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文化传统讲究“知人论世”；孟老夫子就强调：“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

    我曾多次设想，有朝一日，我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屐痕，实地考察一番中原大地，体味他的灵思，亲炙他的遗泽。这个愿景终于可望实现了，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甚至茫然，因为找不到立足的“原点”，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于是，就坐下来阅读有关历史资料、学术论文。岂料，不看还好，看得多了，反而弄得蒙头转向—歧见纷呈，无所适从，引用一句《左传》中的成语，真是“治丝益棼”了。

    记述庄子的行迹，最早也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史记》。司马迁是历史上最为谨严的一位史学家，被誉为“史界之造物主”。他的生年上距庄子辞世不到一百五十年，而且，曾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其间，肯定亲自访察过庄子生前到过的许多地方，接触过大量的前尘遗迹与故老传闻。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见诸文字—他未曾为庄子专门立传，只是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附笔记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堪称“惜墨如金”。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解释是，司马迁继承他父亲《论六家要旨》中的思想，推崇“黄老之学”，接受道家无为而治，“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主张，但落脚点在于“治世”，在于“务为治”；而对“芴漠无形，变化无常”，“大抵率寓言也”的《庄子》，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连真正体现庄子思想的“内七篇”，在本传中都只字未提。司马迁秉持儒道互补的立场，把儒家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和道家清静寡欲的阴柔气质统一起来，兼取二者之长，而自成一家之言。关于孔子，尽管他也有所批评，但主导方面是尊崇的；因此，对于《庄子》中的“诋孔子之徒”、“剽剥儒墨”方面的论述，未必完全认同。

    另外一种解释是，相比较而言，庄子当时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毕生寂寞”，“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间。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注：闻一多语。）。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则，就不易理解，连上古的许由，太史公还要登箕山访其墓冢；为踏察战国时魏信陵公子“不耻下交”，礼遇侯嬴的遗迹，他还“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垂涕想见其为人”。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庄子却只是淡淡地写下了三个字：“蒙人也”，既未标明他是哪国人，也没有交代“蒙”所在的地域。这在先秦诸子的几位大家中，应属特例，比如老子，详细到国、县、乡、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他如：“孟子者，邹人也”；“荀卿，赵人”。这样一来，关于庄子的国属、故里，就给后代学人留下了一个特大的谜团，以致众说纷纭，言人人殊。

    在这种情况下，历代治庄学者就只好到他的著作中去钩沉、寻索了。当然，这也并非易事。晋人郭象在《庄子序》中就曾说过，观其书，自以为“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说得神乎其神，令人望而却步。但舍此更无他途，毕竟原著中还是闪现着作者不灭的灵魂，依稀散发着微煦的体温，留存了他大量的生命印迹。

    首先，从书中考察庄子的国属。

    《列御寇》篇有宋人曹商“返于宋，见庄子”的记载；又谓：“人有见宋王者，锡（通“赐”）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傲慢）庄子”，这足以证明庄子乃是宋国人。再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篇，有唐人司马贞的《索隐》，里面征引了一段《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桓侯当时是宋国君主，名字叫“辟”，而前驱开道的人不知，径直呼“辟”（让行人避道、回避）。蒙人出于对国君的敬畏，遂出面制止这种无礼行为。可见，战国时蒙地属于宋国；而且，“未出城门”，就有蒙人制止呼“辟”，说明蒙地距离宋国都城很近。

    韩非出生于战国末期，略晚于庄子，他在《难三》篇中引述：“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意思是，如果认为善射的后羿能够见雀必得，不漏一个，那就错了；可是，若是以天下为网罗，那雀可就无所逃了。此语出自《庄子·庚桑楚》篇，可见“宋人”系指庄子。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别录》云：“庄子者，宋之蒙人也。”其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句注云：“名周，宋人。”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写过一篇《髑髅赋》，里面拟庄子自白：“吾宋人也，姓庄名周。”东汉时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亦云：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出生于东汉末年的皇甫谧在《高士传》中也说：“庄周者，宋之蒙人也。”看得出来，两汉人士对于庄子出生于“蒙”，“蒙”属宋地，是一体认同的。而且，这一结论也为晋、唐时期绝大多数治庄学者所接受。比如，西晋著名学者兼军事家杜预就说：“宋国梁地有蒙县，蒙为宋县，可知（庄）周为宋人。”

