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进入百家坪，便看见一个穿着旧布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红星军帽，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大胡子的瘦削的红军军官领着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军官迎了上来，举手碰了碰帽檐，潇洒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并用流利的英语招呼说：“哈罗，你们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在一旁静静地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周恩来，用斯诺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病重中的斯诺躺在床上仔细地听洛伊斯读着信的内容，枯黄而日渐消瘦的脸上现出了兴奋的异彩。他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一

    是什么神秘力量使得这位西方的无冕之王对中国怀有如此深厚的赤子之情？斯诺说：1936年我去保安时，就受到周恩来的某些“传染”。

    1936年6月，北平，沉沉的午夜。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埃德加·斯诺把他的睡袋、骆驼牌香烟、蓝吉列牌刮脸刀和一筒马克斯威尔豪斯咖啡扔进了背包，挎着电影摄影机和一架普通照相机，在北平火车站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西行列车。

    斯诺此次西行，完全是出于新闻记者的冒险和猎奇，目的地是属于共产党的“红色世界”——陕甘宁边区。

    斯诺进入“红色世界”后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

    这一天，周恩来由安塞到谭家营中共陕北省委去布置东线红军工作，途经百家坪歇息。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也正好到了百家坪。

    斯诺进入百家坪，便看见一个穿着旧布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红星军帽，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大胡子的瘦削的红军军官领着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军官迎了上来，举手碰了碰帽檐，潇洒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并用流利的英语招呼说：“哈罗，你们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心中不由一阵欢喜，想不到刚进入“红色世界”便遇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位重要领袖，而且，这个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领袖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他那一脸的大胡子也盖不住那种文质彬彬的军人气。

    斯诺一边打量，一边赶忙趋前同周恩来热烈握手，作自我介绍：“我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又指着身旁的马海德介绍：“他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

    “欢迎你们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对斯诺要到陕北红区来采访，周恩来早已知道，并指派了沿途部队一路加以暗中保护。斯诺进入百家坪之前，红军部队还击溃了尾随斯诺一行追击的100多名民团。

    次日一早，斯诺由一个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帽舌长得不断掉下来遮住眼睛的帽子的儿童团员带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那是一个农家院落的几间窑洞，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斯诺很惊奇，蒋介石悬赏8万银元捉拿的周恩来就住在这样几间简陋的窑洞里，而且，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哨兵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抬起头来对斯诺笑了笑，问他习不习惯红军的粗茶淡饭，睡得是否安稳？

    斯诺说：“这是我离开北平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夜晚。”

    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稍顿，周恩来又说：“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斯诺对周恩来的真诚许诺怀有惊奇和疑虑。他原以为即使允许他去苏区采访，但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会对他加以一定的限制。

    “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斯诺心中暗自叹言。

    周恩来把小炕桌上的那堆电报推到一边，提笔替斯诺起草一个访问日程。斯诺在一旁静静地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周恩来，用斯诺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周恩来写完后，把一张纸递给了斯诺。上面开列着为时92天的访问旅程。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周恩来说，“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对斯诺来说，遇上周恩来，机会难得。在百家坪，斯诺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问题，周恩来为此与斯诺作了两天的长时间交谈。

    周恩来与斯诺的对话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虽然有些地方表达得还不是很流利，但措辞和发音都还准确。

    周恩来略带歉意地解释说：“我已经5年不讲英语了。”

    斯诺大为惊讶。对于一个并非专学英语的中国人来说，隔了5年没摸过英语还能保持这样的水平，其记忆力确非一般常人所能比的。斯诺当时自己也在试着学习中文，他深知一个人在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的条件下要学好自己母语以外的一门外国语是何等的艰难。

    百家坪谈话后，斯诺在他的笔记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的描述：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9年来宣传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给斯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他终生难忘。28年后，即1964年，斯诺由一个当年的青年小伙变成了一个斑斑白发的花甲老人了。周恩来也由当年的“书生造反者”早已成为共和国的总理了。这一年，斯诺第三次回到中国。他对人说：“像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1936年我去保安的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了他的某些‘传染’。当我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在头六七个月，我也感到自己的意志坚强起来了，并且看待一切事物都很乐观。”

