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个父亲小时候可坏啦，尽欺负我们。别看他是个瘸子，老家的后院有棵梧桐树，直上直下很高的，他却能爬到树顶上去，还往下扔树籽打我们。”

    “我们周家过去的情况就和《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巴金写了一部《家》，将来等我退休以后，我也要写一部书，书名叫《房》。”

    祖父、七叔和我

    我的祖父周嵩尧是周恩来的堂伯。小时候，我就常听祖父提起大鸾（周恩来的幼名）。祖父说，大鸾参加了共产党。又说大鸾很有本事，很有出息，将来能成大业。还说早在大鸾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很支持并给过大鸾一些资助。

    我问祖父大鸾是谁，祖父说是他的堂侄。按辈分，我得叫他七叔。从此，大鸾这个名字在我童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见到这位令祖父称赞不已的大鸾七叔。后来，我长大一些了，才知道七叔就是共产党里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早年曾在清廷和北洋政府中任过职。抗日战争时期，他退休在家，当时他的同僚故旧中有人因投奔了汪伪政权而转眼间重又飞黄腾达，他本人也曾屡次被邀请出山。那时，由于战乱，我们家中的生活境况已经变得十分窘困。全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每日只能以菜粥充饥。尽管如此，祖父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汪伪政府的邀请。

    19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祖父从报上得知，立刻从苏北老家去看望七叔。七叔亲切地接待了祖父，叔侄二人曾“屡次彻夜晤谈”。

    1949年秋天，全国解放了，祖父心中激动万分。他不顾自己已是76岁的高龄，决心再一次去投奔七叔，看看自己还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

    年底，祖父带着我从一贫如洗的苏北老家扬州出发了。我们先乘船到了镇江。在镇江，祖父托了人去买火车票。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硬座票。我担心祖父年纪大了，坐一路硬座身体吃不消，就劝他等买到卧铺票再走。祖父却固执地说：“我一天也不等。”

    我拗不过祖父，只好陪着他坐硬座车。那时，我还是一个刚满20岁的小青年。虽然我一直盼望着早些见到仰慕已久的七叔，但我对共产党还没有什么认识，更不知道共产党的大官对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侄子会怎样看待，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就这样，我和祖父辗转颠簸30多个小时，终于来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经过通报，七叔的秘书杨超与何谦同志出来将我们接进了七叔的办公室兼居室——西花厅。七叔还在外面开会，客厅里坐着七叔的三弟，同样也是多年未见的同宇叔夫妇。祖父就和同宇叔聊起了旧事及别后各自的情况。而我则又新鲜又好奇地打量起这间客厅。

    这是一间相当陈旧的中式客厅。宽敞、高大但光线不足。虽刚过午后，却已经亮起了灯。客厅里除了一件玻璃橱、一张红木条案、一套沙发和茶几，还有在东南角摆放的一套餐桌椅之外，也就没有更多的家具了。西边靠墙立着一面巨大的红木雕花镜子，算是室内唯一的奢侈品。

    七叔从外面回来了。只见他穿着黑呢中山装，头戴黑色解放帽。一张神采奕奕的脸显得精明开朗。而那中等的身材、清瘦的骨骼，还有那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倒正是来自我们周家的遗传。这让我一下子对他有了一些亲近感。

    七叔首先看到了祖父，他快步走上前去，握住祖父的手，高兴地说：“六伯来了，一路上辛苦您老人家了。这次来，就不用再回苏北老家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七叔说完，又连忙招呼七妈过来和祖父见面。这时，我才看见一旁站着身体微胖、满面笑容的七妈。原来，刚才她在书房里一直没有出来。为了尊重老辈人的规矩，她要等七叔回家后才出来和七叔一起见祖父。祖父见到七妈，一时间不知该怎么称呼好，他听工作人员都对七妈称呼“大姐”，他也跟着叫了一声“大姐”，这一叫倒把七妈给逗乐了，她赶快说：“六伯，家里人不兴这么称呼。您老只管叫我的名字，就叫我颖超。”七妈的爽朗，使我顿时对她也产生了好感。我想：七叔七妈原来都是这么热情，这么和气的好人啊！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

