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嘱咐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

    1960年淮安县委刘秉衡来北京时，周恩来又郑重地提出平祖坟的问题。但是，每一次把总理的意见拿到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一致认为：遵照总理的意见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党员通不过，就是县委也想不通。

    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挨批评也心甘情愿。

    他问尔萃：“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尔萃爽快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周恩来笑了笑，说：“那好！我现在布置你一个‘特殊任务’，你可得好好执行。”

    一

    周恩来在处理淮安的故居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高尚品格，为世人传颂。

    在江苏省淮安县城驸马巷和局巷相接的地方，有一所住宅，曾经挂着这样一块牌子：

    “私人住宅，谢绝参观。”

    这便是周恩来的旧居。牌子是当地政府按照周恩来嘱咐的意思挂上去的。

    解放初期，这所宅院已年久失修，行将倒塌。淮安县委顺应故乡人民的愿望，对住宅进行了初步的维修。1952年，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今后再作维修，并询问了修缮经费的数目，然后用自己的工资作了偿付。

    1953年，总理派警卫员护送在京的八老太回淮安。临行之前，交代他几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淮安县委把总理旧居处理掉。县委很理解总理的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但是，县委认为总理是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于是，没有遵照总理的嘱咐办。后来，又对西边宅院的3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件事终于传到了周恩来那里。1958年，当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周恩来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听说你们把房子翻修了？这不好！我不是一再给你们带信吗？我的房子不能修，坏了可以拆掉，砖头、木料可以盖工厂，我有权这样处理嘛！”

    王汝祥回去时，周恩来又特地写了一封信请转给淮安县委：

    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埋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个人家事，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周恩来

    一九五八·六·二十九

    两年以后，当总理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到旧居这件事。这一次就比较严肃了。总理说：“1958年王汝祥同志来，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总理听完以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第二天，邓颖超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了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最后，她还郑重其事地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你是党员，你们应该听他的正确意见嘛！”

    刘秉衡回淮安以后，向县委如实汇报了总理的严肃嘱咐，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指示的精神了。经过慎重研究，县委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会见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桂云在无意中提到，尽管这样，还是经常不断有人来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不安地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郑重嘱咐孙桂云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但是，前来瞻仰总理旧居的人，还是愈来愈多。这情况终于被总理完全了解了。他很不安。他决定采取行政手段，实现“不留痕迹”的夙愿，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11月13日晚9时，淮安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国务院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要县委书记接电话。正在值班的一位县委副书记连忙去听。国务院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总理听到反映，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修整房子，准备开放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

    14日，县委派一位常委去旧居了解情况。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整修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情况。

    17日，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会正式作了研究，并根据总理指示作了三项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并在当晚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隔了5天，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作了第一次手术。两个月后，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桂云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总理思索了一下，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并说：“拆迁吧，我们给钱。”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总理点点头。最后，他嘱咐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桂云会心地点点头。她充分理解伯伯的意思。家里只挂毛主席的画像，从来不挂总理的照片，连全家的生活合影像，也被置之高阁了。

    二

    周恩来和邓颖超带头平祖坟的事迹，受到淮安和全国人民的称颂。

    早在1953年春，周恩来派人护送八老太回淮安时，交代的任务之一就是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1958年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周恩来又提出平祖坟的事，在给淮安县委的信中，还专门就此事谈了意见。1960年淮安县委刘秉衡来北京时，周恩来又郑重地提出平祖坟的问题。但是，每一次把总理的意见拿到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一致认为：遵照总理的意见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党员通不过，就是县委也想不通：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挨批评也心甘情愿。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说服大家把在淮安的祖坟平掉，扩大耕地的同时，1958年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日战争时期葬在那里的周劭纲（周恩来的生父）、杨振德（邓颖超的生母），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有的深埋，有的迁葬，让地面重新种上庄稼。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是一个小公务员，生前曾为革命作过有益的工作。1942年因病在重庆去世。全国解放后，重庆市委把他的棺木葬到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要求立即迁出。重庆市委考虑到周劭纲生前曾做过有益革命的工作，既然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后来总理派专人专程前往重庆，监督把他父亲的棺木从公墓迁出，迁葬到一个荒僻的小山腰上，没有树立墓碑。

