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他对朱有何印象时，卫说：“是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

    别那么说了，那一年在湖北，我被你们包围起来了，漫山遍野都在喊“活捉卫立煌”，要不是情况变化，再过来二百公尺我就被你们捉住了。

    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军队和别的军队不同，就是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都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战斗，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至死都不能把他们拉开，只剩下一个人也能继续战斗。

    我们也来组织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不求他们（指国民党政工系统），我自己找人干，你说好吗？朱总司令说：“要得，可以这么做。”

    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阎锡山、卫立煌分别担任第二战区正、副司令长官。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经常与其联系。特别与卫多次交往，亲切、诚恳的长谈，给卫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引导卫立煌和八路军接近，使其转变对共产党的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位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

    卫立煌在没有见到朱总司令以前，对于这个担任红军总司令，闻名全国的当代英雄是什么样子很难猜想。卫立煌厕身军旅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总司令”：有的排场豪华，艳妾成群；有的任意杀人，穷凶极恶；有的勋章满胸，胸无点墨；有的好弄权术，阴险毒辣。卫立煌相信朱总司令一定与这些人不同，但是他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真正见了面以后，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谦虚朴素，又出乎卫立煌的意料。朱总司令穿着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脚上穿了一双旧布鞋，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他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年纪在50岁上下，和蔼可亲，实实在在，有如一个田舍翁。他带了彭副总司令和林彪、贺龙、刘伯承3个师长以及左权副参谋长同到临汾。卫立煌亲自招待他们，陪同他们乘坐同蒲铁路上的专车到风陵渡，然后渡过黄河，循陇海路同去洛阳开会。

    在赴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和朱总司令两个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闲谈一开始，卫立煌就询问朱总司令过去的历史。在10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经捏造过很多荒诞的谣言，把朱总司令描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人。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卫立煌在临汾又听到民间传说的许多生动的小故事：有的说朱总司令博古通今，从前考过科举，后来到外国，懂得四国文字；有的说朱总司令在红区和战士同甘共苦，和战士一样挑柴担米，自己的扁担上还刻上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字，晚上还替战士打草鞋；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敌人把这个衣衫破烂、风尘满面的老汉认作伙夫……这些故事引起卫立煌很大的兴趣，他想知道这些传说是否确有其事。卫立煌还非常好奇地想从这位红军总司令口中听到他们从前是怎样打退国民党的历次围剿，怎么长征过来的。按朱总司令生平性格，向来不喜欢多谈自己的过去，现在见卫立煌这么殷勤询问，就以他自己的经历为线索，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实际侃侃而谈，实际上是向卫立煌开了一堂中国近代史的讲座。朱总司令说他家境贫寒，幼年趴在母亲的纺车旁边借着桐油灯光读书。后来为了探求救中国的真理，从孔孟圣贤之道到《天演论》，从康、梁、谭嗣同到孙中山，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抛弃“教育救国”的思想，进入云南讲武堂习武，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参加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斗争，参加“护法战争”反对段祺瑞政府。后来他看见军阀混战，连年不休，人民一直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滇军旅长、川军师长他都不愿意干，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追求共产党，见到了敬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又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不接受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在1922年9月漂洋过海到法国，又从法国到德国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他入党……卫立煌听到朱总司令说到出身贫寒，为追求真理找到孙中山这一段，感到和自己青年时期颇有相似之处，发生了共鸣；后来听到朱总司令视功名富贵如粪土，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惧艰难，从事革命工作，又使他感到朱总司令胸怀远大，思想境界高尚，确实可敬可佩。这次谈话虽是一次随便的旅途闲谈，但那不平凡的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头脑中，使他终生不能忘记。

    时隔不久，有人问他对朱有何印象时，卫说：“是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

    决心保卫晋南

    洛阳会议之后，第二战区的将领们回到临汾，继续商谈这个战区下一步怎么作战的问题。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同蒲线上的介休，西至汾阳，东至子洪口，敌人都在作紧张的调动，看样子马上就要进攻临汾，进攻晋东南和晋西南一定要攻下风陵渡。