    正想着，七叔转身看见了我，便问祖父：“这就是四哥的儿子吗？”我赶紧上前鞠了一个躬，自我介绍说：“七叔七妈好。我是恩夔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叫华章。”七叔点点头，笑着对我说：“你那个父亲小时候可坏啦，尽欺负我们。别看他是个瘸子，老家的后院有棵梧桐树，直上直下很高的，他却能爬到树顶上去，还往下扔树籽打我们。”七叔的一番话说得祖父、七妈还有同宇叔他们都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未见七叔之前，那份诚惶诚恐的感觉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谈笑间，天色已晚，七叔七妈说要为祖父接风洗尘。饭桌上有鱼有肉，在当时来说已算是比较丰盛了。年老的祖父千里赴京城，奔波劳累之后，看到七叔为他准备的这一桌淮阳风味的家乡菜，禁不住眼眶里闪出了泪光。

    吃饭的时候，我因肚子痛还没有好，吃不下东西，手里拿着筷子一个劲地发呆。没想到这一点小事却被坐在旁边的七妈看在眼里。她问我为什么不吃东西，我这时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就告诉她我的肚子痛。她听后立即离开座位去了书房，并很快拿回来一瓶打开过的白兰地酒。她斟了一小杯递给我说：“你喝一杯白兰地试试看，这白兰地治腹痛很见效的。”

    我照她说的喝了下去，只过了一小会儿，果然肚子不再痛了。这件小事使我对七妈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觉得她很有点像自己的母亲，善良体贴，又会关心人。

    这时，我听到七叔正在和祖父谈我的事。祖父告诉七叔，由于战乱，家中贫困，我小时候没上过学。认识的几个字都是他在家里教给我的。于是七叔关心地问我：“那你打算干什么呢？”我说：“我想先学习。学得一些知识后再参加工作。”七叔和七妈都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在场的何谦秘书插话说：“现在有一个华大（华北大学），还有一个革大（革命大学），都是帮助干部补习文化课的学校。华大要求文化水平稍高一些，革大还是可以的。”七叔听了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他那个程度哪能考得上呢？可千万不能以我们的名义保送噢！”

    回到招待所，已经是深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的事一件一件像过电影一般在我脑海中掠过。我想到对于七叔来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又穷又没有文化、更没有见过世面的远房侄子。七叔七妈对我竟是这样和蔼可亲、关心爱护。真是万万没想到啊！还有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那么热情朴实。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些多么好的人啊！我也要参加共产党！也要尽快地加入到这个革命大家庭中来。又想到七叔身居高位，却坚决不允许亲属利用和他的关系谋求什么照顾。我知道他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同时也在给大家做榜样。我为有这样的七叔感到自豪。我一定要按他说的那样去做，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个自力更生的新青年。

    见过七叔以后，我便开始四处寻找比较合适的学校报考。记得有一次还去考了中央合作干部学校。遗憾的是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几个学校都未录取。这一段时间，我跟着祖父住在为民主人士安排的一个招待所里。几个月过去了，眼看着周围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上了学，或参加了工作。而我还天天和民主人士住在一起，过着受人照顾的生活，心里真不是滋味。

    正在这时候，也就是1950年3月，政务院交际处成立了一个统管各招待所的总经理室。总经理由交际处的副处长周世昌兼任。周世昌曾与七叔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当年还在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担任过职务，也算是七叔的老战友了。有一天，周世昌找到我，很关心地对我说：“华章，你就跟着我干吧。做我的出纳员怎么样？”我听了很高兴，立刻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七叔七妈知道我参加了工作，也很为我高兴。七叔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那一次谈话的经过，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

    那是在1950年的冬天，我在政务院交际处工作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何谦秘书打电话通知我说，晚上没事可以去西花厅看电影。当时西花厅经常在周末演一场电影给大家看。影片大多是公演前请七叔审查的片子。一般的情况下，只要秘书通知我，我是一定去的。因为只有这时我才能有机会看见七叔。

