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本传中记载，庄子曾为“蒙漆园吏”。蒙邑，经考证，在宋国都城商丘东北部，也就是庄子的出生地。蒙邑的漆园当是国家所属的漆树种植园，可能也包括制漆作坊。这个吏职，级别甚低，而且不属于行政范畴，只是一个经济管理性质的下层小职员。

    漆树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树种，其所产之漆在我国古代应用范围很广。由于它有防潮、防腐和美观、耐磨的功效，不仅应用于宫殿、舟车、乐器、家具、器皿、棺椁等方面，而且，对于战车、战船、矛杆、弓弩等战备用品，漆也是不可或缺的。

    经考古发现，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已开始从漆树上取漆，经过制作，用于生产生活多个方面。宋国疆域属于古豫州范围，《尚书·禹贡》篇有豫州“厥贡漆、枲、、”（漆以及织成布和未成布的麻、葛类，同为周时贡品）的记载。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著史书《竹书纪年》里讲：“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者也。”说的是赵国南侵卫国，夺取富丘（在今商丘之北菏泽境内）盛产的漆，并筑城于此。这个时节，庄子十多岁。看来，先秦时期，漆及其制品确是当时国计民生中一项重要产品，在宋、曹等国的许多地区都曾广泛种植漆树。

    学界大抵认同，庄子为漆园吏时间很短。大约任职于公元前340年左右，两三年后，便主动辞去了这个职务，其时庄子刚过三十岁。

    期间，还发生了庄子却楚之聘、“不做牺牛”的事件。当代学者曹础基根据明·焦竑《老子翼·附录》：“（周）显王三十年（楚威王元年），楚聘庄子为相，不就，隐濠上漆园”的记载，断定楚威王遣使聘庄，当在公元前339年或稍后。

    对此，《庄子·秋水》、《列御寇》篇和《史记》庄子本传中均有记载，然间有异辞。《秋水》篇记载：

    这天，庄子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先去表达心意，说：“我们的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

    两位大夫答说：

    “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说：

    “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

    庄子说：

    千金，这真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请你快走吧，别污浊了我。我宁愿整天游戏在污泥之中，以自得其乐，决不愿意受统治者的羁累。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作吏，覥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期望；更不像同时代的孟轲那样，抱有“发政施仁”，“救民水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家国情怀。他所追求的只是真正的身心自由、生命自主；哪怕是做一只草泽里的野雉，只要能“不畜樊笼”，全靠自力，无恃无待，无累无患（注：《养生主》。）。这个愿望可谓普通至极，平凡至极，可是，真正能够做到，又谈何容易！

    成书于汉代初年的《韩诗外传》中对此有一段阐释：“君不见大泽中雉乎？五步一噣，终日乃饱；羽毛泽悦，光照于日月，奋翼争鸣，声响于陵泽者何？彼乐志也。援置之囷仓中，常噣粱粟，不旦时而饱；然犹羽毛憔悴，志气益下，低头不鸣，夫食岂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

    庄子以极度的清醒和超凡的远见，洁身自好，特立独行，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始终和统治者保持着严格的距离。这同其他的晚周诸子，在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那种社会昏暗、政治污浊的环境中，绝大部分读书士子，都迷失了自我，摒弃了生命价值，“莫不以物易其性”，“危身弃生以殉物”，“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注：《骈拇》。）。对此，陈鼓应先生有个解析：“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于仕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

    他在政治上，既傲然独立，绝不苟活以媚世，又能随物适变，无所可否，摆脱世务，使自己无所可用；生活上，则选择极度简单的方式，坚持自食其力，靠着编草鞋、钓鱼虾来勤俭度日，维持低标准的生存状态；这样，在人格上，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尊严与高贵，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社会集团的控制与影响；精神上，潇洒、超拔，营造一种从容、宁静、宽松、澹定的心态，以超群的智慧化解现实中的种种矛盾，祛除一切形器之累。“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悠哉游哉，聊以卒岁”（注：晋·潘岳：《秋兴赋》。）。

    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终身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从而成为“官本位文化”坚定的反叛者，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轻松感。

    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庄子熟知各国的史事，特别是那些在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诸如，生活于春秋时代的道家始祖老聃和儒家的创始人孔丘，还有早于自己三四十年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等等。老聃号称“古之博大真人”，《庄子·天下》篇说他，“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韬光养晦，奉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理念，以养性全生为宗旨。而孔丘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历经十四个春秋，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一路上，饱遭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的讥讽、批评，郑国人甚至嘲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其所推行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却最终也找不到买主。尽管“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注：《天下》。）；但那些霸主、时君却无意于施行儒家的所谓“仁义之道”。迨至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未见扭转，甚至有以过之。当商鞅向秦孝公进行类似的说教时，孝公竟酣然睡去，醒转过来还斥之为“妄人”。商鞅从中接受了教训，最后以刑名、法术之学取悦于孝公，变法图强，卒成霸业；但他自己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好运，最后的下场是：“作法自毙”，惨遭“车裂”，分尸示众。