    有的国民党军官认为晋南的仗不好打，不如干脆退到黄河以南去把守潼关。较多的人认为日军主力从太原向南进犯，最主要的途径是沿着汾河河谷同薄路用兵，从晋中到晋南还有一处天险可守——灵石县境内太岳山脉的韩信岭，上山70里下山80里，地方很险峻，把这里布置下的阵地再加强一下，等待日军主力进入之后加以歼灭，可以实现忻口战役没有实现的理想。

    朱德总司令说：“我们必须坚守华北，不能退过黄河。韩信岭可守还是要守。但不能光靠韩信岭，应当改变战略战术。目前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不是很好，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把这种关系改善，光靠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八路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主要是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这种战略与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全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除和大家一起讨论外，卫立煌还数次和朱总司令个别长谈直到深夜。当时十八集团军驻临汾办事处设在一所中学里面，和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相距不远，卫立煌时常到这里来，和住在这里的八路军领将们闲谈。

    有一回，卫立煌和徐向前个别闲谈，卫立煌说：“谈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说：“卫总司令也行，国民党军队里就数你了。”卫立煌说：“别那么说了，那一年在湖北，我被你们包围起来了，漫山遍野都在喊‘活捉卫立煌’，要不是情况变化，再过来二百公尺我就被你们捉住了。”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卫立煌也和十八集团军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十八集团军兵站部部长杨立三闲谈，询问国民党后勤部门向十八集团军提供的补给情形。

    一个多月前，朱总司令听见的情况是：卫立煌虽口头同意八路军持久战和游击战的主张，但其本人没有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有率军退过黄河的打算。自从朱总司令和卫立煌一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后，发现卫立煌接受了他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打好这一仗的意愿甚为坚强。所以朱总司令继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不退过黄河的决心。例如国民党军队从未打过没有后方的仗，卫立煌盘算着：“要是日军一直攻不下风陵渡，他的军队在山西补给不上怎么办？”朱总司令就说：“我们从前也没有打过没有后方的仗，最初看来没有后方的仗是不好打的，但是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密切了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打没有后方的仗了。山西到处都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民，他们都拥护抗日的军队，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能通行，我们怕什么呢？”

    卫立煌说：“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我倒愿意知道，你们能够以一个团为单位进行游击，你们的军队能够撒得开，打不垮，原因到底在哪里？”

    朱总司令说：“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军队和别的军队不同，就是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都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战斗，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至死都不能把他们拉开，只剩下一个人也能继续战斗。”

    “北伐战争那么顺利，因为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力，保证了战争胜利，现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你们完全可以好好搞一下政治工作。”

    卫立煌听到朱总司令讲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觉得道理都对，但实际上没法做到。不过，经过这样一席长谈，卫立煌对保卫晋南的决心更大了。

    真诚的合作

    1938年年初，十八集团军（原称八路军）总司令部设在洪洞县马牧村。同年1月31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带了他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李默庵、郭寄峤乘坐三辆小汽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给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以及司令部里的同志们拜年，总司令部为此召开了盛大欢迎会。会上，双方互致了贺词，互勉抗战到底的决心。丁玲同志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了许多反映当时抗战实际、国共两党团结的多彩的文艺节目，受到来访者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欢迎。

    卫立煌看了台上的表演，听了朱总司令的介绍，兴趣更加浓厚。朱总司令继续说：“这些到‘抗大’来学习的青年，原先都是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学生，到‘抗大学’了几个月，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革命意志更加坚决。他们工作非常积极，能够吃苦耐劳，按照我们八路军普通战士的生活标准，大家吃一样的大锅饭，每人每月只能拿到一块钱津贴，没有一个人叫苦。”

    卫立煌说：“那好极了。上次你说，八路军打不垮的原因在于政治工作，我想了又想，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我们的政治工作怎么进行。今天看了这些表演，听了你介绍战地服务团的情形，我就这样想，我们也来组织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不求他们（指国民党政工系统），我自己找人干，你说好吗？”朱总司令说： “要得，可以这么做。”

    卫立煌希望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些人。朱总司令答应了。

    不久，经卫立煌秘书刘毓珩的推荐，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的我便被引进到卫的总部，被委任为总司令部的同少校秘书。由于卫急想效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改造他的军队，改善军民关系，加强对日作战的力量，便委派刘和我二人负责筹建战地工作团。这个团成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又把卫立煌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1938年8月，朱总司令一行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顺路经过中条山卫立煌处和吕梁山阎锡山处，进行联络，了解他们的情况，鼓励他们坚持抗日立场。为表示客气，说是“前来向卫副司令长官汇报作战经过，商量今后作战任务”的。

