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像父亲一样，严肃而又温和地说：“你想要一匹牲口，这个要求不算高。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块牌子，谁要拿走一匹，都会知道。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一席话说得毛华初满面通红，不再作声了。

    “去吧！到群众中去，一切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你出现。”

    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

    泽铭抚子远怀，字式穀，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

    这里提到的泽铭，指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远怀，指毛泽民与原配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

    毛华初是一位烈士遗孤，原名王华初，出生于浏阳县大光乡。生母罗醒，1926年参加革命，曾被推选为乡妇女界联合会会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派列为捕杀对象。1929年秋，罗醒第三次被捕入狱，王华初和母亲一起被关押在长沙司禁湾监狱。在狱中罗醒结识了毛泽民的发妻共产党员王淑兰。共同的理想和遭遇，使她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当罗醒意识到自己有可能随时牺牲时，便将儿子华初托付给王淑兰，要王淑兰在她牺牲后，将华初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

    1930年7月，红三军攻占长沙，罗醒与王淑兰组织难友越狱成功，带着孩子去投奔红军。随即，罗醒随红三军团撤出长沙，临走时，将儿子叫到被留下做地下工作的王淑兰面前，要儿子叫“妈妈”，并说：“以后，王妈妈就是你的亲妈妈了。”她还对王淑兰说：“华初有了你这个好妈妈的教养，我就放心了。”1931年12月，罗醒在浏阳大光乡苏区从事妇女工作时，遭到反动军阀许克祥部和当地地主武装的围攻，不幸被捕，随即被枪杀在浏阳永和大桥河洲上。

    此后，王淑兰带着亲生女儿远志和养子华初，在白区坚持工作，苦度时日。华初并改姓毛。由于生活所迫，他从小辍学，先后在华容、韶山等地谋生。讨米、放牛、砍柴、种田、做长工，样样都干过，受尽地主的剥削和压榨。直到1938年他才与毛泽普、胡觉民、沈宁等人一起离开韶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毛华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后，多么想尽快见到日夜思念的伯父毛泽东啊！

    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沟的北山坡腰间。院子整齐、清洁，院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四孔石窟洞，左右两旁是平房。毛泽东只住了两间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则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分别作为寝室和办公室，陈设比较简陋。

    毛华初由族兄、毛新梅烈士之子毛慎义领着一起会见伯父毛泽东。

    毛华初打量眼前这位未见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服装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五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瘦，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内陷，但精力充沛，双眼炯炯有神。毛华初激动地站在伯父跟前，遵照妈妈王淑兰的嘱咐，喊了一声“大伯”，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右手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他这一说，毛华初急了，抢着说：“妈妈讲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又笑了，说：“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都吃得消吗？”毛华初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还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来吧。”

    毛华初一听，全身都热乎乎地兴奋起来。

    毛泽东又严肃地说：“要记住，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华初第一次见毛泽东，伯父就给他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然而，给毛华初印象最深的是三年后的一次会见。

    那是1941年的夏天，毛泽东居的枣园，枣树结满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得频频舞动，整洁的庭院飘逸着泥土的馨香。

    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枣园的院门，恰好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从里面出来，两人打了个照面。叶子龙见是毛华初，便说：“啊！你来了，客人刚进去。要见主席，快去，过一会儿就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只见毛泽东正和几位刚进去的首长握手、问好，接着给他们让座。毛华初仔细一看，是彭真和王若飞来谈工作，他们上穿白色粗布衬衣，下着蓝色土布裤，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

    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了一下手。毛华初跨进屋，走到伯父跟前，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叫了声：“大伯和叔叔好！”

    毛泽东指着侄儿向二人介绍道：“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我大弟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的（意即收养）。”

    彭真笑嘻嘻地说：“带的也是一样！”

