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前有“一出国门，便成万里”的说法。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国”，有大有小，差异很大，许多国家甚至没有今天的一个省范围大。比如，在今河南省的疆域内，那时，除了东面的宋国，西面还分布着陈、蔡、郑、魏、卫诸国，加上韩、楚的一部分，还有定都于洛邑、日见衰微的东周王室。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周室东迁后，王纲解纽，号令不行，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最多时候，诸侯国有一百二十多个；二是罗致人才、招贤纳士，是各个诸侯国的图强富国的基本国策，导致人才流动极为频繁。像略晚于庄子的苏秦、张仪，分别以合纵、连横之术，游说各国诸侯，苏秦曾佩六国相印，后起的公孙衍也取得了五国相位。

    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边界不可能是控制得很严的。数百年间，见诸历史记载的，似乎只有楚国的伍子胥过昭关和齐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遭遇到紧严的防守；再就是，楚昭王聘请孔子出任要职，路出陈、蔡，遭到拦截，理由是：“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其他跨越国界的，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和衔命出使者需要验证符节，一般读书士子，进进出出，好像未曾受到什么限制，入境也无须出示证明、护照。还不像远古时代，需要有公认的信物作为出入凭证。当然，必要的规定还是有的，比如，对内，有“出疆必请”之说；对外，“出疆载质”（“质”同“贽”，“载质”即带上礼物），还是必不可少的。

    总体上看，那个时节，读书士子出国游说、求仕、观光、访问，要比后世容易得多，方便得多。当然，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开化程度的限制，活动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似乎中原地带，或者说关东六国，人们出行更密集些。孔子周游卫、曹、宋、郑、陈、蔡、齐、楚诸国，唯独漏掉了秦国，致使后世的韩愈发出慨叹：“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说他摘取了一般星宿，却遗漏了太阳和月亮。除了上述限制，要说是还有障碍，恐怕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尤其是离开父母之邦，心情总有些恋恋不舍。孟子说过：“孔子之去齐，接浠而行（浠，淘米。意为不等把米淘完、晒干，抬身就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一迟一速，判然有别。

    作为拮据、困窘的布衣之士，庄子出行的难处当会更多一些。姑无论关山难越，道阻且长，若是再遭遇风雪载途，山洪暴发，其艰难困顿可想而知；单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艰于衣食的他，即便是到国外去，大概也只能背上一个简易行囊，备足几双草鞋，揣上十天八天的干粮，然后就开动“双脚机器”，用大步来丈量土地。不要说无法和“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数国之间”的孟夫子相媲美，哪怕是稍微体面一点，乘坐上一辆马车或者牛车，大摇大摆地驰出国门，也都属于幻想和奢望。

    如此说来，庄子在八十年间，能够出国访问五六次，远涉南北的楚、鲁，近游西面的魏、赵，也就不能算是很少了。当年的孔老夫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十四年间，周游列国，也不过是走了七八个国家，而且，它们多在今鲁、豫两省，紧相毗连，距离都不算太遥远。

    至于离乡去国前前后后的心情，似乎庄子也与常人无异。尽管想象中的出游，是那么潇洒、豪纵：“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无所窒碍）”，“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似乎甩手天涯，毫无顾念；但是，一当真的付诸实施，却又是情见乎辞，不能自已。《徐无鬼》篇讲：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整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则阳》篇里也说：“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芒昧不分），入之者十九（十之九被掩盖了），犹之畅然。”这种凄怆动人、缠绵悱恻的情怀，均当发自内心，而出之于切身体会。

    二

    庄子最先造访的外国，是宋国的近邻魏国。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当时的国王是魏文侯、魏武侯；到了第三代君主惠王之时，都城迁到了现在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从商丘到大梁，也就是二三百华里吧，路程并不算远。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34年前后。过了“而立之年”的庄子，来到他的老同乡惠施相爷那里做客，顺便会见了魏国的国君。