    我下了班，推上自行车正要出门时，恰好碰见一个平日比较要好的同事。他看我要出门就关心地问：“你骑车怎么也不戴副手套，天多冷呵！”我说我没有手套，他就顺手摘下自己的皮手套递给我说：“那你戴我的去吧。”我戴上皮手套到了西花厅。进门后就顺手把手套放在了茶几上。

    没过一会儿，七叔从办公室出来了。他的眼睛真尖，一眼就先看到了手套。他马上问：“这手套是谁的？”我说：“是我借的。”他听了显得特别不高兴地说：“至于这么冷吗？还跟别人借这么好的手套。我们长征时那么艰苦也没手套，你现在就这么冷？！”我挨了批评，吓得没敢再吱声。

    这天放的电影名叫《翠岗红旗》，是请七叔审查的片子。但电影刚开演一会儿，七叔就被秘书叫走了。等他返回来时，电影都快演完了。七叔说他要重新再看一遍。于是放映员就开始一本一本地倒片子。七叔看我还没走，就说：“华章，你要是愿意看，就再陪我看一遍。”我当然愿意和七叔多待一会儿，就留下来和他一起等着倒片子。

    这时间，七叔问起了我的工作：“你参加工作有半年多了吧？”我说：“有8个多月了。”七叔又问：“那你现在学习的事怎么办呵？”我说我已经报考了职工业余学校，每天早上6点20到7点50都去上课。七叔说：“那好嘛。你虽然已经参加了工作，可文化学习还是不能忽略嘛。你可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只有加强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你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1951年，政务院成立了文史研究馆。祖父以78岁的高龄，以爱国人士的身份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的首批特聘馆员，和毛主席的老师符定一老先生、爱国人士章士钊、叶恭绰、齐白石等人共事。祖父这位经历了从清朝到袁世凯时期，到军阀混战时期，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个时期的历史老人，终于在晚年找到了归宿，光荣地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七叔多次约见他，向他咨询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有关的历史知识。我记得有一次我陪祖父去西花厅，当时正值政务院准备在全国实行工资制。七叔就和祖父谈起了清朝时期和袁世凯时期的工资分配情况。祖父一说，七叔立刻拿出纸和笔，认真地做了记录。就这样，在无形之中，在一点一滴之中，祖父为新中国发挥了他力所能及的余热。

    七叔非常关心祖父的生活。虽然他几十年来从不允许侄儿侄女辈们乘用他的汽车，但他却常常在星期天用汽车将祖父接到西花厅。每逢遇到有越剧团来京演出，七叔也总要买票请祖父去看戏。何谦秘书也常到祖父的住处去看望祖父，问他有什么需要没有？祖父总是说：“很好，很好，什么都不需要。”

    只是在1951年2月，祖父曾向七叔提出自己年纪大了，很想最后回绍兴老家去看一看。那里还有周家的祖朋故旧，他现在还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七叔说去绍兴的路途太远，恐怕祖父年迈体弱，不适合出远门。劝祖父还是不去为好，祖父也就不再提这事了。

    现在回想起来，七叔当时的做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1951年春天，正是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恢复经济建设时期，也是抗美援朝最艰苦的岁月。祖父归乡，当地政府一定会对他老人家给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会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了人家的正常工作。况且七叔历来反对衣锦归乡的旧习俗。他要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给全党作出榜样。所以他这一次不能使老人家满意了。我不知道祖父是否理解了七叔的意思。但看来他起码领教了七叔在为政清廉和以身作则方面的一丝不苟。所以他从此就再也没有向七叔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祖父的通情达理令七叔颇感欣慰。由于我参加工作以后就搬到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住，不久我父亲又在扬州去世。七叔体贴祖父老年丧子的心情，又考虑到他独自居住在旅馆，身边极需要人陪着，便去和祖父商量，在征得了祖父的同意之后，托人将我大哥的儿子、15岁的国镇从扬州接到了北京。让他一边上学，一边陪伴祖父。七叔还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叔叔姑姑们常去看望祖父。去年，毓济姑姑还对堂妹秉宜回忆起这件事。她说：“那时七哥总让我们去看望六伯。七哥说：‘六伯年纪大了，你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1952年8月，祖父80大寿。星期天，七叔特地把祖父接到西花厅来为他做寿。说是做寿其实也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当时何谦秘书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作为最珍贵的纪念保存了几十年。