    宋国，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的封地，都城设在商丘。其疆域在今河南东部，并领有山东、江苏、安徽一部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势日衰，辖区有所缩小，但直到灭亡之前，宋国始终拥有商丘及蒙地。这里一直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对接地带。由于土地平旷，交通便利，与周边各国往来频繁，因而形成了以殷商文化为基础，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广泛接受多种文化影响的特色独具的文化质素。

    庄子为宋人，在唐代之前已经成为定论，并无异议；但是，宋代以还，开始出现了不同说法。首倡“楚蒙说”的为北宋的乐史，接下来，王安石、苏轼、张耒，南宋的罗愿、郑樵、朱熹，明代的归有光，清初的王夫之，现代的王国维，都认定庄子出生地之“蒙”，在楚而不在宋。此外，还有“梁蒙说”、“齐蒙说”、“鲁蒙说”相继出现。初唐的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即有“梁漆园吏庄周”的说法；陆德明也说，庄子“梁国蒙县人也”。主张庄子为齐人的，古时有南朝僧人智匠，今人有教授蔡德贵等；主张“鲁蒙说”者有近人王树荣等。但二说影响有限，从之者甚少。

    二

    除了国属，争议最多的是庄子的出生地，也就是“乡关何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对文化名人加倍重视，竞相挖掘这类文化资源，延请专家学者参与认证，从而论辩此伏彼起，争竞不休。概括起来，大致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考城）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五种。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带上《庄子》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卷》，还有一些治庄学者的论辩文章，耗时近一个月，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这些地区。

    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

    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访察，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

    第二次，按照《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考证资料及制订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淄博、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淮北蚌埠，旁及邯郸、大名、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楚、赵、鲁、齐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

    最后这次，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的启发，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没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沈亚之可以凭借梦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隧道，从公元九世纪返回到公元前的七世纪，直接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畅然交往，尔后写出一篇脍炙人口的《秦梦记》；那么，我怎就不能踵其后尘，在一场悠悠幻梦中，拜会那“蘧蘧然”的庄老夫子，“俄然觉”后，也完成一篇《庄梦记》呢？

    但是，热血沸腾之后，稍一冷静下来，脑子里便画出了一个大问号：人家沈亚之醒转过来，得知所住旅舍原来紧靠着秦穆公的坟墓；可是，庄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处呢？河南、山东、安徽几个地方都各据传闻，竞相认定，争执不休，弄得我迷离莫辨，无所适从，即便想要“与鬼为邻”，又到哪里去寻梦、结梦、圆梦、述梦呢？

    觌面肯定是无缘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诸遐想——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注：闻一多语。）。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无语草芊芊。

    不难想象，其时，他的情怀是落寞的，心境是凄苦的。他为那些浑浑噩噩的世人，处于“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种种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而感到沮丧，感到惆怅，嘴里喃喃地说：“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耶）！”（注：《逍遥游》。）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身穿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着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穿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注：《知北游》。）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了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他的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文学风格。

    据当代学者刘成纪统计，《庄子》一书中，写到飞鸟二十二种、水中生物十五种、陆地生物三十二种、虫类十八种、植物三十七种、无生命物象三十二种、虚拟的神性物象三十四种。无疑，这些飞潜动植、草木虫鱼的生机迸射、逸趣天成的动人场景，都为庄子的“乘物以游心”以及诗性生活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三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东东明关于庄周故里的研究论证活动，十分活跃，先后召开过三次研讨会，整理出一大批文字资料。实际接触中，一个突出印象，是这里研究庄学的人士，意念专注，兴趣浓厚，而且脚踏实地，投入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就中以李福禄的学术考证和王守义的碑碣发掘，最为突出。

