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中暑了。

    卡车下面有人大声呵斥，让我下车，那声音在我听来竟是来自天边般的遥远。头晕、无力，半个身子是麻的，没有任何知觉，脑子似乎已经不会思维。

    抬头望，南面有峻美的山，山形如国画般的奇特，恍惚间使我想起了搞美术的父亲，想起了徐悲鸿给我四哥画的那些大树……眼前的山，想象的树，给了我一丝清新，我艰难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有谁说那是华山。

    我没想到华山这么雄伟。

    “下来卸车！你难道还要让我干吗？”下面又在催促了。

    我不知如何从那高高的车顶溜下去，但我已经看见有人先我而下了车，我从北京带来的用波斯毯子换的被子已经被人扔了下去，摔在一堆肮脏的垃圾上。我试着抬了抬腿，不行，右侧的腿已经不属于我，右边的胳膊也明显地抬不起来，我用手掐了一下，没有痛感，这时要是谁给我做截肢手术可能连麻药也是多余的。我害怕了，我感到眼下这种身体状况绝不是一般的中暑，也绝不能用一般的“压麻了”可以了断。我多半是得了中风，得了半身不遂。

    “青面兽”在砰砰地敲击着车帮，他是农场负责管理我们的领导，一个敦实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的青脸汉子。看见他，不由得让人想起《水浒传》里的“青面兽”杨志来，杨志押送生辰纲上路的那股硬劲、狠劲，跟他押送着我们和给农场拉的必要生活物资，从西安到这里大同小异。看得出，自从他从我们单位革命领导小组接收了我以后，就一直对我抱有明显的敌意，来改造的“牛鬼蛇神”里面只有我一个女的，这就难免在众人中不显眼。年轻轻的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足见“中毒”之深，可见是个要随时给予高度革命警惕的，不可掉以轻心的人物。所以，漫长的来路，我就一直在卡车顶上晒着、颠着，驾驶室里空着，“青面兽”也没发话让我坐进去……

    没有再赖在车上的理由了，一狠心，我向车下滚去。我的身体重重地掉在地上，将地上的暄土砸得腾起多高。“青面兽”退后了几步，用手扇着，他奇怪我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下车。

    我则在庆幸我骨骼的坚硬，它们没有因为这一摔而折断。

    几个大麻包紧跟着我而滚下，“青面兽”责令我将它们搬到厨房去。

    麻包饱满而生硬，散发着花椒的香气，我就是躺在它们上面从西安来到三门峡库区的。我拽了一下麻包，麻包纹丝不动，连站也站不稳的我，实在想不出该怎样挪动这些近二百斤重的庞然大物。有个穿白衬衣的人过来了，一声不响地帮我把这些沉甸甸的家伙们拉进厨房，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厨房里的炊事员正在嘟囔，说事先也不通知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让他没法招架，光是馍就得三笼，而他现在连面也没有发，如何蒸得出来。见我拖着麻包进来，他如同见了救星，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厨。

    我看了看身后的“青面兽”，等待他的指示。

    “青面兽”青着脸对炊事员说：“李瘪，你要有阶级斗争观念呢，你以为她是谁？她是用诗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被叫做李瘪的炊事员不说话了，眨着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看着我，我相信看别人他绝不敢这样的肆无忌惮，但是，看我他敢。因为，“青面兽”已经明确地说了，我是“反革命”。

    对反革命有什么敢和不敢呢？

    李瘪让我把刚拉进来的麻包挪到墙角去，他说：“你把它们搁到我的脑袋头里是想麻死我？我死了谁给你们这些反革命做饭？”

    我赶紧又把麻包往墙角拉，当然拉不动，最后还是李瘪帮我拽过去了。

    由此，我想到我的麻木，大概是在花椒上歪了一路的缘故，可能不是中风。

    我从垃圾堆里拉出我的行李，来到分配给我住的屋。这是一间干打垒式的9平方米土屋，窗户没有窗棂，用塑料布蒙着；门没有门扇，用一块床板顶着。同屋已经住进了一个女性，是个拖拉机手。她跟我不同，她是光荣的农垦战士，我是劳动改造对象，虽然同住一屋，却是有天壤之别。

