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故事轮廓也许到处都有。因为青年右派在劳改期间娶农村姑娘的事例太多了。患难夫妻，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右派分子中的“陈世美”终究不多，一般说来，只有暴发户和新贵才会“富易妻，贵易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这一教条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尽管是“责任型夫妻”，也甘愿把这责任负到底而没有反悔。这就是《牧马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在三余庄的老庄员中，就有一个与《牧马人》电影情节十分相似的故事。
张永贤，出生于湖北荆州，抗战中随父亲逃难到重庆，在重庆读书长大。划右派之前，原是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助教。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属于军工系统，他在指挥仪专业。所谓指挥仪，就是指挥高炮，用炮火攻击飞机等空中目标的仪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包括雷达、光学仪器、机械电气系统的复杂的大型仿真计算机。他教的课程是陀螺仪原理与应用。
他酷爱读书，因此是一个知识面极广的人。他上知天文历算，下知水文地理。他学的是理科，但是文科知识绝不比正牌儿文科大学生少，写起总结来，条理分明，用词准确，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秘书。当时三余庄右派队中有位叫杨路的北大数学系学生、1957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关数学上的问题，三余庄的人无法与他讨论，只有张永贤跟他说得上话。当时我正在研究古汉语和方言，和他谈起有关音韵学上的问题，他也知道得不少。他父亲是个医生，因此有关医学知识更是得之家传。他爱好音乐，嗓子也不错，是标准的男高音。“文革”期间，我还和他合作谱写过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常常开玩笑地说：这是个总理的人才。因为当总理不一定需要专家，但必须是个杂家，必须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也曾经说过：尽管我有3500万字的著作，而他至今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但是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我却大都不知道。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一本讲计算机原理和BASIC语言的书，就啃了起来。没有计算机而要学计算机语言，简直就好像在沙漠中学游泳一样，困难之大，难以想象。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他都有了计算机之后，他立刻就能够用BASIC语言编写应用程序，而我则至今仍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什么程序也没有搞出来过。
他的许多知识，有的其实还是在划右派之后获得的。划右之前，他有自己要学、要教的专业，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不务正业”，涉猎自己专业之外的课题。划右之后，先被“下放”到北京近郊的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厂里有一个颇大的图书馆，这是他汲取知识的大好时机，就静下心来，有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他按图书目录的作者顺序一本接一本地读世界文学名著，一共读了有一百多本。后来偶然读了一本《自然地理》，发现地球上的气象变化与天文学密切相关，于是又读了些天文和历法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无人问津的音乐理论书籍，如乐理基础、和声学、曲调作法等。顺便也读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书。书倒是读了不少，却也因此背上了“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升级”进了劳改单位。
1969年末，根据林彪的“第一号令”，劳改单位也进行“战备疏散”，大批的“二劳改”被疏散到内地去，张永贤被发配到山西。那里的看守人员（即所谓的“队长”）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作风虽然更野蛮些，但整体的“政治气氛”却比北京差多了。这对我们这些“右”字号来说倒是“好事儿”。“坏”字号的爱闹事儿，队长们忙于对付那些偷摸、打架、诈骗、乱性的事情，对这些老实的“右”字号反倒很放心。右派们在北京怕被批判，大都不敢看书；来到山西以后，不仅可以看，甚至还会受到表扬：因为看书的人绝不会闹事儿。有个叫杜友良（记得好像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的右派在编《汉英大词典》，收集了几十个练习本的单词，队长根本不懂，却在中队会上作为“努力学习”的典型进行表扬。由于中国与苏联闹翻之后，机械工业方面制定了新的国家标准，熟悉这些标准是必要的。张永贤就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一些机械技术方面的书籍。