    《史记》上讲，“（庄）周尝为蒙漆园吏”。那么，漆园在哪里呢？东明学者认证，其地在本县陆圈镇裕州屯。所据文献是唐初的《括地志》和明代的《一统志》。前者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宛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后者记述：“漆园城在东明旧县（今东明集村）东北二十里，今名漆园村，内有庄子庙，以其常吏于此也”。此论亦见于明《濮州志》，清《山东通志》、《曹州府志》。而且，他们还找出地下文物为证，近年在当地挖出多块与庄子有关的明清石碑，其中一方有“庄子为吏处”的记载。

    他们还从《庄子》一书中找到古濮水、古黄河与东明的关联：《秋水》篇称“庄子钓于濮水”，说明他的住所当离濮水不远。这条河流今已不在，战国时期，济水流经今河南封丘一带，分出支流是为濮水，尔后与济水平行向东，东明恰好处在两水之间，更接近于濮水。《庄子》书中至少有两处提到黄河，一是庄子家贫，往贷于监河侯，间日而至。这个“侯”所监测、管理的“河”应该就是黄河—《左传》中多见河、河上、河东、河西、河内、河神字样，一律指的是黄河—而且，工作地点必然在黄河岸边。庄子走了将近一天，大约是几十里路程吧；二是《秋水》篇说，“秋水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也是指的黄河。水势之大，竟至“两涘渚崖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肯定是庄子当日所亲历亲见。现在的东明，西部与北部都有黄河流过。那天，当地学者陪我看过。时届夏初，河水尚未暴涨，但那种滔滔滚滚的气势，还是十分壮观的。

    陪同人员说，东明地处平原地带，这里的山多为几十米高的丘阜，积土而成。此间的南华山，还有县内沙古堆的白云山，龙山集的龙山，都是这样。经过两千多年的流水冲刷和风雨剥蚀，高度大大削减。清咸丰七年修筑黄河大堤时，为节省土方，曾借助南华山部分山体。当地久有传闻，庄子就在南华山下结庐著书；死后，葬在百米外的龙山夏商文化遗址的高阜上，其所在地就名为庄寨村。关于此地的庄墓，明《一统志》亦有记载。那天，现任“庄氏宗亲会”会长庄付阁女士还告诉我，从《庄氏族谱》得知，庄子一脉传到今天，已有七十九代，其第五十八代嫡孙庄全来此定居后，当地始有“庄寨”之名。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庄子墓就在南华山下，那么，为什么山不在了而墓却存在？李福禄解释说，当年修筑黄河大堤时，庄氏家族中有身份的人，多次与监修官交涉，出于对这位历史名人的尊重，最后制定了修堤“躲墓不躲山”的原则。庄墓原本就在夏商文化遗址的高阜之上，加上庄子后裔及历代县官春秋祭扫，填土封坟，使之保存完好。墓地旁边，还建有庄子观。

    出东明，经菏泽市区，南行到了曹县，先后会见了治庄学者萧若然与潘建荣。为论证漆园故城在曹州，他们除征引唐《括地志》所记外，还提出，此论亦为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援引，并加注：“其地古属蒙县。”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宋州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据考，小蒙城在今曹县西北，县境内尚有漆园城、庄子观以及庄子垂钓之濮水、钓台等遗迹。近年来，在曹县西北部的地下，挖掘出记载唐玄宗册封庄子为“南华真人”的石碑。

    “可是，东明学者却说漆园、濮水、南华山、庄子观、庄子墓等遗迹都在他们那里。这又如何解释？”

    对我的询问，潘建荣做如下回答：“实际上，这些遗迹大多数都在曹县地面上，或者扩大一点范围，是在东明、曹县所归属的菏泽辖区内。东明县过去不论从地缘上，还是历史文化上，都和庄子搭不上边；要说发生联系，是在金代正隆年间，为了避开河患，东明县城迁往黄河北岸冤句故城之后；特别是明弘治年间再次迁到濮水北岸的南华之境，这才和庄子挂上了钩。”

    潘建荣说，濮水自河南封丘出于济水，流向所经，全在今豫东和鲁西南菏泽之境。《括地志》明确标出，濮水“在曹州离狐界”—唐代离狐县城在今菏泽市区西北四十里李庄集村。唐《元丰九域志·曹州·南华县》条下记载：“濮水在县南五里”，庄子当年垂钓之地，显然应在这一带。而南华原名离狐，辖区范围很大，包括今东明县东北部、菏泽市区西北部、鄄城县西南部。金大定八年，南华县、冤句县、曹县的县城，同时圮于黄河水患。

