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使用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用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

    专门使用加法的，具体一点说，是哪些人呢？一般认为，宗儒、崇儒者居多，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为证—“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有的也可能想到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实现一种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借用天文学的名词，叫做释放“正能量”，这类人物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不属于我所说的做加法的典型。

    我所说的那种人，其典型特征，是个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按照这个标尺来衡量，我们会立刻想到两个封建帝王：一个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个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

    说来，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振长策而御宇内”，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和死神沾边；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指挥那声威赫赫、列阵堂堂的千军万马。难为他，想象力竟然那样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宋代诗人陆游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诗：“利欲驱人万火牛。”说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人就像有万条“火牛”在屁股后面顶撞着，疯狂地奔逐，拼命地追赶，什么饥寒劳累，崎岖险阻，万夫当关，刀山火海，都视若无物；哪怕是破头流血，甚至拼上一条命，也全不在乎。其顽强意志、拼搏精神、闯关的劲头，可说是“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遇到失望以至濒于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结局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手中拎着一条亮铮铮的锁链，准备伺机把他领走。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命运缴械投降，最后满怀怅恨地辞别人世。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其实，这也是常识以内人们所熟知的“性命之理”。可是，对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绝对法律”或者“性命之理”，成吉思汗却从来不予承认，他自视为“长生天”的天神，冀望于规律之外的“例外”。当然，面对日渐衰弱的身躯，他还是觉察到了死神的套杆正在头顶上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已。他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长生幻想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结果，直至弥留之际，仍然带着无限的依恋，不无伤感地说：“朕之子孙后代，将衣金衣，就美食，跨宝马雕鞍，拥绝色美妇。然而，彼等将不记忆，此等荣华富贵所赖何人而有之也！”波斯国王契克西斯率领百万大军远征归来，望着如狼似虎的军队，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想到，这支坚不可摧的帝国大军，一百年后，一个人都不会存在了。所以，悲从中来，哭得跟孩子一样。

    “功成身退”，原本是自然界的极为普遍、极为正常的现象。日月经天，昼出夜没，寒来暑往，秋去冬来，都是在时序交接中悄然退去，毫无恋栈、迟回之态；草木花卉，鸟兽虫鱼，在完结了生存使命之后，也都是默默无言地殒落了、消逝了，了无留意。唯有人，对于死，心有不甘，永远想在不可能把握中冀求把握，不可能永久占有中贪图占有。唯有人，贪心无厌，欲海茫茫，“人有牧羊而寝者，因羊而念马，因马而念车，因车而念盖，遂梦曲盖鼓吹，身为王公”（注：苏轼：《梦斋铭序》。）。

    至于声威赫赫、势焰熏天的大人物，就更不用说了，活着要成为“长明的灯盏”，“翘辫子”了，也要做“不坏的金身”。即使从理性上承认死亡的必至性，但当死亡真的临头时，仍会感到无边的失落。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作“死不起”。而且，生前拥有的越多，死的时候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拿破仑同样也是“死不起”的，因为他拥有一般人所追求的一切一切，什么荣耀、权力、地位、财富、金冠、美女，他都应有尽有。不同的是，他比前两个霸主稍微地清醒一些，他曾坦率地承认：“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

    看到这里，有人会得出结论，原来专做加法的都是那些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倒也未必。说一个平民的故事：

    “世界七大奇迹”中，有一座阿苔密斯月亮女神庙（《圣经》上译为亚底米神庙），地处小亚细亚的埃弗兹。神庙建于公元前560年，以结构复杂、规模宏伟、设计精妙著称于世。当时有个叫埃罗斯特拉特的人，处心积虑，想要扬名天下，震烁古今，于是在公元前356年7月22日晚上，潜入神庙，放火把它烧毁了。审判官了解纵火犯的作案动机，便在处以极刑的同时，下令：“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不许提到他的名字”，“他不是为了出名吗？那就坚决不让他的名字传播开去！有谁违反了这个决定，也将把他判处死刑。”不过，决定归决定，最终，“埃罗斯特拉特”这个名字还是传播了开来—人们把它作为“疯子”的同义词。

    为了出名，竟然以生命为代价；归根结底，还是欲望在作祟。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欲望是产生痛苦的根源，痛苦是生命死亡之前的全部内容；但人类的可悲，正在于总是任凭欲望的无限增长，将人置于万物之首，贪婪地抢夺物质以满足自身肉体的欲望。而人类文明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多地占有他人财物，因而不断地开发人类的“聪明才智”，向外，表现为对大自然的无穷探索与征服、利用；向内，则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争夺。