    《山木》篇记载：

    那天，庄子穿着一件补了破洞的粗布衣服，脚上的鞋子也破了，用麻绳绑着，去见魏惠王。

    惠王见其形容憔悴，诧异地问：“先生！你怎么困顿、潦倒到这种地步啊？”

    庄子回答：“我这是贫穷啊，并不是困顿、潦倒。读书人怀抱道德理想却不能实行，这才叫困顿、潦倒呢！衣裳破旧，鞋子残破，这是贫穷，而并非困顿，也不是潦倒。这就是所说的生非其时啊！

    “你没发现擅长跳跃的猿猴吗？当它遇上楠、梓，豫章这些高大的乔木，便可以攀援树枝，纵横如意地奔跃其间，而称王称长，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也拿它没有办法；可是，如果它穿行在柘、棘、枳、枸这类纠结多刺的灌木丛中，就只能小心谨慎，危行侧视，战栗不已。—这并非因为筋骨拘挛，变得不再灵活了，而是处势不利，无法施展它的才能啊。

    “现在，处在主昏于上、臣乱于下的时代，怀道抱德，不能见用，只能晦迹远害，明哲保身，想要不潦倒、不困顿，怎能做得到呢？古代的比干，忠心耿耿，却遭受到剖心挖腹，就是一个明证啊！”

    贫困属于经济状况，而潦倒、困顿则是一种心境，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庄子只是形容憔悴、身体倦怠不舒—这起因于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并非精神上疲累、颓丧，心灵上空虚无聊。俗话说：“人可以有霉运，不可以有霉相。”霉运归因于客观，而霉相则是主观的映现。正如年龄大了，身体多病，这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而老境颓唐、晚景衰靡，则是一种疲惫的精神状态。

    一句简短的问话，引出来庄子这一篇宏言谠论，显然有借题发挥、旁敲侧击之意。他是要借着这个话题，抨击由于世道黑暗所带来的有志之士精神困顿、心情苦闷的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现象。

    《史记》本传中说，庄子与梁（魏）惠王同时。实际上，惠王要年长庄子二十多岁。惠王即位于公元前369年，那一年庄子刚刚出生。据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85年，见到魏惠王时，年约六十六岁，因此，惠王才恭敬地以“叟”相称。是年为公元前320年，惠王也已年过七十，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个年头，第二年就去世了；直到其子襄王继位，孟子才离魏去齐。这段历史表明，庄子与孟子同魏惠王相见，前后相差大约十四年，所以，他们失去了碰面的机会。这倒是很令人遗憾的。

    后来，庄子还曾到过鲁国—也是宋国的近邻。鲁国的都城在今山东的曲阜，自从西周初年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于鲁国，在此建都，一直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49年）为楚所灭，历经三十四代君主，建都长达八百七十余年。

    那么，庄子访鲁具体在哪一年呢？由于史籍失载，已经无从考证了。

    这天，庄子面见了鲁国国君，鲁君也不太客气，开头就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儒士，很少有学先生道术的。”（意思是说，鲁国盛行仁义之教，又是孔夫子的故乡，一向服膺儒学，而道家无为之学，是很少有人问津的）

    庄子说：“其实，鲁国的儒士是很少的。”

    鲁君说：“整个鲁国，到处可见身着儒服儒冠的人，怎么能说少呢？”

    庄子说：“我听说了，儒者戴圆帽的，懂得天时；穿方头鞋的，知道地势；腰间若是佩有以五色丝带系着的玉玦，这种人遇事都有决断。实际上，真正掌握儒术的君子，并不一定要有这样的装束；而着意于这种装束的，未必就真的懂得儒术。

    “问题在于，君侯既然不以为然，那你为何不在国中发布一道命令：‘凡是不懂得儒术而着儒服儒冠的，都要处以死罪’呢？”

    听庄子这么一说，鲁君果真如此这般地下了命令。五天过后，整个鲁国再也没有谁敢于身着儒服儒冠了。只有一个男子，穿着儒服站立在公门前面，鲁君即刻召他入朝，询之以国家大事，问题千转万变，纵横错杂，他都能对答如流。

