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一想，假如我挑选了哪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做伯伯的有偏向，不公平。我看现在这样就很好嘛。你们的孩子我们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的。”

    “你以后的道路还很长，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哪，一辈子也学不完。所以，做一个谦虚的人是很重要的。”

    “我和你伯伯对你们几个孩子的婚事都非常关心。你们一定要以革命事业为重，趁着年轻的时候打好基础。可不要急于办事呀。”

    我们的父亲周同宇是周恩来的胞弟。

    我们第一次见到伯父、伯母是在1949年的秋天，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伯父派人将我们全家从天津接到北京。父亲告诉我们，对伯父要称呼“伯伯”，对伯母则称呼“七妈”。称呼“七妈”大概是伯母自己的意思。因为伯父在周家的大排行中是行七，同辈人都称他“七哥”，晚辈人则称他“七伯”或“七爸”。

    刚进北京时，父亲身体有病。母亲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四个孩子，负担很重。但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看到新中国许多妇女参加了工作，也提出想参加工作的要求。伯父、伯母很支持她，为减轻她的负担，决定帮助她抚养孩子。这样，12岁的秉德，7岁的秉钧和5岁的秉宜就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

    一天晚上，父亲来看望伯父、伯母和孩子们。她对伯父说：“七哥，你没有孩子。我这几个孩子，你喜欢哪个，就给你做孩子吧。”听完父亲的话，伯父笑了。他低下头看了看眼前高矮依次的几个侄儿侄女。小家伙家都长得聪明、健康。伯父的目光变得十分亲切慈祥。然而，他却摇了摇头，说道：“你想一想，假如我挑选了哪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做伯伯的有偏向，不公平。我看现在这样就很好嘛。你们的孩子我们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的。”年幼的秉钧和秉宜仰起小脸静静地听着伯父说话。客厅里暖融融的，柔和的灯光映衬着伯父高大的身躯。这就是伯父给我们上的人生第一课。

    从严要求不许特殊

    我们到西花厅不久，伯父、伯母就分别将我们送进寄宿制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以后，我们兄妹几个只要到了入学年龄，也都被送到那所寄宿制的北京八一学校。

    八一学校是聂荣臻元帅在战火纷飞的1947年创办的一所半军事化寄宿制学校。学校距市内较远，每逢假期来临，学校里停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接学生们回家。但伯父、伯母坚决不允许秉钧和弟妹们用公家配备给他们的汽车，而要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家。在50年代初期，由于秉钧和秉宜年纪还小，伯母就请西花厅的卫士同志轮流去八一学校接他俩回家。秉钧还记得在他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放假了。同学们都纷纷回家了。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和妹妹秉宜。望着妹妹那期待的目光，秉钧给伯母写了一封信，说学校放假了，请她快派个人来接他和妹妹回家。

    信写好了，可是秉钧不知道地址该如何写。他想了想，就在信封上写了这样几个字：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收。伯母看过信，一拍手笑了：“哎呀呀！学校怎么也没有通知我们呢？快！哪位同志有空，快去接一下孩子们吧。”于是，卫士冯福成叔叔雇了两辆三轮车，把秉钧和妹妹接了回来，车钱自然是由伯父个人出。伯母说：“汽车是国家让我和伯伯办公用的，不能用来办私事。”

    还有一次，卫士张树迎叔叔接秉钧和秉宜回到西花厅时，大食堂早已关门了。他们三个人都没有赶上食堂开晚饭。于是，伯母便拿出钱让张树迎叔叔带着秉钧和秉宜到府右街北口的一个小吃店去吃饭。伯父、伯母一般是不允许孩子们在西花厅吃小灶的。伯母说：“厨房的炊事员同志是国家派来帮助我们工作的。这里的供应是按照你们伯伯的工作性质来分配的。你们还是小孩子，对人民什么贡献也没有，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人民为伯伯和七妈提供的条件，应该和大家一样，去大食堂吃饭。”秉宜从上小学一年级起，便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大食堂排队买饭。

