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弗洛伊德的故事-对癔病病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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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五官健全的人必定知道他不能保存秘密。如果他的嘴唇紧闭,他的指尖会说话,甚至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背叛他。

    --弗洛伊德

    (一)

    弗洛伊德和玛莎结婚后,在新婚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不得不面对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少金钱,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执业时,竟然没有足够的椅子给客人坐,玛莎只得跑出去向邻居借来椅子暂用。

    另外,弗洛伊德还不喜欢某些犹太人的规矩。玛莎的一个亲戚后来写道:

    “我记得很清楚,玛莎告诉我说:弗洛伊德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不允许她点燃安息日的灯,这时她一生中颇感懊恼的事。”

    但毫无疑问,这对夫妻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身为女主人的玛莎,对丈夫十分支持,也完全依照弗洛伊德的职业要求来理家。而她对于弗洛伊德所研究的精神分析学所持的态度是:忠诚地隐藏住她的怀疑,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一个访客发出无关痛痒的牢骚。她会说:

    “你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对待小孩子吗?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对于他的研究如此认真和执着,我就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淫秽的东西!”

    1886年的10月15日,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学协会宣读了他的一篇论文--《论男性的癔症》。这时,关于癔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心态的来源”这个方面。这种观念已经被许多英国医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克教授的支持;但在德国和奥地利,人们对其却议论纷纷。弗洛伊德特意选择在这个时机宣读了他的论文。

    当时在医学上,癔症往往都被看成妇女病。由于这个词的词根是“子宫”,医疗中都将它诊断为“子宫倒错”或由女性器官病症所引起的一种病。因此,在治疗这种病时,医生通常都会毫无依据地采取切除女性性器官的野蛮手术,或让病人嗅一种能引起子宫收缩的植物的气味。

    而巴黎的神经学教授沙克抛弃了以上这种荒唐的观念和医疗手法,确认癔病属于一种神经系统疾病,这在医学史上是一个卓越的贡献。

    因此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陈述了自己在巴黎的求学经验,接着又详细地讲述了一个癔症的病例:一个病人从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后,有一只手臂麻痹了。后来弗洛伊德证实:这个受伤很重的男性癔病患者,是由于精神上的打击而出现手臂麻痹的,并非因为身体上的直接伤害。

    然而弗洛伊德的观点一提出立即就引起了一片反对声。那些年高资深的医生对此都表示惊讶,其中一位说:

    “老兄,你不要再胡扯了!癔症就是子宫病!而男人怎么能患上子宫病呢?”

    不论弗洛伊德如何向这些权威人士解释,都是徒费唇舌,没有人相信。

    在自己的论文观点遭到冷落后,弗洛伊德花了9天时间找到了一位典型的癔病患者。这位患者是一个炼钢工人,他的病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只不过与兄弟吵了一架后就半身瘫痪了。

    弗洛伊德把这位病人带到维也纳医学协会,当众介绍了病例,并作了现场治疗表演。他运用从沙克教授那里学来的催眠法,让这位病人的状况最终消失。

    这一情况得到的反应,先是一阵掌声,然后是一片沉默,接着,主席面无表情地宣布散会。后来,弗洛伊德听到权威们在私下说:

    “催眠术这种瘟疫不能在维也纳传播。”

    (二)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只要他确定了追求真理的目标,再大的权威反对他,他都不会改变初衷。因此,他继续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接触各种典型的神经病例。但由于癔病的治疗在维也纳一开始就遭到冷遇,所以麦那特的研究所也不让他再去了,这让弗洛伊德连续几个学期都没地方开课。

    无形之中,弗洛伊德已经被各个研究所和大学课堂拒之门外,他由此而初尝到了被“密集大多数”所拒斥的滋味。其时,弗洛伊德或许还意识不到,这不过是他一生中遭受“密集大多数”冷落、压制和辱骂的开端。

