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理性抉择、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

    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井底蛙、土拨鼠、多脚虫、尥蹶子马，蝴蝶、蜗牛、鸣蝉、野雉，还有龟呀、蛇呀、鱼呀、鸟呀，都是我们日常接触过的，眼熟得很；至于那栖居于藐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对于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神仙也许比村长、乡长还要熟悉得多，因为早在杨柳青年画里就都露过面。而且，那些仙人也好，动物也好，故事里面都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庄子的可爱，还在于他富有人情味，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增加几分亲切感。这和“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的孔老夫子不同。孔子给人的印象，带有浓重的崇高感、神圣感。连他的属于贤人一流的弟子，都要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那么，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后生小子，就更是找不着“北”了。那么，老子呢？他倒不是“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官僚，更不是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耀武扬威的大将军，但是，说起他来，总觉得这个人肚子里奇谋妙算太多，什么“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凡一个人聪明过度了，用智太多，就会给人权诈、狡狯的感觉；何况，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学术大师来个形象定位，可以说，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师表，老聃是苍颜鹤发、道貌岸然、深于世故的谋略家，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兴味盎然的哲人，也是一个浪漫派的诗人，尽管他并不写诗。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字字珠玑，掷地作金石声，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见不到人物形象，更缺乏令人开颜解颐的故事、笑话，难怪人家说，“读《道德经》如入无人之境”。庄子却是一个喜欢敞开自我、袒露襟怀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翻开他的著作，就会觉得一个神清气爽、超凡脱俗却又鲜活灵动、血肉丰满的哲人形象，赫然站在眼前。连远哉遥遥的欧洲作家王尔德都说：他是“生活在黄河边上，长着一双杏眼的智者”。其实，庄子本人也曾有个自画像，也可称作自白：“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从思想到言论，还有心灵，说得多么贴切！

    庄子的特异之处，还在于他特别擅长把某些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所要表达的“道”，巧妙地揉合到一起，然后以讲故事的形式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你难以把形象和哲理截然分割开来。

    他的讲故事，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惯于运用虚构的手法，翘首天外，结想无端，所谓“皆空语无事实”。先秦诸子中，韩非子也经常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论事，但他笔下的寓言故事，大多取材于现成的民间传说，距离现实环境比较近；而庄子的许多故事，却出自个人虚拟，凭空结撰，异想天开，靠的是大胆的形象创造和海阔天空、出神入化的狂想，玄虚幽邈，荒诞不经，读来和《山海经》的神话故事有相似的感觉。

    二是，庄子讲故事，往往并不明确点出所要说明的道理，不是靠着雄辩滔滔、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特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有趣的人、奇突的事、“芒乎昧乎”的语言文字，自然地展现出来，说完了转身离去，掉头不顾，“白白了”，或者袖手站在一旁，听任读者去恣意猜想。

    三是，讲述的人物形象、离奇故事，以及“练话”、趣谈，具有模糊性、多义性，可以做多种阐释，留下广阔的思索空间，需要读者反复地玩味，才能领悟其深层含义；而且，随着视角的不同，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有特色的。

    四是，所讲述的内容，富有哲学意蕴，有些是人们习常见惯的事情，却含有深邃的道理。作为一个“散淡的人”，他不喜欢涉及那些其他读书士子经常挂在嘴上的出将入相、安邦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救世情怀，莫说去做，他连说都不愿意说，脑子里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些理念。

    看了庄子的这些“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寓言故事，又考虑到“小说”之名确是始见于《庄子》，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后世的小说作品。宋人黄震有言：庄子“眇来宇宙，戏薄世人，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世诙谐小说之祖也”。从他的寓言故事中想象、虚构成分占很大比重这一点来说，那些文字，即使不能直接目之为小说，起码可以看作是小说的雏形以至滥觞。其实，外篇中的《盗跖》与《说剑》，单就体裁来看，与后世的短篇小说无以异也。

    二

    表面上看，庄子对世情很冷漠，很冲淡，似乎什么都毫不介意，无动于衷；实际上，他对于世道人心，不仅极为熟悉，而且也十分关切。他在许多寓言故事中，蕴寓了深刻思想，显现出卓绝见地。但论说的方式方法，却是平静、安详的，而且含蓄蕴藉，不动声色，令人忍俊不禁。

    他在《山木》篇讲述了孔子的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历经艰难险阻，结果却到处碰壁。究竟什么原因呢？他左想右想也弄不明白。这天，他向著名的高士子桑雽请教，说：