    于是，我又实地考察了南华山遗址。当地学者认定，从李庄集所在的南华故城往西延伸三十里，直到东明县菜园集庄子庙村，这一带连绵不断的土丘，就是当年的南华山。明嘉靖年间修撰的《山东通志》记载：“曹有南华山，世传为庄子栖隐之地”；“（庄周）隐于曹州之南华山，因名其经曰《南华》”。当地村民也世代口耳相传，庄子曾隐居南华山，死后即葬在龙山遗址上。战国时，此地周围尽是长满漆树的高大土丘，环境幽雅，交通闭塞，远离干戈扰攘，在此隐居，当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处所。

    四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弄清了，庄子故里所在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庄周，《汉志》云宋人，《史记》云蒙人，尝为蒙漆园吏。汉蒙县故城，在今河南商邱县东北，故宋境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也说：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

    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并引述东晋戴祚《西征记》：“城在汳（汴）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东晋著名学者）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也。”戴祚曾从刘裕西征姚秦，作《西征记》，亲践北土，书中所言当为亲历亲见，不会有什么错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说：“汳水又东迳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如果把郦道元和戴祚等人的话结合起来看，我们便可确定庄周故里即在商丘之东北；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商丘东北的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那么，其地离商丘故城到底有多远呢？唐《元和郡县图志》谓庄周故里在宋城县治北二十二里。

    方先生还引述《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孟诸或盟诸便是蒙泽，无疑在宋国境内。具体位置，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睢阳”下自注说：“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可见，庄子钓鱼之孟诸就在商丘市之东北。他在《庄子里籍考辨》一文中说：

    那么，司马迁自己心目中的“蒙”到底指哪儿呢？今案《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这里在叙述周勃的进军路线时，所提到的丰，在今江苏丰县；砀东，在今安徽砀山县；留，在今江苏沛县；萧，在今安徽萧县；下邑，在今安徽砀山县；虞，在今河南虞城北；魏地，指今河南开封、郑州一带。显然，司马迁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基本上可看成是在一条直线上，那么，既然处在这条直线上，而又离下邑、虞最近的“蒙”，也就自然非商丘东北的“蒙”莫属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庄子者，蒙人也”之“蒙”，必指商丘东北的古蒙县无疑。

    我是认同方勇先生关于庄子故里的判断的。这里，想根据实地所见，做一点补充：蒙邑或者蒙县，在商丘东北，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得到考古成果验证。2005年去商丘访问，我听当地学者介绍：六年前，中美联合考古队考古发掘，发现商丘古城遗址呈叠压形，最下层为东周宋城，中为汉唐睢阳城，最上为明商丘城。东周宋城共有六门，其东北门称蒙门。清·顾炎武《日知录》：“凡宋城之门，皆以所向之邑名也。”就是说，蒙邑在商丘故城东北方向。康熙年间《商丘县志》载，商丘城东北四十里，为汉代蒙县县治所在地，庄周故里在此。

    关于两千多年来蒙邑的变迁，商丘本地学者赵云峰做了如下考证：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奉商祀，建宋公国，国中有蒙邑；秦时置蒙县；西汉时封梁国，辖蒙县；宋至清初，黄河多次决堤改道，其城址逐渐淹没于地下。1971年，文物部门在宋国故城东北方向的蒙墙寺村（今属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发现汉代古城遗址；其地多庄氏、严氏（东汉时，庄氏为避明帝刘庄之名讳，改姓严）后裔。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还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

    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2002年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后来，几遭黄河水患，屡次进行整修，保存至今。

