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疼痛时:被改造者的情事-安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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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庆娶媳妇儿的“二劳改”,除了张永贤和“成天混”之外,还有一个安来福。其实,安来福娶媳妇儿在张永贤之前,只不过他不是右派,所以不算是“右派娶媳妇儿”的第一个。

    安来福原来是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但却稀里糊涂地竟被送进了劳改队。尽管他一直在翻案,但一直没有成功的希望。

    安来福的姥姥家在集宁(现改名乌兰察布市,就是集宁至中蒙边境二连铁路集二线的起点,二连也已经改名为二连浩特)。安来福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到许家,因为继父原有一子,村里人就叫他“许二娃”。他母亲在许家又生一个女儿,就是后来为安来福申诉而四处奔走的妹妹。许家的村子叫“大六号”,在集二线的土牧尔台以东附近。那个地区是蒙汉杂居区,他是汉人。1945年前,他那个村子被日军占领,但也是八路军的势力范围。抗战胜利后,他那个村子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但仍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他那个村子的村长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给敌人工作,实际上是给共产党工作。

    1946年,大六号正处在国共两军势力范围的边缘上,双方都没有驻军。春末夏初的一天,八路军来了一个副官(这是安来福的原话,或许当时八路军中也有这种职务),带了两个兵(为便于叙述,称之为甲和乙)。副官带一把手枪,甲乙各带一支步枪,三个人骑马进村,找村长征集粮草,要求准备多少粮草,过几天来取,并要村长通知相距十里左右的另一个村也准备若干粮草,到时候一同取走。当时安来福十六七岁,村长叫他立即骑马去通知邻村。待他通知邻村后返回,在村口看见那位八路军副官已遭枪击,死在村口附近的路边。各家院子门都已锁上,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像都跑到南面山上去了。安来福见此情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心里害怕,于是下马翻墙进家,拿了几件衣服就跑到集宁姥姥家去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副官办完征粮草的事情,派士兵乙到老乡家里去买鸡。为了便于买鸡,士兵乙把枪交给士兵甲背上。副官带着士兵甲到村头的井边去饮马。他牵着两匹马走在前面,士兵甲带着两支步枪牵一匹马跟在后面。趁副官不注意,士兵甲开枪打死了副官,然后拿了手枪立即转回村里去找士兵乙,想要把士兵乙也打死。村长和村民听见枪声赶来,一齐跪下求士兵甲留下一个活口,怕日后说不清楚,全村人都要遭殃。经苦苦哀求,士兵甲才同意,但要求在他走后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让士兵乙离开。据说后来士兵甲投奔了“国军”。战争时期,情况很复杂,诸如此类“说不清楚”的事情经常发生。

    安来福在集宁正赶上傅作义的部队招兵,他就去当了兵。傅作义起义以后,部队被改编,安来福成了一名“解放”战士。因为他作战勇敢,表现良好,后来又被提拔当了班长。因他出身好,又肯干,部队领导有意培养他:1950年,他被送到石家庄的华北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他进步兵学校的时候,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学校里也相应地开展民主运动。部队里的民主运动,也包括交代个人历史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正搞“镇反运动”,人人要“向党交心”,也就是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像他这样单纯的人,18岁以前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子,填写历史表格,只要写当兵前在家种地,当兵以后在部队打仗,两句话就完了。可他偏偏“愣管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在班内学习的时候,讲了上面说的那个没头没尾的故事。

    正因为故事没头没尾,班里的人不了解国共边缘地区的情况,就开始追问了:第一,既然是八路军的副官,当然身份是保密的,你既不是八路,又不是党员,你怎么知道他的身份?还让你去通知邻村准备粮草?第二,村长送副官出村,怎么可能让你知道呢?除你之外,还有谁知道?第三,怎么会是你第一个发现副官被杀的?村子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别人不发现,偏偏让你发现了?