听说有个叫韩大钧（原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右派利用业余时间，把一本苏联编的难度颇高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中两千多道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锻炼，张永贤也买了一本《习题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十几个练习本完成了这一“长征”。当时他在钻井队，有一个在机运队的右派胡伟（原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四年级学生），因宿舍靠近，经常来找他讨论力学方面的问题。陀螺仪的基础本来就是力学，讨论起来也就驾轻就熟。这也就是张永贤劳改20来年，学业和基础理论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所提高的原因。
在三余庄的年代，我担任大门口值班，张永贤担任二小队小队长。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在教养队当“小队长”的人，都是队长眼中的积极分子，是要“帮助”队长“做工作”的。反过来说，也不免要“得罪”甚至“伤害”一些“自己人”。独有这个张永贤，以“不出卖同类”为原则，是几个“小队长”中口碑最好的一个。当时我与他的过从并不密切。我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半，1963年仲秋季节，就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他的定期是三年。前面说过，凡是定期三年的“三余庄庄员”，除少数几个外，劳教期基本上都无限期延长了。他恰恰就是那少数几个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够“准时”解除教养，不是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突出，而纯粹是“撞上大运了”。
《劳改教养条例》，是1957年8月3日公布的。当时所有被劳动教养的人，都没有定教养期，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结果是被劳教的人没有盼头，情绪低落不好好儿劳动。为此，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在1961年5月24日给全体教养分子定了教养期，日期却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以前不论已经劳动教养多少年，一律不算。但也不是一儀切，其中也有例外。张永贤就是这少数“例外”中的一个。
北京市公安局在教养分子中召开大会宣布教养期固然是在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进行的，但是给教养分子定期限这一决策，则必然早于5月24日。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凡是5月24日前不久处理的案件，所定的教养期就是从宣布教养的那一天算起。张永贤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先在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因为把时间都用来看书，被定性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1961年4月27日在海淀区公安分局宣布“升级”送劳动教养的，定的教养期是三年。因此到了1964年4月27日，他的教养期满了，农场当局就准时宣布他解除教养。而在他之后，凡是三年到期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之差，因为政策临时有变，就再也没有人准时解除过。他搭上的是“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的头班车，也是末班车。由此可证：定期三年不解除教养这一决策，肯定是在1964年4月27日之后作出的。
他解除教养以后，并没有搬出教养队，而是担任七中队的统计员，与中队技术员云照洋合住一屋，房间里冬天有火炉。除此之外，一切待遇都不变。
他是三余庄出来的右派中第一个娶媳妇儿的人。但这绝不是他主动想争这个第一，而是“天上飞来的金凤凰”，真正的“喜从天降”。
三余庄七中队是个教养中队。当时的规定，教养人员是不许结婚的。一旦解除教养，留场就业，名义上是“公民”了，当然允许结婚。事实上，当时就业人员在农村搞对象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只是右派教养队出来的人，幻想比较多，总惦着能够回到原单位去，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有人想到要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安家。我就曾经宣布：不离开劳改农场，绝不考虑婚姻问题。
三余庄七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姓韩，家住德胜门外，他老婆是延庆县农村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一打听，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就惦着让老婆在延庆农村给他找个对象。于是这个“月老”就主动地找到了张永贤，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张永贤说起这件事儿。说那个姑娘今年还只有18岁，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那一年，张永贤28岁，两人相差十岁，差距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犹豫。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劳改农场不是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这样的场合结婚。可又架不住韩老头儿一个劲儿地相劝，张永贤终于被他说动了，答应先见个面，时间定在1964年的国庆节。