    “我两次被我的‘父母之邦’鲁国驱逐出境；在宋国境内，我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他们竟然砍倒大树，威胁我的安全；在卫国又曾被禁止居留。身在这些商、周后裔之地，我竟然饱受污辱，备遭窘迫，还曾被围困在陈、蔡交界的地方。这些我都认了，暂且不去说它；可是，最为困惑不解的，也是最想不通的，是当我遭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亲戚故旧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而更加疏远了，学生朋友也纷纷离散了，人情怎么竟会浇薄到这种地步呢？”

    子桑雽说：“你没有听说过假国大逃亡的故事吗？当时，有个逃难的人叫林回，他舍弃了价值千金的玉璧，却背起一个婴儿逃走。有人看到了，不理解，说：‘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说是为了钱财，婴儿并不值几个钱；那么，是为了减少累赘吗？婴儿的累赘真是多得很，重得很。’于是，他向林回发问了：‘你舍弃了千金的玉璧，背起了满是累赘的婴儿逃走，究竟为的是什么？’

    林回的答复是：‘我和玉璧是利益的结合，我和婴儿是天性的关联。’由此可见，以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危难、祸患来临之际，就互相遗弃了；而与天性相关联的，到了危难、祸患来临之际，就能互相结合在一起。互相联结与互相遗弃，两者真是天差地别呀。

    “再说，这里还有君子、小人的区别：君子之间的交往，清淡如水；小人之间的交往，甜蜜得像醇酒一样。君子情怀清淡而能相亲，小人甜言蜜语，关系极易断裂。不是因利益而结合的，就不会因为利益而分离。”

    孔子听了，深受启悟，说：“我诚心地接受你的指导。”

    他漫步安闲地走回去，从此，终止了课业，抛开了书籍，不再要求学生恭敬地礼拜如仪。这样一来，师生之间的感情倒是与日俱增了。

    历史上未必真的就有这番对话。庄子在这里，不过是通过孔子这个“活道具”来讲述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以利相合者，经不起危局困境的考验。这个“利”应该是广义的，不仅包括钱财，也应把一切私人打算，诸如保命、护权，争名、夺位，都统统包括在内。在这种种私利面前，很难设想经得住严峻的考验。

    幼时读《庄子》，接触过“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这句话，好像塾师也讲解过，但过后统统忘记了；直至读了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忽然想到》，才再次与它碰面—文章煞尾处问了一句：“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是呀，“弃赤子”的该是什么人呢？古往今来，着实不少，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汉朝那位开国大皇帝了。刘邦极端自私、残忍，存在着人性、人格方面的缺陷。楚汉战争全面展开后，彭城之役，汉军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尽归覆没，刘邦率数十骑狂奔逃命。他带着一双亲生儿女—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乘坐在驾术高超的夏侯婴的马车上。当时，挽马已经疲惫不堪，后面的敌人又穷追不舍，刘邦察觉到惨遭俘获的危险逼近眼前，于是，想尽办法加快奔逃的速度。车上的物品早已抛个精光，只剩下他和一双儿女三个活人，他却要继续往下精简，便屡次用脚去狠踢两个孩子，非要把他们丢下车去不可。听到两个孩子哀哀啼叫，夏侯婴心里十分酸楚，他不忍心看着两个无辜的孩子丧命，便一次次地把他们从地上抱起。这自然要影响到马车奔跑的速度，刘邦气急败坏，如果不是因为要他驾车，也许一剑就把夏侯婴的脑袋砍下了。其为人之鸷狠，于兹可见。获得统治大权之后的转眼无恩，“藏弓烹狗”，杀尽了功臣、宿将，自然都无足奇怪了。

    三

    《则阳》篇记载：

    魏国与齐国约誓立盟，可是，后来齐国的田侯背叛了盟约，那么，应该如何报复和处置呢？

    魏国朝廷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魏王气势汹汹，怒不可遏，主张派人去刺杀田侯。

    大将公孙衍认为，堂堂万乘之国的君王，竟要用匹夫的手段去报仇，很不光彩；主张带兵二十万，前去攻打齐国。

    可是，谋臣季子（苏秦，字季子）却不同意，说是全国苦于战乱久矣，现在总算休战了，已经七年，应该珍惜这个安居乐业的和平局面。

    大臣华子认为，主张伐齐、反对伐齐的，都是好乱之人。

    魏王问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华子说：“君王寻求虚无之道就是了。”表现出明显的超现实的倾向。

    正在大家争持不下的当儿，由宰相惠施引见，来了一位客人，他是个贤者，名叫戴晋人。

    客人劈头问了一句：“有一种叫作蜗牛的东西，请问君王：您知道吗？”

    魏王说：“知道。”

    客人说：“有一个国家盘踞在蜗牛的左角上，叫作触氏；另一个国家在蜗牛的右角上安营扎寨，叫作蛮氏。这两个国家时常为了争夺土地而打仗，战死的有几万人，胜者追逐败军，要十五天才能回来。”