    庄子说：“你看，整个鲁国，只有这么一个儒者。难道能说很多吗？”

    《田子方》篇记载，庄子访问鲁国，当时的国君是鲁哀公，这显然出于有意的假托。在《德充符》篇，庄子分明写了“鲁哀公问于仲尼（孔子）”；饱读史书、满腹经纶的他，自然也知道，鲁哀公早在他出生九十九年前（公元前468年）就去世了。可是，他偏偏要这样写，说明是故意以寓言形式出之，特地营造一种“悠谬”、“荒唐”、“恣纵”、“芒昧”的氛围，达到“姑妄言之”、“信不信由你”的混沌、模糊的效果。《天下》篇中有言：“以天下为沈（沉）浊，不可与庄语”。南宋理学家林希逸解释说：“以天下之人愚而沈浊，不可以诚实之言喻之。庄语，端庄而语诚实之事也。”

    在这里，庄子假托“鲁哀公”，实际是有意卖了一个“关子”，偏偏不肯明说究竟是同鲁国哪位君主有过交往。郭沫若先生曾说：“哀公如系景公之误，则非寓言。庄周适当鲁景、平二公时代。”

    齐国同鲁国紧相毗邻，距离宋国也不算远。那么，庄子是否也曾到过齐国呢？古今一些学者根据《庄子》一书中言及齐者近二十处，认为庄子与齐文化有一定的学术渊源，而且完全有可能去过齐国都城临淄。

    司马迁说，庄子与齐宣王同时，如果没有任何干系，干吗要带上这么一笔呢？闻一多先生就曾认为，他“在齐国待过一晌”；可是，郭沫若先生却持否定意见。如果以南朝陈·释智匠所编《古今乐录》为据：“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那么，曾“在齐国待过一晌”的说法，自可成立，起码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比较宽广：“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渤）海”。不过，释智匠之说，清初学者马骕、阎若璩等都断然予以批驳，认为此乃“异地同名、张冠李戴”之误。

    当代学者蔡德贵认为，从语言风格上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齐谐》，乃齐国谐隐之书；“齐东野语”，即齐地野人之语。《庄子》一书中直接或间接引述齐地流传的神话很多；齐文化中的阴阳说，《管子》中的静心说，齐人甘德“天圆地方”说，都在书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庄子如果未曾亲临齐地，那他仅凭想象，是不大可能对大海进行那样深入细致的描写的。

    三

    相对于齐、鲁来说，庄子同楚国的关系可就比较密切了。

    当代学者崔大华认为，庄子为宋国蒙人，“然而，《庄子》中的那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和充满丰富想象的描写，又清晰地显示它和楚国文化有渊源关系”：《庄子》中多次出现“昆仑”；其中“神人”之名，亦多和楚人所作的《山海经》印合；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庄子》多用楚语，例如“迷阳迷阳，无伤吾行”，“迷阳”为楚方言中的有刺野草；“蟪蛄不知春秋”，“蟪蛄”也正是楚语；再就是，一些楚国的国故旧闻，湮灭已久，《庄子》中却时有所见。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其根由“可能藏匿在已经模糊了的庄子的家世中”，就是说，他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

    那么，是否还可能存在着另外两种因素呢？一是，由于家世方面的情愫，庄子成年后，曾经几次去过紧邻宋地的楚之疆土，做过风物考察，故土寻踪；甚至包括郢都（在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庄子也有躬身前往的可能。在《天运》篇中，庄子就曾说过：“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意思是，到楚国郢都去，向北望去，由于太远，根本见不到坐落于河南信阳的冥山。颇似亲历者的口吻。二是，参加《庄子》外、杂篇撰写或整理的弟子、门徒中，有的就来自于楚国。

    据史籍可查的，庄子曾经两次做过楚国之游。

    《韩非子·喻老》篇载：

    庄子听说楚国要兴兵伐越，遂向庄王进了谏言。

    庄子先是发问：“请问大王，你为什么要征伐越国呀？”