    假期到了，西花厅住进七八个孩子。秉钧、秉宜，伯父过去的卫士长龙飞虎的两个孩子，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的三个孩子。伯父工作总是十分繁忙，教育孩子们的任务落到了伯母身上。面对这七八个欢蹦乱跳的孩子，伯母想出一个办法。她把孩子们编成假期活动小组，由大孩子做组长，负责管理其他小一点的孩子。她还要求孩子们订出假期活动计划，并要求孩子们坚决执行这一计划。于是，孩子们每天一同起床、做操、吃饭，一同做假期作业。一同打扫西花厅前院的花廊和亭子。看到孩子们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伯母放心多了。

    西花厅大院里有几棵高大的海棠树，树上挂满了诱人的海棠。在秉钧、秉宜住的房前，还有两棵无花果树。伯母早就打过招呼：“这些果树是公家的财产。你们谁也不许摘树上的果子。”每当果实成熟了，伯母便自己出钱买一些分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吃，而将其余的大部分上交给国务院管理局。

    每到暑假，中南海的许多孩子都跟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家长去北戴河避暑，而伯父从来不带我们去。伯母说：“你们的伯伯是去开会，去工作的。你们不能跟着去玩。再说，普通老百姓哪有条件去避暑呢。你们为什么不想想他们？为什么要特殊？”

    每年国庆节的夜晚，伯父都要到天安门参加活动并主持晚会。中央首长带着孩子们去天安门城楼上看看烟火，这在当时是允许的。但伯母坚决不让我们跟着伯父去天安门，她自己也不去。当我父亲、母亲来看望她时，她就带着全家人一同出去散步，在中南海的海边隔岸观赏天安门上空五彩缤纷的礼花。伯母坐在海边，一边饶有兴致地观赏着礼花，一边和母亲拉着家常话。烟火散尽，伯母才拉着秉和、秉建的小手，慢慢地往回走，她告诉孩子们：“小五小六呀，你们知道吗？咱们的新中国今天又长了一岁。”

    1963年夏天，秉宜收到堂嫂的来信，邀请她假期去淮安老家小住。秉宜真高兴，她多想利用这个机会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啊！于是她找到正在吃饭的伯父，说了自己的想法。伯父听了她的想法后说：“还是不要去吧。你去了，县里一定会知道，一定会专门派人去接你。你只是一个学生，惊动县里的同志为你张罗奔忙，影响不好。这事你再问问你七妈，看她怎么说。”刚好伯母从书房出来。伯父对她说：“秉宜想去淮安住几天，你怎么看？”伯母说：“现在全国还在闹灾荒。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很少。你去了就会占用县里的粮食定量。我看你就不要去给县里的同志添麻烦了。”伯父说：“你看，你七妈又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她的意见，你再想一想吧。”秉宜想了想觉得伯父、伯母讲得都很有道理。于是，她给堂嫂回信取消了这次家乡之行。

    在教育后代的问题上，伯父和伯母总是互相配合。将我们交给伯母来管，伯父十分放心。生活中的伯母比伯父似乎更严厉，但也更操心、更细致周到。自从1949年我们来到北京，叫她一声“七妈”，她便认真负责地担起了教育我们的责任，几十年来从没松懈过。

    纪律严明教诲殷切

    鉴于伯父的地位和工作性质，伯母给我们规定了许多条纪律。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我们出去不要讲自己和伯父的关系，也不要讲在西花厅的生活情况。其次是不许打听伯父的工作，不许进伯父的办公室，也不许去秘书同志的办公室，以免打扰他们的工作。在我们稍大一些，和社会接触多了一些时，伯母又规定：凡是别人委托我们转交给伯父的信件，一律婉言拒绝。伯母说：“你们和伯伯的关系是亲属关系，不是工作关系。所以，不要替人转材料，不要替人带信，不要替人告状。就是把信转来了，伯伯也不会受理。”这是铁一般的纪律。

    1959年一个冬日的下午，秉宜向伯母谈起她的学校上哲学课时，老师给他们讲了毛主席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哲学思想。伯母说：我和你伯伯对你们要求这么严，你们可能会感到很不自由。但这种限制正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我们党的利益。同样，我和你伯伯也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比如，你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我是中央委员。那么，他那一级可以看到的文件，他决不给我看，我也决不会去看。所以，我应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这样一想，我又觉得我是很自由的了。伯母的这番话，使秉宜至今记忆犹新。伯母就是这样教育我们顾全大局和遵守纪律的。