    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期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

    而终身都在应用减法，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最典型的就是庄子了。作为战国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就是说，并非他不见容于社会，为现实所抛弃，而是他不肯接受那个社会，主动放弃出人头地的机会。要说退避，这是真正的退避；要说减法，这是真正的减法。

    诚然，这种生存方式，原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它的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由解放，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的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皈依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诚然，就庄子自身来说，他的应用减法，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上流社会，后来主动抽身、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依凭，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在中国古代，“士之失仕，犹农之失耕”，庄子家庭原本就十分拮据，主动辞去漆园吏职以后，没有了俸禄，固定的“岁入”就完全断绝了。他栖身于偏僻、狭窄的里巷，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来谋生糊口。从前，人们一说到困穷，就会搬出孔门高弟颜回的例子，孔子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现在看来，庄子的困穷程度，较之颜子，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是因人而异的。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

    一是，迥异于浮世常情。在《至乐》篇，庄子曾发出疑问：

    天下有没有至极的欢乐呢？有没有足以养活身家性命的方法呢？如果有，应当做些什么，依据什么，回避什么，留意什么，从就什么，舍去什么，喜欢什么，嫌恶什么？现在，人们所尊重的，无过于富足、显贵、长寿、善名；所乐者，无过于安逸、美味、华服、艳色、雅音；所厌弃的，是贫穷、卑贱、夭折、恶名；所苦恼的，是得不到安逸享受，吃不得美味佳肴，穿不上华丽衣服，见不到娇姿艳色，听不到悦耳音声—失去这些感官享受，就大为忧惧。以此为标准，来满足形体需要，岂不是太愚昧了吗？

    庄子说明，常人以为苦的，他并不看作是苦；而世俗以为快乐、幸福的，诸如物质的充盈、欲望的满足、官能的享受等等，他却视之为身外的负担，人生的重累，性命的桎梏，只会导致人性的异化、本根的丧失。

    二是，“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如果说“天下真有至乐”，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惧无虑。可是，“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三是，在庄子看来，苦乐都不是在物质层面上；苦也好，乐也好，都来源于精神。一个人只有精神解放、心灵自由、意态放达、了无拘牵，才谈得上快活、适意；反之，心灵的拘禁、精神的闭锁、身心的扭曲、人性的“异化”，都是最大的苦恼。

    四是，以超然态度看待苦乐，做到“苦乐不入于心”。他从认识并承认人类的有限性出发，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转换心态，化苦为乐；做到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胸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心境悠然。

    二

    庄子运用减法，从行为层面进入深藏于精神本体的内在追求与价值取向，表现为一种深积淀、多层次的思想境界：

    ——自甘清苦，不慕荣利，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这些行为上的、外在方面的减法，属于栖身遁迹的隐士层面。这对世俗常人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坚持的了。

    ——为了达到以自我为主体的逍遥境界，他强调必须超越“人为物役”、“以身殉物”的“异化”现实；不能满足于远离权势、名利等外在事物的诱惑，还须自觉地摆脱内在的种种束缚。这个层面就更深入了一步。诚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有内在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有了后者之母就可以有前者之子。

    ——而要实现内在精神本体的超越，庄子提出，就要“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注：《庚桑楚》。）大意是，必须毁弃意念的悖乱，解开心志的束缚，祛除对于德的拖累，疏通大道的阻塞。这就要摆脱尊贵、富有、显赫、威严、声名、利禄这些可以迷情惑志的外在欲求；去掉容貌、举止、面色、情理、血气、意念这些束缚心性的东西；限制厌恶、爱好、喜悦、愤怒、悲哀、欢乐这些能够累害德行的情感、情绪、情志；戒除去职、就任、取得、给予、智巧、才能等有可能阻塞大道畅行的行为、意向。

    ——强调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结止、不要。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庄子曾慨乎其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注：《齐物论》。）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穷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少读苏诗，看到“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心头陡地一震。坡公这里用了《后汉书》中马援兄弟的典故。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祝会上，对下属说：

    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短毂）车，御款段（缓步）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飞鸟堕落状态）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起码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由于受到诬陷，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以至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徐无鬼》篇讲了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

    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齐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

    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唉，不能以骄傲的态度对待人啊！”