    我不知道拖拉机手姓甚名谁，鉴于自己的身份更不便于主动搭话，就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拖拉机手也不理我，很显然她对我的到来持不欢迎态度。事后我才知道，因为安排了我和她住一个屋，她已经找“青面兽”交涉过了，她说她不能和阶级敌人睡在一起，毛主席都说了，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我成天睡在她身边，她怕什么时候我会把她暗害了。

    “青面兽”说：“真要那样就给你算烈士。”

    拖拉机手想了又想，还没搞清楚划算不划算的时候我就住进来了。

    安顿好了行李，我就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想心事，想我离开北京以后的情景，越想心里越发堵。

    进单位以后人人都要填写一份表格，我如实地填了，自然对组织十二分的忠诚老实，尤其社会关系一栏，更是体现了我对新单位的绝对信赖，不惟有军统和三青团以及什么姑奶奶，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也进入其中了。家庭背景复杂，于是，我不入另册谁入另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磨难于我接踵而来。

    从北京到西安的第二天，我就感到了我是异类的尴尬，与我同来的5名同学全部被派往某空军基地，说是去执行一项要紧的任务，惟独将我排除在外。我不知趣地问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朴斯水，为什么不让我去？

    朴斯水说：“那里对政治条件要求极严，不是谁都能去的，你嘛，是绝对的不行。”

    我问怎么不行？

    朴斯水说：“叶广芩，我明确告诉你，你不符合进我们这个单位的条件，所以，你只能进大门，进到里面的通行证不能给你盖章。”

    我说：“既然不符合条件，你就应该把我退回北京去，我也并不是多么喜欢这个地方。”

    朴斯水说：“退回去，那不便宜了你？”

    朴斯水不能“便宜”我，这感情极为鲜明的话语足以说明，在我刚到单位的第二天，在这位朴大人的眼里，我已经上了另册，属于另一个阶级阵营的人了。其实，那些同学到那个基地去，不过是在招待所里给做好的主席像章涂漆，朴斯水有意搞得这么神秘，大概也是他的一种斗争策略吧。“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随时要对人分类的“阶级斗争专家”，他们的脑海里永远捕捉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时刻寻找着“斗争的对象”，他们不能没有对立面，他们无时无刻都得呈跟谁“过不去”的状态，什么时候大家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天，他们便觉得这一天对他们是白活了。惟恐天下不乱，惟恐对方的阵营后备成员匮乏。这就是他们“革命”的惟一目的。我总认为，是那个特定的环境激发了有些人阴暗的心理，当然，大部分人是盲目无意识的跟随。有些人则不然，那是一种卑鄙、歹毒心理的大暴露、大展现、大表演。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土壤，是最理想的、最美好的进步机会。应该说他们的本质就是晦暗的、邪恶的。

    朴斯水就属于后一种人。

    其实，人本来就是大同小异，谁也不比谁坏多少，谁也不比谁好多少，何苦要把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往往善良的人、清纯的人是最不善于自卫的，要伤害这样的人，对朴斯水这样的人来说，易如反掌。

    以后我遇到的人里，这样的人还真不多。

    我对此君持不能理解的态度，后来，他全身长了一种流黄水的疮，高挽着裤腿。他灰溜溜地被调离单位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送行者，因为他太不得人心了。我过去想跟他说些什么，或是希望他能跟我说些什么，但是，当我走到他面前，看到他那双阴骘、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睛，我便明白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在做人的基准上，我们存在着太大的距离。

    那是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年代，我的处境很快被有些人误解，也很快被有些人心领神会，于是，风起青萍之末，我无意间念的一首诗被同寝室的某位从北京一块儿来的同学上纲上线，报告给了以朴斯水为首的革命领导小组，革命小组当下就将我揪了出来。这位一块儿从北京来的同行者从背后捅来的这一刀，将我彻底刺伤，使得我才到单位没几天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反革命”。这一切自然和我的出身、我的家庭必然地联系起来，连我在北京的命已垂危的母亲也受到株连，她被大字报诬蔑为：狗母亲！

