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那年的三四月间，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位新同志。只见他身穿一件灰布长衫，和蔼可亲，好像一位乡下教书先生。

    少奇仔细看完了大家提出的一大堆问题后，笑着问大家：“这第一道题应该是先讲十月革命为什么成功，对不对？”

    每当我想起刘少奇几十年来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亲自指引我参加革命队伍，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我成长，就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我好像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

    那是1922年，我正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平民女校是我们党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实际上又是党的接头和活动的机关。该校出面负责的是李达，常来讲学的有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人。

    大约是那年的三四月间，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同志。只见他身穿一件灰布长衫，和蔼可亲，好像一位乡下教书先生。他，就是刚刚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来的刘少奇，同学们紧紧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当时，我们这些刚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是多么向往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啊！我们都想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情况，希望少奇能更多介绍一下。看着我们急不可待的样子，少奇温和地说：

    “同学们，还是请你们把要提的问题一起提出来，我再逐条来回答，好吗？”

    我们大家一听，急忙回答道：

    “对，对，对。”

    于是，有的报题目，有的做记录，一会儿便把问题整理好了。少奇仔细看完了大家提出的一大堆问题后，笑着问大家：“这第一道题应该是先讲十月革命为什么成功，对不对？”我和同学们连连点头。

    少奇这才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他用生动具体的事实，深入浅出地帮助我们解开了头脑中的疑团。听完他的讲解，我们仿佛觉得心里敞亮了，并且从苏联的经验中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人民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赶走帝国主义列强，除掉军阀，砸碎腐朽的反动政府，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做国家的主人。

    这样，我便与少奇相识了。

    不久，少奇在上海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宣传唯物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会址就在离平民女校不远的外语学校，我马上参加了学习。

    在少奇的亲自指导下，我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知识，学习俄国在列宁领导下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并且经常和少奇一起，谈思想，讨论问题。少奇在大家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时，总是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见解，最后才谦虚地说出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为了使自己能更快地提高思想觉悟，我还经常主动找少奇谈心，争取他的指导和帮助。

    一次，我向少奇谈起自己的家庭，讲父亲怎样重男轻女，母亲因为没生男孩，怎样受冷遇而抑郁死去；讲我痛恨这个封建家庭，如何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少奇听后，就通俗而又深刻地给我解剖中国妇女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原因，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妇女获得解放的情况。使我认识到只有唤起全国工农大众，推翻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妇女才能获得真正解放。我十分激动地向少奇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少奇非常高兴，鼓励我努力学习，加强锻炼。

    就在这一年——1922年的七八月间，我在少奇的亲自培养下，并由他亲自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

    北京解放后，我曾到少奇家中看望过他。面对全国即将到来的胜利，少奇亲切地问我：“一知同志，全国解放了，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表示自己热爱教育工作，愿意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为革命培养后代。少奇很高兴，并勉励我好好干。此后，我担任了北京101中学校长。

    1964年5月，我听了少奇所作的关于《两种教育、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感到少奇的报告提出了教育改革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我便提出在101中学办半工半读试点班的建议，并拟订计划报请上级批准，可许久也没有下文。焦急中，我想到了平易近人的少奇，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6天后，少奇就对我的信作了批示，热情支持学校办半工半读试点班，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当时，整个101中学的师生都倍感欢欣鼓舞，1965年在初一、高一办起了4个试点班。可这次的试验并没有进行到底。一年后，这棵教育试验的幼苗就被十年浩劫的狂风暴雨摧垮了。为挽救这一幼苗，我又写信给少奇。当时，少奇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但他身处逆境却坚持真理，再次肯定了半工半读。并告诉有关同志，王一知是我党20年代的老党员，要设法保护。

    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着少奇对我的关怀和教导，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王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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