    1953年8月，祖父患了很重的感冒。我弟弟华瑞正好在北京，他和国镇一直守在祖父身边护理照料。七叔知道后也立刻请了大夫去给祖父治病。但祖父很有些老脑筋，认为打针会伤了元气，对吃药也忌讳。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同宇妈说：“我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打针吃药，就这么顺其自然，挺过去就好了。”但祖父毕竟年纪大了，这一次他却没有能挺过去。9月1日，祖父就与世长辞了。

    祖父的丧事是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帮助操办的。9月2日，在西城区嘉兴寺内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入殓仪式。灵堂里只有放着祖父遗体的棺木和七叔、同宇叔等亲属送的花圈。参加者也只限于周家的几位亲属。因为我父亲是独生子，且已在1951年先去世了，而侄子辈中，七叔最年长，身份也最高，自然就要由他出面入殓。时间定在下午3点，七叔通知要我们等他。直到4点半左右，七叔才匆匆赶来。一进大门，七叔就放慢了脚步。他轻轻地走到棺木前肃穆而立，仔细端详着祖父的遗容，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瘦多了！”

    七叔礼毕之后，接着就要做盖棺、钉棺、封漆的事情了。七叔一直站在旁边看，并且向华瑞和国镇了解祖父临终前的情况。这时，我听七叔说：“噢，不肯吃药是吧？嗯，还不让打针……”说完摇了摇头，无奈之中带着一点埋怨。那意思大概是想说：要是祖父肯接受治疗，应该不至于这么快就故去的。

    一个小时之后，封棺一事已经就绪。七叔带着我们大家给祖父三鞠躬，向祖父告别，愿他老人家安息。然后，七叔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谢，就又匆匆地离去了。

    那天七妈因为感冒正在发烧而没有参加入殓仪式。但是6日给祖父送葬那天的早上，她却忽然来了。同宇叔很关心地问：“姐姐，天这么热，你病还没有好怎么就来了？”七妈说：“我是代表恩来来的。他实在忙得抽不开身了。”我看见一个工作人员给她送过去一顶草帽，这才发现她的脸色很不好。我的心里就更加难过了。我们一行人跟着七妈来到东郊人民公墓，在她的亲自监督下，祖父的棺木顺利地下葬了。接着七妈又铲了第一锹土，大家才跟着动起手来。待把土填平，七妈又一一向在场的工人同志道了辛苦，才带着我们回城了。

    丧事过后，七叔七妈把我找去，专门和我谈了一次话。七妈说：“这一次大家帮了不少忙，六爷爷的一些遗物就分送给那些为他操办后事和服务的同志们留下使用，或者做个纪念吧。”我说：“好，就照您说的办吧。”七妈又说：“还有六爷爷的一些字画和他写的书，你回去整理一下，送到西花厅来，就先存在我们这里吧。”我也答应着，这才想起来：是呀！我住的是集体宿舍，哪能有地方存放祖父的重要遗物呢？几天的忙乱加上伤心，我和华瑞竟忘了考虑这件事。谁知道七叔七妈早已经先替我安排好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接着七妈又问起国镇的情况。我告诉他们，这些天已将国镇暂时接到我住的集体宿舍去了，给他加了一张床。这时七叔问我：“国镇现在上几年级了？在哪个学校？”我说：“他在北京27中念初一。”七叔又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钱？”我说：“15元。”七叔又问：“那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我说：“我一个月70元。”七妈又接过话来说：“那这样吧，以后你七叔和你咱们两家各出一半钱，负担国镇的费用。”七叔也补充了一句：“对他，你也要担起做叔叔的责任嘛。”事情就这么定了。七妈又托何谦秘书将国镇安排了住校，使他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安身之地。