    伯父、伯母对我们一向要求很严格，一旦发现了我们的缺点，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秉宜上小学时，有一次她的一篇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还在学校的成绩栏上展览。秉宜回到家，笑嘻嘻地把作文送到了伯父面前。伯父看了作文，还改了两个错别字，然后又低头看看秉宜，说了一句：“你可不能骄傲啊。”伯父因忙着去办公，临走时他对伯母说：“你看这个秉宜，作文得个5分就沾沾自喜了。”伯母听了伯父的话，心领神会。她把秉宜叫到跟前，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直谈到抗美援朝的英雄黄继光、邱少云。最后，伯母告诫秉宜：“你以后的道路还很长，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哪，一辈子也学不完。所以，做一个谦虚的人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眼中，伯母是一位严厉的家长，但也有不那么严格的时候。那就是当我们中间有谁生病时，伯母每一次都会尽全力照顾。这时，我们又感到她是那么慈祥、和蔼。

    1953年夏天，两岁的秉和由于被毒蚊子叮咬感染发炎，身上、脸上长了许多毒疮。母亲带他去了几家诊所都没治好。伯母知道后，立即让母亲把秉和送到中南海门诊部，找了一位有经验的大夫每天给秉和治疗，直到一个月后痊愈，伯母才把又白又胖的秉和送交母亲。

    秉华小时候有尿床的毛病。有一天，伯母陪客人到秉华所在的北海幼儿园参观。幼儿园的小朋友“告状”说：“邓妈妈，周秉华老尿床。”伯母听了笑起来，对孩子们说：“没关系，他还小哪，等他长大了就好啦！”可直到秉华上小学，尿床的毛病也没治好。母亲为此很伤脑筋。母亲向伯母诉苦说：“这个孩子太贪玩，不爱学习，还尿床，真是不争气。”伯母马上止住了母亲的话。伯父也说：“你不要这样讲孩子。你要经常关心他，鼓励他，帮助他对学习产生兴趣。至于尿床的毛病，再想法找大夫治一下吧。”后来，伯父托人买来龟胶，给秉华治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药物的治疗，秉华的病渐渐好了。

    1973年，伯母听说秉钧的妻子刘军鹰身体较弱，大夫建议她多吃些核桃，就立刻送给她100个核桃。那是西花厅院子里结的核桃，是伯母自己出钱买的。以后，每年核桃下来时，伯母都给军鹰买100个核桃，放在一个小筐里，托人带给在广州工作的军鹰。

    我们从小到大，伯父、伯母为我们真是操了不少心。

    鼓励我们艰苦朴素，互相帮助

    自幼伯父、伯母就教导我们要艰苦朴素，兄弟姐妹间要互相帮助。我们家人口多，父亲又常常生病，伯伯劝他提前退休了，因此家境不很富裕，但伯父还是认为比起工人同志，我们过得好多了。

    50年代初期，秉钧和秉宜住在学校时，伯母从不给零花钱。秉德上高中以后，伯母才每个月给5元零花钱。伯母说：“秉德呀，以后，你的梳洗用具，内衣内裤，还有买个本呀，买个笔呀，可全都自己解决了啊。”

    1955年秋天，秉德参加工作了。当她拿到第一次工资时，伯母又给她作了规定：“秉德呀，你现在挣工资了，已经是个大人了。但是弟弟妹妹都还小。以后，你每个月应该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来交给家里，帮助父母抚养弟弟妹妹。”按照伯母的嘱咐，秉德一直是这样做的，直到弟妹们都长大工作。

    1961年，秉宜初中毕业了。当时她已经回到自己家里住，但伯母考虑到女孩子们都大了，家里住房又少，生活中会有许多不便，就在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找了一套房子，让秉德带着妹妹搬到宿舍楼去住。伯母让秉德自己出房租，伯母说：“不是我和你伯伯拿不起这房租，而是不能养成你们依赖家庭的习惯。你要照顾好妹妹，注意室内清洁，和周围的邻居要和睦相处。你是姐姐，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

