死前悲愤地写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满腔冤屈。他无疑是很在乎身后关于自己的是非的。如今，果然像他预言的那样十分起劲、十分热闹地提起有关他的历史公案来的人们，是不是都像他想象的那样真心实意地非要为他的是非弄出个长短曲直来呢？怕未见得。

    对四百多年前的严嵩来说，善也罢，恶也罢，忠也罢，奸也罢，都随他而没入荒冢乱草之下了。后人不肯休止地说是论非，所为何来呢？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是主要的。而于此之外的其他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借历史名人壮大地方声誉，以招徕游客、包装商品、引进投资，原是经济策略之一。这其中自然也不会缺乏怀了私心觊觎别人钱袋的聪明人。毕竟，人们对现实利益的算计，总是多于替古人担忧的迂腐。

    这是现代人精明的地方。也是命运跟严阁老开的又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行文至此，也忽然想胡诌几句：

    严氏祠堂晒谷新，

    洪阳洞外草萋萋。

    万年桥卧清波里，

    何事纷纷论介溪？

    民族的血性

    ——岳飞故里

    车出新郑机场，尽管是夜间，也能感觉到处在内陆季风气候中的中原，漫天扬着雾一般的沙尘。

    中原！

    绝大部分中国人祖居的中原；绝大部分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原；华夏民族摇篮的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

    曾经鼙鼓与号角交响、金戈与铁马撞击、寒风与旌旗纠结的中原；曾经尸横遍野、血流飘杵、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原！

    狼烟滚滚，群雄逐鹿，几度荒了桑田的中原；弯弓铁骑，把雁门踏破，热血男儿，把酒雄关挽狂澜的中原；悲夫仰天，壮士长啸，英雄浩歌的中原！

    此行的目的地是汤阴。汤阴是岳飞故里。

    高速路像一柄长剑，横亘中原，直插茫茫暗夜，直入历史腹心。思绪随疾驶的车轮一起飞奔，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穿越不堪回首的历史疼痛。

    那时的中原，荒烟笼罩城郭。当年的花遮柳护，凤楼龙阁都不见，只有铁蹄满郊畿，千村寥落。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潇潇雨后，谁人凭栏，怒发冲冠，壮怀激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但得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把破碎山河，从头收拾！

    岳飞曾叹“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但我与岳飞，其实有缘。

    岳飞曾率领岳家军五次到达江州，或作战，或卫戍，或守母孝，打算功成身退之日，不再北回汤阴，在此度其余年。

    1136年3月，岳母病死鄂州军营。岳飞在奏报朝廷的同时，携带着眷属，跣脚徒步，扶护灵柩，送往江州安葬。此后岳飞至少两次来过江州，为亡母“持余服”。岳飞遇害后，他在江州的家属被流放。直到1161年，宋廷迫于朝野舆论压力，才诏释岳飞的家属回到江州。李夫人于1175年在江州病逝，并葬于太阳山，与岳母墓相伴。

    八百多年后，我来江州（今江西九江县）插队，怀着无比的虔诚，参与过岳母墓和李夫人墓的修葺。而我对岳飞的无比崇敬，则像大多数国人一样，始于儿时，始于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始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始于“文官不取钱，武官不怕死，即太平矣”，始于风波亭的千古奇冤。

    岳飞出生在两宋交接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黯淡岁月里，如流星刹那划过，瞬间陨落。他给这个世界的历史太短了，只有三十九年！

    这是岳飞个人的悲剧，是南宋那个“自坏汝万里长城！”的偏安朝廷的悲剧！更是华夏民族精神历程的悲剧！

    中国的历史，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性。任何一个朝代都不缺少经天纬地的人物，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英雄。中华传统文明里慷慨悲歌之士的经典故事令我们荡气回肠。即便在靖康之乱中依然产生了华夏精神的典型代表——文武皆备，尽忠报国，气贯长虹的岳飞。

    南宋是个极为尴尬的朝代。应该说，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诸领域都曾达到过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北宋至少在赵匡胤和前几代皇帝的治理下曾经繁华灿烂过，而南宋从诞生之日起就萎靡不振，终因不图进取而自戕灭亡！以至于南宋出现的英雄们是如此的显眼。盖因为南宋的悲剧，注定了那么多悲情英雄的出现！