    从保安回到北平后，斯诺埋头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引起世界震动。

    二

    他们一别就是20余年。当斯诺再次踏上他眷恋着的大地时，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长征。

    这24年，对中国来说，是翻天覆地的24年。

    1949年10月，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远在太平洋东岸的斯诺为之欢欣鼓舞。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老朋友。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斯诺来中国访问。自然，在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反对势力非常猖獗的年月，斯诺要求访问中国的愿望遭到美国政府的禁止。而且，在整个50年代里，斯诺及其家人都因他和新中国的特殊关系而受到政治迫害。但是，斯诺仍旧一往情深地关注着新中国的事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的音容笑貌不断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渴望重返中国。

    1960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他是在炎热的夏天降落在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的，下榻于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饭店。

    8月29日深夜，斯诺房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有关方面通知斯诺明天到首都的北面做一天旅行。

    斯诺没想到，邀他做这次旅行的主人竟是周恩来。

    1960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7月5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斯诺来中国近2个月了，周恩来只与他作过一次短暂的会面。斯诺提出的40多个问题，周恩来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回答。

    8月30日，难得稍有一点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密云水库，一来放松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二来借此机会继续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密云水库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对于周恩来而言，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休息。

    按约定的时间，斯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他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他专用的一个装有空调设备的单间。

    列车驶离北京站后不久，斯诺来到了客厅车厢，这里有小吃部和酒吧。

    忽然，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走进了客厅。

    周恩来肤色黝黑，着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脚套凉鞋，头发稍有些发白，两腮和下巴刮得光光的看不出一根胡子楂，显得比他61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周恩来微笑着同斯诺紧紧握手。

    斯诺握住周恩来的手，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前的周恩来就是24年前在百家坪遇到的那个满腮蓬乱的胡须、身体纤瘦、穿着一身褪色布军装、骑着一匹瘦马的所谓“赤匪”首领？斯诺想起他同周恩来初次见面的那次长谈。当时周恩来曾经预言：“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走向灭亡之时。”真的让他言中了。如今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世事沧桑，人事盛衰，变化真快啊！

    宾主落座之后，周恩来对斯诺说：“十几年了，你今天才重访中国，真是拖得太长了。”

    斯诺苦笑着摊了摊双手后，表示无可奈何。

    周恩来又向斯诺解释说：“美国记者不被欢迎到中国来的问题，完全是美国当局对台湾的政策造成的。台湾岛之‘属于中国，犹如夏威夷之属于美国一样清楚’。如果华盛顿不承认这个事实，美国记者将不被欢迎到中国来。”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不是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不是记者。”

    “这有什么区别？凡是好的历史学家必然是个好记者，无论你从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还是从司马迁算起。”斯诺争辩说。

    “尽管如此，你的访问不能为一般美国记者开先例。我们把你看作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记者。”周恩来强调说。

    斯诺心想：历史学家、作家、记者。谁在乎身份问题呢？重要的是要采访的消息。

    列车途经怀柔水库，停在了一座横跨深谷的栈桥上。周恩来和斯诺下了火车登上大坝游览。斯诺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武装警卫，那列停在栈桥上的火车似乎很容易遭到破坏。他很纳闷儿，便问周恩来：“以前我住北京时，这一带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当官的来这里都有重兵保卫。”

    周恩来笑了笑，左臂一挥，指着不远处几个砌墙的石匠和一些在山坡上种地的农民说：“我们有很多警卫，只不过你没有看到他们罢了。现在中国每一个青壮年都是民兵，我们不需要职业卫兵。”

    列车继续前行。在火车上，周恩来就斯诺事先提出的问题中的前7个问题发表了看法。这7个问题是：一、中国会不会主动建议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有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无核地带的建议？二、这样一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哪几点？三、如果美国总统邀请周恩来到美国讨论这一条约，他会接受邀请吗？四、中国会欢迎美国总统因此而任命的特使访问北京吗？五、若美国和台湾政权（防卫）条约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签订这样的一项条约吗？六、既然中国坚决反对世界上的核武器扩散，为什么它却努力制造核武器？七、据传中国认为只有中国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后，方能和美国达成协议？请评论之。