    如果说，发生在秦国的这场惨剧犹在西陲之远；那么，在此前十七年和此后九年发生在宋国都城的两场宫廷政变，对于庄子来说，就都是昭然皆在目前了：先是剔成杀戮了奢侈无道的宋桓侯，自立为国君；后来，他的弟弟戴偃，又“依样画葫芦”，逐兄自立，剔成逃奔到齐国。这一切，都彰彰在人耳目，纵非宫廷中亲历亲与，听起来也令人汗毛倒竖，齿根发冷。庄子自然不肯和那些虎狼之徒搅合在一起，于是，便痛下决心，抽身脱险，远远离开政治这个“是非坑”。

    其实，即使不存在这类政治风险、杀身之祸，就庄子的秉赋与天性来说，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做官的材料。拉他从政，无异于套牛拉磨，驾犬耕田，不仅官当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吃苦遭罪。

    无分中外古今，基本上可以肯定，哲学家成就不了出色的政治家。哲学家所拥有的，是一颗整天都在思索问题的无比沉重的大脑，一颗时刻都在滴血的敏感的心灵，他们把灵魂受难看成是精神享受；他们可以有洞见，有卓识，有妙赏，有深情，却缺乏政治家所断不可少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魄力，更不谙戡天役物的手段、覆雨翻云的权谋。难怪赫拉克利特执意要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兄弟，并且说：“宁愿跟小孩子一道掷骰子玩，也不去摆弄政治。”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那么，庄子何以还偶涉官场，在漆园里谋个临时差事呢？现在猜想，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养家糊口，出于“稻粱谋”的无奈；如同孟子所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为贫。”二是，老朋友惠施看他实在衣食无着，便出面举荐，而他难拂盛意，只好虚与委蛇，实际上并不热衷于此，更没有久于官场的打算。

    他虽然并不适合从政，但从《人间世》篇看得出来，庄子对于官场腐败、仕途险恶、宦海浮沉的观察，却是至为透彻而深切的—其间波诡云谲，凶险莫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致灭顶之灾；即使没有性命之虞，由于世路多艰，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处兹乱世，参预政事，也极端不易：“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被追究责任，横遭罪谴；“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办事总须付出代价，而且难免招人反对，“佐阴则伤阳，佐阳则伤阴”，无论是成功与失败，都必然遭致祸患（注：《人间世》。）。

    他曾假借孔子与弟子颜回的对话，道尽了“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同最高统治者相处的艰难。孔子说，好名，就会互相倾轧；而智巧，则是争斗的工具，两者都是凶器。除非你不发一言，出言便会惹出麻烦。你若坚持在暴君面前畅谈仁义规范这一套主张，那就等于用别人的短处彰显自己的高明；在你尚未取得信任之时，就率性直言，一定会惨死在暴君的屠刀之下。以为只要修己励行，就能博得君王的喜欢，这更是一种误判，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前，关龙逢之见诛于夏桀王，王子比干被商纣王剜心，就是实例。这两位大臣都勤于修身，爱护百姓，但由于居下而拂上，所以，君王就利用他们的道德修养加以迫害。这都是好名的结果。（注：《人间世》。）

    二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庄子率先提出了人的自由问题；他把自由精神作为生命的最高准则，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辞官却聘，“不做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这类纯乎出于高度自觉的人生道路抉择，都和这种自由精神紧密地联结着。就是说，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追求自由，珍惜自由。

    那么，何谓自由？自由应作如何理解？一般从字面上阐释，自由就是任情随意，无拘无束，可以从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这种看法不尽科学，也不符合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自由的原义。庄子是从哲学层面上提出问题的，认为自由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感受与追求，那种自由境界，是一种主客观之间无任何对立与冲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无任何牵系与负累的超然心境，首先体现在“逍遥游”上。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解释：“逍”是消释而无执滞；“遥”是随顺而无抵触；“游”是象征无所拘碍的自由自得状态。总括言之，即形容精神由解放而得到自由活动的情形。