    岳飞的为人和品行是许多人无法比拟的。他廉洁奉公，全家均穿粗布衣衫，他与士卒同饭，与士卒同住茅屋军帐。他的财产只有三千贯（约合两千多两银），南宋对军队犒赏极厚，岳飞从来不取一文，全数分给将士。他直言不讳，行若明镜。他严以律己，厚以待人。他令出如山，赏罚分明。他文才横溢，儒将风范。他武艺高强，武略非凡。他身先士卒，战功卓著。他卫国尽职，事母至孝。他不纵女色，不图安逸……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传统美德。

    然而，这个上天恩赐给南宋的救星，上天却没有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扼杀。真是苍天弄人！岳飞之死，敲响了赵宋王朝的丧钟。西子湖畔，歌舞升平，靡靡之音，床笫之乐熏酥了文武官员的筋骨。最终演变成崖山之败。

    宋亡之后是长达八百多年的黑暗。岳飞死后，对外，汉民族不再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科技异常发达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强大国度，九州大地长期浸泡在屠戮压榨的深渊之中，丧失了领跑世界的大国地位；对内，强悍的民族气质被屠刀杀灭，奴性膨胀，道德沦丧、人格分裂，开了积贫积弱的祸端。

    作为汉族王朝最后的英雄部落的典型代表，岳飞之死乃是包括华夏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文明整体的悲剧。岳飞之死颠覆了华夏民族传统优异的价值观念。杀害岳飞实则是折损民族的脊骨。血性一次次被嘲讽，忠勇正气一日日衰微，越来越多的人灵魂和身体分裂，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蔓延滋长，把“好人不得好报”、“好死不如赖活着”奉为人生哲学。官场则奉行“淘汰清官定律”，清官举步维艰，贪官如鱼得水，君子获罪，小人得志，成了劣性竞争的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赵构、秦桧者越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忠直仁爱如岳飞者越容易遭到惨败。宋以后的伪文化为日后的汉奸卖国贼的滋生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谁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在世界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亡国事件不胜枚举。但像南宋这样的灭亡仍不失为一个异数。落日余晖，亦足令后人羞愧难当。悲悼英魂，真是不胜欷歔。

    所幸的是人民的意愿从来都不可违拗，人民的意志更不是暴力所能征服。对于岳飞，人民的怀念，人民的崇拜，人民的珍重，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已成为一种历史奇观。

    汤阴的岳飞故居和先茔，安卧在浑朴古老的乡土中间，皆由乡人建造和看护。其修缮和看护之责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并将永远。此间的石碾、木盆或牛槽无从考证，历经泛滥的洪水或烽火，会在原野的麦香和民族的史册里永存。

    无言地徘徊在岳飞故乡的村路上，我可以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岳飞的气息、脉搏和性格。

    岳飞生前，关于其性格的描绘，屡见于朝廷颁发的制告：“岳飞秉毅忠纯，赋资沉毅，自奋勇于行阵，久宣力于方维。”（《镇南军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告》）“岳飞精忠许国，沉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贰伯户制》）“岳飞才全果毅，资禀沉雄。”（《两镇节度使加食邑制》）“岳飞策虑靖深，器资沉毅。”（《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贰伯户封如故制》）“岳飞忠力济时，忱诚徇国。沉勇多算，有马燧制敌之机；廉约小心，得祭遵好礼之实。”（《检校少保加食邑制》）等等。《朱文公文集》张浚行状说：“公于诸将中……岳飞之沉鸷，可倚以大事。” 邵缉向宋廷举荐岳飞时，说他“骁武精悍，沉鸷有谋”。吴拯记载，岳飞“居洪一年，下士好询，而酬酢则不苟答。”岳珂为祖父所写的传记说，“先臣少负气节，沉厚寡言，性刚直，意所欲言，不避福祸”。岳飞平时沉默寡言，一旦有话，又往往言简意赅，语次间微见其端，令闻者悚然。

    岳飞的性格，岳飞的“沉雄”、“沉毅”、“沉勇”、“沉鸷”，某种程度上就是内蕴深沉的中华民族的性格。

    人民的力量使华夏原生文明即便遭遇灭顶之灾，仍能将对英雄的珍重根植于民间回忆。而对英雄的崇拜又转化成巨大的凝聚力量，使华夏民族在屡遭巨创之后，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根基。