    周恩来首先对斯诺说：“你是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的人。”接着他指出，“中国和美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的争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周恩来还表示：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些侵略行动，但中国不会使用武力来解决同美国的争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对那个地区的侵略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总是会找到的，只是个时间问题。

    斯诺向周恩来询问，可否非正式地或者正式地探讨一下中美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表示，一旦原则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属于外交事务范围。他笑着对斯诺说：“你并非美国国务卿，而我也不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我不是美国国务卿，这一点无可争辩，但你这后半句话，却不能令我信服。”斯诺也笑着说。

    “谁敢肯定你将来不能成为国务卿呢？”

    “不，我这一辈子不会当国务卿的。”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

    “非也，先生，我是一个乐观派。”

    在座的人都跟着斯诺和周恩来笑了起来。

    列车到达密云水库。周恩来先陪斯诺参观了密云水库展览馆，欣赏水库建设的远景规划。周恩来说：“他们说我再活十年就会吃到这里出产的胡桃，我想不会这么容易。要使整个梦想变成事实，需要30年，最低限度也要20年。我是活不到这么久，但是……”周恩来指了指旁边的张茜，笑着说：“她一定可以，她的儿子更一定可以。”

    而后，周恩来与斯诺同乘一艘游艇，泛舟于环抱在风景秀丽、群峰高耸之中的宽阔湖面。

    周恩来向斯诺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新中国完全有能力渡过难关。他凝视着蓝色的湖水，沉思着说：“对我们而言，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是在长征时期，特别是当我们横越西藏附近的大草地期间，我们的情况已濒临绝境，我们不但没有食物，而且连水都喝不上。然而，我们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

    “那么，与长征比起来，以后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斯诺说。

    “容易？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事情是容易解决的。十年前，全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在周恩来看来，新中国的建设，其难度绝不亚于两万五千里长征。

    对于斯诺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周恩来在10月18日又与斯诺作了一次长谈。斯诺根据这两次的谈话写下了一万多字的笔记，于1961年1月发表在美国的《展望》杂志上，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

    三

    1964年，周恩来把一则世界特号消息告诉了斯诺，并给他一张绝密的照片。斯诺惊喜若狂：“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

    1964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值得欢呼和庆贺的一年。这一年，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已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且有些经济指标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更让人惊喜的是，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由此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

    斯诺为了亲眼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在1964年10月，第二次访问了新中国。

    这一次，斯诺被安排下榻于北京饭店。

    10月31日，斯诺接到有关方面通知，晚上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要请他吃饭。

    久别4年又重逢，斯诺为此整整激动了一天。好不容易才盼来了天黑。

    晚上6时45分，长安街上华灯初上。一辆轿车把斯诺从北京饭店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精神饱满，气色俱佳。他与斯诺亲切握手。邓颖超也与斯诺亲切握手。

    斯诺问候周恩来后说：“我在国外看到了不少关于你的健康情况的报道，很显然都不是真实的。正如30年前他们所写的一样，全是造谣。”

    周恩来微微一笑。然后，请斯诺入席，说：“我们边吃边谈吧。”

    作陪的有斯诺早已熟悉的龚澎、勇龙桂、陈忠经等人。

    席间，周恩来问斯诺：“你妻子为什么这次不来？”

    斯诺苦笑着回答：“已经申请，但没有回音。”

    周恩来说：“他们也未免太小气了。”

    邓颖超说：“他们说我们破坏家庭，可是这次你来中国，他们连你妻子的护照都不发。”

    周恩来对斯诺说：“你的这次访问计划，还在我办公桌上放着，我看了大部分，还有一点没看完。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当然可以见些老朋友，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情，赫鲁晓夫下台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天了。”

    周恩来顿了顿，继续说：“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就掌握着第一手材料。我可以讲我所能讲的，把那些认为应当对你讲的告诉你。”