    七叔七妈帮我保存的祖父遗物，已于1964年还给了我。那时我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小孩。有一天，七叔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说：“华章啊，有这么一件事，大姐交待了，准备把六老爷子的遗物还给你自己保存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来取呀？”我说：“我星期六下午5点以后去国务院西门接孩子，接完孩子正好就能顺便去西花厅取东西。”成元功同志听后同意了。

    当我带着孩子进入西花厅院子时，正逢七妈在院子里散步，她看我带着刚5岁的孩子就说：“你带着孩子，还怎么拿得动这些东西呢。还是等我哪天去妇联开会时，顺便给你带过去吧。”

    我那时的工作单位和平宾馆与全国妇联相隔不远，过了几天，七妈正好到妇联开会，她果然让司机老纪师傅开车到和平宾馆，将祖父的遗物全部还给了我。

    可惜的是，这些字画和书在“文革”期间，都被我当作四旧给烧毁了。尽管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和无奈的事，但我后来一直很懊悔，懊悔自己辜负了七叔七妈帮助我保存祖父遗物的一片苦心。

    “我们周家是封建大家族”

    祖父过世后，七叔七妈并没有疏远我。他们对我仍然像对周家其他的侄儿侄女一样关心、帮助和严格要求。在我们身上，他们倾注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青年们的深厚期望。正如七叔在1964年夏天给亲属们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对周家的年轻一代，我是希望你们跟着我背叛封建家庭，走一条革命的道路。”

    1955年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去西花厅看望七叔七妈。七叔不在家，七妈抓过一把糖果递给我说：“你来得巧。昨天成元功（七叔的卫士长）结婚，这是喜糖。来，吃几块。”我吃着糖，七妈关心地问起我有女朋友了吗？我说：“有了，跟我一个单位。是和平宾馆餐厅部的服务员。”七妈听了显得很高兴，她说：“那很好嘛！”但紧接着她又加了一句：“不过不要过早地结婚呵，还可以再等几年嘛。你看成元功就是28岁才结婚的。”

    七妈的嘱咐我记在了心里。直到1958年我29岁时才登记结婚。结婚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七妈。七妈说她代表她和七叔向我们表示新婚的祝贺，还要我哪天有时间一定把新娘子带去让他们看看。过了几天，成元功果然通知我说：星期天中午12点，七叔七妈要请我和妻子去西花厅吃饭。他让我们千万不能迟到。他说：“总理的活动排得很紧。你们要是来晚了，他就又要出去了。”

    我爱人侯云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第一次跟我去西花厅，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尽管我事先一再安慰她说，七叔七妈都是极平易近人的，绝没有大首长的架子。可当她一见到七叔七妈，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七叔和她握手时，看出了她的紧张，就主动先和她说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嘛。”云珍回答道：“我在和平宾馆做餐厅服务员。我招待过您，给您服务过。”七叔笑了，点点头说：“呵，怪不得。”吃饭了，七叔第一个拿起筷子把菜挟到云珍的盘子里，对她说：“云珍，平时都是你招待我，今天我来招待你。”他和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聊起了家常。七叔听云珍介绍说她家在农村，就问云珍：“你在农村的时候，家里也要晒干菜吗？”云珍说：“晒，另外还要腌一些白菜。”七叔略有感慨地说道：“是呀，冬季哪里有那么多鲜菜呢，就应该把鲜菜晒一些，等冬天一起吃。”就这样说着话，云珍渐渐地不再紧张了。过了一会儿，七叔又问云珍：“云珍，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云珍回答：“我家是贫农。”七叔听了脸上露出很惊奇的表情，问了一句：“那华章跟你讲过周家的情况吗？周家可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呵！”云珍说：“他讲过。”七叔又问：“那你怎么看？”云珍说：“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却可以选择。”这时，七叔严肃地说：“我们周家是封建的大家族。华章，你看过巴金写的《家·春·秋》吗？”我说：“看过。”七叔说：“我们周家过去的情况就和《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巴金写了一部《家》，将来等我退休以后，我也要写一部书，书名叫《房》。”