到了国庆那一天，姑娘已经到了德胜门外韩老头儿家，张永贤却临时有事情去不了。
什么公务如此重要，连相亲这样重大的事情都顾不上?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与教养人员利益有关的小事儿。
那时候，团河农场承接了一宗“买卖”，要在农场的南面开挖一个人工湖，把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来，以供人们度假用。任务就落到了三余庄这些右派们的肩上。挖土方可是个重活儿，不论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个窝头一碗粥，根本顶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纷纷要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没家的，就偷偷儿写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的确是肚子饿，干不动活儿。按说，教养人员从自己家里拿吃的来，为农场干活儿，是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应该鼓励，至少不应该反对。但是当时的劳改农场最怕传出“劳改队里吃不饱”的“谣言”，因此特地规定：不论是接见送来的还是邮包寄来的，食物一律不得超过一公斤。我值班的时候，采取的是“瞒上不瞒下”政策，让队长检查的，的确只有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铺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儿拿走。曾经有过一个姓林的劳改释放人员当值班员，采取的是“铁面无私”政策，接见的日子，凡是家属送来的食物，愣是用秤称过，多出一公斤的一律退回！在队长面前，他固然赚了个“好”，在教养人员的心中，可也赚了不少的骂！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儿。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得知三余庄有这么一批“饿鬼”，常年患有“胃亏食”症，于是每逢三余庄休息日，就派两个姑娘用三轮车拉来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在七中队门口叫卖。开头只限于手头有几个零钱的人光顾，后来有人到队部去苦苦哀求，总算说软了队长的铁石心肠（关键还是吃饱了好多干活儿），允许手上没有现金的人，采用统一记账的方法，也能吃到油饼。但是一次只允许买两个，多了不许。
统一记账，任务就落到了中队统计员的身上：谁买了油饼，要开列名单，从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钱来，汇总后交给卖油饼的姑娘。原先主持这一工作的统计员姓苏，上海人。这个人劳改出身，对教养人员的饿肚子，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执行队部的指示很坚决：队长指示每人一次只许买两个油饼，他就多一个也不许。因为他说话有些女声女气的，大家都叫他“苏三”，以此发泄对他的不满。
自从张永贤接任统计员以后，他是亲自尝过“饿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饿着肚子做土方，饿得眼前金星乱迸有多么难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瞒上不瞒下”政策，只要买油饼的时候队长不在旁边盯着，就网开一面，只要不过于出格，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尽可能敞开了买，以满足“饿鬼”们的需求。
国庆期间，正是“油饼姑娘”来卖油饼的日子。张永贤如果不在，势必由队长亲自“主持工作”。那么一来，“每人每次两个”的规定，势必坚决执行，节后的一个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张永贤国庆节期间没有休息，10月3日赶到德胜门外，那个延庆姑娘见他老也不来，差点儿就要走了。
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既然是“相亲”，反正就是玩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遥远，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儿个痛快。
姑娘姓阎，延庆县紧北边的阎庄子村人，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有些悬殊，无法结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农的女儿，倒是“门当户对”了。于是他尽自己所能，给她解释什么叫做“右派分子”：简单地说，右派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吗?只要摘了帽子，就说明你不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了。张永贤只好再给她解释为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依旧是右派分子。但是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阎姑娘最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