    魏王越听越纳闷，忍不住问道：“啊？—这是虚构的故事吧？”

    客人说：“我来为您证实这件事。依您推测，四方上下有穷尽吗？”

    魏王说：“没有穷尽。”

    客人说：“当您的心神遨游于茫茫无尽的太空境域之中，再回过头来想想目力可及的人马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就会感到似有若无，微不足道。君王您说，是这个道理吗？”

    魏王说：“是这样。”

    客人说：“在舟车通达的各国之间，有一个魏国，魏国中有一个都城大梁，大梁中有一个国君。那么，国君—您，与蛮氏有什么分别呢？”

    魏王说：“可能没有什么分别。”

    客人告辞出去，魏王怅然若有所失，追逐奔竞之心顿时化为乌有。

    这时，惠子上前求见。

    魏王说：“这位客人，真是了不起，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惠子说：“吹竹管的，声音还很大；吹剑头小孔的，就只有咝咝声了。尧、舜是人们所称赞的，但是，在戴晋人面前谈起尧、舜，就好像那咝咝一声响动啊。”

    这个故事寓意十分深刻。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事物、研究问题、判断形势、实施决策的视角问题，也就是《秋水》篇所讲的“以俗观之”，还是“以道观之”。从中起码可以获得三条启示：

    其一，魏王也好，主战者与非战者也好，都是“以俗观之”，用一副有限的眼光看待问题，就事论事，自然跳不出眼前的小圈子；而戴晋人则是以“游心于无穷”的无限眼光，也就是跳出眼前舟车通达的这块土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界，实现了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的超越。

    其二，故事中，戴晋人只是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而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齐国背盟面前，不是消极地报复或者被动应付，而是反求诸己，励精图治，与民休息，富国强兵，也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扎紧自己的篱笆，使野狗无缝可钻”；守好自己的边境，让敌国无隙可乘。这不是上上之策吗？《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其三，当我们看到小小蜗牛的两只角上，竟有两个国家在那里“争地而战，伏尸数万”，血流漂杵，一定会觉得特别可笑。其实，如果联想一下生活中习常见惯的诸多事情，所谓“螺丝壳里做道场”，难道还少吗？那么，这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这样一首七绝：

    焦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

    焦螟，是古代传说中最小的虫类；蛮、触，是庄子寓言中的蜗牛角上的两个小国；诸天，佛经中语，可以理解为无穷无尽的大宇宙，从这里看人世间，便获取了一个无限的视角。眼前所处的有限天地，同大宇宙相比，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已。诗中讽喻说，人们常常为一些极末微的事情争斗不已，宛如焦螟在蚊巢里杀敌，蛮、触在蜗角中争雄。如果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把这些人和事放在茫茫宇宙里来观察，就会发现，这无异于是在一粒微尘里争强赌胜，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四

    庄子在《徐无鬼》篇，还讲过这样一个讽喻性的故事，主角是徐无鬼和魏武侯。故事分前后两段：

    二人一见面，武侯就慰问徐无鬼说：“哎呀！先生实在是太疲惫了，住在山林里，生活苦不堪言，所以才来见我。”

    徐无鬼说：“我没有什么需要慰问的，我倒是要来慰问君侯。君侯现在面临着两难处境：要是满足嗜欲之好，增长爱憎之情，就将损伤心性；可是，如果摒弃嗜欲，去除好恶，耳目口腹又要受屈了。选择取舍，左右为难，很不容易处置。所以，我特意前来表示慰问。”

    武侯未做回答。

    过了一会儿，徐无鬼说：“现在，我想向君侯谈谈我的相狗术——

    “狗中下品贪食，以饱腹为满足，这种标格类似性贪的狐狸；中品明察，看得高远一些；上品精神寂静专一，好像躯体并不存在一样。

    “不过，我的相狗术，又不如我的相马术。我所察验的马，能够听从驾驭，跑起来，能直，能曲，能方，能圆，直的合于绳，曲的合于钩，方的合于矩，圆的合于规，这是国马。可是，还比不上天下马。天下范围内的好马，具备无须训练的天生材质，若亡若失，好像忘记了自己，像这样的，奔逸绝尘，不知所终。”

    武侯听了，大悦而笑。

    徐无鬼是个隐士，却也愿意陈说政事，原本想要“直奔主题”，可是，刚开了个头，发现魏武侯了无兴致，闷闷不乐，方知他意不在此，只好改换个话题，尝试着用声色狗马来投其所好，通过曲线进入，果然获得了成功。

    于是，在第二次见面时，就开始进入实质性的交谈：

    徐无鬼说：“我又来慰问君侯了。”