    毛泽东又说：“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讲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他愤慨地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残酷无情那一套，又照抄照搬了外国法西斯那一套……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犯法一个当嘛。而蒋介石杀人如麻，搞白色恐怖，比封建帝王和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九族，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毛泽东眼里射出仇恨的火光：“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他斩钉截铁地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了大伯的话，内心激起了共鸣。是啊！封建法西斯蒋家王朝，曾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害得他家破人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抗战结束了，人民无不欢喜若狂。当时，毛华初在中央党校学习。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将延安的干部分赴各地。毛华初积极申请报告，被分配去东北解放区工作。

    10月的阳光普照大地，天空无云，天气显得格外的温暖。毛华初欢快地唱着歌，走在通向枣园的小路上。他准备去向伯父告别。

    刚进枣园，叶子龙正在门口等着他。告诉他：“主席很忙，忙得几个昼夜没睡觉了。今天起床一定起得迟，你到外面等一等吧！”

    等到下午4点，毛泽东身着一套陕甘宁边区自产的黄色毛呢制服，头戴呢帽，健步从房里面走出来。毛华初走上前去，叫了一声“大伯！”毛泽东惊喜地说：“华初，你来了，请坐！”

    毛华初告诉伯父，组织上已批准他去东北工作，过几天就要出发，今天特来看大伯。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啊！你要去东北，好！我赞成。有什么困难没有？”

    毛华初想了想，说：“到东北去路远，许多干部搞到牲口，我也想要一匹牲口，大伯，您能否帮我解决一匹？”

    毛泽东像父亲一样，严肃而又温和地说：“你想要一匹牲口，这个要求不算高。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块牌子，谁要拿走一匹，都会知道。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一席话说得毛华初满面通红，不再作声了。

    毛泽东见侄儿羞得难堪，便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要点钱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随即叫警卫员取了3万元边币给华初。毛华初激动地接过边币，说：“谢谢大伯。”

    临别时，毛泽东伸出那双宽大的手，紧握着毛华初的手，一字一句地说：

    “去吧！到群众中去，一切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你出现。”

    “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毛华初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这时候，毛泽东又叫警卫员将自己正在穿的一件大衣拿来，像慈母疼爱孩子那样叮嘱道：“天气越来越冷了，冬天早晚更冷，拿去在路上御寒吧。”

    毛华初接过大衣，感动万分，说了声：“大伯多保重！”然后，行了个军礼，便离开了枣园。

    毛华初由延安到达东北后，在松江省参加接管和土改工作，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和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1949年4月南下。同年8月，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随即担任了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以后又担任过县委副书记、书记。1955年4月，毛华初离开湘潭，调任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

    1955年8月，毛华初赴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想见见暌离十年的伯父，便向中南海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他天天等待回音，但始终未见到回信，直至会议结束。

    散会后，毛华初住在妻子韩瑾行的姑丈、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家里，等待消息。

    这天，中南海来了电话，是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打来的。他告诉毛华初：主席礼拜六晚上接见你。叶子龙说：“主席工作忙。”毛华初说：“既然主席忙，我们不打扰他老人家了。”叶子龙说：“主席讲，好多年没见面了，想见见你。”

    星期六晚上，毛华初来到了中南海。周末的中南海，华灯齐放，五彩缤纷。为了让主席愉快地度过周末，工作人员特地举行了舞会。舞厅是一个简陋的小平房，厅内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一套旧沙发外，周围摆着一些小木板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到舞厅门口，只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看上去虽比过去老了一些，但精神矍铄、身体也胖了一些。这是他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与伯父重逢。分别整整十年了，毛华初心里十分激动。

    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连忙招呼他进去。乐曲戛然而止。翩翩起舞的青年男女也停了下来。毛华初走到主席跟前，亲切地喊了一声“伯父”。

    毛泽东起身和毛华初握手，然后，示意他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询问他这些年的工作情况。

    毛华初把自己的工作简历讲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

    毛华初又向毛泽东汇报了韶山的情况。毛泽东对家乡的情况很感兴趣，询问了韶山的一些老人，问到两个堂弟毛泽连、毛泽嵘的生活状况等，毛华初一一作了回答。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回答，“是来参加全国林业工作会的。”