    但同是自由，也要分成多个层次：《逍遥游》篇说到的大鹏与列子的情态，固属诗意盎然，任情适意；但那都只是相对的自由状态，而不能算作绝对的自由。“九万里风鹏正举”，凭借的是六月飓风所掀起的波涛的托浮，然后才能背负青天，毫无阻碍地飞往南冥；“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过了十五天而后回来，同样要依恃风力的撑持，因此，也不能算作真正的逍遥，原因是还“有所待”。“所待”的条件不在己，条件一变，自由便随之丧失。而庄子所向往的，乃是真正的逍遥，是“无待”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称得上是绝对的自由。

    在那社会激烈转型的时代，鉴于许多人终日营营役役，跳踉腾挪，或成为专供他人驱使的两脚工具，或沦为自己情志、欲望的奴隶，或变作种种身外之物的殉葬品，以致完全忘却自己的真实面目与人生本色，庄子就个体生命这一命题，给出了三个著名的观点：

    一是，生命的存没乃自然之理，所以要听命自然，服从自然，皈依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由此，衍生出性分所至，人本无为的观点：“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吾身非我有也”（注：《大宗师》。）；

    二是，因此，应该超然对待生命的存在，“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注：《大宗师》。）；

    三是，个体生命本身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反对身为物役，明确提出：“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治理国家、天下，不过是“绪余”而已。“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注：《让王》。）

    三者统一构成庄子的生命观，它的实质、它的核心乃是自由观，最后落脚在生命自由、精神独立、“不做牺牛”、“不能危身弃生以殉物”上。一、二两点与第三点并不抵牾，前者说的是生命的自然形态，后者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它们的着眼点不同。其实，《齐物论》篇“不亡以待尽”的后面，接着讲的就是重视个体生命的意义：“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

    庄子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俯瞰世间种种沧桑变化，以天才思想家的高度敏感性，感时伤世，最早地揭示了“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这种生命存在的悲剧现象，开启了两千年后一些西方哲人关于“人的异化”思想的先河。我们阅读西方现当代一些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常常感到庄子的在场。发现他们有些观点竟然同庄子的惊人的一致，比如，认为个人是本原，是圆满自足的整体，社会和国家不过是它的派生物（庄子称之为“绪余”），因而无须依靠社会、国家来判定其价值。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才是唯一的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这些论点都同庄子的思想暗合榫卯，如出一辙。

    同“不做牺牛”的生命宗旨相呼应，在庄子心目中，为君也好，为臣也好，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生命价值；相反，其所作所为，往往以爱民为名，乃“害民之始”。在《徐无鬼》篇，他曾就此对魏武侯提出了尖锐批评：“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口鼻”；直至发动战争，屠杀他国的士民，并吞人家的土地，以满足一己的私欲。而下面的官吏，即使是至微至末的职位，也免不了要充当媚上欺下、鱼肉百姓的帮凶角色。所以，依庄子之见，最佳的选择，就是做个远离政治的布衣、隐士。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也就是“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道自任”，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道义的担当者，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吊诡的是，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而要获取一定的权势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像孔夫子那样，栖栖皇皇，奔走道途，争取解褐入仕，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倚重。显然，这种获得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正是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臣服于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不仅丧失本性，丧失精神自由，更为惨痛的还会危身弃生，性命不保。“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天到晚，总是高悬在头顶上。

    当然，也有部分读书士子，选取了独善其身的避世、隐逸之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更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出另一种自身的存在价值，保持其独立人格与自由的意志。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智慧与才能往往高出常人，但由于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而是洁身自好，独立轶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们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秉持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但是，说来容易，而要实际践行，却又难乎其难。那些真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匿迹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物质生活，像庄子所说的，“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注：《刻意》。）。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艰难困苦，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生活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苦境，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

    隐士幽居与孀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实现心神宁寂，波澜不兴，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却须破除许多人为的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为此，他们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轻松感，使隐居中的寂寞、困顿和酸辛，从那些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翻开晋·皇甫谧的《高士传》，那类尘心荡尽、真正安于隐逸的人士，为数并不很多。上古的许由、巢父，可以拔得头筹。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便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至上流饮之。

    还有一位善卷先生，据《庄子·让王》篇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

    汉代的严光，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刘秀夺得了天下，文官武勇，风虎云龙，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唯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更名变姓，高隐不出。光武帝仰慕其才情、人品，令各郡县四出寻访。找到之后，严光却拒绝出山，使者往返三次，被逼不过，勉强登车到了京城洛阳。见到刘秀之后，他严词加以责问：“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为臣呀！说罢，叹息登车而去。严光也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钓他的酸菜鱼去了。