    武侯问：“你说什么？—来慰问我？”

    徐无鬼说：“是呀，我要前来慰问你的精神和形体。”

    武侯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徐无鬼说：“天地养育万物是均等的，占据了高位的，不可以自认高人一等，身处卑贱的，也不必觉得矮人三分。你现在身为万乘之主，役使着全国百姓，以满足一己的眼耳口鼻之欲。我想，一个与神明相通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与神明相通的人，总是喜好和谐而厌恶偏私；偏私，这是一种病态，所以需要我的慰问。”

    武侯说：“我很久就想要晋见先生了。”

    在做好上面必要的铺垫之后，接下来，徐无鬼讲了筹思已久、比较成熟的意见：

    “君侯决不要在城楼下面陈列强大的军队，不要在祭坛前面集合大量的步兵与骑兵；不要背理去贪求，不要以巧诈胜人，不要以谋略胜人，不要以征战胜人。像那种屠杀他国人民、并吞他国土地，用以满足自己私欲的战争，又能给君侯带来什么好处呢？有什么胜利之可言呢！君侯不如停下这一切，来修养内心的纯真，顺应天地的自然，而不搅扰他物。”

    五

    庄子讲故事，可谓“顺手牵羊”，触笔生妙。有生命的动物，像那龟呀、鸟呀，自然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甚至连那颠倒迷离的梦境、人们毫不在意的影子，同样也能拉过来，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寓意。他的惯用手法，是把深邃的思想蕴涵灌注到寓言故事的讲述中去，使你不经意间，就从轻松自如的谈笑中接受了他的观点。

    他在《外物》篇讲过一个“神龟托梦”的故事：

    宋国国君半夜梦见有人披头散发，在侧门边窥视，并且说：

    “我来自名为宰路的深渊，清江之神派我到河伯那里去，结果被渔夫余且捕捉住了。”

    国君醒来，找来卜者为他占梦。

    卜者说：“这是一只神龟。”

    国君问：“渔夫有叫余且的吗？”

    左右的人答说：“有。”

    国君说：“命令余且前来朝见。”

    第二天，余且来到朝廷。

    国君问他：“你捕到了什么？”

    余且说：“我网住了一只白龟，周圆有五尺长。”

    国君说：“把你的龟献上来！”

    白龟献上，国君又想杀它，又想养它，拿不定主意。于是，叫卜者占卜。

    卜者说：“杀掉白龟，用来占卜，吉利。”

    于是，就把龟挖去了肉，留下龟甲，用来占卜，接连七十二次都没有失误。

    孔子说：“神龟能够托梦给君王，却不能避开余且的渔网；它的智巧能够占卜七十二次都没有失误，却不能避开挖肉的祸患。这样看来，智巧有穷尽之时，神妙有不及之处。即使有最高的智巧，也还需要有万人帮助谋划。鱼不害怕渔网而害怕鹈鹕；摒弃小智巧，大智巧就显露出来；摒弃自以为善，则善行自然露出。”

    这个故事，寓意很深，道理也讲得非常透彻，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多方面的启示：

    比如，智巧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有其鲜明的局限性。智虑、巧思、谋划，再高超，再周严，也总有它照覆不到的地方，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才有所不赡，智有所不及”，最后仍然不能免于祸患。那么，怎么办呢？还是应该“离圣弃智”，随顺自然，抛开小聪明，臻于大境界。

    与此相关联，我们还能从中领悟到“虽有至智，万人谋之”的道理。这则寓言故事，可为自恃聪明、盲目自信、固持一己之偏者戒。

    寓言中还讲述了小智与大智的区别。何为大智？超越于智识层面的有限性，而达于“道”的无限性之谓也。

    庄子讲故事，像摇动万花筒一般，真是奇观迭现，妙绪层出不穷，亏得他能够想象得出来！

    下面，就看看《寓言》篇中讲的“罔两问景（影）”：

    影外微影（罔两）向影子（景）发问：“刚才你俯身下去，现在又仰起头来；刚才你束发整妆，现在又披头散发；刚才你扑在地下，现在又悄然起立；刚才你抬腿走动，现在又止步不前—这么变幻不断，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影子说：“区区小事，何劳问询呢！我虽然在那里活动，却并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像蝉脱下的壳吗？我像蛇蜕下的皮吗？像，却又不是。遇上火亮和阳光，我就出现了；遇上阴影和暗夜，就会消失掉。我时时在疑问：烛火和阳光，是我所要依恃的吗？或者，我竟是无所依恃的呢？它来，我便随之而来；它去，我便随之而去；它活动不停，我便也随之活动不停—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活动罢了，又有什么好问的呢？”