    后来，秉钧参加工作了，伯母又同样要求秉钧也像姐姐那样，每月给父母寄些钱。帮助父母负担起抚养弟妹的义务。

    十年的动乱中，父亲遭迫害，被拘留审查，全家靠母亲一个普通中学教师的工资维持生活。而秉和、秉建又在延安和内蒙插队，农村的生活相当艰苦，需要家里寄些衣物和食品。这时，恰逢秉钧到北京来出差，伯母对秉钧说：“弟弟妹妹们现在遇到了困难，你和秉德要尽到做哥哥姐姐的义务，帮助弟弟妹妹。我看这样吧，咱们分分工，我来负责秉建；你负责秉宜；秉德在西安，她负责在延安的秉和。怎么样？”就这样，秉德、秉钧省吃俭用，节约出钱来寄给弟妹们，鼓励他们安心劳动锻炼。秉德、秉钧对弟妹们的帮助，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几十年来，我们姐妹兄弟之间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大家互相尊重，互相谦让，互相帮助，相处得十分和睦。回想起来，这都要感谢伯母对我们的教育和督促。

    选择志愿要服从需要

    1952年夏天，秉德初中毕业了，面临着升学选择问题。学校动员她们报考师范学校。听了校长的动员，秉德深受鼓舞，准备报考师范学校。按她平时的学习成绩，将来考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班主任和同学们都劝她再慎重考虑一下。

    星期六秉德回到西花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伯父、伯母。伯母听后马上表示支持。她说：“好呀，和我一样呀！我原来也是做老师的。我16岁就当老师了。做老师非常有意义，何况现在国家又这么需要。”说完，她又转过头向正在一旁埋头吃饭的伯父说：“我已经说同意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伯父放下手中的筷子，望了望秉德，对伯母说：“有你一个人说就够了。她得有点独立思考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对她压力太大了嘛。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秉德听了伯母的意思，考上了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1961年夏天，秉钧即将高中毕业，正在家中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秉钧的理工科成绩很好，志愿报考清华大学。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空军招收飞行员的体检。有一天，姐姐秉德告诉他，伯伯让他到西花厅去一趟。秉钧按照伯父约定的日子来到了西花厅。他先见到了伯母。他问伯母：“伯父找我有什么事？”伯母说：“等你伯伯回来，他会和你说。”午饭前，伯父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伯父问秉钧：打算考哪个学校？空军招收飞行员的体检进行得怎么样了？秉钧都一一回答了。伯父又问：“万一体检不合格，当不了飞行员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秉钧没有思想准备，愣了一下。但他马上回答说：“行，就去服兵役。”秉钧从小就崇拜伯父，他知道伯父要求自己做的事，总是对的，总是有道理的。伯父说：“那么，就这样。不过，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吗？”秉钧不再犹豫，回答说：“不考大学了。”伯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对秉钧说：“秉钧呀，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很多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农村进行生产。假如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嘛！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减少农村征兵。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秉钧注意地听着。伯父看了看他，话锋一转，又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伯父的一席话，说得秉钧开了窍，他抬起头，冲着伯父憨厚地一笑，说：“我懂了。伯伯，您就放心吧。”

    后来，秉钧被空军录取，进了航校，成了一名飞行员，开了近20年战斗机。

    1968年夏天，秉和和秉建先后去延安和内蒙古插队。临行前，15岁的秉建到西花厅向伯父、伯母辞行。伯父高兴地对秉建说：“秉建，我和你七妈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接着，伯父又问起秉建插队的具体地点，并且拿出地图，戴上老花镜认真地查找。找到后，伯父又向秉建详细地介绍了那个地区的气候与环境特点，告诉她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多想困难。想简单了，遇到困难就会发生动摇。细心的伯父还嘱咐秉建说：“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你在家不吃牛羊肉，到了牧区要锻炼吃。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很重要。”最后，伯父再三强调：到了内蒙古草原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搞好民族团结。伯母拿出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递给了秉建说：“秉建呀，送给你这个收音机。下去以后要经常听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要做一个有觉悟的新牧民。”秉建带着伯父、伯母的嘱咐，开始了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艰苦的劳动锻炼。

    伯父、伯母十分关心秉建的成长。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伯父的劳累已达到极限。但他老人家仍然抽时间阅读秉建的每一封信，并写信鼓励她不要骄傲自满，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秉建给伯父、伯母寄去了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伯父看着照片，高兴地笑了：“秉建像个草原姑娘的样子了。”

