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荣毅仁担任国家副主席后，虽然已辞去中信董事长的职务，但新加坡一家报纸仍称他为“CITIC先生”。

    明摆着，对个人来说，前一种选择是“阳关道”，保险；后一种选择是“独木桥”，危险。荣毅仁却选择了“独木桥”。须知，这是15年前的选择啊。

    邓小平说：”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提起荣毅仁，邓小平常有一句“口头禅”：“荣老板嘛！”话不多，但却满含赞赏之情。

    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我国著名的对外开放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它是邓小平一手培育起来的。邓小平亲自点将，请荣毅仁出山，激励支持他创办这家全新的公司。1993年荣毅仁担任国家副主席后，虽然已辞去中信董事长的职务，但新加坡一家报纸仍称他为“CITIC先生”（CITIC中信公司的英文缩写）。因为创办中信始终是荣毅仁人生旅途上的一块丰碑。而托起这块丰碑的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最早的一次点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20世纪50年代，荣毅仁和邓小平的交往似乎不像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交往多，但邓小平对荣毅仁也是很了解的：荣毅仁在上海解放时坚持留下不走；听党的话攻克难关，让申新各厂的纱锭飞转起来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时积极捐献飞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首户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些，邓小平都一一看在眼里。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荣毅仁。后来（1959年），荣毅仁果然当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和我党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知人善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荣毅仁最早的一次点将。

    时代的召唤

    1979年1月的北京，天气还很冷，树枝还未冒出诱人的嫩芽，但春之讯、春之潮已经在涌动。特别是1978年12月刚刚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人心振奋，197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

    正在这个时候，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代表聚集北京，准备举行会议。会议前两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5位知名人士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见见他们，想和他们谈谈。到底要谈些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不过每个人内心都很兴奋，凭着几十年党和他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一贯传统，知道会有重要的事和他们相商。

    1979年1月17日是个难得的日子，人民大会堂暖融融、喜洋洋，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和大家打招呼。坐定后，他向大家介绍了20多天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说，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即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要改革，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希望党外人士也都行动起来。邓小平说，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多出主意。

    邓小平深知，这几位原工商界人士熟悉商品经济，有实践经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一股热流涌向心田。此时此刻，大家的确有很多心里话要向邓小平倾诉。

    荣毅仁回忆说，当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大家思想上的一个疙瘩是摘掉资本家帽子问题。

    邓小平态度鲜明地说道：“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强调指出，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应该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找出来，让他们好好发挥作用。

    邓小平希望荣毅仁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来。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邓小平还指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直接联系。

    50年代被周总理称为“少壮派”的荣毅仁，当时已年过花甲。邓小平的话特别对他的心思。荣家的传统就是办实业、搞经济，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中国的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党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多么重要，多么正确！而在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邓小平就找他们来共商大计，足见对原工商界人士的重视。

    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荣毅仁从上海请来了原工商界的故交旧知，一起探讨搞点什么好。

    两种选择摆在荣毅仁面前：一种是当个部长什么的，中央领导也已透露了这个意思；一种是向新的领域开拓。邓小平关于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提示，引发了荣毅仁他们放眼全世界，比如可否搞个国际信托投资事业，通过它来为国家引进外资，融通资金，引进先进技术。

    明摆着，对个人来说，前一种选择是“阳关道”，保险；后一种选择是“独木桥”，危险。荣毅仁却选择了“独木桥”。须知，这是十几年前的选择啊。那时，我们国家的大门刚刚打开，“左”的流毒尚未肃清，人们的思想被箍得紧紧的，搞“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而且荣毅仁本人又是资本家出身，岂非自找罪受？“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看来他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哩！”当时有人这样说过。

    荣毅仁全然不顾这些，他仔细品味、反复领会邓小平的话，坚信邓小平和党中央会支持他闯一闯的。

    深夜静悄悄，北京一座四合院的一角，荣毅仁书房的灯还亮着。荣毅仁正在把他和老朋友们商议的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设想整理出来，起草向中央的报告。夫人杨鉴清则在一旁帮着誊抄。那时荣毅仁还没有秘书，贤淑的夫人充当了“志愿军”。

    报告送上去以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都批示同意。

    不过，对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窗口，并不是没有人反对。邓小平大力为他排除干扰，提供工作条件。

    1979年4月，荣毅仁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顺访瑞士、法国，参加了联邦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访问了20多个城市和50多个工矿企业、银行等。亲眼看到联邦德国在战后30多年中，由于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埋头苦干，在几乎一片废墟的土地上建成发达国家，使他感受良深。访问中他向国际工商界人士透露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信息，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同时，也坚定了他创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的信心。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荣毅仁筹办公司的进展。当年纪念“七一”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邓小平见到荣毅仁，问道：“公司筹办得如何？”荣毅仁作了汇报。邓小平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以后有几次碰见时，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起有关的情况。他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实权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

    1979年7月8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办组成立，它和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是同一天，这本身就很能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昔日的资本家居然筹办起了社会主义中国通向国际的金融性公司，自然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同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

    是谁支持他们敢为人先？

    创业是艰难的。现在看来似乎没啥稀奇、并已为很多人所效法的事，在当时却大有石破天惊之势，请看：

    第一个在国外发债券，有人说：“这不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吗？这不是丢社会主义的脸吗？”

