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昭仰

    邵力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是国共两次合作的积极参加者，公认的“和平老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邵老的崇高业绩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这里，仅就邵夫人傅学文同志平时所谈有关邵先生的几则逸事，加以介绍，以帮助我们从侧面更好地认识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

    一顶蹩脚帽子

    以邵先生的经济情况来说，工资收入不少，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但他自奉俭约，生活刻苦。他经常把旧信封翻过来继续使用。真可说是做到了物尽其用。这是尽人皆知的美德。

    抗日战争时期，邵老有一天在重庆出席一次会议。陈立夫、朱家骅等国民党要人都参加了。他们开会时，做招待工作的几个年轻人没有什么事，就在衣帽间把他们这些显要人物的帽子拿来鉴定、评比。评比的结果是：陈立夫的黑绒呢帽最考究，不但是进口货（时值抗日战争，交通运输极端困难，进口外国货是极其不易的），而且是第一流的；朱家骅的浅咖啡色礼帽也很华贵，特别是香气扑鼻，熏人欲醉；其他一些人的帽子也都不错，唯独邵先生的褐色礼帽最为蹩脚，不仅使用了多年，很是陈旧，而且帽顶、帽箍都变色了，有的地方断断续续的还有不少破孔。这些青年人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位做过部长、会长、秘书长、大使等许多重要职务的人戴的帽子！

    看看这顶帽子，再想想邵老对有困难的亲友总是解囊相助；对家乡的公益事业总是慷慨捐资，又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两次捐献藏书

    邵先生青年时代学习勤奋，热爱新闻、教育工作。多年来，养成了酷爱买书、藏书的好习惯，有时为了一本好书，竟不吝千金。故珍藏的书籍颇多，达万册以上。生前，他常说，这些书籍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来之于人民，应当用之于人民。一九六七年底他逝世后，夫人傅学文同志遵照他的遗愿，先后两次将他全部藏书献给国家和人民。第一次是一九六八年，将他在北京寓所的五千余册藏书全部赠送给北京图书馆，以供群众阅览。第二次是在邵老诞生一百周年的一九八二年。这年六月十七日，傅学文同志委托她的侄女和邵老生前的秘书，将邵老在南京的藏书四千余册全部捐献给南京市人民图书馆，使这些书籍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南京市人民图书馆于同年十一月中旬前后特举办邵力子先生藏书展览，公诸同好。

    邵先生关心人民大众，热心公益事业，不仅体现在捐献珍藏图书这件事上。他在绍兴家乡积极兴办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及其他公益事业，关心桑梓福利，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他还支持夫人傅学文在南京自筹资金兴办力学小学，解决抗战胜利之初南京市中小学房屋设备奇缺的困难。

    部长亲自审书稿

    在国民党当政时，在特务统治下，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如邵老等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是困难而复杂的。有时可以公开抵制，正面斗争；有时则不得不机智灵活巧为应付来顺利达到目的。邵老正是这样做的。如“九一八”事变后，邵先生公开发表讲话，认为国民党中央应引咎自责，自我检讨，并主张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准备对日作战。又在一九四六年冬，当蒋介石悍然召开“国民大会”时，他坚决拒绝担任国大秘书长，坚决拒绝参加国大选举。这些，都是以公开方式进行的。但有时为了减少危险，以利于任务的顺利完成，则不得不以巧妙的手法，适应复杂的环境来达到目的。部长亲自审书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九三七年初，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先生，应许广平女士之请，要尽快审清《鲁迅全集》全部底稿，以便早日出版发行，和广大读者见面。对鲁迅先生的文章，国民党当局是既痛恨又害怕的。根据当时情况，要想迅速通过审查关，谈何容易！邵老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决定破天荒第一次由他这位部长亲自出面负责审查。于是，他把具体主持编审的负责人朱某找来，和朱两人在部长办公室内亲自审阅。在审阅过程中，他以鲁迅先生的这些著作早都看过为理由，暗示朱某，所谓审查只不过是个例行手续，随便翻阅一下就行了，不需那么仔细认真。这样，只不过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一部《鲁迅全集》巨著，就全部审查通过了。这样的速度实在是空前而又绝后的。

    大使巧妙做报告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增强中苏邦交，争取苏联支援，促进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多出一把力，邵先生担任了驻苏大使。出使苏联期间，他不但在争取苏联军事、物资、人员援助方面，而且在促进中苏友好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还经常以大使身份，做外交报告，介绍苏联情况。为了应付复杂环境，他根据做报告的场合与条件的不同，报告的内容亦随之而异。

    当他奉派在国民党政府官办的“中央训练团”讲课时，听讲的对象都是国民党比较高级的官员，更有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的朱某每堂课都随同他上课，名义上是作“助教”，实际上是在监督。于是邵老就照朱某事先所编写的讲课教材，一字不漏地照本宣科，并公开对听课的学员说，“我讲的这些内容，都是朱先生编写的。表面上是“归功”于朱某，实际上是暗示大家，我讲的不是真心话！”

    可是，当各民众团体、各协会及进步组织邀请邵先生做报告时，他非常高兴。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热情介绍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成就，指明最后胜利必属苏联的前途，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并阐明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的道理，推动了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这样，当然就遭到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他们诬蔑说：邵力子不是中国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华大使。尽管他们这样无耻地诽谤，邵老报告的精湛内容，深入人心，他们是无法改变的。

    服从需要而退党

    邵老早年就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后来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员。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以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八月，他和谭平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路过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开会欢送他，肯定他多年来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并让他以纯粹国民党员的身份去苏联开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由他和谭平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邵先生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这同因革命处于低潮或其他原因而自动脱党，是迥然不同，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这以后，邵先生作为国民党左派，无论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全国解放以后，他都是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一直和党站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共同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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