    我没有为母亲挣来钱，却挣来了谩骂。

    在批斗会上，我说：“你们打我、骂我、讨伐我都可以，但你们不能污辱我的母亲！”

    我的话被一阵猛烈的口号声压了下去。

    后来，虽然他们不再提“狗母亲”这样的话，但我的出身已经明确成了我犯罪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跋前至后，动辄得咎，多少莫须有的罪名在企图“变天”的前提下不容你辩解地全部成立。最强有力的总是最有理的，一切都是强大的说了算，对于我的任何诽谤也都是允许的，因为，我已经属于“异类”。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那痛直痛到人的心底，让你连吭也吭不出来。同室者厉色疾言，终日汹汹，令人刻无宁晷，更有临之以威，恫吓以刑的所谓交代问题的轮番战役；有连篇累牍、杀气腾腾的大字报的大轰大嗡；有循名责实、疾风暴雨的批斗会的推波助澜。平心而论，在当时，不满20岁的我能够持重地没有乱了方寸，实在是十分的不容易了，我谁也不敢相信，谁也不敢倚靠，往往是前来关心你的人，就是第二天在批斗会上最能拿出新鲜货色，最能博得喝彩的人，那时候常常让我想及的是荀子的《礼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性恶说在当时的确得到了我深深的共鸣。我认为，荀子不愧是荀子，他对人性的精辟总结，在我的处境中得到了印证。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原谅朴斯水和那个背后捅刀的同学，他们实在也没有从我身上捞取到任何好处，反而失去了更多。对他们我不想多加谈论，人应该学会宽容，宽容也是一种强大。

    也有微微的暖风吹来。

    对我的斗争正在如火如荼时，我的妹妹由陕北来看我了。她对我的处境全然不知，她怀着一腔即将与亲人相聚的喜悦，奔我而来。

    那天正要对我进行升级的斗争会，妹妹上午到达，我上午8点半要被提上台去，接受批斗。其时的尴尬与难堪，那欣喜与苦涩相缠的情感，委实用语言是难说清的。同事中有个叫张秀兰的大姐，她向革命领导小组直言提出将批斗会推迟两天，以让我们姐妹俩有个相对平静的见面机会。大概持此意见的不止她一个人，据说响应者甚众，人们对这种捕风捉影，循名责实的批斗会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那次，朴斯水破天荒地开了恩，特给我放假半日。

    妹妹来了，我去火车站接她。站台上，我们相遇了，她向我跑过来，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姐。”

    我的眼泪差一点儿就流下来了。

    我想起了不久前她举着烧饼追火车的情景，想起了生死未知的母亲，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真是五内如焚，肝肠寸断。

    我装作很轻松很高兴地把她拥在怀里，让她一定要多住几天，好好看看长安这座有十一个王朝在此建都的古城，我会好好陪着她逛一逛。她的脸兴奋得通红，不住地点着头。看着她的幸福神情，我的脸也在笑。真是跟戏词上说的一样“将万种愁绪都付于芳心一寸”了呀！

    那种心与形的分裂，我至今想来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前不久，有个朋友问我：“叶广芩，要给你30年的时间，让你倒回去重新活，你干不干？”

    我坚定地回答：“不！”

    往事不堪回首，蹉跎的日月，谁还愿意重走一遍？我情愿不要那重活的30年。

    妹妹住了一天就要走，从陕北到西安，近千里路，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她来一趟，仅步行来回就要走一百多里路，花的代价可想而知；但她只待一天就走了，聪明的她嗅出了我周围政治气氛的紧张，窥出了她存在于此给我带来的麻烦。

    她执意要走。

    我将她送上火车，给了她5元钱，10个馒头。这10个馒头她一直要吃到延长县刘家河后段家河生产队。

    她一脚踏着车门，一脚踏着站台却迟迟不愿上车，末了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姐，你要好好儿的。”

    我临离开北京时母亲给我的嘱咐也是“要好好儿的”……

    “好好儿的”，怕是由不得我呀！我向她点点头，那头点得太勉强，让人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