    像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

    但更多的却是“有执志而有所待者”，比如西周初年的姜太公，“隐迹磻溪七十余，钓滩清浅鬓萧疏。满怀韬略为香饵，只钓文王不钓鱼。”（注：宋·王十朋诗。）还有那位志存高远、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南阳高卧，耕田读书，闲来抱膝长吟，无非是等待时机，献身明主。至于那类以退为进、以隐求官，把隐居作为晋身仕宦的“终南捷径”者，也代不乏人。他们属于政治投机者流，同隐士更是搭不上边。

    不过，庄子的隐居闲处，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隐者。他既无意于像儒家那样积极入世，不想卷入险恶的政治旋涡，就是说，不属于“有所待者”；也并不主张遁迹山林，逃避社会，远离人群；而是采取“顺世”、“游世”、“间世”的态度—既不完全脱开，又能拉开距离，处于“逍遥游”的人生理想境界。他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注：《外物》。）“隐，故不自隐。（不是遁迹山林，而是寄迹人间；心隐而身不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意为命途多舛、世运不济所造成的）！”（注：《缮性》。）

    可见，他的隐居闲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客观形势所迫而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三

    适逢“千金买马骨”、“诸侯争养士”的战国时代，以庄子的天纵之才，既有学问，又有思想，更富卓见，地地道道的学派领袖、一代宗师，只要他能稍微俯身迁就一下，还愁无官可做、无禄可求吗？可是，他为了追求精神自由，活得逍遥自在，宁可长期过着饥寒、困窘的生活，决不肯以精神沦落来换取物质享受。

    《外物》篇记载：

    庄子贫穷，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只好到监河侯的衙署去，想要借贷一点口粮，以暂渡难关。

    监河侯说：“好啊。等我收了封邑里的税金，就借你三百金，你看可以吗？”

    庄子忿然作色，板着面孔说：

    “昨天我到这里来，中途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车辙里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我就问鲫鱼：‘你在那里干什么呢？’小鲫鱼说：‘我是东海龙王的当差，现正处于困境，你难道不能用升斗的水救活我吗？’我说：‘好的。我这就要南行，游说吴越之王，等我引来西江的水来营救你。你看，可以吗？’这个小鲫鱼沉着脸说：‘我失去了水，处在艰危的困境。所求不多，只要得到一斗一升的水就可以活命。可是，你却这样说话，那还不如索性到干鱼店里去找我呢！’”

    贫困的庄子，除了遭遇监河侯的冷眼，还曾受到过邑人曹商的无耻奚落。《列御寇》篇记载：

    曹商受宋王之命，出使秦国。他到了以后，一见面，秦惠文王当即赏赐他几辆车子；待到正式交谈，秦王倍加喜悦，赏赐车辆百乘。他志得意满地回到宋国，见到了旧日相识的庄子，便语含讥讽并大肆夸耀地说：“老朋友啊，要论忍饥耐寒，处于穷闾陋巷之中，终年累月困窘织屦，最后弄得面黄肌瘦，这是我所赶不上你的；而办理外交事务，会晤大国君王，一举而从车百乘，那可就是我的长项了。”

    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医生，赏格定得很高：能给他的脊背破痈排脓的得车一乘，能给肛门吮脓舔血的得车五乘。所治部位越是往下，手法越卑污的，得车愈多。你是不是整天在那里，给人家吮痔疮、舔屁股呢？不然，怎么会得到那么多车辆的赏赐呢！你赶紧走开吧！”

    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评述的：“庄子属于极端厌恶官吏的一类人，他既不愿服官，更不肯叩头，所以一贯地洁身处世，而且，总是把尖锐的矛头指向官场的奢华和显贵，对以势骄人者、趋利之徒、权贵人物，极尽挖苦之能事。”

    有这样一句话：“财富和地位不会改变一个人的长相，但可以让他撤除伪装，原形毕露。”两千年前的曹商正是这样。遗憾的是，这类吮痈舐痔、厚颜无耻的丑行，在后世的官场中从来没有绝迹。旧籍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

    五代时后蜀有个徐姓县官，年龄已经很大了，却总是寻隙觅缝，想要找个晋升的机会。幸好貌美年轻的女儿，被当朝的宰相看中了，选做了姨太太；于是，趁着“之子于归”，也就是女儿出嫁，悄悄地嘱咐她，多在宰相面前美言几句，替老爹求个情—原来，他已经认准了“彭州牧”这个肥缺。说着，就涎着脸皮，把事先写好的一首诗，塞到女儿手里：

