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延安后为什么发奋攻读马列著作和这些哲学著作呢？一是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武装全党，来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一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成为举世公认的哲学家和思想界，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篇章，更主要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精神典范，激励我们学好哲学，把握住时代精神的精华，把握住人类文明的灵魂。

    在毛泽东漫长的读书生涯中，阅读哲学书籍无疑把毛泽东引向了革命之路，通过阅读哲学书籍，使毛泽东学会了独立思考；通过学哲学，使毛泽东能够对各种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其优劣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学哲学，使毛泽东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通过学哲学，使毛泽东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任。

    早在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中，毛泽东就注意阅读社会科学书籍，他认为只有阅读社会科学书籍才能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道，他认为只有学习哲学，才能够求得真理，他说：“只有对哲学深下工夫，日新月异，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或主张。”因此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哲学颇感兴趣，他对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常常有独到见解。一本《伦理学原理》仅有10万多字，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用毛笔小楷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和提纲，在批语中，毛泽东抒发了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早期对哲学的偏好。

    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起，毛泽东就把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作为一项头等大事来看待。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著作和重要篇章，他研读了许多，有的不知读了多少篇。他在阅读这些著作时，往往是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的，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毛泽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运用它来指导中国的革命。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里，白色恐怖和文化封锁使毛泽东很难读到马列著作。1932年4月，红军攻打漳州时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和科学书，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些书籍，受益颇丰。

    延安时期，读书条件相对来说有所改善，毛泽东研读哲学的劲头有增无减，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重视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读过《反杜林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而且他基本上搜集到了当时国内出版的所有马列著作。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读过30年代和40年代初国内出版的许多哲学和哲学史书籍，其中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也有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费尔马哈、卢梭等人的著作，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著作也在阅读的范围内。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第四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对这些书籍进行了批注，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十读《社会学大纲》这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高度评价了艾思奇所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认为该书内容深刻，读后受益匪浅。在延安的日子里，毛泽东还读过《哲学概论》、《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西洋哲学史简编》、《黑格尔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入门》、《辩证法唯物论辞典》、《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历史的唯物论》、《朗格唯物论史》、《机械论批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社会进化简史》。

    毛泽东到延安后为什么发奋攻读马列著作和这些哲学著作呢？一是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武装全党，来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一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被人带上了“狭隘经验论者”的帽子，当时王明的教条主义使革命果实几乎丧失殆尽。为了反击王明这帮人对山沟里能否出马列主义的怀疑，为了证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到延安后就发愤攻读哲学书籍。

    毛泽东在延安时不仅在百忙中挤时间，想办法，不分昼夜地研究哲学，而且还要求身边的同志学哲学，他主张应该把学习哲学作为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的一件不可忽视的头等大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工作，他亲自在红军大学讲授哲学；组织学哲学小组，亲自主持小组讨论会，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学问题；他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组织研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帮助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由于毛泽东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在延安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

    毛泽东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还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他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要求研究哲学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核心，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全国解放后，看书学习的条件愈来愈好，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书籍的研读也就更加广泛了。他不但自己勤学苦读，而且还号召和鼓励干部和群众学哲学，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的热潮。他十分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重视哲学的通俗化，他本人就身体力行地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讲堂上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群众极易接受的通俗口语来表达，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麻雀”、“两条腿走路”等，使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哲学刊物上的争论文章，主张在学术领域应该展开自由的争鸣和讨论，推动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我们认为，正是通过刻苦攻读哲学著作，理论联系实际，使毛泽东成为举世公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篇章，更主要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精神典范，激励我们学好哲学，把握住时代精神的精华，把握住人类文明的灵魂。

    （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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