    走了，我的心也空了。

    辛酸的短暂相聚，只给双方的心里增加了沉重。

    接下来，我就被贬到了农场。

    我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下来的。

    跟我一块儿下来的还有几个，都是“牛鬼蛇神”。

    住在我左边的是个叫浏阳河的“反动”诗人，他在单位的斗争会比我开得热闹，因为他的不低头认罪，他的会便很有看头。他的罪名也是因为写诗，据说影射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的恶毒，十分的阴险。他的诗被抄在大字报专栏上，还配以讽刺他的彩色漫画，可谓图文并茂，这使得他的专栏和他的批斗会一样地有看头。我至今还记得批判栏上他写的那首《青门引》，再过“西大”所见——

    风驱黄叶游，

    飘飘洒洒东西流。

    生物园里草幽幽，

    自生自灭一年一寒秋。

    北门沉沉挂铁锁，

    三呼无应酬。

    寂寥石子路上，

    鸡皮鹤发几教授。

    这样的诗词在那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未免颓废消沉，未免与时代格格不入，未免不是向无产阶级进攻，批他是应该的。后来，浏阳河当了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的局长，我也当了报社的记者，我们俩在延安见面谈及“文革”时的情景，都颇有感触。他说大字报专栏将他的诗作登出，从此，他的声名大振，那是他处女作的发表，很有影响、很有声势的发表，有这样的发表机会很难得，也很幸运，当然也很独特。

    与浏阳河同屋住的还有个叫郭寅正的中学语文教员，他也是入了另册的。因为，他喜欢古典诗词，又因为爱之乎者也地泛酸，便被学校喻为“有病”“思想不健康”，于是，便被责令下来劳动改造。帮我往厨房里拉麻包的就是他。

    我右面的小屋里住的是一个被人叫做“扁脸”的消防队员，听说是个坏分子。他怎么坏，我不便打听，也不想打听；不过此君在农场也很没人缘儿，见谁跟谁打，脾气暴躁得厉害，永远是处于六亲不认的状态。后来，“扁脸”很快被开除遣返回农村了，我就一直没见过他，也没听过他任何消息。

    但我总怀疑此君在精神上有毛病。

    农场位于三门峡库区，这里有上百万亩的肥沃平整土地，是人称白菜心的关中八百里秦川重要的产粮区。夏是麦子，秋是棉花和玉米，间或还有油菜和杂豆，这些肥得流油的上好良田从来不会闲着。后来，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每年夏季水库蓄水时这里就会被淹，政府从1958年开始，到1962年，用4年的时间将库区内的28万人分批分期迁移到河西走廊及其他地方，这就是有名的库区移民。当然，跟以后的三峡大移民相比难免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可是一件牵动上上下下的事情。

    老百姓搬走了，大水漫上来了，这儿就成了一片汪洋。然而，库区涨水的时间毕竟有限，一年也不过两三日，水很快就退下去了。涨水并不影响收庄稼，相反，被河水浸润过的土地反而更松软、更有沙性，非常适合于种花生等一些经济作物。

    我们就是利用这空隙来种地的，这里有华阴、大荔、朝邑等好几个国营农场，解放军及西安的不少大单位在这里也有地盘。望不见边的平整土地上，几乎完全是现代化农机设备在耕作，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开动起来，跟电影里演的“大丰收”的情景一样，很壮观、很能让人豪情满怀。

    我所在的农场在渭河与罗敷河的汇合处。

    渭河是陕西境内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它源出甘肃渭源县的鸟鼠山，进入陕西后变宽变缓，冲刷出了肥沃的渭河平原，使得陕西关中有了充盈的粮仓，有了旱涝保收得天独厚的优势。渭河河渠纵横，自汉至唐，皆为关中漕运要道。明清以后，水土大量流失，河道淤积，才不见了行船。渭河从我住的小房后面自西向东流过，水流至此，河面已有数百米宽阔，河水中的泥沙量不比下面的黄河少，凝重沉缓，无声无息，仿佛驮着多么沉重的负载，怀着多么苦闷的心情。罗敷河是一条南北向的清水河，从秦岭东部的罗敷峪流出，欢腾跳跃，带着华山的峻美与清秀，在我们这里与渭河相遇。黄的渭河与绿的罗敷河，两股颜色分明的水流出十余里也混不到一块儿去。这条美丽的花带子河，携手奔向前面不远的潼关，奔向那水天一色、气势磅礴的黄河，东流而去。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能闻到屋后河水的泥腥，也试着站在床上从小窗户往外看过，除了天，什么也看不见。