    朱元璋在读岳飞手迹时曾写下“纯正不曲”的批语，并将岳飞列于帝王祠之列。

    岳飞无愧。

    中国亦无愧。中国人纯正不曲的血性在汶川大地震中又一次大放光芒。中华民族的脊骨可以折损，却永不会断裂；中华民族的命运可以挑战，却永不会屈服。

    岳飞，魂兮归来！

    放逐又如何

    ——海南东坡庙

    望不到尽头的白沙地；望不到尽头的桉树、木麻黄、相思树林；望不到尽头的高高低低的土丘。仿佛这条漫长而蜿蜒的黄土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走了很久，才偶尔看见一个被刺竹和凤尾竹搂抱着的村庄的篱墙；偶尔碰见一个忽然从甘蔗林后面婷婷地走出来的，戴着竹笠或裹着花头巾、上衣紧窄而鲜艳、裤腿又宽又大、挑着水罐或背着柴禾的女人；才偶尔听见一阵拖着沉重的木轮车的牛脖子上寂寞的铜铃声。远远的天底下的山坡上，飘着烧荒的青烟。看起来，就像雾里的炊烟一样微弱而淡漠。

    在更远些的时候，这里的人类的痕迹，肯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少得多。

    难怪会有“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的感叹；难怪会把这迢迢路途的尽头看做天之涯，海之角；难怪帝王们要把那些“不合朕意”、又颇固执的人打发到这里来“自省”；难怪向来旷达自命的苏东坡，在“垂老投荒”的时候，也会难免悲哀地交代长子迈“处置后事”：“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当然，即便我们现在真的是走在将近九百年前苏家父子走过的同一条路上，作为观光者坐在吉普车里，还是很难对古代失意者当年的跋涉之苦和落寞惆怅，有多少真切的感受。

    “松林山下万松冈，岁晚空留载酒堂。”嘉靖年间来此凭吊的这位诗人，大概也跟我们差不多，是在傍晚时分来到海南儋县中和镇外这个靠近黎族村庄的院落的。就要在苍茫的海那边沉落下去的夕阳，斜照着这片黑灰色的断垣残壁。冈上的“万松”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疏疏落落的几株椰子树，歪歪斜斜地、却显然是不甘心地指天而立。载酒堂穿墙漏壁，堂内遍地杂草瓦砾，残缺不全的石碑狼藉不堪地横陈其间。堂侧“东坡井”，井壁皴裂，水生绿苔。堂后即所谓“东坡书院”，鞍形回廊拱围着小院，甬道两边各有一棵凤凰树。树冠的巨大显示出茂盛期的雍容华贵，枝叶的凋敝则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无限怅惘。

    书院正厅的门头上有一块匾，赫然写着“海外奇踪”。在这块被岁月的风尘剥蚀得陈旧残破的匾上，字迹依然醒目，含着幽怨而又倔强地想要申诉什么。

    公元1097年（绍圣三年）七月以后，曾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摄政的皇太后的秘书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的苏东坡，被一步步赶下权力的高峰，最后孤身携着幼子流放到这里，一直到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获赦北归。

    当年东坡居士的华厦当然没有现在这座院落的残骸所显示出来的规模和阔气。一位朝廷使者到海南来探查放逐大臣的情况，发现苏东坡受到当地县令张中的礼遇，竟住在官舍里。于是，县令张中被免职，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只好“买地结茅”。新居只能使他们父子“仅免露处”。

    对于这位伟大的诗人、乐天的、嗜酒的、洒脱俊逸的大文豪、大书法家、画家，从政期间积极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巨儒政治家，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

    亚热带岛屿，夏天湿热难当。秋多雨，闽粤商船因为气候不好，不再南行。食物短缺，“北船不到米如珠”，苏氏父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面临挨饿危险的老人，甚至写过一篇记述“阳光充饥法”的文章：说一个偶然掉进深坑的洛阳人，模仿坑内蛙、蛇的样子，拼命吞食从洞隙里透进来的阳光，终于不仅止住了饥饿直到获救，而且从此不知道饥饿的滋味。接下来老人写道：“……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他煞有介事又好心好意地希望以后跟他一样倒霉的人，能以此获得生机。