    于是,“积极分子”们分析来分析去,居然认定他就是那个开枪打死副官的士兵甲。他逃出村来,接着就当兵了,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大六号村,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真是有口难辩。这期间校方派人到他那个小村子去外调,查回来的材料居然是:那村长是个变节分子,给八路军工作是假,给国民党工作是真,当时正好在镇反运动中,已经被枪毙了,死无对证。最后,安来福居然被不明不白地判了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是个疑案,如果真是杀了人投敌,必判死刑无疑,不可能只判五年)。

    刑满释放后,安来福回过一次家,才知道当年事情的经过。他多次申诉都没有结果,据说公安部门还派人到当地进行过外调,也没有给他平反。后来才知道,他申诉书上写的名字是安来福,而村里人根本不知道有个安来福,只知道他叫许二娃。外调人员觉得既然事不关己,乐得免费旅游一趟,饱览草原风光之后,以“查无此人”为由,交差了。

    安来福被送到法庭之后,押在德胜门外北苑新都砖厂(当时属于军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再烧砖,而是利用这里的砖窑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对外的牌子是地方国营北苑农场和北苑化工厂),一面劳动一面等待判决。也许是当时这样的案子太多,也许是他的案子太特殊不好判,总之是等待了好几年之后,才给了他一张判决书,既没有说他杀人,也没有说他没杀人,仅仅因为他与村长这个变节分子的关系密切,连来个秘密的八路军联络员他都知道,可见他也是个可疑分子,因此稀里糊涂地被判了五年徒刑。好在这时候离刑满释放也没有多少日子了,他居然没有上诉,就这样默认下来。

    可是刑满以后,既没有让他回部队,也没有让他回老家,而是留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队当了个就业职工。

    196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40来岁,在劳改单位已经干了十几年。所以他是劳改队的老职工,人称“老河底”。

    这一类老职工,特点是干活儿积极,靠拢政府,大都被任命为班长,工资当然也是全队最高的。安来福虽然资格老,但是没有文化,对葡萄栽培技术不过硬,只是考虑到他“工龄”长,劳动也积极,所以给了他一个四级工,月工资48元,还让他当班长。

    他被判刑的时候,认为反正案子搞不清,在监狱里呆几年,释放之后一切从头开始,也就完了。没想到刑满以后却不放他,为此他很想翻案。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翻。他听说我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在上海法院工作过,就把他的判决书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宗典型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罪行也没有,却稀里糊涂地给了五年刑期。我认为,这分明是法庭不愿意承认自己“抓错人”。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想翻,必须到村子里去开出一张证明来。我详细问了他村子里的情况,据说他当兵之前与他同辈甚至比他长一辈的人还有许多仍在村子里,都可以给他证明。为此,他请假回老家去了一趟。安来福的妹妹为了给哥哥伸冤,也四处奔走。因为这是村里人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村里(大队长、支部书记)写了证明,村民(社员)一百多人在上面按了手印,单是人名和手印就盖满了三张信纸,第一证明他18岁以前在村子里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第二证明他与被杀的八路军副官没有任何关系。

    他拿了这样一张证明,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询问,劳改处指点他要到原判机关联系申诉。辗转寻找原判机关,答复是:第一时间太长了,调阅案卷有困难,第二是这样的证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只是出于主观臆测,没有过硬的事实根据。看起来,不找到那个杀害副官的凶手,他的案子是永远也闹不明白的。但是他个人既没有这样的能力,村子里同样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只能再一次“认命”了。

    安来福在劳改队呆了十几年,从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40来岁的中年人,终于想到要娶个媳妇儿,于是就托三余庄猪圈那个韩老头儿帮他在延庆物色一个。

    根据他的条件,人家给他在延庆团山村找了一个姓李的小寡妇,三十多岁,前夫姓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后被判刑,1954年死于狱中。有两个闺女,大闺女20岁,已经出嫁,小闺女18岁,还没结婚。人家是家里没个男人,要找个上门女婿顶门立户的。团山村与阎庄同属大柏老公社,两地相距只有七八里路,而且在同一条线路上。