    渭河对岸是朝邑境界，那里有著名的丰图义仓，是清光绪年间朝邑人户部尚书阎敬铭倡议修建的。义仓修建历时4年，动银三万余两，修好后，西太后朱批为“天下第一仓”。光绪二十六年，这里有过大旱，多亏丰图义仓赈济灾民，活人无数。所以，后来朝廷表彰阎敬铭说：“尝以烦疴给假，闲居养白傅之年，乃逢旱魃为灾，当路设黔敖之食。”

    我很想看看那“天下第一仓”，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的活动范围至多就是罗敷河附近和农场范围的大田里。我不能远走，连星期天去农建师41团的团部买卫生纸也要请假，要限定时间。

    罗敷河的水很清、很凉，两岸水草茂密，晚上无人之时，我常常到河里去洗澡。在我的心里，我把她看成了一条女性化了的河流。这大概是受了古乐府《陌上桑》里“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罗敷”的影响，罗敷河很美，想必罗敷女也很美，否则，采桑于陌上的罗敷，不会使登于台上的赵王产生“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的非分之想。罗敷不为权势所动，“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焉”。会弹筝的罗敷女当然也不会是一般人，不会是李白后来所描述的“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的那种单纯的农家女……总之，罗敷河让人想到了罗敷女，罗敷女使人想到了不畏权贵的峥峥硬骨，想到了恬静与美好。

    我把罗敷河当作了我的朋友，当作了我精神的依托。

    库区还有一大自然景观就是刮风，刮旋风。直立于天地间的粗壮而巨大的旋风在空空荡荡的田野里旋转着前进，将草屑树枝卷上天空，随风而舞，轰轰烈烈，十分壮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多的旋风。小时候听家里人讲故事，那些旋风往往是和鬼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空旷的库区，怎么会有那么多鬼呢？而且都是粗粝的大鬼。因为，那么大的大旋风，小鬼无论如何是驾驭不住的。从鬼自然就想到了离此不远的潼关，想到了那千古不歇的古战场。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这里打过一场大仗，曹操与马超曾在此遭遇。据《三国魏志》载，当时是“万人杀来，矢如雨下”，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又有李白成率义军在此的毁灭性的突围，小仗则更无计其数。“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憔兮，风悲日熏……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我望着那无端而起的大风，望着那翻卷腾挪的大柱，想及苍苍庶民，谁无父母，谁无手足，谁无夫妇，“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之”的感慨，心里竟满是悲凉；联系到自己的境遇，更是有说不出的酸楚。我默默地向那一个个失落的旋风投去关注同情的一瞥，和它联上一条穿透时空的线，在与旋风相交的刹那，我甚至能听到兵器的撞击和他们粗重的喘息，感到了他们怦怦的心跳与灵魂的战栗，看到了他们惊异又熟悉的眼神。他们在风的夹裹下也看着我，默契与理解在无言的对视中已心领神会，彼此心神为之一动，一切都无须再多说了。

    这种在别人看来带有精神病性质的无聊游戏只属于我一个人，在我兴致勃勃地追逐旋风与旋风对话的时候，思想里不知又萌生了多少“反革命”成分在其中，当然不敢让别人知道，不然那罪名该大得很呢！

    我们的农场其实没有几个人，除了五六个“牛鬼蛇神”以外，只有一个领导，就是“青面兽”。“青面兽”以外还有拖拉机驾驶员、炊事员、保管员、会计员、出纳员等等。后来农活不忙了，“反动诗人”们也获得了解放，回了大城市，我也破格升级，当上了饲养员。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他们不怕我把圈里的四头猪药死，足见已经把我看成了“自己人”，这使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喜悦，有一种扬眉吐气、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幸福之感。我至今仍怀念和猪们在一起度过的难忘时光，想念那些由我亲手喂大的通人性的猪们。