    周恩来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原子弹的第一手材料。

    颇有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斯诺听完周恩来的这句话，两眼闪现出兴奋的亮光。他马上追问：“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作背景知识呢，还是可以发表？”

    自从1936年相识以来，周恩来与斯诺形成了一种默契。每次谈话后，斯诺总要问明，他们的谈话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哪些内容不宜立即公布。有时，斯诺还把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送交周恩来审定。他完全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也信任斯诺，谈话的内容也很随便。这常常使得斯诺可以获知一些其他驻华的外国记者难以得到的“内部消息”。那些外国驻华记者由此对斯诺羡慕不已，经常围绕他打听“内部消息”。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他又故意逗笑着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高兴地笑了。这样的特号独家新闻，斯诺太知道它的时效性了。

    “我今天和你谈话只有一个小时了，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周恩来太忙了。当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恰恰是他能集中精神办公的时间。

    斯诺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他很乐意地连连点头带“OK”。

    “这次你回去，美国国务院一定要你向他们报告。”周恩来举杯向斯诺示意。

    “不一定，可能又要在4年以后。”斯诺这样说是根据前次的经历。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美国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只漫不经心地与他谈了20分钟。4年以后，新的国务院负责人才又重新找斯诺去谈他在中国的访问印象。

    “这次不会，时代变了。”周恩来肯定地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后，就改了口气，现在又说这颗原子弹可能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还要先进。”说罢，周恩来起身拿过一张照片：“我可以给你看这次爆炸的照片。龚澎没见过这张照片，他们这些在座的都没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

    虽然爆炸的消息在国内宣布了，但具体一些细节还属于绝密。周恩来把爆炸的照片提供给斯诺，是斯诺的又一次“殊荣”。

    斯诺非常激动，为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也为周恩来给他的那份殊荣。他兴奋地说：“我过去在保安窑洞里访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今天能爆炸原子弹。当然，我那时候还没听过原子弹这个名词，恐怕只有爱因斯坦一人才知道原子弹的原理。”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又问斯诺：“你不是还要写关于红军长征的书吗？为什么还要写过去这么久的事啊？”

    斯诺说：“我这个打算已有30年的历史了，可是一直没有实现。我本来打算今年春天来中国，后来，由于生病做了手术，拖到现在才来。”

    “你得的是什么病？”

    “是由于胆结石引起的胆扩张，比正常人的胆大了几倍。”

    “那你是大胆。”

    大家都被周恩来的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

    斯诺也笑道：“现在已完全正常了。”

    周恩来又说：“写长征的书需要一些时间，并且最好有个能写作的外国朋友同你合作。爱泼斯坦太忙了，马海德又在医务方面工作。”

    斯诺说：“艾黎也是很忙的，他经常写东西，并且翻译唐诗。”

    “唐诗？那很奇怪，喜欢唐诗到现在还不找老婆？我每次见到他，总问他娶了老婆没有。”周恩来笑着说。

    “他觉得自己太老了。”斯诺说。

    “解放以后，中国有7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还结婚呢！”邓颖超在一旁插话说。

    谈到婚姻，斯诺想起了一件事，他说：“我想到上次同你谈到计划生育的问题。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参观了一个医学院，看到了许多新的避孕方法和工具。我这次带来了一些资料，恐怕对你们都不是新鲜的了。”

    “不见得。这很好，请陈忠经与卫生部门联系一下，请他们看一看。”周恩来关切地说。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一直非常重视，并大力提倡。

    宴毕，周恩来又同斯诺谈了一小会儿。临别时，周恩来对斯诺说：“听说你这次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相机，你照得怎么样？”

    “我还没拍呢。邓大姐的照相技术一定和摄影师一样好了。”说着，斯诺侧过身子问邓颖超：“邓大姐用的是什么照相机？”

    邓颖超说：“我用的是一个供初学人用的日本照相机，我叫不上什么名字。”