    民权县对庄学的研究起步较早，这里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治庄学者。两番造访，我都曾与他们交谈过。因为我幼年的塾师刘汝为先生曾经说过，庄子故里可能就在商丘之东北、考城以东。为此，我特意向当地学者做了咨询。他们说，民权县的两处庄子遗迹，原来均在考城，是1956年划过来的。早在唐代，经学家陆德明就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讲过，“庄子生于蒙，亦考城人”；南宋史学家罗泌《路史》中，亦有“蒙即考城，为庄子生处”之说；南宋祝穆所撰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详于介绍名胜古迹，书中说：“考城东名蒙泽，乃庄周故里也。”

    他们还告诉我，历代有许多诗人到此凭吊庄子，咏怀述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地人士的题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故老传闻，耳濡目染，更是“其来有自”。南朝诗人江总有“玉洁蒙县，兰熏漆园。丹素可久，雅道斯存”的咏庄诗句。江总是考城县江集村人，生在公元六世纪之初，自称是庄子的异代同乡。

    因为幼年接受塾师谈话的影响，后来又看到一些资料和较多的地面实物，我曾一度倾向于“庄子故里考城说”，并有过两点附议与猜想：

    其一，曹州、东明、商丘市郊与民权等地，全都声称庄周出生在他们那里，并且各都亮出了大量证据，或方志记载，或古史钩沉，或碑碣物证，或口耳传闻，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起码也都在明清之前，就是说，并非今人为了某种需要炮制出来的。那么，这一相互雷同又相互排斥的现象，是在怎样条件下产生的？为了破解这个谜团，我曾大胆猜想：这几个地方同属战国时宋国的蒙邑或汉初的蒙县；而且，商丘北部的蒙墙寺遗址，与民权的两处庄子遗迹所在的唐庄村、青莲寺村，以及曹州的庄子遗迹（传说庄子晚年隐居的南华山），相互距离很近，甚至接壤联片，大体上呈三角形；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他们所说的其实是同一个地点，只是所持角度不同，或南、或北、或西，各执一端而已？

    其二，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地方都在商丘西北或北部而并非东北方向这个矛盾现象呢？当时分析认为，蒙邑范围较广，县城所在地在商丘东北，而庄子故里虽属蒙邑，但所在位置却在县城之西或西北。

    这些都是过去的想法。不过，即使在当时，头脑里也始终划着一个问号：现今的民权、曹县（也包括东明）一带，从前都属于黄泛区，春秋战国以来，黄河多次改道，许多丘陵、山阜都已淤成平地，哪里还会留下村庄、胡同、墓园、水井的遗迹？那次去开封，察看汴河故道；听说汴河桥已经埋在十米之下。北宋距今不过千年上下；若是再上溯一千三百年，又该怎样？所以，一般地说，凡是那些描绘得十分具体、逼真，能够一一指认的上古遗迹，难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五

    1997年，经行楚地，曾有皖北之行。那天，在当地一位学者陪同下，我们车经凤阳城，直奔古钟离郡的临淮关，去走访“濠梁故地”。

    郦道元《水经注》有“濠水北入于淮”的记载；唐人成玄英在《庄子疏》中指出：濠水“在淮南钟离郡，今见有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

    途中，我诵读了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凭吊这一遗迹时所写的《濠梁》七律：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绹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开头两句，诗人说，谁道《庄子》是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诗人通过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来抒写自己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末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识，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正在热烈的交谈中，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陪同者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又过了二十分钟，眼前再次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符合意想中庄、惠观鱼的条件，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当地学者莞然一笑，说：

    “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千多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博得同车人齐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但是，不看还好，一看竟然大失所望。濠水悠悠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黑黝黝的水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关于庄子的墓地，询问当地几位故老，都说早年听说过，可是具体地点谁也不清楚。

    世异时移，沧桑迭变，一切都无复旧观，不仅人非物亦非了。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鯈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

    十五年后，我又访问了皖北、淮西的蒙城。这里和东明、民权一样，也拥有一支既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又十分热心庄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司马迁的惜字如金，语焉不详，令后人迷离扑朔，摸不着头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但也激发出人们浓烈的探索情趣—何处是乡园？宋蒙？梁蒙？还是齐蒙、鲁蒙、楚蒙？最后掀起了三省多地的研究热潮。反过来，其他未曾涉及的省市地区，就较为消沉宁寂了。