    农场的“场部”（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土围子，在当初是村庄的大围墙，是为了防水、防匪而垒的。老百姓走了，库区的水漫上来，围内的房屋已全部倒塌，被泥土掩盖，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欢马叫的村庄，如今只剩下一片黄土，几丛野蒿了。“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以往那红火的日子已随着移民而走远了，连点余音都没有留下。

    我们所住的房子都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屋，这种土坯陕西人把它呼之为“胡基”。名字十分古朴文雅，不是用泥，而是用干土，将土搁在一个固定的木框里，用石锤砸，用脚在上面跺，脱出一块块宽一尺，长一尺半的土坯，待它干透，就可以盖房了。大约也只有陕西略带胶性的黏土才可以这么做，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北京特意搞来的胶泥瓣儿，非得用这种泥才能用模子磕出各种各样的泥饽饽来，其他的泥不行。我们用土坯盖的房简陋至极，顶上一层油毛毡，用砖压着，在接缝处糊几条泥，有时风大，会把房顶也揭了去，我们要追出几里地才能把它追回来。追赶房顶的情景很有意思，几个人在旷野奔跑，那旋风好像是诚心逗我们，故意把油毡卷得有几层楼房高，有时又在地上盘旋，眼瞅着抓到手了，又把它呼地一下扬上天去。逢有谁家的房顶被风掀了，必得全体出动，一个人很难把它追回来。

    我们在土围子里还盖了一座宽敞的砖砌的高台阶的仓库，以保证在库区的水漫上来的那几天，打下来的粮食可以安然无恙，不遭水淹。土围子的大门坐北朝南，我们住的一排土房紧贴北墙，房前偌大的空地是打麦场，西面是不长菜的菜地，菜地中有一口没有遮栏的井，是当年村民的遗留。我们吃水、洗衣，全是靠这口井。井水浑浊，并不清澈，水质也不好，咸而涩，喝在嘴里牙碜。

    我到农场的第二天，“青面兽”就给我派了活儿，说农场准备从朝邑买回50只小鸡，鸡小的时候可以在屋里养，大点了必须得有个窝才行，他让我在仓库的东山墙边给鸡们盖一个窝。并且言明，一定要砖木结构的，泥坯不行。第一，泥坯抵不住水淹；第二，挡不住黄鼠狼。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到哪儿去买砖。

    他说：“砖还用买吗？”

    我寻视了一下一览无余的“场部”，没有看见一块砖的痕迹。我不知道“青面兽”是不是要让我烧砖，那年月，什么样的奇迹都可能发生。

    “青面兽”用脚点着地说：“砖就在地底下，咱们的脚底下都是一码的大瓦房，你刨吧，刨出来的砖盖10个鸡窝也用不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我最终也没闹清楚刨砖头盖鸡窝和解放全人类有什么必然联系，“青面兽”有时说话不搭调，这多半与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有关。

    我掂着一把镐，像考古研究人员探古墓一样开始在土围子里找被土掩盖的房屋。

    太阳很毒，四周白花花的一片，我沿着土围子走了几圈，不知该从何处下镐。别人都在午睡，整个农场亘古般的寂静。土围子外面的麦子已经开始泛黄，远处华山的五峰，莲花一样擎着苍天，笔直的山峰后面，涌起了菜花一样的云。我茫然地将脚下的土地刨了个坑，以期能刨出砖墙、屋瓦什么的。但是，除了干硬的土，什么也没有。我又换了个地方继续刨，这次我决心刨得深一些，那样或许能有砖。我不想在“青面兽”面前表现得太无能。