    我那时还年轻，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七叔这一番话的深刻含义。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七叔是由于我的成家，而想起了祖父，想起了淮安的周家，甚至可能也想起了绍兴的老家，想起了他一生憎恶并彻底推翻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

    饭后，七叔又要出去工作了。我和云珍赶紧起身告辞。那一天同时在场的孙维世同志也一同起身告辞。这时，七妈拿出一块白色绿花布料送给孙维世。七叔在一边看着七妈，开玩笑说：“哎，你可不能偏向噢！”七妈笑笑，也不说话，又接着拿出一块柬埔寨的红格细布，送给了云珍。

    许多年以后，我与堂妹秉宜说起，才知道我们每个人结婚时，七叔工作再繁忙，也要抽出一点时间和七妈一起请新婚夫妇来吃一顿饭。并且还要送一块布料或被面等极实惠的小礼物，表示做老人的一点心意。这是多么善良的老两口呵！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亲生的儿女，可是对每一个侄儿侄女的婚姻大事，他们都总是要给予那么热情那么真心实意的祝福。

    七叔七妈向我宣传计划生育

    1960年春天，我们因工作忙，小孩无人照管，便将母亲从苏北老家接到了北京。七叔七妈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母亲到西花厅做客。当时恰逢华瑞的爱人和我妹妹华绂也在京，我们就一起赴约了。

    七叔请客并不铺张，不过是在他和七妈的饭菜之外多煮一些米饭，多加一两个菜而已。记得那天吃的饭仍然是掺有小米的二米饭。在五六十年代，每逢有机会与七叔七妈共餐，我总是看到他们吃这种二米饭。席间工作人员送来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七叔看到，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噢，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的定量。”听七妈这样说，我们心里一下子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当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七叔七妈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年过6旬的老人，还要终日操劳国事，本该多供应一些营养品的。但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和全国人民一样实行粮食定量。现在为了招待母亲——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两位老人家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那一份诚意、那一份实在，怎能不让人感动。可看他们的表情，却像是在做一件很自然的事。

    七叔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七妈说了一句：“华章刚有了小孩，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3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我有没有存款。我说：“我有90元储蓄。”于是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我，对我说：“这100元钱给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我望望七叔，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但我嘴太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答应着收下了钱。

    吃过饭，七叔有事，和大家打过招呼，匆匆走了。这时，我看到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待，要他们把吃剩的菜留下来，说晚上还可以接着吃。七叔七妈的节俭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小芳。正巧七叔的二弟博宇叔的儿子荣庆在北京出差。七叔让荣庆到我家来看我，又给我带来40元钱。荣庆还对我说：“来的时候伯伯嘱咐了，说：‘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我和云珍记住了七叔的嘱咐，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要孩子了。

    七叔七妈的两件小事

    1957年，正是反右运动期间。有一天，七叔在北京饭店出席外事活动后，又来到和平宾馆参加外宾的晚宴。他利用晚宴前的空隙时间在和平宾馆的311客房约见了我。当我得到通知说七叔要见我时，立即一口气跑着上了3楼。一进门七叔正坐在沙发上看刚刚借来的当天的《北京日报》。看到我来了，他就放下了报纸，并站起来和我握手，边握手边说：“有两三年没见你了吧？”接着他还关切而又幽默地问了一句：“你是什么派啊？”这时站在一旁的宾馆保卫科经理王礼刚插话说：“他是属于中左。”七叔听了也没有表态，就顺便向前来陪同的几位宾馆负责同志询问起宾馆反右运动的开展情况。谈了一会儿，他又回过头来问我：“华章，你在这里一个月多少饭费啊？”我说：“15元左右。”他又去问站在他旁边的宾馆业务科科长孙烈炎同志：“你一个月吃多少钱啊？”当听到孙烈炎回答是13元左右时，他便以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人家吃13元，你怎么吃15元啊？要艰苦朴素嘛！”正说着，卫士同志过来提醒七叔说：“时间快到了，请总理动身吧。”于是，七叔站起来和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并拿着《北京日报》亲手还到了服务台。一边走一边还对孙烈炎说：“你们要照章收费，这个房间我用了15分钟吧？”孙烈炎回答说：“总理只用了十几分钟，是不用付费的。”七叔却表示不同意说：“不行，用了就要付费嘛。”