    影子完全处于被支配的状态，就是说，它是“有所待而然”。影子离不开形体，又离不开阳光与火亮。世间有些人也是这样，看着整天忙忙碌碌，奔走不停，却是随人“步亦步，趋亦趋”，自己毫无主动选择的自由。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咏箸》诗，说的也是类似情况：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

    箸就是筷子。它的典型特征是，尽管一辈子都浸在酸咸之中，却并不知味。诗人借助筷子席间忙碌不停，最终却尽饱他人口腹的现象，来讥讽那些随人俯仰，自己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的可怜虫。

    诗中形容筷子的动作，用了“攫取”二字，这又与影子的纯然被动有所不同。人世间，确有一类人，虽然也是受人支使，但是恣意掠取，倚势凌人，直至“为虎作伥”，成为“帮凶角色”，就更是为人所不齿了。

    六

    庄子在《应帝王》篇，还讲过一个“浑沌”的故事：

    从前，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有这么三个帝王：南海的帝王名字叫倏，北海的帝王名字叫忽，中央的帝王称为浑沌。

    南北两方距离太远，这样，他们每次聚会，便都选在浑沌所在的中央地带。这位中央的帝王，待他们都非常好，热情、和善，又特别周到。他们心存感激，总想着怎样报答一番浑沌的美意。

    他们商量说：“人人都有七窍—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一张嘴巴，用来观看、听闻、饮食、呼吸；唯独浑沌什么也没有。我们得试着为他凿开。”

    于是，他们就动起手来，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首先开凿眼睛，然后开凿耳朵，再继续开凿鼻孔，开凿嘴巴。

    他们边凿边说：“这回就好了，他就能和我们一样，看美景，听乐曲，享受口腹之欲了。”谁知，话还没有落音，就发现浑沌已经呜呼哀哉了。

    这里所喻指的是，有为的政治会给民众带来意想不到的灾害。

    “浑沌”象征质朴、纯真、毫无机心的普通民众。掌政的人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举措，有的也可能出自善意，但是，纷纭、烦重的政举，却造成民不堪命，最后置于死地的后果。我们还可以引申一下，像当代学者韩秉方所分析的：这个寓言象征着人类社会原始自然状态遭到破坏，人们本来过着的自在安适的生活，已不复存在。我国由于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侵伐并吞，战祸连绵不断，人民痛苦不堪。而诸子百家为了争宠于国君，将原本天人合一、混元一体的大道，分割支离，变为一是之偏、一己之见。天与人，无为与有为，自由与必然，相互对立，以至“浑沌死”，“道术亡”。这是对每况愈下的动乱社会的强烈抗议，对有为着迹的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力批判。

    与此相接近，庄子在《至乐》篇，托孔子之口，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寓意也十分深刻：

    从前，有一只海鸟停留在鲁国国都的郊外，鲁侯感到很新奇，就让人把它捕捉住、送过来，并且以接待贵宾的礼仪迎候它—在太庙里给它敬酒，演奏《九韶》的音乐，使它愉悦心神，宰杀了牛、羊、猪三牲作为它的食物。结果是，海鸟被弄得眼花缭乱，目眩神迷，忧虑悲伤，身心劳瘁，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酒也不敢喝，三天过去，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海鸟之喻”，在《国语·鲁语》和《左传》中都曾有过记载，原本讲鲁国老臣臧文仲派人去祭祀爰居（海鸟），这里将臧文仲换成了鲁侯，并加以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国语》中是展禽（即柳下惠）对此提出批评；这里则搬出权威人士孔夫子来，由他来进行既剀切、精当，又鲜明、生动的“点评”。意在阐明，“以鸟养养鸟”，即按照海鸟生活所需要的方式去饲养它，才合于治道，合于天然，合乎自然本性。

    鲁侯一片诚心，只是他太不明智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而不是按照养鸟的方法来养鸟。如果是按照养鸟的方式来养，那就应该让它栖息在深林里，漫游在海滨沙滩上，漂浮在江湖河海之中，随时随地，都能捕捉到小鱼小虾，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鸟类最怕听到人的声音。你应该知道，它和人不一样，并没有音乐的细胞。如果在洞庭之野，演奏《咸池》、《九韶》的音乐，禽鸟听了会远走高飞，野兽听了会惊骇逃窜，游鱼听了会沉入水底；可是，行人若是听到，却会立刻围拢过来，快意欣赏。鱼在水里才能生存，人在水里就会淹死。人和鱼的禀性各异，因而，好恶也就迥然不同了。

    七

    也是在《应帝王》篇，庄子讲了一个“神巫”的故事：

    郑国有个“神巫”名叫季咸，他能通过相面，预知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具体卜算出某年、某月、某日，准确如神。致使许多郑国人，看到他，都纷纷走避，生怕被他言中。