    1970年底底，秉建在当地应征入伍了。然而，当秉建身穿着新发的军装，高高兴兴回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伯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秉建，你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秉建听了忙向伯父解释，说自己参军完全是按正常手续办的。伯父却摇摇头，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伯父还拿出一些介绍先进人物事迹的报纸，让秉建认真学习一下，从思想上再进一步提高认识。秉建听了伯父的话，回到部队后，立即向部队领导写了离队申请。部队的首长很想挽留秉建，却受到了伯父的批评。伯父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秉建终于脱下军装，重新返回了内蒙古大草原。这件事对秉建震动很大。从此，秉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抽调去工厂、机关，甚至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别的知青，而自己则坚持在大草原做一个普通的牧民。

    与此同时，秉和也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他在新疆照了一张身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了远在北京的伯父、伯母。想让两位老人家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伯母的回信。伯母说：“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秉和听了伯母的嘱咐，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新回到了延安。就这样，秉和也只做了3个半月的解放军战士。算起来，他的军龄比妹妹秉建还要少一个月。

    秉和、秉建离开部队，各自回到农村后，伯父、伯母才算彻底放心了。

    1971年4月的一天，秉德去看望了伯父、伯母。伯母特别向秉德谈起这件事。伯母说：参军本是件好事，但是，目前全国有上千万青年学生正在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最近已有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这个途径离开了农村。这样做很不利于贯彻毛主席关于青年人上山下乡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指示，在群众中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我们要求秉和、秉建带这个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通过后门、通过关系离开农村。

    在我们选择志愿时，伯父、伯母教导我们要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

    鼓励秉华带头晚婚晚育

    1969年2月，秉华从部队复员分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当印刷工人。有一天，秉华到西花厅看望四年未见面的伯父、伯母。伯父问秉华：“你当了几年的兵回来，交女朋友没有？”秉华说：“我复员以后，打算在三年内不谈恋爱。30岁以前不结婚。”伯父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嘛，国家正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你回到地方后，首先应该好好工作，不要急于考虑个人问题。”伯父还说：“现在我要求你们带个头，过30岁再结婚，大家都这样做了，每个世纪就只能出生三代人了。这对我们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秉华听了伯父的一番话，明白了晚婚晚育的深远意义。

    1970年的冬天，秉华交了女朋友，名叫李玉树。因为当时李玉树正在西宁工作，有的同志就劝秉华，找对象不要找太远的，否则将来两地分居很麻烦。秉华心中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到西花厅问伯母这事该怎么办？伯母说了自己的看法：“我看哪，假如两个人真的是思想、感情、目标都一致，尽管离得远些，将来也能生活得很好。假如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就是同床还有个异梦呢！”秉华听了点点头，心中很感谢伯母的开导。伯母接着又问起玉树的家庭情况。秉华说：“我只知道她父亲是个干部，具体的情况我从没有问过。”伯母说：“那就了解一下吧。另外咱们家的情况她知道吗？你爸爸目前的情况（指父亲当时正在拘留受审查中）你对她讲过没有？如果没有要赶快讲清楚，要听听她对这事的想法。”秉华要走时伯母又说：“我和你伯伯对你们几个孩子的婚事都非常关心。你们一定要以革命事业为重，趁着年轻的时候打好基础。可不要急于办事呀。”

    1972年元旦后的一天，秉华又去了西花厅，正遇上伯父在吃饭。一见面，伯父就盯住秉华说：“我听你七妈说你有了一个女朋友。秉华，你第一个诺言可没有兑现呀。”秉华说：“我是觉得年头差不多到了。”伯父毫不含糊地说：“不对，年头没到。你1969年2月份复员，应该到1972年2月才满三年。而你提前确定了关系。你说30岁之前不结婚，我要看你能不能做到。”后来，秉华一直到1977年春节才结婚。那年他整满30岁。

    要用行动来纪念你们的伯伯

    1976年1月8日，凛冽的寒风送来阵阵哀乐。抚养教育我们26年的伯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是一片白色花环铺成的海洋。