    他立刻请假上门去相亲,当然也是送上门去给人家看。结果非常顺利,一槌定音,当场就拍板成交。他回来以后说:那女的长得白白胖胖、细皮嫩肉,弯眉大眼,脸色红润。在她那个年龄,算是相当漂亮了。对比之下,安来福个子虽然高大,但是瘦骨伶仃的。见面之后,女方还在犹豫,她大闺女在旁边说:“妈呀,我看这人挺皮实的,别再挑了。”女方听说他一个月挣48块钱,每月能往家交20多块,每月只回来住四天,觉得很上算,就点头答应了。要知道:20多块钱,在当地农村,那可是一笔“巨款”哪!安来福当时就把自己戴的手表抹下来给她作聘礼。母女三人居然从来没见过手表,很新奇地说:“啊呀,这个小钟这样小哇!”

    从此安来福也加入了每月休息四天的“短期探亲者”行列。延庆在北京的最北边,团河农场在北京的最南边,相距一百多里。头几个月,他是坐汽车回去的。这样,先要从黄村坐车到永定门,再从永定门倒两次车到德胜门外北郊市场,搭上长途汽车到延庆县城,再转县郊公共汽车到某一个车站,还要步行若干里路才能到达他的这个“新家”。团河农场规矩是周六下午四点放假,像他这样一辆车倒一辆车,没有五六个小时根本到不了家,所以只能延迟到星期天清早五点钟赶头班车走,中午到家,而星期三中午就得往回赶,天黑以后回到农场,实际上只能在家住三个夜晚。

    为了争取在家里多住一夜,他到废品站买了一个自行车三角架,再买两个旧车圈和一个旧车把,然后再买全新的里外胎、三套轴和一些零件,只花40多块钱,就凑起了一辆主要部件都是新的“半新车”。到了休息的日子,别人要下午四点才能走,他则利用在农场多年与队长关系比较好的优势,吃过中午饭就骑车走了。大家都同情他,没人检举,队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从大兴县的黄村穿越市区到昌平县,一片平地,基本没有上坡路;但是一过了昌平,那时候从北京到延庆只有一条公路,必须翻越八达岭,因此骑车“远征”是非常辛苦的。有许多地段坡度太大,只能下车推着走。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挣扎奋斗,尽管夏天的时候到家天还不黑,但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回到家里,当然不是去当安享清福的“老太爷”,而是有两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去完成。第一,他是个顶门立户的上门女婿,唯一的男子汉,家里凡是属于男劳动力干的活儿,诸如抹墙、苫背(给房顶上滑秸泥)、挖地窖之类,都得他回家去干。第二,他是个填补空缺的丈夫,不但女方守了好几年寡,他自己也是四十来岁了才第一次做新郎,因此不但要努力满足女方的需要,自己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何况他妻子如此貌美,而一个月又只有这短短的四天,因此两个人都有些如饥似渴,简直有些不要命的样子。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加上玩儿命的结果,本来就并不魁梧的安来福,眼见他一天天瘦了下来。特别是刚从家里回来的那几天,精神萎靡不振,眼睛都睁不开。他是班长,除了带班出工之外,晚上还要组织学习。但是他太缺觉了,经常一面听着别人发言,一面就呼呼地睡着。他睡觉有打呼噜的毛病,越累打得越响。有一次晚间学习,他往墙上一靠,不久就鼾声大作。于是有那调皮的人撕了若干张纸条用唾沫贴在他的额头和脸上,见他还不醒,干脆铺开被卧,全班人一个个都“入了筒”。指导员挨着班巡逻,听见他这个班鼾声大作,就踅了进来,一看这场面:班长贴了一脸的纸条,歪在墙上睡着了;班员们则一个个都钻了被窝儿,气得喊了一声:“安来福,你怎么搞的!”安来福被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见是指导员站在面前,急忙坐正了身子,一面喊:“大伙儿说说,大伙儿说说!”弄得指导员也哭笑不得。

