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们相识了。陈云也就成了章乃器办公室里的座上客，开始了合作共事关系。虽然当时他们之间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

    30年来，他们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对陈云的为人，特别是对人对事的那种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态度，深感敬佩。

    章乃器与陈云，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相识，一直到70年代后期章乃器逝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既是同志，又是诤友。

    20世纪20年代初，章乃器任职于上海浙江实业银行，陈云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他们开始认识是通过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庵牵线的。章郁庵原就读于浙江省工业学校，后因闹学潮被校方无理开除，于20年代初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与廖陈云（即陈云的原名）同事。当时，沈雁冰、杨贤江等早期共产党人已在该馆编译所工作。不久，陈云和章郁庵先后被吸收入党，以后又担任了该所的支部书记，共同致力于地下革命斗争。

    其时，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已在全国许多地方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斗争恶霸地主的时候，也没收了一批非法所得，其中就有“期票”。为了把这些“期票”及时兑换成银元，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一定要物色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章郁庵。于是，他就把陈云介绍给章乃器。就这样，他们相识了。陈云也就成了章乃器办公室里的座上客，开始了合作共事关系。虽然当时他们之间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有一次，黄玠然（曾任陈独秀的秘书）还和陈云一起去找章乃器，办理有关事宜。后来，黄玠然还受党派遣，长期在章乃器身边工作达10年之久。

    “四·一二”政变后，陈云和章郁庵被迫转移，各奔东西。章郁庵秘密赴浙江绍兴找到大哥章培，改名章乃起，在省保安团谋到一位置而转入地下，而陈云则辗转到了江西苏区，在中央工作。1935年年初，红军在长征途中过了泸定桥后，中央决定委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回上海找中共上海局，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临行前，为了安全地通过敌占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在四川当小学教师的弟弟（他是地下党员），请他在沿途照料陈云一行安全通过。陈云在席懋昭的护送下，历尽艰险，于同年6月安全抵达上海。由于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等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三弟章郁庵，这时又改名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茅盾写小说《子夜》之前，还专门找过章秋阳，了解证券交易所的情况和内幕。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就和章秋阳见了面。就这样，陈云顺利地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经过地下党的妥善安排，陈云、杨之华、何实嗣终于登上了一艘苏联船，经海参崴转道到了莫斯科，找到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这是章乃器和陈云在关键时刻的第二次合作。

    全面抗日战争兴起后，章乃器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接着，他应李宗仁的邀请到安徽省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民众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旋又当了财政厅厅长，对抗日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后因ＣＣ派方治等人的告密，被蒋介石以“赴渝述职”的名义免了职。他在陪都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时有往来。1940年2月，从安徽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三弟章秋阳在皖南屯溪被国民党特务以毒酒杀害，时年39岁。原来章秋阳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章乃器的关系于1938年到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茶叶公司驻皖办事处主任和安徽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主任。当时，他的战友陈云已到了延安。

    40年代末期，章乃器在香港应中共中央之邀，化装成买卖人北上，经朝鲜到达东北，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时，陈云早已从延安到了东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之一。这样，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又见面了。平津解放后，他们又先后到了北平。陈云在中央工作，主管财经。章乃器先是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他曾随同刘少奇和陈云分别到天津和上海等地视察工作，协助抓财经工作，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意见；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文章，从内心抒发了他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同时也对民族工商业家提出殷切的希望。比如《中国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新生》（见《新建设》第二卷八期）、《调整工商业问题》（《北京民建会员通讯》第七期）、《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底任务》（见1949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以及《私人钱庄的前途》（见1949年7月1日《光明日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章乃器先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以及全国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陈为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座谈、深入调查研究，共同商讨财经方面的事情，彼此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反右派斗争前夕。

    在此期间，陈云并没有忘记已故的老友章秋阳。当他得知秋阳的遗孤钟隆在上海时，还专门接见了他。

    由于“左”的干扰，章乃器和陈云的联系被迫中断了。章乃器被错划为右派头子。他虽身处逆境，但仍经常惦记着陈云同志。30年来，他们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对陈云的为人，特别是对人对事的那种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态度，深感敬佩。此时此刻，他只能把这种友情深深地理藏在心坎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接受亲人的劝告给陈云同志写信。

    1975年年初，陈云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与章乃器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转达中央决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并准备对他进行适当的安排，拟先恢复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到财政部当顾问。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是张劲夫，他与章乃器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共过事。这次谈话他也参加了。后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终于未能实现。

    章乃器以焦急的心情期待着。他要工作，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十年浩劫，耗尽了他的心血和体力。他的身体已支持不住了。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进了医院。陈云同志得知后，极为关心，指示有关部门嘱咐医院尽力抢救，并定期向他报告病情。同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在当时举行的小型追悼会上，张劲夫和“七君子”中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参加了追悼仪式。

    1980年6月，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直接过问下，章乃器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纠正。

    （章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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