    1月15日，伯父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伯母事先向我们规定：为了打破旧习俗，在外地工作的亲属一律不要请假专程来北京参加追悼活动。在北京的侄儿侄女们要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追悼活动。不报道，不拍照，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追悼会后，伯母又将我们召集到大会堂的台湾厅和我们谈了一次话。当时在场的还有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为伯父治疗护理过的医疗小组全体同志。

    伯母说：你们的伯伯在病中，毛主席、党中央对他非常爱护。调去给伯伯治疗和服务的医疗小组的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技术和医疗实践是第一流的。他们为你们的伯伯进行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伯伯在病中一再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你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责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传达的伯伯讲的话。

    伯母接着说：你们的伯伯在去世前已对他的后事做过安排。第一，他的后事处理不要超过任何人。第二，不要特殊化。伯伯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但作为共产党员，他又是西花厅支部的党员。所以，在具体举行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由支部的同志承担。

    伯母说：你们的伯伯在他知道他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到祖国的大好山河里，作为肥料，仍可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这符合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从火葬保留骨灰，到火葬不保留骨灰，这也是一场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

    伯母说：你们的伯伯，是党的人，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的，每个共产党员做了多少工作也不能说到底了。你们更不能因为伯伯做了工作，人民对他评价高，认为你们就荣誉了。要是把和伯伯的关系仅仅看成一个亲戚关系，这就把感情降低了。今天的追悼会，应该是你们向革命老前辈学习的一次机会。

    伯母说：你们要坚强。痛苦、悲伤、眼泪，都不能让死者复活。伯伯是坚强的，你们也应该坚强，应该比伯伯更坚强。因为你们是年轻一代，是下一代。你们要用不断改造思想、继续革命，来纪念你们死去的伯伯。

    伯母的声音回荡在台湾厅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此时此刻，伯父的骨灰盒已经安静地躺在这间大厅的正中央。伯母告诉我们：伯父的骨灰在播撒之前，就先存放在台湾厅。这是伯父生前的要求。他一直都在惦记着祖国的台湾岛，惦记着海峡那边的骨肉同胞。

    伯母极为重视对伯父的悼念活动。她总希望这一活动能尽量地遵照伯父生前的意愿，尽量办得不走样。同时，她也希望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她和伯父对处理这件事的原则。1月18日的下午，伯母将秉德、秉钧叫到西花厅，又特别对他们两个人谈到了这件事。

    伯母说：今天找你们两个人来，是因为你们是伯伯直系的侄儿侄女中最大的。你们参加了伯伯的吊唁、追悼活动。本来让外地的亲属不要来，有的听话没有来；有的正休探亲假，就来了；有的是自己跑来了；这很不好。不能一有这事，就把远亲、近亲都叫到北京来，吃公家、住公家，最后还要公家出路费回去。这种情况我听到不少了。我们就要采取另外的办法，不叫外地的来。来了也要快回去。来了住在小招待所，回去路费由我自己负担。

    伯母说：还有骨灰的处理问题，我们早就相互保证了，可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中说话声音极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现在外边有人怪医生，怪医疗小组。你们若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定要做解释。他们是精心的，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病太严重了。他的癌细胞是十分罕见的、厉害的癌细胞。到后来已经扩散到全身。但伯伯是很坚强的，是大无畏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他的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精确，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细胞已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伯母又说：现在你们还戴着黑纱，我劝你们都摘掉。追悼会后，我就劝工作人员把黑纱摘掉。孝不孝，怀念不怀念，主要还是看思想，看行动，而不是看这个形式。

    3月14日上午，秉德和爱人沈人骅及四弟秉华一起来到西花厅看望伯母。伯母说：在对你伯伯的这件事上，我没有向中央提任何要求。我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本来中央办得就已经超过了别人。你伯伯死后第二天，我到天安门看了看，人民群众的感情是深的。他们不仅是对你伯伯，那是对我们党的感情。关于撒骨灰的问题。你伯伯临终前对我说：一切都拜托你了。他有些不放心我，怕我不能做到撒他的骨灰。他曾说：“我可以保证为你做到。”但是我是有点为难。谁知主席和中央马上就同意了。我非常感谢主席和中央，实现了你伯伯的遗愿。

    后来，伯母实在累了，才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秉德三人陪着伯母来到院子里慢慢地散步。在大门口分手时，伯母最后又说了一句：“你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这次谈话，就算是一次党的活动吧。”