    我在蒙城参加过三次座谈会，同夏茹冰、马杰等当地学者进行了深入交谈。听着与会者的方言土语，联系《庄子》中一些楚地神话故事、人物形象，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心想，这当是一些学人顽强坚持“楚蒙说”的一份依据吧？

    访谈期间，除了充分听取当地学者本人的见解，还阅览了他们所提供的有关“楚蒙说”的大量学术论文与参考资料。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再就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诗，就中有“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比较集中的是朱熹的一些论说。《朱子语类》载：

    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

    朱子答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

    朱熹持“楚蒙说”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他还论及《庄子》的奇异特色与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今人主此说者，多以宋时学者“楚有蒙县”、庄子“楚之蒙人”的说法为前提，并提出一些新的论据。如当代学者孙以楷认为，要确定庄子为蒙城人，考察漆园所在，是非常重要的。“据《尚书·禹贡》：‘荆河惟豫州……贡漆。’今安徽蒙城属《禹贡》中讲的豫州，漆园当在其地。商丘东北之小蒙城，史称蒙泽，其地并无漆园；山东曹州有漆园，但显系后人所为，因为那里不是产漆之地。既称蒙而又有漆园者，唯有蒙城。”又，《秋水》篇记庄子与惠施辩于“濠梁之上”，“其在蒙城以及怀远县南濮水入淮处，都不过数十里之遥。如果庄子不是楚人，而是宋人，且又不做官，居家又极贫，无隔夜之粮，又怎么可能奔波三四百里来濮水钓鱼，并与惠施论辩游鱼之乐？”

    当代学者常征从反面论证庄子不可能是宋人。“终春秋战国之世，楚宋间大都处于敌对状态。楚平王曾使太子建率重兵屯城父（在今亳县南）以备宋，宋为避楚，也曾迁都于相、于徐。楚威王安能派遣使者，持奉重币，堂而皇之地深入敌国去礼聘庄子？若庄子果为宋人，贤名远播于江汉，而竟不为宋君所留意，这也不合于事理。故我认为，《史记》中庄子所出的‘蒙’，和做漆园吏的‘蒙’，与宋国睢阳以北的蒙县不相干，而当在楚境。易言之，庄子非为刘向等所说生居宋国，而当是楚国的隐而不仕的学者。”

    几日的交往，在一起厮混熟了，和当地一些学者成了要好的朋友。我笑着诘问：“论文与资料，我一一读过，这些该不是‘一面之词’吧？”

    他们倒也非常实在，随口应答：“很难说。”当即介绍了几份辩难的论文。

    针对朱夫子的论点，当代学者刘生良论辩说：

    庄子怪异的思想，奇幻的文思，确实与楚文化比较接近；但若以此断言“庄子自是楚人”，显然理由不足。首先，从地缘关系看，宋国南面紧邻楚国，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不仅遍览楚国的典籍；而且，曾身到楚国，从而接受楚文化的影响，是自然不过的。其次，从文化渊源看，宋国所承传的是殷商文化，它在历史上曾对楚文化产生过影响，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喜幻游等特点，宋人古已有之；宋、楚两国的文化本来就比较接近，属于远亲近邻。神异浪漫之特色非楚文化所专有，奇异怪特之文化人也并非都是楚人。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都出过一些瑰奇怪异的文士，庄子之外，还有郑人列御寇、赵人公孙龙、齐人邹衍、秦人杨朱、宋人宋钘，等等。第三，从《庄子》一书内容和文化背景看，所记远古帝王传说和北方人物故事，尤以宋国人事为多，可见庄子为宋人，当无疑义。几十年前，现代学者马叙伦亦曾做过分析：“宋亡后，魏、楚与齐争宋地，或蒙入于楚，楚置为蒙县，汉则属于梁国。庄子之卒，盖在宋之将亡，则当为宋人也。”

    方勇先生认为，“蒙城县为庄子故里之蒙，实属无稽之谈”。西汉至唐初并无此蒙城，汉代这里为沛郡山桑，直至唐天宝二年，才改称蒙城县。显然，此蒙城与庄周“为蒙漆园吏”之“蒙”，并无关联。

