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曾漫步塞纳河河畔，形似散步，实际上是在辩论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个问题；他俩曾站在卢浮宫《萨莫色雷斯女神》的塑像前，似被这胜利女神所鼓舞，实际上胡志明要告诉周恩来下次集会的地点……

    “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在当时，他是我的革命引路人。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才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

    他们早已稔知胡主席的好脾气，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嘴里劝着，手就上来帮他换新衣，这时候他也只好笑呵呵地服从。脱去外衣时，胡主席身上露出一件旧毛衣，他对服务员说：“这是邓大姐亲手给我织的毛衣……”

    黄昏时，他散步在延河边，孩子们很愿意跟他亲近，因为不仅能从他那里得到爱抚，而且还能尝到延安罕见的带“玻璃纸”的糖果。

    一

    1922年的一天，一位中等身材，面庞清瘦的中国青年，从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的一家旅馆里，匆匆往地下铁道入口处走去……

    同时，也有一位已过而立之年，身体消瘦的亚洲人，从贫困的巴黎17区贡巴昂巷9号的一个亭子间走出，也匆匆往地铁入口处走去……

    被称为“欧洲奇迹”的巴黎地铁是1899年动工，一年多后正式通车的。就是用今日的眼光看，巴黎地铁也是宏伟壮观的。它从6处穿过塞纳河河底，又一跃跨到塞纳河上三座高桥，可谓入地有门，登天有路。可是，对这两位同到地铁某站下车的人来说，此时此刻巴黎地铁没有什么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倒是他们互相间目光的凝聚。这凝聚包含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和纯洁高尚的友谊，表达了他们之间友谊似兄弟的深情。

    这就是年轻的周恩来和胡志明的第一次见面。

    在后来的年月里，他俩都曾多次叙述过他们第一次在巴黎地铁相见时的情景。

    1921年，法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针对当时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的组织——“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在这个组织的最活跃分子中就有越南人阮爱国（后改名为胡志明），他利用这个组织，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进行联系。

    就在这一年，中国留法的革命青年也开始秘密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就是党的机关的地址。1922年6月，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1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中共旅欧组织成立后，同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得了联系，参加法共组织的集会或游行活动等。法共还派人给中国同志作报告，并吸收了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肖三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些同志和同样是法共党员的胡志明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他们逐渐熟悉起来，成为不同国籍的战友。

    周恩来作为中共旅欧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中国党、团员中很有威望。他聪敏的才思，富有魅力的风度，刻苦细致的工作作风，逐渐引起了法国共产党内同志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胡志明的注意。他开始主动找机会和周恩来接触，愿意和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年轻人成为诤友。他俩曾漫步塞纳河河畔，形似散步，实际上是在辩论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个问题；他俩曾站在卢浮宫《萨莫色雷斯女神》的塑像前，似被这胜利女神所鼓舞，实际上胡志明要告诉周恩来下次集会的地点……他俩也曾在一起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世界、亚洲的局势，怀念各自的祖国……

    事隔30多年之后，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作为东道主，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欢迎周恩来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宴会上，胡志明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一起做革命工作，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周恩来讲话的声音不高，却极富感情。他说：“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在当时，他是我的革命引路人。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才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

    二

    1924年，似乎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周恩来和胡志明又在广州聚会了。

    这时候的周恩来已迅速成长起来，挑起了艰巨繁重的担子，成为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在广州，他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并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周恩来表现了很强的组织才干和政治工作才干。国共两党合作中关系的协调，东征取得的巨大成功，黄埔士官生们能在短期内获得屡屡战功，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这一年，胡志明离开莫斯科，化名李瑞，跟随受孙中山邀请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来到中国广州。胡志明的公开身份是鲍罗廷的翻译，实际上还担负着第三国际东方部代表的重任。

    胡志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他心目中无产阶级是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兄弟，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关。他除了和鲍罗廷一起参加活动外，还公开投身到省港大罢工的第一线，站在公众面前演讲。他洪亮的嗓音，鼓舞人心的话语给广州、香港的民众留下了不灭的印象。

    胡志明在广州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请周恩来、李富春、彭湃、刘少奇等同志到训练班讲课或做专题执行报告。他还组织越南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并挑选优秀的越南青年进黄埔军校学军事，学政治。这些越南青年中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1925年夏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胡志明工作之余又多了一个去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家。当时，他和周恩来都这样亲切地称呼邓颖超为“小超”，他经常去看“小超”，到“小超”那里做客。

    后来，胡志明一直独身，在中国，对他个人生活给予温暖和照顾最多的要数周恩来夫妇。无论是在北伐后，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只要能够联系上，邓颖超总不忘给这位“大哥”缝制冬衣。在生活条件差的年代里，送给胡志明的是棉衣，建国后送的是丝棉衣裤。周恩来夫妇知道他爱吃中国的苹果，总要设法尽快送到；我国轻工业部烟草研究所特制的低尼古丁《中华》或《熊猫》牌香烟，也是周恩来常送给胡志明的礼物；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给周恩来上好的高丽人参，周恩来也马上转送给胡志明。