    颜不疑回去就拜董梧为师，去掉骄纵习气，摒弃享乐，谢绝荣华。三年之后，获得了国人的赞誉。

    准此意向，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咏蛩（蟋蟀）》诗：

    壁下秋虫语，一蛩鸣独雄。自然遭迹捕，窘束入雕笼。

    夜幕降临，墙根处秋虫乱语，其中一只叫得特别凶，其自鸣得意、趾高气扬之态，宛然可见。结果被人们按迹捕获，投入雕笼之中，现出一副惶束、颓靡的窘态，再无半点生气了。这同被捕前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中形象生动，构思奇巧，而且寓意深刻，颇有警世作用。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实施自身保护的策略。《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注：引自钱锺书：《管锥编》。）。

    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为此，庄子主张：处兹乱世，应该“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意为隐居）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不随波逐流），是陆沉（虽在陆地，却有如沉于水中，比喻隐居而不离开世间）者也”（注：《则阳》。）。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像是无知的婴儿一样；真正做到“行贤而去自贤之行”，“恬淡寂漠，虚无无为”。这样，就符合“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了—天地覆载万物，生养群伦，从来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注：《徐无鬼》。）。

    由此，想到了孔子对于卫国贤大夫甯武子的评论：“甯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在国家太平时节，甯武子便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当天下大乱之时，他就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在一旁装傻子。他的智能，我们是容易学得到的，可是，那种韬光养晦的人生智慧，就很难达到了。

    ——坚守做人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始终保持低调。庄子在《让王》篇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他的价值取向、处事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悦）的隐士，隐藏在民间，以屠羊为业，因而人们都称他为“屠羊说”。

    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着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了好多实际困难。待到楚国复国，昭王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可是，屠羊说却说：“君主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着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

    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

    昭王听了大臣报告，便要亲自接见他。信息传来，屠羊说不是受宠若惊，而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君主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君主、护卫君主的。现在，君主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

    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差事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此予以激赏，在给他的胞弟曾国荃的生日赠诗中，写道：

    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最高明的还是那个屠羊说，所以应该低头礼拜，奉他为师。

    ——善用减法，符合“为道”的准则。“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注：《知北游》。）。为道不同于为学，为学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增长知识、经验，需要逐日积累，不断地增添，这是做加法；为道是一个逐步减损的过程，悬置定见，破除我执，化解知识，去掉贪欲，则要讲究做减法，消减种种生理的欲望、心理的情绪、意念的造作，最后达致“虚一而静”，这应该是最高的境界。

    三

    戒贪、戒得、戒欲的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总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注：《老子》四十六章。）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

    可是，实际情况恰恰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餍，欲壑难填。

    林语堂先生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人要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爷说：“如果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阎王爷问。

    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姣艳的婢妾，她们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

    阎王爷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让你去了！”

    清代乾隆年间，坊间刊刻一部《解人颐》的读物，里面有这样一首俚诗，同样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这种情态：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看来，知足知止，说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正如《红楼梦》里跛足道人所吟唱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看到世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写了一篇警世寓言《蝂传》：

    蝂是一种善于背负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一遇到东西就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上去。背上东西越来越重，虽然弄得非常疲劳，还是不肯罢休。它的背很粗涩，因此，积聚的东西不易散落。这样背下去，终于跌倒地上无法起来。有的人可怜它，替它拿掉背负的东西；但它只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还喜欢爬高，哪怕用尽了力气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为止。

    接下来，作者评论说：

    现在社会上贪取的人，一遇到财物就不肯放过，拿来增加他的家产，不知道这样做会成为自己的负担，总是只怕财物积聚的不多。等到他稍有疏忽而跌倒了，就会罢官、降职、远谪，这已经够困苦的了；但他只要能东山再起，便又克制不住，天天想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多自己的俸禄，变本加厉地贪取财物，以至于临近倾危跌落的边缘。他即使看到前面有人贪财丧命，也不知警戒。这种人，虽然他的形体比蝂高大，名称也叫作“人”，但他的智慧却跟小虫一样。这也够可悲的了。