    说着一行人走到了电梯前，我陪七叔上了电梯，送他下楼去参加晚宴。电梯稳稳地运行，七叔和开电梯的服务员亲切地聊了起来：“这个电梯走得很稳嘛，是哪里出产的？”服务员随口答道：“是美帝的。”七叔立即纠正他的话说：“不对，是美国生产的。美帝不生产电梯，是美国工人生产的。”那位服务员听了，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表示接受。

    1楼到了，我们目送七叔健步走向宴会大厅，去完成他一天之中的又一项任务。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今30多年过去了，可那一天他的一言一行所给予我的教育，我至今都未敢忘记。

    在3年困难时期，有一天我正在和平宾馆的前厅处理工作，忽然看见七妈从大门口走了进来。我连忙上前和她老人家打招呼。她告诉我，她是来这里看望一位客人的。那位客人身边还带着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孩子。她说：“正好你在这儿，就陪我去一趟小卖部吧。我要给那个孩子买一件礼物。”

    我陪着七妈来到了宾馆的小卖部。当时，小卖部分外宾柜和内宾柜两个部分。因为是困难时期，各种商品十分紧缺，宾馆根据上级“优先照顾国际友人”的指示，在外宾柜台摆放的货物显然要比内宾柜台丰富得多。而我心想：像七妈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高级干部，为了送小孩一点纪念品，在外宾柜台买一点也无可非议。我就向七妈建议：“您就在外宾柜台中挑选吧。”七妈却摇摇头，又侧过身子，带着十分认真的神情悄声告诉我说：“那是卖给外宾的。我们只能看，不能买。”最后，她老人家还是在内宾柜台中挑了一个铁铅笔盒，售价3角5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铅笔盒，使我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家对少年儿童的爱心，也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纪律的高尚品德。

    “我们要提倡干稀搭配”

    1961年春节，七妈邀请了周家的亲属们到西花厅来和七叔一起吃年饭。

    那一天，温暖如春的客厅里，老老少少一下子来了一二十口人。为了不影响还在隔壁办公室工作的七叔，大家都压低了声音说话，甚至连几岁的孩子也变得很懂事，既不哭也不闹。七妈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一家一家地问候着，照应着，临到傍晚，七妈看亲属们差不多到齐了，便站在客厅中央，对大家宣布说：

    “今天我和恩来约了大家到西花厅来吃年饭。食谱哪，是我亲自安排的。有小米粥和猪肉白菜包子。我们共产党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革命的胜利是由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能忘了过去。所以今天过年请大家喝小米粥，还有猪肉白菜包子。这是你们淮安老家过年的习俗。现在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就要提倡干稀搭配，以菜代粮。”

    淮安的习俗。我过去听祖父说过。在淮安，每逢过年，早点铺就关了门，从初一到十五。所以各家各户都要蒸一些猪肉白菜包子，当早点吃。今天，七妈特地为我们准备了猪肉白菜包子，则是为了向亲属们进一步宣传党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要以菜代粮、干稀搭配、共度灾荒”的号召。

    七叔直到开饭前才从办公室出来。那天因为去的人很多，分成了两个大圆桌。除去小米粥和猪肉白菜包子，每个桌子上面只放了一两盘炒菜和一瓶红葡萄酒。就这样，周家的老老少少在七叔七妈的带领下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新年。

    吃过饭，七妈又向大家宣布：“大家吃过饭，要交粮票啊。”

    那一天在饭桌上，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在靠墙的木台子上，工作人员放了一锅稀饭。七叔吃完稀饭，站起身要去添饭。云珍做惯了服务工作，这时就很自然地起身过去要为七叔添饭。七叔却不肯，七叔说：“你不用帮我，我自己来盛。”七妈在旁看到了，也招呼云珍说：“云珍，你不用管你七叔。他一向都是自己动手的。”紧接着她又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在西花厅，大家都是自己动手盛饭啊，谁也不要让别人帮忙。”