    深宫富贵事风流，莫忘生身老骨头。因共太师欢笑处，为吾方便乞彭州。

    应该说，庄子之所以“不愿服官，更不肯叩头”，一贯地洁身自好，是由于他秉持着一种超越凡俗的处世哲学。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奉行虚静的自然之理，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注：《养生主》。）。对于这种处人、处己、处世的态度，魏晋时的嵇康做过最中肯的阐释：“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畎亩，被褐啜菽（意谓身体劳累，衣食很差），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生命恬适之要领，在于求得内在的自足；内心生活充实了，方寸不为外物所累，就无往而不自得其乐。从容自得，不仰外求，这是庄子处世处己中最为光华四射的一点。

    针对一些隐者必须遁迹山林，否则心神难以安顿的想法，庄子曾鲜明地托出自己的观点：“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欤）！”（注：《外物》。）大意是说，人如果能够游心自适，哪里有不悠游自得的呢？人如果不能游心自适，哪里有悠游自得的呢？至于流荡隐遁的志向，决绝弃世的行为，大概不是智能高超、禀赋深厚的人所会采用的！

    后世的陶渊明深谙此中三昧，有句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与陶氏大体上同时的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蔚宗在《逸民传·序》中也说：“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这里所谓“性分”，其旨归正是庄子所说的那种不仰外求、内生于心的本性。

    就此，林语堂先生有过一段议论：

    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

    这里说的是一种境界。之所以誉为“最伟大的隐士”，林氏的着眼点，在于当事人的立身行事之高。就是说，如果夐绝尘寰，山林遁迹，远离世务，那么，人际间的一切纠葛便也随之而消弭了；而现在是“结庐在人境”，“游于世而不僻”，“非伏其身而不见”，“非闭其言而不出”，“非藏其知（智）而不发”，这样，就必然面对一个如何处人、处己、处世的问题。

    在这方面，庄子表现出了卓绝的人生智慧。

    天才，注定要为其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常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甚至要献出宝贵的生命。比如中国的嵇康、李贽，西方的布鲁诺、伽利略，弯起指头来可以数出几十个。可是，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庄子却不在其列。应该说，这得力于他的“散木情结”。

    在《人间世》、《山木》等篇中，他曾列出两组鲜活的事例进行对比：一组是，“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另一组是，栎社之树、商丘之木因“不材”而得以免遭砍伐，白颡之牛、亢鼻之豚、患痔之人因不宜祭神而得以全生，支离疏以残形痼疾而终其天年。前者表明：有用则自戕，有用是灾难；后者揭示：无用则无患，无用有大用，不材可以自存，无为、无求能够免除祸患。两相对照，得失立见，道理至为鲜明，至为警策。

    唐人白居易写过两首《闲卧有所思》的七律，其二曰：

    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今日怜君岭南去，当时笑我洛中来。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大抵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来。

    “有所思”，思什么？思的是进退去留、祸福吉凶的道理。这里提到了三位古人：李斯拜荀子为师，学成后，决定西去秦国。辞别老师时，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这就叫“李斯一去”。到了秦国，逞才用智，尽展所能，结果为权臣赵高所忌恨，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二疏”为西汉时的疏广与其侄疏受。他们深得朝廷信任，官至太傅、少傅，叔侄同时担任太子的老师，一时传为美谈。就在那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人生极致时刻，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而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伯叔亦称诸父）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疏受欣然同意。于是，两人就推称有病，执意请求去职，最后得到了皇帝允许。回乡之日，许多官员、朋友前来送行，车子有几百辆。过路行人见了，都赞叹说：“贤哉，二大夫！”这就叫“二疏归来”。

    散木不材也好，无用无患也好，一个大前提，或者说出发点，是以名位为轻、生命为重，视身心自由为至高无上。世间大多数人，从认识上，大概能够赞赏“全身养性”、“功遂身退”的明哲，也会认同《庄子·让王》篇所设喻的“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的不足取；但是，“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认识是一码事，践行却另是一码事，此其一；其二，实利就在眼前，而祸患往往隐于身后。这样，许多人在名缰利锁与权势地位的诱惑面前，就会迷失本性，难以脱身了。

    《列子·杨朱》篇记载了一段杨朱与孟氏的对话：

    问：人为什么要功名？

    答：以名者为富。

    问：既富之后，为什么不停止？

    答：为贵。

    问：既贵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

    答：为死。

    问：人死之后，又为什么？

    答：为子孙。

    生动地描绘了人们为寿、为名、为位、为财、为子孙而奔波拼命，以功名利禄为终极追求的扭曲心态。堪资嗟叹的是，这种心态至今也未曾绝迹，即便算不上“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起码它并非罕见的特例。

    走笔至此，脑子里涌上来几句俚诗：

    人间浊世漫苍黄，泽雉牺牛各有方。散木不材为岂易，破头洒血想蒙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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