    列子见到他，非常崇拜，赶忙回去告诉他的老师壶子，说：“原先我以为，先生的道术是最高深的，现在，又发现一个比先生还了不起的人物。”

    壶子说：“我教你的只是名相，真实的道理还未讲述给你，你就以为得道了吗？只有雌鸟而没有雄鸟，那样产出的卵怎能孵化呢？你用表面的虚文与世人周旋，而求人家信任，所以被人窥测到你的心思。这样吧，你把这位先生请过来，让他给我看看相。”

    第二天，列子带领季咸来见壶子。见过面，出来后，季咸告诉列子：“你的老师快要死了，不能活了，过不了十天。我看他神色有异，面如湿灰。”

    列子听了，哭得衣服都湿了，回来把这个信息告诉壶子。

    壶子说：“刚才我显现给他的，是静态的地象，不动又不止，他看到我闭塞生机。你再请他来看看。”

    第二天，列子又邀季咸来见壶子。季咸出来，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幸亏遇见了我，有救了，全然恢复了生气。我看到他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了。”

    列子进去，告诉了壶子。

    壶子说：“刚才我显示给他的是天地相通之象，名和实都不存于心，一线生机从脚跟发出。他大概是看到我生机发动了。再请他来看看。”

    第二天，列子又邀季咸来，见过壶子后，季咸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动静不定，我无法为他看相。等他平静下来，我再来给他相面。”

    列子进屋，把这番话转告壶子。

    壶子说：“我刚才显示给他的，是没有朕兆可见的太虚境界。他大概是看到我神情平衡的生机了。鲸鱼盘旋之处形成深渊，止水之处形成深渊，流水之处形成深渊。深渊有九种情况，我在这里显示了三种。再请他来看看。”

    第二天，季咸来见，还没站定，就慌忙逃走了。

    壶子说：“快去追他。”

    列子追出去，已经逃得不见踪影了。

    壶子说：“刚才我显示的是完全不离本源的状态，我以空虚之心随顺他，使他捉摸不定，如草随风披靡，如水随波逐流，他不知所措，所以就逃走了。”

    经过这次，列子才明白自己原本什么也没学会，于是，告辞回家，三年不外出，替他妻子做饭，喂猪就像侍候人一样，对于世间事物毫不在意，抛弃雕琢而回归朴素，超然独立于尘世之外，在纷扰的人间世守住本性，终身如此。

    对于这则故事，可以做多层次的解读——

    从壶子与神巫季咸斗智、斗法的角度看，季咸智能高超，能够通过相面，预测人之吉凶、福祸，自以为天下无匹；没想到遇见了技高一筹的壶子，“强中更有强中手”。壶子通过调神理气，不断变换自己的功能状态，以迷惑对方，使之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神巫只好败下阵来，悄悄溜走。

    从政治观、社会观的角度来理解，庄子通过壶子与神巫的故事，倡导无为，而批判有为。—寓言的中心思想，是应时处世应该深藏若虚，一个“藏”字，一个“虚”字。推之于为政，就要藏锋敛势，守素抱朴，虚己无为。神巫之得与失，都源于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从而让对方得而测之，意向被人猜透了，人家便找到了对策；而壶子的虚静无为，则无所表现，即使表现，也是不断地变换招法与之周旋，这就使得对方神情淆乱，不知就里，无从得而测之。

    从悟道的角度理解，壶子应付季咸，成竹在胸，四见而四变，外貌与神情可作千形百态，而内在的真我却岿然不动，安稳如山。

    列子对自己误信巫师小术，未能明于大道，感到愧怍，从中悟解了顺应自然，养性葆真，不依凭外在力量的道理。

    在今天看来，这则故事对于破除迷信，提倡科学，也有一定的作用。

    八

    与上述悠悠絮语、娓娓道来形成鲜明的对照，还有一类寓言故事，谿刻、尖锐，无论是语气还是内容，都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堪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比如，《外物》篇讲儒者盗墓的故事：

    一个夜黑天，两个穿戴着儒冠儒服的一大一小的读书人，蹑手蹑脚，悄没声地来到荒郊野外，摸索到一处刚刚埋葬不久的有钱人墓地。他们听说，这个有钱人生前虽然极端吝啬，但死后陪葬品颇多，珠玉财宝无数，光是嘴里含的珠子，就价值千金。因此，他们就动了掘坟盗墓的念头。