    七叔盛好饭就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一举一动都显得非常自然平常，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可云珍却为此感慨了好几天。她后来对我说：“总理（云珍长期给中央首长服务，她始终改不过口来）这些做法，真是我们普通人想也想不到的啊！”

    “我是主张平坟的”

    在我和七叔接触的年月里，还有一件事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有关绍兴老家平坟的事。

    1956年，全国进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纷纷将农村的坟地深埋，以扩大产粮基地。就在这时，七叔的一位本家叔叔从祖籍绍兴市给七叔写了一封信，诉状当地政府，说周家的坟地也被平掉了。平坟的场面“惨不忍睹”云云。1939年七叔回绍兴老家探亲时，这位本家的叔叔曾陪同他一起去拜过祖坟。所以对平坟的事他很不理解，很有意见。

    七叔收到这封信后，考虑到这是一件支援国家建设和移风易俗的大事，必须要跟亲属们讲清楚，要支持平坟，不能成为平坟的阻力。为此他把这位本家叔叔请到了北京，接进了西花厅。同时又把在北京的亲属们也找到西花厅来，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那一次，我也参加了。

    在西花厅客厅的正中，坐北朝南摆放着一张三人用的大沙发，两侧各放了两张单人小沙发。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七叔先是恭恭敬敬把他的那位本家叔叔一个人请到了那张大沙发上就座，而他自己却坐在了侧面的小沙发上。然后，七叔才开始说话。

    七叔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因为怕株连大家，我和亲属们是概不来往，似乎是六亲不认了，国共合作以后，形势变了，可以认亲了。不但要认亲，而且还要拜坟。当时蒋介石宣传共产党六亲不认，大家对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不了解，所以就要用事实揭穿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通过拜坟来证明共产党不是六亲不认的嘛！当时正是因为我拜了坟，在祠堂里向200多位乡亲们阐述共产党的政策，大家才听得进去。现在，全国解放了，形势又变了。所以不但不再拜坟了，而且要去平坟才对。现在亲戚中有人对平坟一事有不同的看法。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当然我一个人说了是不算的，但我也是周家的一员，我也有发言权嘛。若问我的意见，我是主张平坟的。我们中国人多地少，南方更为突出。浙江省山多地少，人均只有六七分地。我们只有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老百姓只有吃饱饭，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去过梵蒂冈，那里到处是坟墓。我们不能学他们，不能让死人向活人争地。”

    接着，七叔又说：前不久，中央作了一个决定，由毛主席倡导，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死后一律实行火化。这是一个以每人签名方式形成的决议。这个决议本来是想公布的，考虑到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几千年来的习俗，不能勉强让群众接受，所以决定不公布，先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实行火化。

    七叔的一番讲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平坟的重要意义，使在座的亲属们都心服口服，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平坟的主张。那位本家叔叔也无话可说了。

    这里我要再顺便说一件小事。就在七叔继续向我们宣传平坟的重要意义时，七叔的秘书何谦同志走过来轻声对七叔说：“总理，下午3点在勤政殿还有一个接受赠礼的仪式。现在快到3点了。”七叔一听立即回头问道：“哎？今天的赠礼仪式只有主席的，没有总理的嘛。”何谦说：“有总理的。”这时七妈看他讲的正在兴头上，就插了一句话说：“你讲吧。实在来不及就晚到一会儿嘛。”七叔立刻说：“那怎么行！”他低头看看表，又说：“来得及，还有3分钟哩。”说完他把话题一转，很快就收了尾，和大家一一握手就告辞了。当七叔的车驶出大门时，我也看了看表，正好还差一分钟3点。我不禁暗自惊叹七叔把时间掌握利用得那么准确，一环紧扣一环。我想七叔真是把自己生命的分分秒秒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啊。

    （周华章口述、周秉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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