    弗洛伊德诊所的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病人越来越少。每天一大早,弗洛伊德和玛莎就打足精神坐在门诊里等候病人,但往往半天过去了也不见一个病人前来,有时甚至好几天都不见一个病人。由于生活拮据,弗洛伊德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块心爱的金表和结婚时他送给玛莎的金表送到当铺。

    作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科的讲师,弗洛伊德所开办的诊所自然主要是诊治各类神经症患者的,但这其实并不包括器质性神经病,而只有精神神经症患者。但在当时,器质性神经症的治疗前景并不好,而且在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市里,与众多精神神经症患者相比,器质性神经症患者的数目也是微乎其微。

    患者虽然较多,但来弗洛伊德的诊所就诊的患者却日渐稀少。很明显,问题还是出在疗效的,这是医生的有声广告。

    所以,要改变贫穷的状态,坚持自己的科学研究,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疗效。弗洛伊德坚定不移地将自己从巴黎沙克教授那里学来的医疗技术用于医疗实践当中。他尝试各种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等,结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当时,电疗法是很流行的,但弗洛伊德在实践中发现它的效果其实是很有限的。于是,他从1887年12月起便更加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

    睡眠术是从古老的医术中演化而来的。在远古或奴隶制时期,神经失常和神经病患者都被看做是“妖魔附体”、“中邪着魔”。要让这些病人恢复正常,就要采用残酷拷打患者肉体的野蛮方法,以驱赶妖魔邪气。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后期,直到19世纪才稍有好转。1845年,德国精神病学家首次提出了神经病的机体病因说,将病原归于大脑的生理机制,从而引起了科学观念上的一场革命。

    后来,奥地利维也纳的医生安东·梅斯梅尔博士创立了“通磁术”来治疗精神疾病。他认为,人体内有一种“动物磁波”周流全身,疾病则是这种磁波在体内阻塞或失去平衡所致。“动物磁波”可以由人的意识用一定的方法来疏通,以恢复平衡,从而治愈疾病。

    19世纪后期,英国医生布雷德正式提出了“催眠术”这个概念。不久,德国医生利尔伯也开始将催眠术用于临床。

    在当时,对“催眠术”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法国着名精神病学家沙克为首的巴黎学派认为,催眠是由于神经症状所引起的,催眠的昏迷、萎靡和梦游三种状态,都是以生理变化为特征的;而以法国医生伯恩海姆为首的南锡学派则认为,催眠不一定都是上述三种状态,即使这三种状态也完全是暗示作用的结果,而暗示则是一种心理作用。

    伯恩海姆还认为,催眠暗示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作用,催眠的关键是受催眠者对主持催眠者的信任。伯恩海姆先向接受催眠者说明催眠的原理和作用,然后再让受催眠者躺在安乐椅或床上,他则连续用单调、呆板的声音向受催眠者暗示:

    “注意!你的心里什么都不要想,你的眼睛已经很疲倦了,睁不开了,看不见东西了,你在打盹了,你要睡着了……”

    经过这一的暗示,患者很快就能合目入睡。

    后来,沙克教授的学上经过研究发现,精神病其实属于心理疾病,是精神分裂的结果。所以,催眠术其实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三)

    尽管催眠术的产生和应用标志着精神病疗法的革命,但奥地利医学界在弗洛伊德之前都很少使用这种方法,一些着名的学者甚至认为催眠术是医学界的一种不幸。而弗洛伊德在科学研究上的最高贵的品质在于:他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正是通过运用催眠术,他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潜藏着另一个心智过程--潜意识。

    后来,弗洛伊德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潜意识就是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够转化为“意识”。

    这种“潜意识”在未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来说,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谬不经的“梦魇”。这种内心的秘密,又好像是人在时间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无意识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识”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观念,最终构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