    针对常征所提疑问：“楚、宋为敌国，楚王安能派遣使者堂而皇之地去礼聘庄子”，有的学者辩驳说，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诸侯越出封界招揽贤才以图强，士奔驱列国游说君王以逞能，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举出了《战国策》中所载梁惠王“遣使者黄金千金、车百乘”，前往齐国礼聘孟尝君的实例。

    六

    各有所据，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一是，《庄子》一书本身带来的困惑。我们的传主庄老夫子不仅自己披露得过少，而且，即使偶有述及，也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

    二是，历史上多种因素，导致问题更趋复杂。六国时期，由于征伐、兼并，有些地区或为宋辖，或为梁辖，或为楚有，或为齐有，变动比较频繁；秦汉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庄子有关的豫、鲁、皖诸省部分县市，区划、建置时有调整，地名屡经变更，许多地方实同而名异，或名同而实异；加上后世出于种种缘由，如魏晋崇尚玄学、唐代南华封仙、宋明重文尊古，以及道教向民间延伸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庄子祠、观、钓台、漆园之类的纪念性建筑，都增加了庄子籍里考订的难度。

    三是，地理方面的特殊情况。庄子故里及其生前活动区域，处于中原地带，离古黄河较近。民间说法，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意为上游在山谷间，石锁峡束，从不泛滥出槽；入海处像摊开的扇面，从容舒展，也比较固定；唯有腰部—大约指河南、山东的黄泛区，河道淤积严重，黄河成为“悬流”，堤防无力承受，任凭洪水肆虐，翻滚无定。这样，许多古代遗迹便都淹没于地下，无从查考；由于水患频仍，不少村落、城址更是不断迁徙，后人难以认定、辨识，必然歧见纷呈。

    四是，还有一些人为造成的因素。近世一些地方官员、耆宿，为提高本区域文化品位，扩大知名度，在组织修志过程中，往往按照历史某一时期的建置、区划，作选择性的取舍，收录历史名人于本州本县，以壮声势，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确认的难度。再就是随着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的变化，庄子后裔大多向邻近省区迁徙，择地而居，为了缅怀其先祖遗泽，往往在新的住地修建庄子祠堂、墓园等纪念性场所，以祧承香火，开展祭祀活动；有些还命名所在村落为“庄村”、“庄寨”。比如，《庄氏族谱》记载，“始祖讳周，公下五十四世祖讳百万，字广财，系二门后裔……明永乐二年，自山东青州府益都马儿山阳枣林迁居曹邑今址，因构筑寨墙而名庄寨”；“五十六世祖讳武，字允文，系三门后裔，住菏泽县城东南十六里庄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遗迹、轶闻，往往与庄子故里和实际活动地区混淆起来，很难加以辨识。

    尽管存在着上述诸多困惑和疑点、难点，但是，经过十五年来的三次实地考察，特别是参阅《庄子》一书，以及历代有关典籍和广大治庄学者的论述，我以为，还是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的：

    ——庄子生前的活动范围，宽泛一点说，大致在今豫、鲁、冀、皖四省范围内；今河南商丘市区、民权（考城）县和开封市区，山东菏泽市区、曹县、东明和曲阜市区，河北的邯郸市区，安徽凤阳的古钟离郡（濠梁所在）等，皆有可能为其曾经驻足之地。我很赞同崔大华和刘生良两位学者的意见。崔先生认为，“庄子的活动范围，以商丘为中心，南到淮河，北至邯郸，东止于鲁国，西到过大梁，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呈椭圆形展开”；刘生良说，庄子“言之具体、略可见其行踪者，当是西至梁国，南到濠梁，北观黄河，东临大海，又曾钓于濮水，居于宋之‘穷闾陋巷’，主要活动于宋、魏之地”。

    ——其国属为宋；世居蒙地。

    ——至于其故里所在，当为宋国都城商丘的东北部，即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而具体地点暂时尚难指认，除非未来有重大考古发现，比如地下发掘出竹简、碑碣、墓葬等实物。

    上述三个梯次，大体上呈三个以商丘为中心的同心圆形，层层收进，逐渐缩小，最后聚焦到“出生地”这个原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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