    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最像神。”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座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答记者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一种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其实，这个真理性的认识，早在两千三百年前，《庄子·逍遥游》中就讲过了：“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就在庄子坐在乡下一间简陋的茅屋里，发表这番宏论的同时，那个小于他十几岁、号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西方大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正在领兵从埃及出发，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展开浩浩荡荡的东征，追逐着他的征服全世界的狂想。这天，他在路边意外地发现，一个人不停地在原地跺脚。对这一举动，他感到很奇怪，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哲人。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民间流传的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禅讲究“放下”。何为“放下”？就是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不能贪得无厌，像小虫蝂那样，见到什么东西都要攫取过来，驮在背上。“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注：苏轼：《宝绘堂记》。）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故事梗概是，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小夫妻便筹划着这笔钱如何使用。最先闯进妻子意念的仍然是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庄子的做减法，绝不仅仅是着眼于是否需要问题，根本出发点是“虚而待物”，悟道存真，关键体现在一个“忘”字上。著名学者牟宗三先生有言：“道家智慧是‘忘’的智慧。”这里的“忘”，兼有解脱、化解、消减、摒弃的多重含义。

    《大宗师》篇有一句名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又说：“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涸辙之鲋”，彼此靠着吞吐口水，相濡相嘘，根本不可能做到相忘；只有置身于江河湖海的广阔天地，鱼才能达到相忘境界。同样，人优游于浩瀚无涯的大道之中，就能相互忘记，逍遥自适；而当遭遇道术沦丧时，情况就不同了，人人自危，难于相处，必然斤斤计较，磕磕碰碰，麻烦不断。

    忘，不仅在己，而且在人。日常生活中，备受关注，是人所普遍向往的；可是，吊诡的是，人恰恰是在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注”中，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主动。试看那些“名人”、“名家”，哪个不是这样？反之，处于“天放”状态，处在畅怀适意、悠哉游哉、浑然相忘的状态下，倒是可以得遂性命之情，感受到自由放任，天趣盎然。

    在悟道过程中，人的心灵就更容易获得一些天启，解识某种天机。所以，庄子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嗜好和欲望太深太重的人，他的心智必然被堵塞得严严实实，那样，天然的人生领悟力就必然很浅了。民间有“火要空心，人要虚心”的格言：生火时，不能把炉膛里的柴禾填得过满，否则，火就烧不旺了；做人也是如此，《人间世》篇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说法：心灵不能堵塞得太满，必须扫除一空，才能透亮、发光。只有清空虚静的心（室），净除任何尘滓杂念，才能悟出大道（白），生出智慧，进入清澈澄明的境界。

    关于“忘”的功夫，庄子强调，要通过“三外（忘掉、遗弃）”的路径，达致“三无”的境界。在《大宗师》篇，他借得道者女偊之口，讲述了学道、体道的过程。前三步都是“外”：“三日而后能外天下（遗忘世故，放弃对外界的关注）”，“七日而后能外物（忘掉万物，包括功名利禄，卸掉各种包袱，做到‘不为物役’）”，“九日而后能外生（把生死置之度外，心境澄明洞澈）”，这与《知北游》篇所讲的“吾身非吾有也”遥相呼应，高度一致。这样，就可望成为“至人、神人、圣人”，达致“无己、无功、无名”（注：《逍遥游》。）的境界。它的标志，是去除自我中心，摒弃为名缰利锁所束缚的小我，让自己的精神穿透形骸，实现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达生》篇还讲了梓庆“削木为”的故事：

    梓庆做成了一个野兽形状的钟架，人们见了都惊为鬼斧神工。

    鲁侯问他：“你是靠什么秘诀做成的？”

    梓庆说：“我是一个工人，哪里有什么秘诀？虽然这样，我还是有一点可以说道的。我在准备做钟架之前，向来不敢耗损气力，一定要靠斋戒来平定内心。斋戒三天，不敢存想奖赏爵禄；斋戒五天，不敢存想毁誉巧拙；斋戒七天，往往忘记自己还有身体四肢。这个时候，不再想到是为朝廷做事，只专注于技巧，而让外来的顾虑消失；然后，深入山林，察看树木的自然本性，遇到形态躯干适当的，好像看到现成的钟架，这才动手加工；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什么都不做。”

    这里的准备工作，分忘利、忘名、忘身三个阶段；然后再以虚静之心，观察树木的天性；进而看出哪种树木即是未来的钟架。这样，再动工制作，就巧夺天工了。

    禅宗有两首著名的佛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朝朝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神秀和尚的偈子，将身心比作菩提树、明镜台，看来，仍然有所执着，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而六祖惠能的偈子，则是“四大皆空”，通篇突出一个“忘”字：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之所以要“忘”，为的是减少负担，免除干扰，去掉计较的心理。在《达生》篇，庄子借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善于游泳的人，忘水；精于潜水的人，视深渊如山陵，同样无视于水。这样，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会轻松自在。