    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出来的理论。

    对“潜意识”的发现,让弗洛伊德想起了1882年时布洛伊尔教授给他讲过的治疗一位名叫安娜·奥的姑娘的病例。

    约瑟夫·布洛伊尔是奥匈帝国最着名的医生之一,也是着名的科学家。他比弗洛伊德年长14岁,两人于19世纪70年代末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所相识后,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从1880年12月到1882年6月,布洛伊尔教授都在给这位名叫安娜·奥的姑娘治疗她的癔病。

    安娜是一位聪明伶俐、性格柔顺的姑娘,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受过很好的教育,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她的家人信奉清教,因此对她管束甚严,生怕她遭受外界的诱惑,失去童贞。

    自从16岁中学毕业后,家里禁止安娜进一步求学深造,甚至限制她阅读书籍,更禁止她到剧院看戏。所以,大部分时间安娜都是在家中度过的。为了摆脱寂寞和无聊,她只能为自己编故事聊以解闷。

    在21岁时,安娜得病了,发病时全身痉挛,意识错乱,精神抑郁。布洛伊尔在给她检查后发现,安娜还有种种更为严重的病症:严重厌食,半边脸麻木,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不能动,不时地出现幻觉,记忆缺失,失语,出现剧烈的头痛,等等。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生理上毫无问题,属于典型的癔病类型。

    安娜的父亲当时已经患病长达一年之久,最终陷于不治。父亲去世后,安娜的病症更加严重了:她常常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而无法自拔,常常无法认人,不时地出现痉挛性麻痹,精神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幻觉现象加深,语言出现障碍,发病时还常常失去德语能力而说不是母语的英语。

    布洛伊尔对安娜实施了深度催眠,然后问她压在她心头的到底是哪些念头?

    病因终于弄清了:原来,安娜长期侍奉父亲,暗中爱慕自己的父亲。在父亲去世后,她那被压抑的恋情失去对象而引发了妄想症。

    就这样,安娜在被催眠后的虚妄状态下,道出并排弃了那些压抑在心头的忧患,病症也有所减轻以至消失。

    经过布洛伊尔的努力,安娜终于康复并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了。在治愈安娜的过程中,布洛伊尔从理论上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精神神经症症状来源于无意识过程,一旦这种过程成为意识过程,则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就会随之消失。

    对此,弗洛伊德认为,患者在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况下,能够恢复曾受到多种压抑、难以在正常状态下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这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原始的意识层。

    弗洛伊德对这一病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885年,他在巴黎留学时,曾满腔热情地将这一发现告诉给沙克教授。但遗憾的是,沙克教授对此并不感兴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现在,弗洛伊德又想起了安娜的病例和催眠法。他一直觉得这个病例好像蒙着一层晦涩暧昧的帷幕,而布洛伊尔在关键处却总是绝口不提。这让弗洛伊德感到不解,为什么布洛伊尔不继续对这一病例研究下去呢?

    他忽然想起布洛伊尔在说到癔病时说过的一句话:

    “这种病往往是床上的病。”

    同时,他又想起沙克教授在与他私下谈话时也承认,癔病与“生殖的事情”有关,但在正式的场合问他,他又断然否认。

    在奥地利,着名妇产科医生克罗巴克也明确地认为,癔病与“性的事情”有关,但到了公开场合他也闭口不谈了。

    这让弗洛伊德陷入了沉思,布洛伊尔、沙克教授、克罗巴克在针对不同的患者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又没有一本医疗论着、一个临床范例揭示过人的性行为对人的意识、神经健全和身体健康有关。这一超乎寻常的、过激、新颖而又不太雅观、难以启齿的观点,莫非真的蕴含着一定的科学真理?