    1950年后，胡志明多次秘密访华。只要他一踏过中国的界碑，一双双热情关怀的手就伸了过来。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休息，一觉醒来，崭新的皮鞋、他喜欢的浅咖啡色衣裤就会整整齐齐地放在他身边，穿起来合身合体。当他好意谢绝这些衣物时，周围的服务人员总是郑重地说：“我们是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然后，这些年轻的服务员们就不“客气”了，他们早已稔知胡主席的好脾气，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嘴里劝着，手就上来帮他换新衣，这时候他也只好笑呵呵地服从。脱去外衣时，胡主席身上露出一件旧毛衣，他对服务员说：“这是邓大姐亲手给我织的毛衣……”

    三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人们在延安枣园常常可以看见一位和蔼可亲的“广东”老头儿。黄昏时，他散步在延河边，孩子们很愿意跟他亲近，因为不仅能从他那里得到爱抚，而且还能尝到延安罕见的带“玻璃纸”的糖果。在抗战期间，他曾在桂林和叶剑英一起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后又出现在设在湖南衡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后他终于辗转来到重庆，和周恩来会面了。他把自己当作八路军中的一员，以八路军的身份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活动，而他身边的中国同志也没有拿这位可爱的老头儿当外人。不过，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他就是越南革命的领导人——胡志明。

    在重庆，当胡志明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周恩来在适当的场合，总是很自然地向各方面的友人介绍胡志明：“他是我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越南朋友胡志明……”

    1942年8月，当胡志明在滇越沿线结束活动，打算再回重庆会见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时，在广西德保县被捕。他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磨难。中共中央一得知消息，立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他想方设法跟国民党交涉，营救胡志明出狱。周恩来立即采取了种种营救措施，并亲自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官邸商量营救胡志明的办法……

    冯玉祥找到李宗仁，言明大义，晓以利害。随后，又和李宗仁一同求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释放胡志明。几经周折，在国际舆论和各抗日组织的不懈努力下，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1年零12天的胡志明，终于在广西柳州恢复自由。

    十年之后，也就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和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际，胡志明秘密来华，赤足步行17天，走到中国边界。不久，在刘少奇的精心安排下，胡志明顺利到达莫斯科，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同斯大林共同决策援助越南的大政方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率先承认，胡志明创建和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很快也得到了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承认。1954年，借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机会，周恩来赶回中国柳州和胡志明长谈，就越南停战达成一致意见。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日内瓦，经过多方努力，按此意见达成了越南停战协议。

    中国和越南并肩战斗，两国人民能够同甘苦、共患难，正是因为中国和越南有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这样杰出的领导人。中越两国人民的关系正像胡志明形容的那样，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种金子般的团结和友谊战胜了法国和美国殖民者的侵略，奠定了越南南北统一的基础。

    四

    1969年，是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难忘的一年。胡志明由于长期劳累，终于积劳成疾。不久，病情逐渐恶化。他希望中国派医务人员到越南，配合越南医生为他治疗。越共中央同意了胡志明的请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胡志明的病情。周恩来和中国卫生部的专家们挑选了优秀的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班子，积极拟订治疗方案，及时派专机运送治疗胡志明疾病所需的药品和器械。周恩来还认真审阅了胡志明的病情报告。几个月后，经过中越两国医生的共同努力，胡志明的病情相对稳定，并稍有好转。这时候，医生们才感觉到河内热带气候的不适和紧张后的疲劳。于是，越共中央决定让中国医务人员休假一个月。一些同志准备回国度假。

    一天，精神好转的胡志明把准备回北京的一位医生叫来，悄悄地对他说：“你从北京回来时，给我带两只北京烤鸭。”这位医生欣然同意。回到北京后，医生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先请教有关部门在酷暑高温下怎样保藏和携带烤鸭，然后在这位医务人员返回河内的前一天特地让厨师为胡志明精心制作了两只烤鸭，并用干冰把烤鸭包装好，让医生带给胡志明。当胡志明知道这是周恩来送给他的礼物时，高兴得像过节一样。他说：“烤鸭留到明天再吃。请中国大使一块儿吃周总理送来的烤鸭。”因为第二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8周年纪念日，胡志明愉快地和中国同志一起度过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天。

    一个月后，胡志明的病情又开始恶化，周恩来闻讯亲自挑选了一批中国医务工作者赶往河内，要他们全力以赴地抢救胡志明的生命。医生们不分昼夜地守护在胡志明的身边，大家千方百计地抢救！抢救！！为取得良好效果，中国医生不惜在自己身上做试验。8月下旬的一天，胡志明再度昏迷过去，中国医务人员不惜一切进行了两个昼夜的抢救，终于使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在一旁的越南医生感动地说：“你们创造了奇迹，真是奇迹呵！”中国医生们在这紧张的日子中，由于疲劳过度，日渐消瘦，有的同志甚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他们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8月底的一个下午，昏迷中的胡志明主席又醒过来，他望着身边的中国医生说：“我希望听到一首中国歌曲。”

    面对着垂危的老人，从中国北京医院去的一位护士长，用她的心唱了一首她最喜爱的中国歌曲。胡志明听到了，他含着微笑，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去了。

    9月4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赶赴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

    周恩来的脚步异常沉重，他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在那充满哀思的时刻，他想了许多许多，想到巴黎、莫斯科、重庆、延安、北京、河内和越北丛林，或许，他还想到那间“小超”为胡志明缝制棉衣时住过的小屋……

    （何延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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