    “她是刚入门，牌子都叫不上来。”周恩来笑了笑，接着又对斯诺说：“你要是需要摄影师，可以告龚澎为你提供。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方面的情况，找唐明照；经济方面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找龚澎，文化方面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是谈政治问题；二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算是个技术问题。”

    斯诺打心底里感谢周恩来这样周到的安排。

    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斯诺显得异常兴奋。他激动地对陪同人员说：“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周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访问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他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这样也好，我的思想事先有个准备。”

    12月16日晚上，周恩来又抽空与斯诺作了一次长谈。谈话内容包括工农业生产、计划生育、中美关系、原子弹等问题。谈话基本上是问答式的。

    四

    1970年，周恩来又给了斯诺几条“独家新闻”。周恩来说：“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天安门城楼上，当周恩来把斯诺领到毛泽东和林彪跟前时，斯诺想不通毛泽东的接班人为什么不是周恩来而是林彪。

    1966年，中国大地上一场持续10年的大动乱开始了。远在日内瓦湖畔的斯诺（1959年，斯诺偕妻子儿女离开美国迁往瑞士日内瓦）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他急切地要求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他要亲自去看一看他所牵肠挂肚的这片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经毛泽东批准，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3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真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当斯诺被领进体育馆贵宾室时，已在那里等候的周恩来起身与斯诺亲切握手。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访问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为微妙。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10月1日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伟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2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走向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挥手致意。摄影记者抓拍了这历史的瞬间。

    1970年的这次访问，斯诺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好几条独家新闻。

    10月19日晚，周恩来与即将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斯诺在人民大会堂又作了一次长谈。

    斯诺说：“现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

    周恩来笑问：“是不是又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找你打听消息？”

    斯诺说：“法国和加拿大的记者曾间接找我谈过，但在没得到总理的许可之前，我不愿意给他们谈什么。”

    继1964年中国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后，1967年，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两声巨响确实震惊了世界。

    谈话自然转到这方面的问题。

    斯诺问：“为什么相对来说工业不太发达的中国在试制出氢弹方面的速度要比法、美等国快一倍？”

    周恩来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速度比较快的其中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的合作协定，是他在1959年撤回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所以，在1964年，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提前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那么凑巧，正好成了把赫鲁晓夫送下台的一个礼物。赫鲁晓夫15日下台，第二天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完全没有预计，我们怎么可能晓得苏联国内的政局到那么准确的程度？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似的。”

    说完，周恩来和斯诺都笑了起来。

    接着，周恩来询问斯诺的下一步访问计划，并嘱咐斯诺：“你要注意身体。你又要听，又要看，还要提问题、消化、记录，我有点担心把你搞得太累了，要注意天气，防止感冒。”

    说着，周恩来转向在一旁的斯诺夫人：“你应该监护他。”

    斯诺夫人笑了笑。

    周恩来还告诉斯诺：“现在中国有一种球蛋白，老年人每月打一次这样的针，对于预防感冒有作用。”

    斯诺说：“我的身体最近好一点。如果你说的这种球蛋白是中国制造的，我倒想试一试。”

    周恩来说：“这种球蛋白名叫丙种球蛋白，是中国造的。当然，我主要不是靠打球蛋白，主要还是靠锻炼，学主席的办法，少穿衣服。我冬天不穿毛线衣，到现在还保持着。人要经过热处理和冷处理，经常这样做，习惯了就好了。我出去一般不穿大衣。这十一年来，我只得了一次感冒。”

    斯诺说：“你工作从不休息。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的是，你多年来担负了这么重的责任，现在还在继续担任更重的责任，但却不显得老。”

    “不能只从表面上看，透过表面看本质就看出老了。”说罢，周恩来从茶几上端起一杯咖啡，他另一只往咖啡中放糖的手有些发抖。

    “你看，给你看到了我的心脏反应了，看到本质了吧。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民经济的最起码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身体明显垮下来了。

    对政治颇为敏感的斯诺从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和神态，看出了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态度。他心中暗暗一惊，这又是其他人难以获知的一条独家新闻。

    的确，面对这场他很不理解但难以阻止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顾全大局，很少向外界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什么意见。