    汗顺着我的脸往下流，又很快被晒干，干了的汗结成一层盐粒，用手一搓刷刷地往下掉。我已经挖了二尺深了，还没见到砖墙之类的东西，我对自己的选择开始持怀疑态度了。

    我跑到井边，打上来半桶水，洗了洗脸，将那水泼向菜地，干透了的土地将那水瞬间就吸光了。我又打了半桶，准备喝。当我弯下身，将嘴凑近那桶的时候，这才发现桶里的水竟混得不见底，不惟是混，还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小生物，它们在水桶里快活地翻腾嬉戏，比游艺市场上的虫子还可怕，简直让人无法下嘴。不能容忍的是水的气味，这大概与它离厕所太近有关，且不说地下水的渗透，就是雨水的冲刷，也难保脏物不进入井中。在水往低处流的同时，粪尿也是往低处流的。

    但是，我毕竟太渴了，除了眼下的水以外我别无选择。我用手拨开那些活物，捧了自认为是干净的一掬一闭眼，喝了下去。

    有了第一口，就有第二口、第三口……

    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想，应该向“青面兽”建议，将厕所建得远一些，把井口砌个围栏，定期向里面投放消毒剂，这样才能符合饮用水的要求。就是革命派对自身的健康也是应该重视的，我想我的提议大概不会成为新的罪状。

    远远地，我看见“青面兽”站在我挖的坑前在大声地喊叫，周围站着炊事员李瘪和众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们是被叫出来训话的，李瘪是自己出来看热闹的。

    我跑到坑前面的时候，“青面兽”正义愤填膺地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明目张胆地搞破坏，麦子马上就要上场了，她在场院中间挖这个大坑是什么意思？其险恶用心是明摆着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向上边报告……”

    牛鬼蛇神们都无精打采地听着，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没有谁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和热情。只有李瘪站在那里挤眉弄眼地一脸兴奋。

    我赶紧将情况说明，并说了改造井的事，冀图被赦。

    “青面兽”却并不通融，他说：“你们单位把你交过来的时候就说了，你是个很会伪装的阶级敌人，你是一条化妆成毒蛇的美女……”

    李瘪在一边纠正说：“是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青面兽”并不理睬李瘪，继续说：“你不要强词夺理，声东击西，现在铁证如山，你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才是惟一的出路，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我说我真不知道地下哪儿有砖。

    李瘪在旁边推波助澜地说：“这家伙气焰嚣张得很哩。”

    “青面兽”说：“她再嚣张也嚣张不过无产阶级专政！”

    我看见牛鬼蛇神中有人掩嘴在窃笑，一回味“青面兽”的话，也觉颇不妥，“嚣张不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什么话呀，给他一个上纲上线立时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当然，我是不敢偷着笑的，我只能面无表情，默默不语地低头站在那里。牛鬼蛇神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持隔岸观火的态度，作壁上观之举。

    我没想到刚来农场就铸成大祸，挖了打麦场，被作为“破坏生产”的新“动向”报告给了上一层领导。上边让我写出思想动机，于是，我被关在小土屋里写检查，照旧是“家庭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地写了满满的十几页，看似很深刻、很痛心疾首，其实脑子已经麻木，连自己也不知道都胡诌了些什么。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倒霉？好像命运偏偏要和我作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别人注目的中心。我不能解释这一切，而且只能把它们归结为“命”。命蹇事多乖，谁也奈何不了。1995年，我到庐山开会，见到南京作家储福金，都说他会“四柱推命”，八字批得极准，我就让他给我算，不是算将来，是算过去，我让他给我看看那几年我是怎么了。他看了却说：“好着呢，一马平川。”

    好一个一马平川！

    在我写检查的时候，浏阳河们在场院的边缘挖出了大量的青砖，那些砖被他们整齐地码在食堂外边，让我看了不免羞愧。

    晚上，隔壁的屋里传来两位诗人的对话，郭诗人说他在刨砖的时候刨出来一个五分硬币，还有一个陶制的小盆，应该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出土文物了。浏诗人就问硬币上有没有制造年代。郭诗人说有，是1958年的钱。浏诗人大概从自己的兜里拿出一个同样的硬币，说这样的钱多得是，郭诗人的钱实在算不得什么出土文物。郭诗人不服，说虽然都是五分硬币，一个被土埋过，在地下沉寂了10年，另一个在市面上流通了10年，当然不一样。郭诗人说他挖出的那个小盆也不是寻常之物，年代肯定比1958年要早，半坡那样的遗址陕西有的是，说不定它也是新石器时代的物件。浏诗人说那样的小盆农村家家都有，那是尿盆，黄河移民，犯不着将尿盆也移走……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闲聊，心里十分羡慕。他们的谈话虽无意义，却也是一种交流，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种彼此平等的交流。与我同屋的女拖拉机手想必也没有睡着，她无声无息地躺着，对我认真地做出了人畜有别的矜持。我想她活得未必比我轻松，不知她听了隔壁的聊天有什么感触？