看起来，阎姑娘是真喜欢上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右派分子了。也许她十分明白：张永贤要不是一个右派分子，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学毕业生，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谈婚论嫁的。
张永贤被阎姑娘的朴素纯真感动了。这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可以让张永贤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天的畅谈，婚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11月7日，星期六。张永贤请假由西直门乘夜间火车去延庆阎家。实际上是上门去让女方相亲。这样的人才，当然老岳父一眼就看中了。
1964年12月31日，阎姑娘来三余庄商谈结婚事宜。当时是冬季，张永贤打算先回重庆探亲，然后再举行婚礼。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旦结婚，北京有了“家”，按规定就没有探亲假了。第二，尽管这是二劳改的婚礼，但的确是老右们的第一桩“天赐良缘”，不但张永贤自己打算办得“稍许像样”些，就是我们大家也都有这个意思。
接着就是带阎姑娘去购买结婚用的衣服。张永贤是个三级工，每月工资41块6角，比我多十来块，因此积蓄比我多，买几套毛衣毛裤、单衣单裤之类，还是能应付的。
张永贤虽然是个大学老师，却是个十分“保守”的人物。尽管婚事已经定下来，老丈人也点头了，可以算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云照洋也把铺盖搬出去，把统计室让给他们。可张永贤却住在教养队王鹤峰的铺位上。王鹤峰表现良好，准许假日回家。但张永贤已经是“就业人员”，要住到教养队的大炕上去，还得专门找队长请示呢。
1965年2月1日，张永贤乘火车经成都回重庆探亲。这一天是阴历除夕。因为春节期间一票难求，惟独除夕这一趟车颇为宽松。当时还没有襄渝线，去重庆必须途经成都。为此张永贤受托去了还在三余庄教养的杨路和李泰伦家，帮他们办事。在成都停留两天后才到重庆。等到张永贤返京回到三余庄，那里的“就业人员”包括张永贤在内，都已经调到了园林二中队。张永贤的铺盖行李，也已经被运到二中队了。
几度奔波周折，他们终于约定9月初结婚。
9月3日，阎姑娘的叔叔和哥哥亲自送她到农场来与张永贤登记成婚。消息传出，这是三余庄“老右”第一个娶媳妇儿，而且娶的还是贫农的女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给他凑了“份子”。
当天到大兴县民政科登记以后，他们借住在城里一个姓郭的二劳改家里，举行了既简单又隆重的结婚仪式。我们大家都去祝贺。担任司仪的是一位姓牛的就业人员（他原是通县某公社的党委委员，在五八年“大跃进”中因为瞒产私分河滩地的收成而被撤职查办，判了徒刑。但因为此举救活了许多人，所以虽然撤职查办了，在当地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离场回去，受到了社员的热烈欢迎），然后我们二十几个“二劳改”一起到前门外翠花楼饭庄喝了喜酒，品尝了翠花楼的传统佳肴水晶肘子和烤馒头的风味。当时的价格，两桌水酒只花了60块钱，就相当丰盛了。不过，这可几乎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呀！
张永贤是三余庄右派“老就”中第一个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的人，也是婚礼最隆重、婚宴最丰盛的第一人。在他以后，大都仓促成婚，草率成礼，根本就不请客或至少不请外客了。
后来我娶了媳妇儿，在大兴县黄村（县治所在地）一街周广金家租了一间农民房苦度光阴。通过我的介绍，张永贤也向周广金的弟弟周广银租了一间房间，把老婆孩子接来一起过。我和他同住一个院子，一起早出晚归。
周广银的媳妇儿，是大辛庄一个地主的女儿，初中毕业。我们跟她谈过话，发现她知识面还挺广的。但是这个地主的女儿嫁到贫农家庭来以后，却是家中最勤俭、最能干的劳动力。她有两个孩子，交婆婆照顾，她自己天一亮就起来，捧着一个纸盒儿，先到公路边的白杨树底下寻找“知了猴儿”（这是当地土话，指的是蝉蛹），在春夏之交的季节，每天都要捡回半纸盒儿知了猴儿来，放进锅里炒熟了，给两个孩子当零食吃。用张永贤的话来说：“她这是每天给孩子采购饼干呢。”然后点火做早饭，伺候婆婆和丈夫吃过以后，还要喂完猪，这才背上背筐下地干活儿去。中午收工回来，还要背回一筐利用“工间休息”时间打来的猪草。到家顾不得擦擦一脸的汗，赶紧点火做午饭。等到一家人吃完，又到了下午出工的时间了。下午收工回来，依旧是一筐猪草，然后赶紧做晚饭。一天到晚，几乎就没有歇口气儿的工夫。
据邻居们对我说：她这样卖命地干活儿，也难以报答婆家对她的“救命之恩”。因为如果不是她婆家的“势力”大，她早就被填进井里活埋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大辛庄离黄村不过十几二十来里路。1966年文革初起，大辛庄的“革命造反派”曾经派人到黄村一街来要求把这个“地主的女儿”提回村去批斗处理，一旦成行，那是死多活少的事。因为那一年八月发生的“大辛庄血案”，造反派把村子里一百多个五类分子和家属在一夜之间全部杀死填进井里了。好在周广银也是当地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儿，坚决地拒绝。于是，一条生命、一个地主的女儿，在贫下中农的掩护之下得救了。