    庄王答曰：“因为那里政局混乱，而兵力又十分软弱。”

    庄子说：“我对你的这种举措，深以为患。人的智识，有如自己的眼睛，能够看清百步之外的事物，却不能自见双眼的睫毛。你说越国政乱兵弱，那么，你这个楚国又是怎样呢？大王的军队，败北于秦、晋，丧地数百里，这足以证明兵力也是很弱的；庄蹻在境内，公然为盗，而官吏无力禁止，这足以证明贵国的政局也是混乱的。楚国的弱而乱，并不次于越国呀！而现在，你却执意要讨伐越国，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智之如目”吗！”

    庄王听了，深以为然，于是，决定收回出战的命令。

    所以说，“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自见之谓明。”

    南宋乾道本《韩非子·喻老》篇中，“庄子”作“杜子”，清·王先慎作《韩非子集释》时，依据北宋著名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喻老》篇，改正了过来。另据清乾隆朝校勘大家卢文弨考订，篇中“楚庄王”乃“楚威王”之误。“庄蹻在境内，公然为盗”，其事即发生在威王在位时节。经过推算，庄子谏止威王伐越，时在公元前333年，也就是庄子会见魏惠王的次年。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其一，在公元前333年，庄子是否有可能见到楚威王？当时楚国都城在郢，距离豫东，何啻千里。其二，史书《六国纪年》记载：是年楚国兴兵伐越，并灭亡之。但实际情况是，楚国伐齐，进兵徐州；越则亡于公元前306年，即在二十四年之后。

    但驳辩者认为，关于一，根据宋、楚相距遥远，就遽下结论否定庄子的楚国之行，实属臆断；何况，也还存在着二人相见于邻近宋国的楚国北方地区的可能性。关于二，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威王原本打算攻越，听了庄子的进谏之后，遂转过头来，兴兵伐齐。

    这里还有一层，就庄子的政治观来说，他似乎不大可能像惠子那样直接给君主出主意。不要说直接献言，即使像老子那样，坐而论道，徒托空言，他也是不肯做的。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当然，也可以做如是解释：庄子关心民瘼，不愿眼见黎民百姓无辜丧命，因而主动出面制止兵战征伐的行径。而且，六年前，威王曾有远道遣使、跨境聘相之举，尽管庄子当时予以谢绝，但总还念记着这一份旧情，此番相见，诚恳地亮出自己的看法，也算是一番“琼瑶、木桃之报”，借输“献曝之诚”吧。

    另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公元前322年，魏惠王接受纵横家张仪的游说，任用张仪为宰相。这样，惠施不仅失去了相位，而且，被迫离魏入楚。有的学者推测，就在此后不久，庄子作第二次楚国之行，南游皖北。此番最大的收获，是与罢相赋闲的惠施一道，徜徉于紧邻淮河的钟离郡，从而发生了那场“濠梁观鱼”的著名辩论。

    就是在这次访楚途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奇闻：

    庄子路过一处空旷的野地，四无人烟，萧条阒寂，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坟场。

    因为走得有些疲乏了，他便停下了脚步，随便向四处张望一下，突然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毫无光泽，却还有生人头颅的形状。这个头骨，究竟是属于壮年人还是老年人，已经无法分辨了，反正是空空的，干干的，不知道风吹日晒了几多岁月。

    庄子就顺手操起一根短棍，在髑髅上敲了一敲，然后发问：

    “哎，先生！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

    说完了这番话，一阵倦意袭来，庄子深深地打了个呵欠，便摆弄了一下头骨，把它作为枕头，安然地睡下了。

    睡到夜半，庄子梦见髑髅对他说话了：

    “听你这番谈话，觉得你倒很像个辩士。照你所说的那些，其实，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你想要听听人死了是怎么个情况吗？”

    庄子说：“我很想听听这些。”