    旷达的人生观使得他从未失去幽默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尽管听来，诗人的豪迈似乎颇有“阿Q精神”之嫌，但却不能不承认他的生命力是多么惊人。他不颓丧，不绝望，觉得一个人生活着却会没有乐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海南岛的流放生涯，证明他对弟弟苏辙说的这番话并不是吹嘘。他在槟榔树下同农夫畅谈。对这位先前的大人物敬畏万分的村民们起先惶然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他笑着请求说“那你们就讲几个关于鬼怪的故事吧”。他一天也没有浪费一个学者的光阴。他在这里见识了明月鸟和狗仔花，衷心叹服他在政治上的对立派代表人物王安石学识的渊博。他实验制墨——因为岛上找不到好墨，四处采药并写下大量有关草药的笔记；他严格教导和训练儿子苏过，使之成为出色的诗人和画家；他在儿子的协助下收集各种杂记，编成《志林集》，最后完成《五经》的注释和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这位伟大的放逐者在这里留下悠远深刻的影响，至今中和镇的居民中流行的依然是由这位四川眉山镇人带去的四川军话。后人怎能不把他在这里的活动，称作“奇踪”！

    当然，苏东坡看起来快乐而自由的谪居生活，并不能完全归诸于他个性方面的优异。事实上他并不孤独寂寞。他在正直的官吏、风雅向善的和尚和道士、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同情者。尤其使他感激的是那些普通百姓、黎族同胞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村庄边为他辟地架屋，帮助他割草砍木（“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送给他黎被、吉贝布（“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大清早，他还在床上睡觉，当地猎人就来敲门，把刚刚猎获的鹿肉分些给他，或者是捧来制好的槟榔（“槟榔代茗饮”）。他同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一位老农妇见他完全像个土人一样地头顶着西瓜走过田野，当面跟他开玩笑说：“内翰昔日的富贵，有如一场春梦。”他开心地回敬她，叫她“春梦婆”。他教他们识字，给他们吟诗，同他们一起饮酒，“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有时候客人没来，他就去串门，下雨了，他就借用主人的笠帽、蓑衣和木屐，踩着泥泞的村路回家，群犬争吠，村人大笑，他也高高兴兴地唱道：“舌尝可学，化为黎母民。”

    苏东坡是活力强劲的树，黎母民是深厚的土地。

    自然，在这里，我们还听到了对另一种从大陆来的官员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曾经有个名叫王西旦的人，奉派出任儋州知县。传说此人临行前，祖籍儋州的母亲叮嘱他当为其故乡人做好事。哪晓得他完全听反了意思。在任期间，事事处处倒行逆施。他最令人切齿的劣迹是在东坡庙即载酒堂前的一块水田里建了一座八角亭，亭两边各挖了一口莲塘。因为他听说这块水田面临东坡庙，风水极好，青蛙极多，收成极丰，给当地人带来极大福祉，附近村庄因之名为“福村”。他建亭挖塘的目的，就在于镇住青蛙，并剜去它的双目。这位作恶多端的县令离任时，遇风翻船，葬身鱼腹。这当然是人们愿望中期待的惩罚。时至今日，海南人都把那些为官而不利民者，一律戴上“王西旦”这顶黑帽子。一个妇人的叮嘱就可以给一方百姓造福或禳灾，“主人”无权选择自己的爱憎。苏东坡身后，人们把他的故居奉为“东坡庙”，用代代相续的香火来供祀他。到处流传着充满了温情、祈愿、怀念的关于他的神奇故事。甚至说，在他去过的海岬上，至今还留着他深深的脚印——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格伟大的百姓之友、一个为民族文化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的“奇踪”。而王西旦之流，无论其当时曾何等得意，却只能作为受人唾弃的丑类而遗臭万年。

    不幸的是，历史常常难免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悲剧。凭王西旦的歹毒，充其量也只敢在东坡庙前造亭挖塘，以逞淫威。“文化大革命”，却把东坡庙捣毁一空，令人不胜欷歔。

    同我们在这之前已经访问过的五公祠——五公是宋代五位曾被贬谪海南的名相、海瑞墓——因受彭德怀冤案的株连而被掘地三尺一样，同无数在动乱中留下的创伤一样，东坡庙正在修复。颇有意味的是，人们在修复“载酒堂”和书院的同时，也恢复了王西旦建的八角亭和莲塘。在修复的主持者看来，恐怕主要是为丰富文物的园林色彩。细思之，却觉出另一番道理：“奇踪”固应不朽，劣迹又何必除尽。二者并存于世，以作为历史仲裁的佐证，未必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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