    但是，儒者盗墓，不同于那些专事掘坟盗宝的惯贼，他们毕竟是饱读诗书、晓畅周礼的，尽管攫取财物的目的并无二致，但在形式上、手法上，应该注重斯文，有所讲究。

    只见二人肃立坟前，口中咕哝了几句圣贤的教义，然后，又躬身作了长揖。这也就是所谓“先礼后兵”吧。尔后，两人便动手挖掘起来。

    掘了一阵，坟墓的洞门终于凿通了。小儒身材矮小，首先爬了进去。大儒在外面望风，打探四周的动静。这时，他用衣袖擦了擦汗水，顺便看了看天色，急着问道：“太阳快要出来了，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小儒在里面回答：“长裙和上衣还没有脱下。哎，我看到了，嘴里含着的那颗大珠子！”

    大儒说：“书卷果不欺人呀！《诗经》上早就写着：‘青青的麦穗呀，漫山坡上平铺。生前不布施呀，死后何必含珠！’你要加倍仔细，先抓起他的头发，再按住他的胡须，然后用小铁锤轻轻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扒开他的两颊，小心谨慎，一定不要碰坏了口里的珠子。”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描形拟态，形象逼真，人物对话，惟妙惟肖。对于有些儒生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虚伪面孔和卑劣行径，极尽讽刺之能事。

    至于在故事中专门安排儒生做盗墓贼，在庄子那里，亦有深意存焉—儒者依靠捃摘古人的《诗》、《书》打发日子，摆出一副雍容礼让的仪态来装点门面。他们饱谙先王之道，张口“子曰”，闭口“诗云”，言必称圣经贤传，却口是心非，干着“以诗、礼发冢”这类见不得人的勾当。

    说到“儒以诗、礼发冢”，唐初道士、御赐“西华法师”的成玄英作“疏”如下：“是以田恒资仁义以窃齐，儒生诵诗礼以发冢，由是观之，圣迹不足赖。”这里把发动政变、窃夺齐国政权的的田恒（田成子）和鲁国的儒生捆在了一起来谈，实属触笔成妙，二者确有共通之处。

    接着田成子这个话题，我们来看《胠箧》篇中的一则有事有论、叙议结合的故事：

    为了防范那些撬箱子、掏袋子、开柜子的毛贼，人们总是绑牢绳索、扣紧锁钮。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小聪明。殊不知，大盗一来，抬起柜子，搬起箱子，背起袋子，拔腿就跑，唯恐绳索不结实、锁钮不牢固。显然，这种世俗的小聪明，正是为江洋大盗做着聚敛财富的准备。

    让我们来试作申论：世俗所谓的智者，哪个不是为大盗积累财物的呢？所谓的圣者，哪个不是为大盗守护财物的呢？为什么这样说？且看：从前在齐国，邻近的村落，彼此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方圆两千余里，都是齐国人民捕鱼射猎、犁锄耕耘的地方。全国四境之内，用心设立宗庙社稷、管理各级行政区域的，何尝不是取法于圣人呢？但是，田成子一旦得势，便杀掉了齐国的君主，窃夺了他的国家。难道他所盗取的只是国家权力吗？他把整个齐国圣智的礼制、法度都一起盗取过去。这样一来，田成子虽有盗贼的恶名，却处在一个像尧舜那样安稳的环境，小国不敢批评他，大国不敢讨伐他，子孙十二代都稳固地擅据齐国。这不正是窃夺了国家，又连圣智的礼制、法度一起拿走，从而维护其窃国之行、盗贼之身吗！

    被鲁迅先生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晚唐诗人罗隐的讽刺小品，在《谗书·英雄之言》中：对这类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他说，物品的隐藏不露，是为了防备盗贼。人也是一样，盗贼也是人，同样要设法隐藏，同样要戴帽穿靴，同样要穿着衣服。“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就是说，“盗亦有道”，总要找个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借口，为之辩护，为之粉饰。

    九

    这些故事，运用的都是讽刺手法。类似的还有《盗跖》篇满苟得对于儒家伦常、义理的批判：

    子张问于满苟得，说：“为什么不进行品德修养呢？须知，没有德行就不被信赖，不被信赖就不受任用，不受任用就没有利禄。所以，从名来考虑，由利来计算，行仁义都是很要紧的。即便是抛弃名利不谈，纯然出自内心反省，那么，读书人的行为，也不能一天不行仁义啊！”

    满苟得说：“无耻的人富有，自夸的人显达。获得名利最多的人，几乎全是借助于无耻与自夸。所以，从名来考虑，由利来计算，自夸都是最要紧的。……现在是小盗被拘捕，大盗做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齐桓公杀兄纳嫂，而名臣管仲却做他的臣子；田成子杀了君王窃夺了国家，孔夫子却接受他的赏赐。论议的时候表示轻视，而实际做起来却甘心顺从，言行不一，冲突、交战于胸中，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古书上说：‘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这和后来说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同义。）

