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叫我去打游击战，我不愿干，要回四川。”

    “今天你们以封建意识来找，我也以封建家乡关系来引渡你们到新社会去，希望你们服从领导分配，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

    “革命困难的时候，许明扬跑了。革命胜利了，他想来北京要官发财，我好久没有打手枪了，他来我要亲自用手枪把他打死。”

    朱总的妹妹秋香与马鞍乡曾家粱（蓬莱五社）的佃农许昌品结婚。许当时佃曾万发、曾万贵两户人的田地耕种，兼营小百货生意，每年除交租、拿佃外，所剩不多，家贫无钱送子读书。那时，朱德任职泸州，其子许明扬便跟随舅父朱德去泸州读书，高中毕业后，考入成都军校学习，期满后，便到国民党李炜如部下任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其外甥许明扬和马鞍吴嘉猷（吴的父亲吴绍伯曾与朱总幼年同学和共事计有20年的历史。1917年吴因病死于朱总旅部，临终前属望朱总栽培他儿子），以及义路场的李春晖等，1937年冬给朱总写信，要求去陕北延安，朱总回信叫去。1938年正月他们三人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报到后，给他们开具介绍信到达延安。许明扬被指派到陕北抗大学习，吴嘉猷、李春晖进陕北公学学习。许明扬在抗大学习期满后，朱总叫他带领三四千人去打游击战，许当时看到部队生活十分艰苦，那时舅父都和部队战士一起运粮和在南泥湾开荒生产，心想离开延安，又不敢直说，便去吴嘉猷处悄悄摆谈：“朱总叫我去打游击战，我不愿干，要回四川。”吴听后便给他母亲写信说：“他想回家里来，叫母亲写信到延安，就说，母亲在家病重，想儿回家看望。”不久果然收到家里来信，说母亲病重，望儿回家看望。吴嘉猷便将信拿去向朱总请假，朱总回答：“你既然要回家去看望母亲，那就回去。”朱总用车把吴从延安送到西安，下车后，吴便立即到易俗社去找国民党四十军后方留守处旧同事，原军需主任程俊贤，被介绍到国民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习任职。许明扬这时便悄悄离开延安，回到四川，到国民党李炜如部队任职两年多，继任达粱师管区战编团团长，负责在达县、粱山、大竹一带地区接送新兵到云南某地，从中搜刮民财，克扣新兵粮饷，扩充家庭财源，将银圆拿回，先后在本县石佛乡的罗家坝（现石佛金龙四社）和周河的谭家粱（现丁字桥镇玉兰五社），买有田地100多挑，从此他家便脱离了佃户帽子，跃居到剥削阶级地位。这时其父许昌品从马鞍的曾家粱也迁移到石佛的罗家坝居住。田地全部出租，土改时定为地主成分。许明扬先后娶有两个妻子，一个叫李定明，一个叫李明发，是同母所生的两姊妹，均未生儿，只生一女名许秋波。许在外将方家所生的一男带作养子，取名许期发，曾任达粱师管区暂编团连长，直到1949年冬仪陇解放时，许全家从部队返回石佛罗家坝老家。这时，许明扬又想去北京朱总处，趁表弟朱安书去北京，便叫其转告朱总，不久他也要去北京。1950年年初，朱总叫侄儿朱刚从北京回仪陇带几个小孩去北京培养。1950年农历2月许明扬带领两个妻子和女儿会同朱安书的妻子陈福，及陈的胞弟陈国武、李群（陈之妻）、妹夫罗必达等大小10余人，跟随朱刚去川北行署报到，食宿在招待所。在南充住了几天人员便增加到36人，由行署办公厅李主任指定朱刚带队，开了36人的介绍信。胡耀邦同志叫李主任安排两部卡车，考虑到解放初期路上有土匪，便由部队持枪护送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第一招待所报到食宿，住了几天，拨款7000多万（旧币）做路费，那时重庆没有铁路不通火车，决定从重庆乘轮船去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可是他们在重庆住了几天，人员便增加到50多人，西南军政委员会陈部长发觉后叫朱刚把川北行署开的介绍信拿出来看是36人，陈部长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只同意他们去36人，其余的不去。朱刚这时感到为难，陈部长不准他们去，叫暂住重庆等候决定。正巧刘伯承同志这时要去北京开会，将名单带到北京去交朱总审阅。朱总接到名单看后，当即便叫人通知转告重庆朱刚“不准这批人去北京，只同意朱刚把几个小孩带回北京去，其余的人通通回到地方去，能工作的就地安排，不能工作的回家生产。”

    许明扬回到仪陇后，政府念其是朱总外侄，便安排他在仪陇中学作副校长，其妻在校管总务，1952年上期调南充市第一中学作副校长。

    1950年年初乐兴乡夏茂生（原在成都任职）去北京朱总处找工作，席间有朱礼书、宁子立等人，由康克清同志陪同，最后朱总入席说：“今天你们以封建意识来找，我也以封建家乡关系来引渡你们到新社会去，希望你们服从领导分配，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这时有人提到朱总外侄许明扬要去北京，朱总回答说：“革命困难的时候，许明扬跑了。革命胜利了，他想来北京要官发财，我好久没有打手枪了，他来我要亲自用手枪把他打死。”

    50年代许明扬写信给朱总，朱总没有给他回信；60年代许明扬从南充去北京，朱总没有接见他。90年代初许明扬病死在南充。

    （陈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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