    毛泽东对“林业”的话题产生了兴趣，说：“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他继续说：“你是林业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他口中含着香烟，从容地讲着一些数据：全国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他还阐述了发展林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华初认真地听着，真佩服主席的记忆。

    这时，一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主席跟前，请主席跳舞，毛泽东好像不认识这个小姑娘，又挺喜欢她，便笑着逗她，和蔼地与她交谈，问这问那。

    这时，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后来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一句名言。

    毛华初感到伯父是讲给他听的，心里顿时热乎乎的。

    一会儿，主席的女儿李敏来了，亦邀主席跳舞。于是，主席在李敏的陪伴下跳起华尔兹。刚才同主席交谈的那个小姑娘，便陪毛华初一起跳舞。他俩走下舞池，挨着主席和李敏往前迈着舞步。

    这时，毛华初隐约听到侧边陪主席跳舞的李敏悄悄地问：“爸爸，这是哪一个？”毛泽东知道她问的是毛华初，低声而有力地回答女儿：“他是我们自家人。”

    跳过一圈，乐曲停止。毛华初不再跳了，便和主席告别：“大伯，我这次来，主要是来看看您老人家。现在，我要回去了。”毛泽东笑着勉励道：“好。努力干好工作！”

    “是！”毛华初行了一个举手礼，转身离开了伯父。

    一年多以后，毛华初担任了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57年他去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扫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派车到教育部来接他。他当时不在，到头发胡同7号妻姑丈张友渔家去了。小车又开到那里把他接去中南海。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笑着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毛华初答：“搞教育工作了。”毛泽东又问：“是来北京开什么会吗？”毛华初答道：“是来参加研究部署扫盲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回去要把它做好，要扫除文盲，把教育事业办好！”

    1960年，毛华初又担任了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同年冬，他到内蒙古参加全国档案工作现场会，返回路过北京，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见主席。由于时间紧迫，未及主席回信，便回到了湖南，他深感遗憾。

    不久，毛泽东到长沙视察，住在省委蓉园。毛华初和母亲王淑兰闻讯，赶到蓉园一号去会见主席，还带去了宁利、宁科、宁亚3个小孩。

    一家人见了毛主席，有的喊爷爷，有的喊伯伯，好不热闹，只有王淑兰不停地笑着。毛泽东见了他们很高兴，吩嘱大家坐。毛华初便和母亲分坐主席两边的座位上。他首先说：“我们来看主席。”

    毛泽东说了声：“好。”接着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毛华初说：“我现在搞档案工作。”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档案工作？”

    王淑兰听了，以为主席不喜欢华初的工作，便说：“华初适宜于搞“行政”，希望主席能给他换换工作。”

    毛泽东说：“革命工作都一样，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不过我们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现在强调深入调查研究，因此年轻人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为好。”

    毛华初说：“我虽然搞档案工作，但省委尽量安排我下农村，多搞调查研究。”

    “对，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档案局让那些老头子去搞。”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与省委书记张平化打了个招呼，建议省委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派几个人去搞调查研究。随即，省委成立了专门机构，并调毛华初任调研组长。以后省委政策研究室成立，毛华初又担任了副主任，并兼省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这样，毛华初干起了他的“新行当”。他牢记伯父的教导，经常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受到主席的信赖和赞赏。

    1962年元月，毛华初准备调广州中南局政治研究室工作。这天，他正忙于清理行李，准备移交工作，忽然接到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来电，要你尽快去上海。”

    毛华初高兴不已，当即打点行装，与爱人韩瑾行带上小儿子毛宁亚，乘车去沪。元月12日，他们赶到上海，被安排住在锦江饭店南楼。这时，他们才知道主席就住在锦江饭店的新九楼。

    两天后，毛泽东派来秘书，问毛华初这次来向主席汇报，打算谈些什么？毛华初把自己的想法谈了一下。秘书吩嘱说，汇报时尽可能简练一点。毛华初说：“我爱人和小孩来了，他们也想见见主席。”秘书说：“主席会安排的。”又说，“主席打算分两次接见你。”