    卫接到电报，立即通知工作团做好准备，力求把这次欢迎会开到和春节那次欢迎会差不多的水平。

    朱总司令来到卫的总部那天，卫一面派出军长郭寄峤带领一批高级参谋等到几十里外去迎接，卫在村口等候。相见之后，热烈握手，当夜召开了盛大欢迎会，演出了文艺节目，一直到深夜。

    从开欢迎会的次日起，卫立煌和朱总司令一连单独谈了整整两天。晚上，只见房中明亮的烛光被遮处留下两个很大的头影。

    朱总司令带来几项礼物，其中有两匹俘获日本军官骑的枣红色大洋马，特别高大，身上的毛油光闪亮，卫立煌很喜欢。卫立煌赠送朱总司令一批新式大号可以当盒子枪使用的威力很强的手枪。另外，赠送了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犀佛利牌的钢笔。

    朱总司令走后，我问卫有什么感想？卫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

    化干戈为玉帛

    进入1939年之后，国民党的顽固派奉行一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并且逐步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期间，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张荫梧以及九十七军的朱怀冰之流相继对八路军以及边区政府进行挑衅，制造摩擦，后来发展到疯狂的军事进攻。我八路军坚决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粉碎了“晋西事变”的阴谋，消灭了张荫梧部，打垮了朱怀冰部，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取得重大胜利。

    这时，处于中间状态的卫立煌，既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又身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冀察战区总司令等重要职务，承受着蒋介石的巨大压力，蒋甚至打电话责令他向解放区出兵，内部的顽固分子也不断地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对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卫立煌一面在晋南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令各军做好准备，候命行动；一面写信给朱、彭正副司令，请把部队暂时撤回去，并派代表邀请朱总司令到晋城商谈。朱总司令便立刻启程。在晋城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重新划定抗日的驻军防区，在团结抗日的原则下作了某些让步，给了卫立煌面子，使其有本钱和蒋对话。就总体而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而我八路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卫立煌和朱总司令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剑拔弩张的形势像一阵乌云似的被和风吹散。双方继续合作，继续坚决抗日，这符合全国亿万人民的希望，他们的心情都很欢慰。为了庆祝这一次和谈成功，卫立煌和朱总司令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增添热烈气氛。但该处离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东阳关且有敌情，不便举行活动，只能互相举杯敬酒为贺。

    正在这个时候，在东阳关的日军忽然进犯晋城，卫和朱一行便一同离开晋城，前往洛阳。朱总司令行经国民党各军防地，都受到隆重欢迎。朱总司令到达济源县时，卫立煌已派参谋长郭寄峤带领军乐队在盂津县黄河上的铁谢渡口迎接了。

    朱总司令、康克清、周文龙、吴波等和一个警卫连，到了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长官部里的招待所受到热情接待，一日三餐十分丰盛，到了晚间还开夜餐。朱总司令的随从人员对该所的招待人员说：“这样招待我们受不了，还是从简一点吧。”招待人员说：“卫长官到延安，一天四餐，也叫我们这样办理。”这个招待所位于长官部营房的最西头，与四维堂（大礼堂）邻近，周围布满岗哨，连长官部里的官佐也不准由四维堂西去。实际上朱总司令与康克清等重要干部都被秘密安排在和平村第九军军部里面住宿，外人并不知道。

    朱总司令带给卫立煌的礼物是延安出版的各种报刊，卫立煌赠给康克清一支自来水笔，和1938年夏天送给朱总司令的那支一模一样。又见康克清挂着十响的大手枪，认为女同志用着不方便，另外送她一支精致的德国毛瑟小手枪。随朱总司令来的干部们，原来穿的都是晋南土布军装，第一战区长官部副官处找来裁缝师傅，为每个干部缝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料的灰色军装，对朱总司令带来的警卫连健儿则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标准，每人发了套新衣新鞋。

    在洛阳，卫立煌原拟采用晋南协议的形式解决陕甘宁边区和胡宗南之间的矛盾，但被蒋介石阻挠了。结果只是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解决了十八集团军的军饷和一些其他问题，并两次分别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名义，召开了欢迎宴会，进一步宣传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意义。

    （赵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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