    第一个搞国际租赁，有人说“上当了”，“吃亏了”。

    第一个搞房地产商品化，有人说：“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具典型性的东西吗？”

    第一个在香港收购公用事业的股权，有人把投资视为投机炒股。

    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由我国发射，有人认为这不合社会主义国家身份……

    凡此种种，倒不是哪个人存心刁难，而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流毒使然。国际信托投资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荣毅仁他们拟订的公司章程中即写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中信公司要按市场法则办事（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旧的经济体制发生撞击和矛盾。

    在夹缝中拼搏的荣毅仁，在“吃第一只螃蟹”遇到较大困难时，曾好几次写信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支持，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绿灯。邓小平不单是支持某一项目，而是支持荣毅仁把整个中信的事业办好，支持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窗口很好地亮堂起来。

    比如1987年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权，开了我国收购外国公司部分股权的先河。有人借口香港有人反对，百般阻挠。这事经中央反复讨论，最后得到邓小平的同意。

    1990年中信又用10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公司20%的股权，这是继收购国泰航空公司股权之后的更为惊人之举。香港电讯是由大东电报局控股的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大东电报局出于1997年后的长远考虑，很想找一家有声望的中资公司合作，出让部分股权。他们选中了中信。中信凭着自己对外的信誉，不拿国家一分钱，不用国家银行担保，大部分在当地融资解决。此举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誉为当年最佳融资项目。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港、利公司的好事，有人却向中央提出反对意见，使中信遭受了巨大压力，一时空气紧张，让人着实为中信捏了把汗。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指出：中信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杨尚昆也明确说道：“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

    “由他们搞去好了”，一语重千斤！本来收购股权是一种投资，是我们参与进去当“老板”，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稳妥的公用事业股权是抢手货，岂能坐失良机？荣毅仁他们干了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以伟人的魄力在紧要关头一锤定音。

    一件件、一桩桩，邓小平为培育、浇灌中信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花了多少心血！1984年在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题词鼓励：“勇于创新，多作贡献。”他还在中信成立5周年举行的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开会期间，会见了全体中外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讲了我国的宏伟目标和根本任务。他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这是在向全世界推荐中信公司！1989年中信成立10周年时，邓小平又题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十周年”，表示祝贺。中信创业15年来，披荆斩棘，敢为人先，由最初只有10多个人的公司发展到拥有3万多人和800多亿元总资产的大集团公司，如果没有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巨大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亲如家人的关怀

    不光是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对荣氏家族、荣氏后代、荣毅仁本人的生活，也是十分关怀的。

    荣氏400多位海外亲属的一半多，1986年6月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回来大团圆。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国外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有声誉、有地位。他们也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很强的爱国心、事业心，身居海外，不忘故国。有些人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来，就开始与国内有业务往来。改革开放后，他们更是活跃，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故国多作贡献。

    天公似乎也在欢迎远道归来的海外赤子。初夏的北京，那几天阳光分外明媚，香山鸟语花香，草木葱茏，别有一番情趣。荣氏亲属住地香山饭店自6月15日以来，一直沉浸在欢乐气氛之中。18日清晨，这种欢乐气氛更是达到了高潮。原来，当天上午邓小平要会见他们中的代表。

    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和荣氏亲属代表一一握手。荣毅仁的二兄荣尔仁，是荣氏亲属观光团中的年长者，居住在巴西。邓小平像家人似的与他交谈着：“你今年79岁，比我小3岁。”荣尔仁说：“可你的精神好得很。”邓小平说：“你的精神也不错嘛。”

    会见中，邓小平说：“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自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我们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使你们能够像今天这样很好地团聚。你们的团聚是件喜事，我们还要争取整个民族的大团结。”邓小平的话，像春风吹拂，像春雨滋润，使荣氏海外游子沐浴在无限春光中。邓小平又和大家一起合影。当天下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会见了他们，并在一起照了相。荣氏亲属中不少人在国外社会地位较高，见过的世面不少，但这次回来团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隆重的礼遇，如此亲切的接待，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荣氏海外亲属在北京停留了三天，又到西安、无锡、上海观光后离去。故国、故乡、亲人、故友的深情厚谊，牢牢铭刻在他们心中，以至事隔七八年之后，海外亲属还能清楚记得邓小平当年会见时的情景和他讲的话，他们深以为荣，并以此鞭策自己。

    邓小平在荣毅仁的心中，已不仅仅是自己十分敬重的中央领导人，还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邓家和荣家的小字辈，也很合得来，彼此来往很多。邓家有个毛毛（萧榕），荣家也有个毛毛（智婉，荣毅仁小女儿），两个毛毛同岁，常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邓家的毛毛常去荣家串门，看望“荣叔叔”，邓小平总要嘱咐毛毛道：“你代我望望他们。”提起荣毅仁，邓小平常有一句“口头禅”：“荣老板嘛！”话不多，但却满含赞赏之情。邓小平还很关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的成长，问：“智健怎么样？”当听到智健作为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把事业办得很兴旺，成为香港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引人注目的中资公司时，很是高兴。邓小平对荣氏子女很亲，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计泓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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