    髑髅说：“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君主，也没有这样快乐呀！”

    对他所说的，庄子并没有深信，便用试探的口吻，同他商量：“我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

    髑髅听了，眉目之间，显露出忧愁的样子，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经受劳苦呢？”

    此文见于《至乐》篇。在这则寓言故事里，庄子借助髑髅之口，揭露了人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从他所设问的五种致死的原因—死于刑戮、死于战乱、死于自裁、死于饥寒冻馁、死于衰老疾患，不难想象当时生民处境的困踬、艰辛；而人死了之后，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更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对此，晋人郭象的注释是：“旧说云：庄子乐死恶生。斯说谬矣。若然，何谓‘齐’（齐一、等同）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用不着）当生（在生、有生之年）而忧死耳，此庄子之旨也。”

    郭注自有道理。不过，庄子在这里，着眼点并非是“齐死生”，而是旨在对乱世、浊世的抨击和对社会政治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乐死恶生”，亦无大谬—他只是借此发出愤激之辞，并非真的就恶生乐死，主张弃绝人世。

    四

    《说剑》篇记载了庄子游赵之事。

    赵立国之初，都城设在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后来迁都到中牟（在今河南省鹤壁市），公元前386年，再迁都到邯郸（在今河北省邯郸市）。

    庄子就是在邯郸王宫里见到赵惠文王的。

    赵惠文王特别喜欢剑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结果，剑士们投其所好，纷纷前来献技，以至宫门两侧聚集着三千多人。他们日夜在惠文王面前相互拼杀，一年死伤一百余人。而惠文王仍然兴趣不减。这样三年过去，导致民间尚剑成风，耕种无人，田园荒芜，国势日衰。其他诸侯国图谋攻取它。

    太子悝对此深感忧虑，召集左右大臣商量，说：“如果有谁能够说服君主，使他停止收养剑士，我要赏赐给他千金。”

    左右大臣说：“庄子大贤，当能止剑。”

    太子也听说过这位庄先生，便派遣使者，带上千金，前往宋国敦请。

    庄子见了使者，辞却了千金厚赏，便跟随着一道来见太子。

    他问：“殿下，你赐我千金重礼，不知有何见教？”

    太子说：“早闻先生明达睿智的高名，特向您奉上千金用来犒赏仆从。可是，先生却拒而不纳，这样，我就不敢说什么了。”

    庄子说：“听说太子起用我，是想要我说服君主，戒绝他对剑术的爱好。如果我向上劝说君主而违逆了他的心意，向下又不合太子的心愿，那就会受刑而死，那我要那千金又有什么用处呢？假如我对上能够成功地说服君主，从而得以顺遂太子之宏愿，那么，我在赵国又要什么没有呢？”

    太子说：“是像您说的那样。不过，我想提醒一句：君主所接见的，只有剑士。”

    庄子说：“这样倒好—我是很精通剑术的。”

    太子说：“须知，君主所见到的剑士，都是头发蓬散，鬓毛突出，帽子低垂，冠缨粗实，衣服后身短小，怒目横眉，一出场就相互责骂。这样，才能赢得君主的宠信。现在，您却是儒服上朝，这会大大违背皇上的旨意的。”

    庄子说：“那好，就请给我准备剑士的服装。”

    经过三天的准备，庄子穿上了剑服，来见太子。太子便带引他去朝见赵惠文王。

    惠文王拔剑出鞘，以白刃相对。

    庄子进了殿门，并不急趋，见到了君主也不下拜。

    惠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将何以赐教寡人？”

    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好剑术，因此，特地前来，以剑术拜见大王。”

    惠文王说：“您的剑术，有什么绝招可以制伏敌手？”

    庄子说：“我的剑，能够十步杀一人，千里无抵挡。”

    惠文王听了，大为高兴，称赞说：“如此，则天下无敌矣！”

    庄子接着，侃侃而谈：“善于使剑的人，先要示人以空虚，诱之以实利（留下可乘之机），后于对手发出，先于对手到位。愿大王赐给机会，让我得以一试。”