    元月15日下午，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毛华初去见主席。毛华初乘上电梯，来到新九楼毛泽东下榻处。走进门，只见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他喊了一声：“大伯，您好！”毛泽东点点头，站起来与他握手，又叫他坐下。

    毛华初先向主席汇报了湖南的农业生产情况，说农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总产量达300亿斤。对于其他情况，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的落实等，他也大体谈了一下。

    毛泽东又询问了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情况，毛华初也实事求是地作了回答。停了一会儿，毛华初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伯父，中南局准备调我去工作，行李都打好包了。可前两天，省委又打来电话，说省委决定我继续留在湖南工作，并已报经中南局组织部批准同意。”

    毛泽东说：“你的工作调动，我不干预，你调广东也好，留湖南也好，我不管。但你在广东就要研究广东的问题，在湖南就要研究湖南的问题。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中央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悄悄地告诉毛华初：“李敏、李讷、远新都来了，江青也来了。你们过去很少见面，今晚看戏，让你们见见面。你们应该认识认识。”

    晚上，毛华初领着妻子、儿子到剧院看戏，见到了李敏、李讷和毛远新，还看到江青和柯庆施。毛泽东与江青坐在前排位子上，他往后环顾了一会儿，好像见到了毛华初，朝他眨了一眼，又摇了摇头，示意他到前排去。毛华初见前排坐着一些首长，不便去打扰主席，便坐在原来的位子上没动。

    第二天（即2月16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毛华初到下榻处谈话。

    毛华初刚进门，毛泽东就不无遗憾地对汪东兴说：“东兴，昨晚安排不好，你们大概没搞清楚，让华初他们坐在后面，没与她们（指李敏等）见到面。”

    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毛华初写的一个材料，说：“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原来，毛泽东来上海之前，毛华初曾寄给他一个调查材料，反映农村人民公社的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场三个问题。

    停了停，毛泽东问道：“你的文化是怎么提高的？”毛华初说：“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慢慢提高的。”毛泽东又问：“你能不能写文章？”毛华初答：“能写写工作报告、总结之类。”

    谈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毛泽东说：“六十条刚刚发表，再看看，看一两年再说。”

    毛华初问道：“大伯，现在搞调查研究，主要调查什么？”

    毛泽东说：“现在‘六十条’出来了，以‘六十条’为依据，多下去调查，看执行的情况和效果如何。”

    毛华初认真地听着、记着。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秘书喊来，说：“他们是我叫他们来的，来往的旅差费由我出。你看他们三个人要给多少钱吧？”汪东兴估算了一下，说：“三百。”毛华初说：“不要，不要！我们回去可由公家报销。”毛泽东说：“你们在路上花了一些钱，就算给你们的补助吧。”（待毛华初夫妇离沪的前一天，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了火车票和300元人民币）

    毛华初离开毛泽东下榻的房间时，望着伯伯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容，恳切说：“大伯，您要多多保重啊！”

    毛泽东点点头，深情地说：“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这是毛华初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毛泽东。以后，他曾有过多次机会，但均未见到伯父。

    1973年4月，毛华初与妻子韩瑾行出差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里，夫妻俩很想看看多年未见的伯父，便向中南海写了一封信。“大约一个星期后，一天早晨，中南海主席办公厅打来电话，叫他们‘从现在起不要离开房间。’他们猜测是主席马上就要接见他们了，高兴不已。毛华初夫妇在房子里等着，始终未离开房间半步，连早饭都未吃，等到上午9点多，未见中南海来人来车接他们。过了一会儿，打来一个电话，通知他们：‘从现在起，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了。’于是，他们想见主席的愿望化为了泡影。他们百思不解。是什么原因中断了他们和主席的会见？至今仍是一个谜。”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他们才作为主席亲属去北京参加悼念，才在鲜花翠柏丛中见到了敬爱的大伯。但是，大伯再也不能像严父、慈母一样和他们亲切交谈了。

    （赵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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