    有人说:安来福当了这样的上门女婿,简直和“拉帮套的”差不多。

    什么叫“拉帮套”?这本来是赶大车的“脚行”行话:马车有三种:一种是“单套车”,驾辕的马就是拉车的马;一种叫“三套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在两旁拉帮套;此外还有一匹马驾辕一匹马在前面拉套的“双套车”。

    在延庆,1949年前有一种风俗:如果丈夫因病或因伤卧床不起,无法挣钱养活一家大小,允许妻子“招”一个男人回家来,权利和义务都和丈夫一样,亲族和村里人也不歧视他;这样的男人,俗话就叫“拉帮套的”。但是一旦正牌儿的丈夫病好以后,这个“拉帮套”的男人必须无条件离开这个家庭,不许或明或暗继续来往,也不许带走任何东西甚至他和这个女人所生的子女。当然,也有丈夫病重故去,由“拉帮套的”晋升递补为正式丈夫的。

    这种风俗,现在当然没有了。安来福是个名正言顺的“上门女婿”,家里并没有另一个男人。人们这样说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的。他这样卖命地干,都是给“人家”白干。

    一方面是他自己感到这样疲于奔命吃不消,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后小女儿出嫁了,大女儿又死于难产,家里只剩下妻子一人,不大放心,于是就学着我和张永贤的样子,也在黄村一街租了一间房子,把老婆接来和他一起住。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果然如他所说,长得细眉大眼,脸色红润,白白胖胖的,很有风韵。两人住在一起,不疲于奔命了,他的身体才渐渐地缓了过来。

    但是好景不长,安来福刚刚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不再把家当成“枷”扛着的时候,先是团河农场撤消,所有人员都转场到清河农场去,他也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延庆。接着林彪发布了第一号备战疏散令,他又被疏散到山西去,我从此不知道他的消息。

    1981年冬,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在“宝文堂书店”当文学编辑,忽然安来福找到我家里来了。如果他自己不说他就是安来福,我哪儿还能认得出他会是安来福?他不但瘦得没了人形儿,身上穿的棉袄也是破破烂烂的,简直不能叫“衣服”。见了我,更是一副十分拘束的样子,叫他坐不敢马上坐,给他沏了茶也不喝,总说不渴,带有明显的自卑感。他说他到了山西以后,因为他延庆有老婆,根据“家在农村的允许回家”的政策,劳改农场给了他几个月工资,把他遣送到延庆落户了。延庆是个出名的苦地方,像他这样的劳动力,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儿,工分折合只有一两毛钱;干一个月也不到十块钱,上哪儿领一个月48元的工资去?老弱劳动力,还有一年干到头反倒欠生产队的,年底分红不是分钱,而是分账:你去年欠大队200元,今年又欠150元,一共350元了,如此等等。工分低就已经难于生活了,又加上他老婆长年患病,没钱治,那病也就长期好不了。不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这一次,他的案子真有可能翻过来了,因为这一回是军区的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办公室”主动找他了解当年判刑的经过;这次他进城来,就是到军区去谈话的。他说他在延庆城里碰见了张永贤,是张永贤告诉他我家的地址,所以顺便来看看我。

    我冷眼旁观,觉得他自己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我留他吃中饭,他说立刻要到军区去谈话,没时间了。当时我刚刚恢复工作,每月工资只有70多元,而家里什么都没有,经济也不宽裕,但是看看他那样子,心中凄然,就递给他20块钱,让他中午买饭吃,并要他谈好话之后再到我家里来吃晚饭,以便告诉我谈话的内容,两人一起来分析前景如何。

    但是他走后就没有再露面,估计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张永贤进城来,我问起安来福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安来福等不及落实政策就死了,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说:还要得什么病?他这头拉帮套的老马,明明是苦死、累死、干死的嘛!

    安来福死得怪惨的。有人说:安来福的名字取得不好,所以一辈子命运不济。因为“安来福”,是“哪儿有福气到来”的意思,如果改作“安无福”,就是“哪儿会没有福气呢”的意思,至少后福总还有的。当然,这只不过是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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