    道理是互通的，不仅游水是这样，即使像放牛这样的粗活，艺术创作这样的精工，也莫不如此。《田子方》篇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虞国的百里奚，被卖到秦国去为人放牛，由于他没把爵位、俸禄放在心上，所以，养牛而牛肥。最后，秦穆公竟忘掉了他的地位卑贱，而把国家大事交付给他。

    宋元君打算找人画图，所有画师都到了，行礼作揖之后站在一旁，吮笔磨墨。这时，有一位画师晚到一步，只见他意态悠闲地走进来，拜揖之后，也不站立恭候，就直接到画室去了。宋元君派人去察看，只见他解开衣襟，裸露上身，盘腿端坐着。宋元君说：“行了。这才是真正的画师哩！”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忘己”。何为“忘己”？在《天地》篇，庄子曾借用老子的话加以解释：人的动静、生死、穷达，都不是自己主宰得了的；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这就叫作忘己。忘掉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与自然合一了。

    “己”，通常理解为自我。在庄子笔下，自我，有两种指代，也就是两种形态、两种概念。一种是与道（自然）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的，超越的自我，或曰本质之我、真我；一种是与道相对的，世俗之我，或曰欲望之我、小我。庄子在《齐物论》篇，曾假托高士南郭子綦之口，谈到一个“今日吾丧我”的哲学命题。“吾”之含义属于前者，亦即超越的自我；而“我”之含义，则为后者，即世俗的我。“今日吾丧我”，也就是今天吾摒弃了偏执的我，去除了抱有机心、成心、成见的我。

    四

    作为运用减法的核心观念，“忘己”、“丧我”都属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范畴。它们的外化，必然反映到自然观、社会观与政治观等方面。

    庄子在《秋水》篇借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阐释了这个问题.。

    河伯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

    北海若答：“牛马生来就有四只脚，这叫作自然；给马戴上笼头，给牛鼻穿个孔，这叫作人为。所以说：不要以人为去摧残与毁损自然，不要用智巧去改变与破坏命定，不要为贪得而追逐名声。谨守这些道理，勿违勿失，这就叫作回归真实。”

    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就其本性来说，都应该是自然而无为的。《知北游》、《至乐》篇分别有所讲述：

    天地美妙无极，却从来不发一言；四时规律昭然，却并不加以论议；万物赋有既定的成理，却不做任何说明。圣人就是要存想天地的美妙，而通达万物的至理；所以，至人无所作为，大圣绝不妄动，正是观察天地的缘故。

    天无为，所以能够清朗；地无为，所以能够安宁。这两种无为互相配合，万物才得以化合、生长。恍恍惚惚，似乎没有什么来源；惚惚恍恍，似乎没有什么形状。万物不断化生，都是从无为中繁衍出来的。所以说：“天地无所作为，而所有的一切却都是由它们造成的。”

    同样，就人的自然本性来说，也应该是无为的。庄子在《庚桑楚》篇指出，本性是生命的实质所在。感物而动，称为作为；作为虚伪，称为过失。要保持人的本性，就必须处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这万物的本然状态。

    《天道》篇讲：

    水面静止时，才会显得明亮，又何况人的精神呢！圣人的心是清静的，可以作为天地的明鉴，万物的明镜。至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的本然状态，也是道与德的真实内涵。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都止息于此。止息，才能达到虚空；虚空，才能达到充实；充实，才可实现完备。虚空才可清静，清静才可活动，活动才可自得。清静才可无为，无为才可各尽其责，无为才可自在愉悦，自在愉悦的人才能不为忧患所困，年寿自然长久。

    庄子提倡恬淡无为的自然观，力主除掉人为、矫饰、欺诈、做作，让天地万物本真地存在，让人本真地存在，让艺术本真地存在。所以，后来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这类富有形上思维的道理，普通民众未必能够说得出来，但是，他们同样也有自己认可的生活哲理。

    报载：

    一个在大都市生活惯了的年轻人，去云南丽江旅游，那里给他的突出印象，是生活节奏缓慢，人们显得特别悠闲、自在。而他却从来不知悠闲为何物，走在街上行色匆匆，一边快速赶路，一边忙不迭地往嘴里塞着食物，突然看到前面的公交车进站了，更是一面小跑着，一面把剩下的食品一股脑儿塞进嘴里，喘着粗气冲向车门口，否则这趟车就错过了。想着每天都发生的这一幕幕情景，再对照一下丽江人的生活，他忍不住向当地一个老妈妈问道：