    不过，这条“独家新闻”对斯诺来说太沉重了，沉重得使斯诺一时难以公之于世。遗憾的是，斯诺没能等到公布这条“独家新闻”的历史时刻便告别了人世。

    五

    1972年，重病中的斯诺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周恩来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对于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71年10月，国际事态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迅猛发展。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斯诺和妻子为此在家中干了一杯香槟酒以示庆贺。

    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正式访问北京。斯诺打算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先到北京去。他还希望单独去采访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亲自采访中南海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

    然而，就在这时，死神却悄悄向斯诺袭来。一纸晚期胰腺癌的诊断书击碎了斯诺的所有计划。

    近乎绝望的洛伊斯想到了中国，她想询问中国是否有办法挽救斯诺的生命，但她不知道给谁写信好。最后，她鼓起勇气给马海德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

    洛伊斯还正担心是否能收到回音，不料，没过多久，两封贴着中国邮票、寄自北京的信投到了斯诺的信箱中。一封是马海德的复信，信中说中国方面虽不能保证有治愈的把握，但可以尽一切努力给以帮助，并要求斯诺考虑到北京去接受治疗，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切照顾和关怀，可以用上能做到的一切医疗手段。

    另一封信是周恩来写来的，其中附有毛泽东和邓颖超的亲笔问候。

    病重中的斯诺躺在床上仔细地听洛伊斯读着信的内容，枯黄而日渐消瘦的脸上现出了兴奋的异彩。他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接着，斯诺激动地口授了一封给周恩来的回信，让洛伊斯用打字机打好，寄往北京。斯诺在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你的热情和厚意的慰问和毛泽东主席、你本人和邓颖超女士对我当前困境提出具体援助之建议，使我极为感激。你在百忙之中，还为这样一件琐事操心，甚至派你的使节，我的朋友陈志方大使及其夫人亲自来转达你的问候和邀请，尤其使我感动。同时也使我感到不安。你邀请我去中国治疗或休养的建议，因为我目前情况无法考虑这一行动。我的身体仍很虚弱，现在正进行一系列化学疗法和试验……深切感谢毛主席、邓颖超和你本人的盛情，热烈希望即将举行的中美会谈和中国其他光辉创举取得胜利成果，并祝你身体健康。”

    当斯诺给周恩来回信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的日坛医院已准备好了一套病房，陈志方大使已和法国航空公司商定在他们的民航飞机上安装一张病床；去瑞士接斯诺的医疗小组也已组成，由马海德率领，组员包括外科专家黄国俊以及麻醉师、护士、翻译等。

    1972年1月22日，中国医疗小组在大雪纷飞中从北京飞往日内瓦。当他们出现在斯诺家中时，斯诺和夫人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然而，斯诺病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医疗组原先的想象。如果把斯诺移往中国，很难保证他能平安到达。斯诺自己也坚持“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周恩来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指示医疗组就地为斯诺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并同意就近从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调去癌症专家张锦坤和内科专家张贻芳，充实医疗组力量。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斯诺的家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医院。

    日内瓦的新闻报刊频频报道中国派医生到斯诺的床前。法国报纸报道了周恩来接见美国政策委员时谈到斯诺病重，并说中国已派医生和护士去探望他。

    但是，胰腺癌是一种很凶恶的癌症，发展到今天的医学仍对它无可奈何。无情的死神一步一步向斯诺逼近。

    2月8日，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特急电报：“斯诺病危，周恩来总理嘱你赶往瑞士，探望斯诺并转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朋友的慰问。”

    当黄华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斯诺的床前时，斯诺像见到久别的亲兄弟一样高兴。他一手握住黄华的手，另一只手抓住马海德的手，微笑着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说：“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块儿了。”

    1972年2月15日，正好是中国农历的春节。这是中国人最热闹、最欢庆的团圆节日，然而就在这天的凌晨2时16分，躺在病床上的斯诺在熟睡中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深褐色的眼睛。

    中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个真挚友好的朋友而万分悲痛。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都发去了唁电。周恩来在唁电中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陈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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