    子张说：“你不修养德行，将会亲疏之间没有伦常，贵贱之间没有规矩，长幼之间没有次序。那么，五伦、六纪又要如何区别呢？”

    满苟得说：“帝尧杀害长子，帝舜放逐胞弟，亲疏之间有伦常吗？商汤流放夏桀，武王杀了纣王，贵贱之间有规矩吗？王季僭越王位，周公杀了哥哥，长幼之间有次序吗？儒者言辞虚伪，墨者主张兼爱，五伦、六纪有区别吗？并且，你正在求名，我正在逐利。名利的实质，是不合乎常理，也不见于大道的。我曾与你在无约面前争论说：‘小人为财牺牲，君子为名牺牲。他们用以改变真情、更易本性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离弃自我而追逐外物的实质却是一样的。’

    “所以说，不要从事小人所追逐的，要反求你自己的本性；不要从事君子所追逐的，要顺从自然的道理。是曲是直，要听任自然；观照四方，应随时而变。或是或非，掌握循环变化的枢纽；独自修炼你的意念，与大道一起进退。不要执着于德行，不要推行你的仁义，否则，将会失去自我；不要追逐财富，不要企求成功，那将丧失天性。王子比干被剖心，伍子胥遭到挖眼，这是尽忠的灾难；直躬证实父亲偷羊，尾生践约抱柱而死，这是守信的祸患；鲍子立而绝食，枯干以死，申生不为自己辩护，自缢身亡，这是廉贞的过错；孔子未能替母亲送终，匡子未能与父亲见面，这是行义的缺失。这些都是前代的传闻、后世的谈资，认为读书人必须言必正而行必果，以致获取灾殃，遭到祸患。”

    在这篇对话里，通过满苟得之口，对于儒家的仁义道德、孝悌忠信、伦理纲常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与批判。子张是孔门高弟，他的言论自然代表儒家思想；而满苟得的说法，则和盗跖相似，有些观点符合道家的基本立场。

    十

    如何对待生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课题。庄子自然有他的独到见解，但他不是以议论出之，而是通过寓言故事来表述。

    他在《达生》篇讲了这样一件事：

    祭祀官穿着黑色礼服，来到猪圈，对着待宰的猪猡说：

    “看得出来，你是很怕死的。我就不明白，那有什么可怕的呢？你看，我花了三个月功夫喂养你，然后，守戒七天，行斋三天，再来送你到应该去的场所，做祭祀鬼神的供品—要用白茅草做席位，把你的双肩双臀放在雕满纹饰的供桌上。你看这该多么风光荣耀啊！你怎么还不愿意呢？”

    这里提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什么叫生命价值？要什么样的生命价值？怎么看风光荣耀？

    如果设身处地，真的是从猪的立场上来想问题，也就是替猪着想的话，那么，什么“白茅席位”、“雕花供桌”，还真不如饲以糟糠，让它安安稳稳、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猪圈里。可是，若是为自己打算，也就是在那个祭祀官看来，由于名利欲、虚荣心作怪，就会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够享受富贵尊荣，死后能获得尊严、获得厚葬—装在采饰的棺材里，放在雕满花纹的灵车上，那样真是风光无限。为猪着想，会抛弃白茅、雕俎；而从人的角度着想，则贪恋轩冕灵车。说到家，就是满足一己的欲望。一个要安稳地活着，一个主张风光地死去，各有所求。从这个视角来看，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在庄子看来，生命应以自然的方式存在，既不伪饰、造作，更不逐求身外之物，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维护生命本色。可是，世人由于观念里附加上了种种社会意识，诸如伦理观、名利欲、虚荣心等等世俗的挂碍、功利的束缚，这样，就“以物易其性”，导致人性的异化。

    汉武帝时有个主父偃，少时研习纵横之术，但一直穷困潦倒，四处碰壁；后来投靠权贵，晋身朝廷，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青云独步，飞黄腾达，于是，疯狂敛财，贪得无厌。他的一位老朋友看不惯，便点拨他：“你这么肆无忌惮地弄权，就不怕丢了性命吗？”主父偃的答复是：“大丈夫生不得五鼎食，死亦当五鼎烹！”

    这里可做两种解释：一是，如果不能荣华显贵地活一回，过上钟鸣鼎食的风光日子，那就在死的时候，轰轰烈烈地闹一场，否则，也太没有意思了。后人还有类似的说法：“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二是，只要生时能尽情享受，即便最后鼎烹而死，也算值得。正读也罢，侧读也罢，反正主父偃的下场极为悲惨，不仅本人被杀头了，连亲族也都受到了株连。司马迁在其传后，更进一步申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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