    可是,同是这些权威尊贤们,又在这种病例中缩头缩尾,不愿公开言论,这又让弗洛伊德的心中更加迷惑了。

    (四)

    弗洛伊德一向具有这样一种作风:学习别人的成果时总是很谦逊,但永远将学习别人的长处当成迈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经过思考和观察以及实践,发现已有成果的不完善性时,他马上又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标。

    在经过治疗实践和研究后,弗洛伊德发现催眠术暗示作用的局限性。当时,最令他感到困惑的有两点:一,他不能使催眠术百发百中,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催眠成功;第二,他不能把每一个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为了让催眠术更臻完善,1889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

    南锡是法国东部的重工业区--洛林的首府。这里的医院和医学院都不在市中心,而是在城外。弗洛伊德再次来到法国,心情十分愉快。再到医院一看,楼里楼外干净明亮,院子里鲜花盛开,环境优雅,气氛温馨,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老朋友希波莱特·伯恩海姆的介绍下,弗洛伊德见到了一位名叫昂布鲁瓦兹·奥古斯特·利尔伯的乡下医生。

    利尔伯毕业于斯特拉斯堡医学院,他从一位牧师那里看到催眠术后,就对催眠术产生了兴趣,从此立志学习催眠。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利尔伯的医术不断提高,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诱导睡眠”和“口头暗示”已经名扬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然而,他却被排斥在医学院和大学讲台之外,一些名门尊贵也不去光顾他,生怕丢了体面。

    在利尔伯那里,弗洛伊德亲眼看到了利尔伯为病人治病的情景。利尔伯的催眠方法很简单,但他的深情、声音、举止等,都显得深沉老练。

    此后,弗洛伊德每天到利尔伯那里学习催眠术。在那里,他也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例,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他总感觉:这些病情与人的第二意识有关,潜意识那些因素会引起这类病症。如果不能深刻地揭示其中的奥秘,又怎么能精确地去治疗这些疾病呢?作为一名科学家,应该冲破一切困难和阻力,去打开这扇神秘而禁锢的大门。可是,像沙克教授、利尔伯这些资艺高的人,为何不去探究这个未被发现的新大陆,而只是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徘徊不前呢?

    从南锡回来后,弗洛伊德接收了一些病人,也遇到许多不同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让弗洛伊德再次认识到催眠术对治疗神经疾病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要想彻底地治好这种病,就需要对催眠术进行改造和发展才行。

    弗洛伊德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开始于放弃催眠术。放弃了催眠术后,弗洛伊德继续探索思考,逐步摸索,渐渐总结出了一些新的医疗方法。

    弗洛伊德记得,布洛伊尔当初在给安娜治疗时,病人却将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布洛伊尔的身上。后来,布洛伊尔为了避免出现麻烦,就不让安娜再来找他看病了。

    其实弗洛伊德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治疗过程中,病人醒来后一把就搂住他的脖子,累得他急忙呼喊女佣或妻子来解围。

    由此,弗洛伊德发现,病人将强烈的内心骚动和长久压抑在心中的忧郁移授给医生,这就是“移情”;而医生接受这种“移情”就是治愈的条件。相反,如果医生拒绝、逃避,就是“反移情”;而反移情就会加重病情。由于布洛伊尔对安娜的“反移情”,结果使安娜的病情加重,乃至拖了许多年。

    这也就是说,要治好病人,医生既要接受患者的移情,又要设法解脱移情。为此,弗洛伊德在“谈话疗法”中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听病人申诉病因时,坐在病人看不到自己表情的地方,或者背对着病人;二是要求病人必须交费,以促使病人明确他与医生的关系,从而解脱他的移情情绪。

    在“谈话疗法”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还提出了“宣泄疗法”。他认为,只要病人受到医生真心的关怀和诚挚的鼓励,一旦对医生产生信任,再用恰当的方法,病人就可以完全倾吐出埋藏在心里的隐患,将受到压抑的情绪完全宣泄出来。

    后来在诊疗时,弗洛伊德就让病人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身心放松,自由联想。而自己与病人相背而坐,静静地听着病人的诉说。不论病人怎样语无伦次、意向杂乱,敏感的医生随之漫游于意向,对其所倾诉的发病背景洞若观火,并顺其自然,寻机发问;然后,医生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分析,直到患者和医生都认为找到了病因为止。

    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自由联想法。弗洛伊德采用了自由联想法治疗神经病证,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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