    伯母讲“伍豪事件”真相

    1977年5月，在外地工作的秉钧和秉建凑巧都到北京出差。伯母听说了，便约我们姊妹兄弟六人去西花厅聚一聚。那一天，伯母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她老人家有说有笑，问了我们每个人及孩子的情况，还带大家一起在院里散步，观赏院中盛开的月季和芍药花，并且和我们一起照了相。这一次，伯母并没有提到粉碎“四人帮”的事，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围在伯母身边，以一次轻松愉快的聚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事后，伯母却又特别关照秉德提醒我们大家。她说：“有人对我说，在这时候我应该比别人更加高兴。我告诉他们，粉碎‘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但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变革中，我们不能把个人的恩怨摆进去。要看到这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个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是非常渺小的。你们的伯伯虽然是副主席、是总理，但他个人的作用在党的事业中是沧海之一粟，在汪洋大海里的一个小泡沫。这个小泡沫在，就起它的作用；当它消失了，大海还依然存在。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正确地对待个人与党的关系。不然，就要强调个人作用，就要搞个人英雄主义，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

    1979年的国庆节，秉建结婚了，我们又相约去了西花厅。伯母见到我们显得十分激动。她说：“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国庆的日子。你们也从6个人变成了12个人。今天都到我这里来聚会，真是很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啊！”

    利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伯母向我们讲了30年代初，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事件”。她说：当时党中央知道这是敌人对你伯伯的诬陷，也处理了这件事。但是，1967年上半年，“四人帮”又翻出这件事，来陷害你们的伯伯。正好有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假的，很快拿出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了，组织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这是关系我们党的历史，关系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你们下一代的事情。所以，我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讲一讲，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对于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的同志给予彻底平反，父亲的名誉也得以恢复。这时，伯母才和父亲见面。1982年4月18日下午，我们姐妹兄弟几个陪着父亲、母亲，还有荣庆大哥的爱人菊清，一起来到了西花厅。自从“文革”开始后，父亲便一直没有见到伯父、伯母。期间，他曾被拘留审查达七年半。伯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父亲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痛苦得几天不肯说一句话。然而，他却因为自己的问题组织上尚未作最后的结论而不能参加追悼活动，不能向大哥去作最后的告别。这一次，父亲见到伯母，心中百感交集，只说了一声：“我一直想来看看姐姐……”便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伯母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望着父亲和母亲。她说：“同宇、士琴，我们已经有17年没见面了。”母亲强忍住眼里的泪水，哽咽着点点头。“我们常听孩子们谈起七嫂。我们一直很惦记七嫂。”伯母说：“是呀，这么多年，我同孩子们一直有来往，我们是常见面的。孩子们表现得不错，没有走上邪路，有的还入了党。”

    这时，伯母又转过身来对我们说：“那时，你们的伯伯是众矢之的，是林彪、‘四人帮’集团要打倒的对象，不过没有能打倒就是了。那时，很多人都因为同你们的伯伯有关而挨整。所以，我就不能见什么人，也不能见同宇和士琴。后来，‘四人帮’的爪牙又送来同宇的材料，说同宇有问题，让你们的伯伯处理。你们的伯伯亲自下命令把同宇逮捕。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当天晚上恩来叫卫戍区立即把同宇逮捕。当时，凡抓到卫戍区的人，都得到了保护。否则被‘四人帮’的人控制住，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连彭老总都搞得那么惨。”

    “你们的伯伯在病危时，曾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那时同宇的事情尚未处理。我想我要把这些事办好。打倒‘四人帮’以后，恩来曾拜托我的事，我处理得都比他想象得要好。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我也终于可以见同宇和士琴了。这么长的时间，士琴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一直还坚持教书、劳动，是很不容易的。同宇就更不用讲了，关了这么多年。现在，我能把这些事向你们讲清楚，应当说是个很振奋人的事情。”大家都激动地听着伯母的讲话，一时间谁也不知说什么才好。望着伯母那刚强而安详的神态，我们的耳际仿佛又响起伯父对伯母说的那句话：“一切都拜托你啦！”

    （周秉德 周秉钧 周秉宜 周秉建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