张永贤在黄村一街住的日子也不长。1968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公检法系统的“五七干校”，我和张永贤都被“转场”到清河农场去继续就业。我的老婆出身中农，吃不了苦，不久离我而去了。阎姑娘终究是贫农家庭出身，再苦再累也仍跟着张永贤。
到了1969年，公安局根据林彪发布的第一号战备疏散令，又把清河农场的许多职工主要是带家属的职工疏散到山西霍县、临汾、侯马、曲沃、永济一带的劳改单位去，张永贤也在其中。他去了永济县董村农场，后调伍姓湖农场，而我很可能是因为离了婚，没了媳妇儿，变成了光棍儿汉，居然没被疏散，继续留在清河农场。
文革初期，我第一次被发配去新疆，因为我娶了媳妇儿而没去成；这一次发配去山西，又因为我丢了媳妇儿而没去。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两次都是媳妇儿救了我。既是命也，又是天数也！
林彪的“战备疏散令”实在怪：凡是被疏散的职工，一律不许带家属，硬是把一家家原本“团圆着”的夫妻，拆散成一对对的“牛郎织女”。阎姑娘不是农场的职工，于是只好回延庆娘家去住。
这期间，张永贤为了让我懂得什么叫做“贫穷”，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在他回延庆探亲期间，以给我介绍对象为名，让我请假到他家去住了三天。他是个三级工，原来挣41.6元钱一个月，到了山西以后，按当地的三级工开工资，变成了33.8元，一下子少了8块多，除了自己的吃用之外，能够汇给老婆孩子的，最多也不过20元钱而已。但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在阎庄子居然还算是“中上等”人家。他带我去拜访他的邻居，只见许多人家全家几口人只有一床被子，根本没有褥子，晚上睡的是光板儿苇席，而这样的人家在村中还不算最穷的。看看张家，炕头上居然叠着好几床绸缎面子的被褥，难怪邻居们要眼红了。有个邻居对我说：“张家有钱，张家每月都要买一斤白糖。”一斤白糖，当时的价格是6毛3分钱，相当于他半天的工资。但是我却不知道：阎庄子的农民，出一天工所得的工分儿最高不过一毛多钱，最低的只有几分钱！难怪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劳改农场的“二劳改”们，在当地农民的眼中，“二劳改”也是“挣工资的”，比他们当“社员”的强得多！
这时候张永贤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延风”，一个叫“延波”。他到山西以后，根据“地区差额”，工资打了折扣，一家四口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了，再要两地分居，日子更不好过了。于是他媳妇儿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也到山西去，每天起早贪黑地在中条山下河滩里筛沙子，挣钱补贴家用。中条山下的气候，比北京要热得多，据张夫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出的汗真叫多，十天半个月的，就能沤烂我一件小褂子。”
带着两个才几岁的孩子在烈日下筛沙子，当然很辛苦。但就是这样的活儿，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沙子筛出来，还要卖得出去。没有门路，沙子只能是沙子，不会变成钱。张永贤学的是机械工业，人又聪明，什么机器一摸索就会。他就是靠自己的技术，给人家修机器、修水泵，把关系搞好了，才把沙子变成了钞票的。
永济县出小麦、棉花，所以当地布票比较好买。尽管张永贤一家生活这样艰苦，1976年我在浙江农村娶媳妇儿的时候，他们两口子还省下钱来买了布票再买一丈二尺花布，给我寄来了一床被面做纪念，可见我们之间关系的密切。
1979年，中共中央为错划的右派落实政策。张永贤是工业学院的助教，本来应该回到原单位分配工作，并把户口落在海淀区的，就因为他的老婆孩子户口都在延庆，算是“照顾”他夫妻团聚，把他的户口和人事关系都落实到延庆去了。他先是出任某工厂的工程师，后来当上了副厂长，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但是远在郊区县，总不如我们在城里的人交往方便。
张永贤的父亲兄弟四个，他父亲是老大，他三叔在重庆被日寇的飞机炸死了。剩下的兄弟三个，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有可能继承这三家的财产。
他父亲已经故去，在重庆遗留有97平方米的房屋，“文革”期间为了“消灭私有制”，当然也与别人一样，房产都归国家所有，而且都已经住进了“外人”。落实房屋政策以后，房产还给了他家，但是重新丈量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一来，97平方米的老房忽然变成了108平方米（可能是建筑面积与居住面积的差别吧）。张永贤根据房契力争房屋只有97平方米，但是房管局也力争，根据他们的实地丈量，该房屋就是108米，必须以他们丈量的为准。别看只是11米之差，这关系可就大了。因为这些房屋都有“房客”住着，根据当时的“政策”，出租的房屋不满100平方米者，只算房产主；超过了100平方米，就必须“公私合营”，房产主就升级为资本家了。想退掉一户吧，房客没地方可去，房管部门也不答应。这个“房产资本家”的光荣称号，张永贤也不愿意接受。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已经当了那么些年，这个房产资本家，我可不想再当了！我一辈子没剥削过人，这房子我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房租，干脆交了吧！”
事实上即便他真去收那几个象征性的房租，拿到的几个钱，还不够用于修缮的，何况他本人不在重庆，办什么事情都不方便。那时候房屋还不能私人买卖，要卖只能卖给国营的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就是房地产管理局。1983年，他终于把房屋交给了沙坪坝房地产公司，象征性地收了1100块钱，算是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这个光荣的“房产资本家”称号。