    “阿婆，你们这儿的人，怎么都是慢腾腾的？若是加快一点，收入不就多一些？也能多享受一些呀！”

    老妈妈听了，没有即时作答，却反问一句：“那我问你，人生的尽头是什么？”

    年轻人说：“是死亡呗！”

    老妈妈说：“对了，是死亡。既然生命的尽头是死亡，那我们为什么着急忙慌地往那儿奔？怎不好好享受一下经历的每一刻？”

    年轻人听了，半晌答不出话来。

    在政治方面，庄子更是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古代养育天下苍生的人，无欲而苍生自己满足，无为而万物自己化成，沉默寂静而百姓得以安定。（注：《天地》。）“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注：《在宥》。）庄子在《胠箧》篇指出，君主尚智使巧，逞能役物，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源：

    在上的君主若是喜欢智巧而违离正道，天下就会大乱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弓箭、鸟网、机关这类的智巧太多了，鸟在天空受到惊吓就会乱飞；钩饵、渔网、笱篓这类智巧太多了，鱼在水中受到惊吓就会乱游；栅栏、兽槛、兔网这类智巧太多了，野兽在山泽里受到惊吓就会乱跑；智数诈伪、钩心斗角、颠倒错乱、强词诡辩，滑稽坚白之智、诡谲同异之谈，这些花样太多了，世俗百姓便会受到煽惑，导致迷离混乱，无所适从。所以，天下每每大乱，罪过全在于喜好智巧。

    在《山木》篇，庄子还假借一位隐士之口，描述了遥远的南方“建德之国”的情形，宣扬他的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

    那里的百姓愚钝而又质朴，很少有私心和欲望；知道耕作而不知道储存，给与别人什么，从不希图酬报；不明白义的归宿，不懂得礼如何实施；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竟能各自合乎自然的道理；他们生时自得而乐，死时安然而葬。

    庄子指出，古代的人，处在混沌蒙昧之中，世人全都淡漠无为。那时，阴阳和谐宁静，鬼神不来侵扰，四时合乎节序，万物不受伤害，众生没有夭折，人们虽有智谋却无处可用；后来，天赋本性不断堕落，施行治化，使人心由淳朴变为浇薄，离道求善，矫情以行，去自然之性，生分别、计较之心。彼此更相谋虑，即使有所知也不足以安定天下。然后，再添上文饰，加上博学，文饰泯灭了质朴，博学陷溺了心智；于是，民众开始迷惑与混乱，再也无法回归恬淡的情性，恢复自然的本初了。（注：《缮性》。）庄子在这里指出，即使出于仁德之心，也确实求安于天下，但是，因为背离了人的天性，最后带来的也必然是祸乱重重。

    在《应帝王》篇，庄子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子居去见老聃，请教说：“假如有人，素性聪慧，心智敏捷，透彻明达，学道精勤不倦，像这样，可以和明王相比吗？”

    老子说：“在圣人看来，这不过是胥吏治事，为技能所累，劳苦形骸，扰乱心神。须知，虎豹因为毛皮上有纹饰而遭人捕猎，猿猴因为敏捷所以被人捉来拴住。这种因为华彩、技能而困累其身的人，怎能和明王相比呢？”

    阳子居觉察到自己拟于不伦，有些惭愧地说：“那么，请问明王是如何治理政事的？”

    老子说：“明王理政，功劳广被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化及万物，而百姓并不觉得有所依赖；虽有功德，却推功于物，不显其名；他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而自己却立足于不可测识的地位，看上去行若无事。”

    这就叫作无为而无不为。

    依庄子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为而累”。从表面上看，有为显示了人的作为，反映了人的制服外物而为我所用的自由意志；但是，与此同时，自身的意志与行为又为外物所牵累，最终不免“为物所囿”、“为物所役”、“为物所累”。

    记得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读易》的七绝：

    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

    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诗人说，原始初民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那浑圆、混沌中，多此一举地画出一条曲线，分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可就给后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简直是没事找事！

    黑格尔老人也有过类似说法：“亚当和夏娃在从知识树上摘食禁果之前，都赤裸裸地在乐园里到处游逛。但是，一旦他们有了精神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裸露，就感到羞耻了。”

    芸芸众生，悠悠万事，整天纷纷扰扰，动荡不宁。在庄子心目中，许多东西都是外在的、附加的、多余的——

    何必要那么多王治礼制？

    何必要那么多改造征服？

    何必要那么多权谋机巧？

    何必要那么多利欲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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