    惠文王说：“先生先到馆舍休息，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技比剑。”

    于是，惠文王通过严格的剑术比赛，选拔出击剑高手，七天中，死伤剑士六十余人，最后，优中选优，挑选出五六位来，让他们挂剑恭候于殿下。

    于是，对庄子说：

    “今天，请您和剑士对剑。”

    庄子说：“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惠文王问道：“先生所持的剑，长短怎么样？”

    庄子答说：“长短皆宜。不过，我有三种剑，听凭大王选用。请允许我先说一说，然后再进行比试。”

    惠文王点头，说：“好，我愿听听那三种剑。”

    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平民之剑。”

    惠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怎么样？”

    庄子说：“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作为剑锋，把齐国、泰山作为剑刃，把晋国、卫国作为剑脊，以周朝、宋国作为剑口，以韩国、魏国作为剑柄，用四夷包着，用四时裹着，以渤海为环绕，以恒山为系带，用五行来制衡，用刑德来论断，以阴阳为开合，以春夏来护持，以秋冬来运作。这种剑，刺出去，没有东西能在前面；举起来，没有东西能在上面；按低了，没有东西能在下面；挥舞着，没有东西可在近旁。在上可割浮云，在下可断地脉。这种剑，一旦使用，便可以匡正诸侯，威加四海，令天下宾服。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

    惠文王听后，茫然若失。又问：“那么，诸侯之剑又怎样呢？”

    庄子说：“诸侯之剑，以智勇之士做剑锋，以清廉之士做剑刃，以贤良之士做剑脊，以忠贞之士做剑口，以豪杰之士做剑把。这种剑，刺出去，也没有东西可在前面；举起来，也没有东西可在上面；按低了，也没有东西能在下面；挥舞着，也没有东西能在近旁。在上效法圆天，以顺三光；在下效法方地，以顺四时；中间和顺民意，以安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像万钧的雷霆那样震撼摇动，四境之内，一体宾服，而听从君主的命令。这就是诸侯之剑。”

    惠文王接着问：“那么，平民之剑又怎样呢？”

    庄子说：“平民之剑，持剑者头发蓬散，鬓毛突出，帽子低垂，冠缨粗实，衣服后身短小，怒目横眉，一出场就相互责骂。相击于大王之前，上斩脖颈，下刺肝肺。看来，平民的比剑，实无异于斗鸡。一朝命丧黄泉，也于国事无补。现在，大王坐在天子的位置上，却喜好平民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很不值得！”

    惠文王听了，立刻起身，牵着庄子的手上殿。命令厨师杀鸡置酒，热情加以款待。惠文王绕桌子转了三圈，不能安坐。

    庄子说：“大王且请安坐下来，平定一下气息。关于剑事，我已回奏完毕。”

    听了庄子的一番高论，赵惠文王深有领悟，三个月未曾出宫。那些剑士不复受赏，忧惧气闷，纷纷在那里伏毙自杀。

    庄子伶牙利齿，雄辩滔滔，铺张扬厉，冠绝古今，自能说服赵王，除其所好，大有功于社会、人生。

    不过，关于这篇作品，自唐代韩愈以来，许多学者都持怀疑态度，有的推断它是战国策士之作。我觉得，当代学者崔大华的看法，比较客观、公允：“《说剑》虽然没有和内篇思想相关联之处，但和外篇《田子方》、《达生》在运用名物词语上却有所犀通。所以，若认为是庄子后学模拟策士之文，似乎更为妥切。”

    是呀，既然你庄先生可以借助孔子、老子的“重言”来谈经体道、宣扬自己的思想；那么，后学中的倾向纵横家观点、抱策士之见的，为什么不能“依样画葫芦”，假借名人以自重其言，劳劳庄夫子的大驾呢！

    即便是如此，也不能得出庄子未曾到过赵国的结论。在没有足够根据可以证伪的情况下，还是“宁可信其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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