    早晨起来，我看见郭诗人挖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小盆被扔在院子里，碎成了几片。

    割麦就在这几日，“青面兽”和牛鬼蛇神们处于紧张的准备阶段，打麦场被认真地平整过，浇过水，用石碌碡一遍遍碾过。我挖过的坑已与整体连成一片，看不出任何痕迹了。我每天的工作是跟着大家拉石碌碡，绕着场院一趟趟地跑。拉石碌碡谁也偷不了懒，稍不用力，那绳子就弯了，大家都怕自己的绳子弯，就都拼命朝前跑。这样一来，就干得很有速度。一天下来，人人都腰酸腿疼，直不起腰来。

    拖拉机手在检修拖拉机，以保证在那关键的几天不出麻烦。

    朝邑那边来信儿，让去拉小鸡。

    “青面兽”让我在晚饭前一定要把鸡窝盖起来。

    面对那些青砖我犯了愁，因为，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鸡窝是什么样的一种建筑形式。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当然不能例外，从褥子底下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几种我认为应该是鸡窝的小房子，准备广泛征求意见后再付诸行动。

    “青面兽”拉鸡去了，其他的人在麦场上忙碌，农场里的闲人只有李瘪，但我不想去找他，我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拿着图纸茫然地望着在麦场上拉着石碌碡跑来跑去的人们，最后，还是决定谁也不靠，完全靠自己。

    我在仓库的东墙搭起了一个很像样的鸡窝，受《打渔杀家》“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的启发，我把鸡窝盖成了上下楼两层，以便有“架上”的实质。殊不知，打小跟着父亲溜出来的戏词，只是听音取意，却并不明白其内容的真实意思，就像我将“二八的俏佳人”永远唱成“爱发的小虾仁儿”一样，我把“稼场鸡”永远地认做了“架上鸡”，这么一来，使得稼场的鸡就像鸟一样，上了架。

    “青面兽”回来，围着那“富丽堂皇”的两层楼一声不吭地转了几个圈。

    我将图纸奉上，以使其了解鸡窝的内部结构。孰料，“青面兽”抓过图纸看也不看，就将它撕碎，一脚踢出的同时“妈拉个×”的骂声也喷口而出，我的鸡窝顷刻之间被捣毁，轰塌成一堆烂砖。

    那时候，人们总爱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话，那是翻然悔悟的代名词，但我则有另一种理解，我的理解是，“放下屠刀，立时了断”，其实这是一种可怕的轻生观念在思想中的潜动。“立时了断”，怎么“了断”？佛是没有的，所以，也成不了佛。所谓的“放下屠刀”，是指放下杀自己的刀，杀完了，自然不会老举着它，那刀必然会放下，接下来便是一了百了的静。好极了！

    我的神情使“青面兽”不解、迷惑，他戳指大骂了一会儿之后走了。

    李瘪幸灾乐祸地来了，我知道，他其实一直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李瘪抱着胳膊歪着脑袋说：“你的鸡窝咋不用泥？这不一推就倒？”

    我这才明白“青面兽”发火的原因，我哪知道盖鸡窝必须用泥呀？

    那天，我没有吃晚饭。

    李瘪又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了“青面兽”。

    “青面兽”在场院里大声说：“耍什么封建主义脾气？向谁示威哩？不吃就不吃，饿她三天，她屎也吃！”

    我不是向谁示威，我是真不想吃饭。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已经得了肝炎。

    又起风了。

    大旋风从东荡过来，七扭八歪地奔北而去。一片纸，被卷上高高的天空，随着风远远地飘走了，那是我设计的鸡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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