    1965年春节前的一个黄昏，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萃准备趁假期回淮安探望母亲，特来拜访伯父母。周恩来嘱咐说：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带动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随时随地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拥政爱民，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到这里，他问尔萃：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尔萃爽快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周恩来笑了笑，说：“那好！我现在布置你一个‘特殊任务’，你可得好好执行。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生产队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能完成任务吗？”尔萃想到伯伯处理七爷（周劭纲）葬地的决心，因此果断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点点头，接着说：我们国家耕地面积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作好县委的工作，作好当地群众的工作。他又强调：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坟地交生产队集体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

    尔萃在春节前回到淮安。头一件事，先把伯伯交下的“特殊任务”告诉哥哥嫂嫂。哥哥周尔辉、嫂嫂孙桂云都是党员。三个人统一了意见，一起去做妈妈的工作。妈妈听了没表态。赞成嘛，想不通；反对嘛，是总理的嘱咐。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从远到近，讲科学与迷信，说政治和生产，终于把妈妈说通了：“那就照伯伯嘱咐的去做吧。”

    第二天，尔萃去淮安县委，向值班常委作了汇报，并要求县委派人一同去生产队处理。值班常委耐心听完汇报，沉吟一会儿说：“你休息一下，我找在家的常委碰一下。”在家的书记、常委都来了。又重新听取了尔萃的详细汇报。尔萃把总理交代的话，讲的道理，原原本本向县委讲了一遍。而且提到总理派人到重庆处理父亲墓地的细节。最后他说：总理是派我专程来处理这件事的。县委的心情总理充分理解。希望县委充分尊重总理的意见。县委书记和常委们经过研究，深深为总理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决定按总理的意愿办。他们派干部协助尔萃去城郊做好群众工作。

    周家祖坟坐落在城郊公社闸口五队，占地不足1亩。这里有7座坟墓，埋有13口棺木，葬有周总理的祖父母、过继父母和八婶母等人的遗骨。前些年，淮安城镇机关人员在这里栽了几百棵松树，长得十分茂盛，远远望去，纵横成行，一片青翠。

    1965年春节前两天，闸口五队喇叭里突然传来大队的通知，要社员们集中到队部，执行县委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任务是把周恩来家的祖坟全部就地平掉，所有棺材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什么？平总理祖坟？！”上了年纪的魏金成、李正东等老汉瞪起眼睛，胡子都抖了起来，“这是谁的主意？！”“是周总理自己的嘱咐。”大队干部回答说。正当大伙议论纷纷时，周恩来的侄媳孙桂云走到人群前。她告诉大家，总理说，我们周家祖坟在闸口大队这许多年，得到了你们的爱护，感谢大家。但是国家耕地太少。人死了，不能做事，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次尔萃从北京回来时，总理亲自向他交代了这项“特殊任务”。有人说：如今没人迷信风水了。不过，就当它是个绿化区，保留下来有什么不好？有的干部说：不论多少增产指标，我们包啦，保证超额完成，我们要保留这块坟地。要说扩大面积，我们想办法开荒，多种点十边地，还顶不了这么几分田？经过大家长时间的宣传解释，群众思想有点通了，但是，“对是对，就是心里不过意！”有位老农泪汪汪地说：“论风水，那是骗人的迷信话，我们在旧社会还没吃够这个亏！论耕地，我们淮安县这么大，差这一点地？总理还不是给我们带个头，叫我们跟他学嘛！——我原来打算今天去圆坟哩，不圆啦！将来也平掉！”

    群众思想工作做通后，旧历除夕，尔萃、尔辉、桂云和县委一位干部来到闸口五队，会同大小队有关干部和30几名青壮劳力，带着工具，一起走向坟地。“动手吧！”队长一声号令，大家开始执行这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务”。冰冻的土地，很难挖。大家你一镐，我一锨，一座座坟墓终于被掘开，一口口棺木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出来。用人抬或用土吊车吊上来。然后，每个墓穴就地深挖，又将棺木按原位沉下，深埋一米以下，用土填平。翠绿的小松树分别移至城镇机关和生产队绿化用地处。

    旧历除夕下午完成这件事后，尔萃立即向总理写信，详细报告处理经过。周恩来很满意，几天后，又给生产队寄来70元，用来支付平坟劳力的工资，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麦苗费。

    在这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几经周折，又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处理祖坟的事迹，很快传遍了故乡。当时，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不同，对这件事的意义理解也不同。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在生死丧葬问题上开一代新风，为万世楷模。

    （李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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