张永贤有个二叔父，2005年整100岁了，是个美籍医生，在美国开有一家大诊所，个人财产已经有好几百万美元。
他二叔父叫张治道，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在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抗日期间先到重庆，后来通过缅甸转道去美国，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打工留学，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一直在美国开业当医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激发了他的爱国心，当即携带了斬光机等医疗设备打算回国为祖国服务。当时南方还是国民党的地盘，他和夫人到了香港，想到广州也进不去，只好单身一人先到海口一个美国人开的医院去当副院长。1950年解放军打进了海南，政策规定不许外国人当医院院长，就由他继任。但是有关方面对他这个从美国来的医生也不太信任，先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继而还有逮捕他的打算。他只得只身返回香港，在亲友的帮助下，与夫人一同跑到加拿大，继续攻读博士。终其一生，张治道先生一共获得了八个医学技术证书。
张永贤是“落实政策”以后，方才与二叔联系上的。那时候他二叔年事已高，特地召他到美国去了一趟。他二叔没有子女，给他说起自己的财产数额不小，有意要他来美国继承财产。他二叔是个著名的医师。在美国，除了经商者之外，医生也是高收入者之一。他二叔本来已经开了一家诊所，打算扩大成医院，在房价很便宜的时候买进了一所房子，后来医院因故没开，房产却升值了。因此他的巨额财产中有一部分并不是靠行医所得。
张永贤有继承巨额财产的资格，这对别人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他考虑到“糟糠之妻”不可能到美国去，居然婉言谢绝了。他建议二叔把全部财产建立一个基金会，从事于慈善事业，他自己宁可在国内过清贫的生活。这一条，跟《牧马人》的情节更加相似。
他二叔接受了他的建议，筹建了一个“张治道基金会”，基金会章程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凡是张氏族人，都无权享受基金会的利益，并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只用于资助医学研究、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
张治道先生已经在2000年故去，终年102岁。1987年，他出钱给自己的母校——当年的上海医学院、现在的上海医科大学建起一座十一层高的科研大楼，并提供部分科研设备，大楼被命名为“治道楼”。这座大楼，没有几千万人民币是建不起来的。他还出钱资助老家——荆州的一个科研机构，从事某一个项目的研究。此外，他还捐资资助四十九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总共花去二三百万美金。
1999年，因为他的无私资助，张治道先生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白玉兰荣誉奖”，而且名列第一。白玉兰花是上海市的市花，“白玉兰荣誉奖”是专门奖给对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非中国人的。由于张治道老先生已经入了美国籍，所以不能称之为“爱国人士”，而以“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非中国人”的最高奖项奖励他。其实，许多华裔美国人，虽然入了美国国籍，其拳拳之心，总是向着生他养他的早先那个“祖国”的。这一次张老先生到上海领奖，张永贤也去了。这不单单因为张老先生当时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老人，更主要的是：他对上海市的无私贡献，是在张永贤放弃继承权，并建议他二叔向中国资助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朵白玉兰，也应该有张永贤的半朵！
现在张永贤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各在延庆开一家科技服务公司和一家婚庆公司，买了住房也买了汽车，生活“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
张永贤继承张氏族人安贫乐道的家风，不追求奢华，不追求享受，而以造福人类为其人生目的。可惜的是，他的才华，照我看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直到2007年，百岁老人张治道先生就住在他捐赠的“治道楼”内养老，由张永贤夫妇照顾他的生活。2007年7月，我的《吴越评水浒》出版，寄了一部给张永贤。他来信说：我的书，他那一百多岁的二叔从头到尾看完了。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二叔拥有多家大学的文凭，居然从来没有看过《水浒传》，直到一百岁了，方才第一次阅读！
在张永贤70大寿那一天，他感慨系之地赋诗一首，诗曰：
风雨人生七十年，
辛酸往事如云烟。
一朝卷入是非界，
几度濒临生死间。
艰途幸有夫妻好，
暮年难得儿孙贤。
踏平坎坷人未老，
愿闻高歌奏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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