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叫天对周恩来说：“我没文化，也不懂新的道理，可我知道现在是人民当家了，为人民唱戏，有什么差使，我随叫随到。”

    但是周总理对经办人员说：“今后，对这样的艺术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首先要诚恳。他从旧社会来，什么没见过？不能哄他，要讲真话。他对新中国，对人民政府的了解，全通过你们给他留下好印象。”

    “张老板，你这戏太改良了，观众腻了。您的玩意儿（艺术），在您身上，不在电灯泡里！”

    临上火车，盖叫天极力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对夫人薛义杰说：“这回又栽了，北京终究不是咱们立足的地方。”

    一

    解放前，周恩来和盖叫天只有一面之交，但盖叫天那精湛的表演艺术、刚直不阿的品格，周恩来却早有所闻，并深表赞赏。

    1949年4月，夏衍从香港北上。他和潘汉年、金仲华等到了河北省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当时中央还没有进入北平市）。周恩来对夏衍说：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负责文化工作。此番和原来的情况不同了，过去你是文化人，和文化界朋友很熟悉，也可随便，今后你是共产党派去的干部，是市人民政府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你首先要去拜访那些作家、艺术家，而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周恩来特别提到当时住在上海的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等戏曲界前辈，并让夏衍带去自己的问候。

    夏衍接管上海的文化工作后，去拜访了盖叫天，还转达了周恩来同志对他的问候。

    盖叫天对夫人说：“怎么和周恩来才见了一面，他心里还装着我？真想不到……”

    1949年冬，全国第一次文化会上，周总理和盖叫天畅谈。由于周总理的坦荡和盖叫天的真挚，他们便成为朋友。

    盖叫天对周恩来说：“我没文化，也不懂新的道理，可我知道现在是人民当家了，为人民唱戏，有什么差使，我随叫随到。”

    他们之间拟定了个君子协定。盖叫天提出他一定要为新中国的戏曲事业多出力，尤其为培养下一代尽心尽力；要求周总理以及地方上有什么重要的演出任务，尽可能通知他。

    周总理说：“有您这句话就好，一定要劳您驾！”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盖叫天70寿辰前夕，在上海联合举行了盖叫天舞台生涯60周年纪念活动。田汉等从北京专程赶来。梅兰芳、周信芳、欧阳予倩和俞振飞等都参加，这是建国以后人民政府为戏剧界老艺术家举行的第一个祝贺活动。周总理让田汉带去了他的祝贺。

    盖叫天在会上的讲话，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和“活到老，学到老”这两句名言。

    在成立中国剧协上海分会期间，梅、周、盖三位谁担任主席一事，颇费周折。田汉说：“周总理已有考虑，梅兰芳先生回北京，要他主持中国京剧院。盖叫天先生家安在杭州，他要回去，浙江剧协的主席就请他担任，上海剧协请麒麟童（周信芳）主持。”

    自此，梅、周、盖分别在三地，他们相互支持和关心，虽分隔一地，但友谊有增无减。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深思熟虑，了解他们，也相应发挥他们的长处，起了应起的作用。

    二

    195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参观访问。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准备举行两台晚会。一台是浙江歌舞团和杂技团的晚会，一台是上海越剧院王文娟、筱桂芳主演的越剧《追鱼》。

    盖叫天听说周总理陪伏罗希洛夫来杭，要求为晚会演了出折子戏。经办人员因演出的规划已定，便婉言谢绝了。盖老很不高兴，提出总理曾答应过他的事。但也被婉拒，为此，发生了误会。盖叫天生气了，一定要见总理。

    周总理得知后，立即和他见面。周总理既称赞盖老的热情，同时也为经办人员解释说：“事情是我定的，不能怪他们。”并且向盖老说明了之所以没安排他演出的原因，周总理说：“因为伏罗希洛夫是苏联英雄，您也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英雄形象。戏曲界把您也当作英雄，我是想请您和我一起，陪伏罗希洛夫看戏、谈话，您看好不好？”

    盖老听了自然高兴，说道：“总理想得周到。”

    但是他还是希望为伏罗希洛夫演一出折子戏以表心意。周总理同意了，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决定让他演出一刻钟的《打店》，除了解差和张青夫妇的戏，盖老上场不过10分钟。总理还规定他只能翻个“抢背”，不要翻跟斗和窜桌子，盖老照办了。演完后，伏罗希洛夫上台祝贺。因为他已经听周总理说过盖老断腿折臂的故事，所以第一句是：“您真是英雄！”尔后，苏联文化界人士也由此访问盖老。1960年苏联百科全书上就有盖叫天的小传。这是后话了。

    盖叫天事后对周总理说：“您让我露脸了。”同时也提到自己不该对经办人员发火的事。

    周总理诚恳地说：“您能明白，更好了。他们经办人员也有难处。”

    但是周总理对经办人员说：“今后，对这样的艺术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首先要诚恳。他从旧社会来，什么没见过？不能哄他，要讲真话。他对新中国，对人民政府的了解，全通过你们给他留下好印象。”这件事，不仅是戏剧界的佳话，对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也是生动的教育。

    三

    1959年建国10周年。盖叫天让人转告周总理，要求给他配备一个班子，他要自编自演一本反映新社会的大型新戏。周总理要马彦祥同志告知他：他的愿望很好，但不一定编现代剧，还是从他成名以来的保留剧目中选一出有意义的本子加工。并让浙江文化局关心此事。后来，他选了30年代前期他曾演出的反映楚霸王项羽因刚愎自用而兵败垓下的《乌江恨》。这出戏的排编，调动了全省许多创作力量。浙江文化厅把全省各剧种的优秀武生集中起来，又充实了演出阵营，也及时办了一个学习盖派艺术的进修班。周总理听了很高兴，认为这出戏和《关羽之死》一样，作为借鉴古人的成败，反对骄傲自满的个人英雄等，对今天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但是希望帮助他的人不要帮他倒忙，不要变成穿古装的现代戏。

    盖叫天从小没读过书，后来也没识几个字，但是在周总理的启迪、引导下，他通过艺术实践，逐步明确到戏曲的艺术功能和它的社会职能之间的有机联系。

    1960年冬，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杭州饭店接见盖叫天，并留他吃饭，又谈到项羽这个人物。贺龙同志也对盖叫天的艺术很钦佩，问道：“盖老，您平时有哪几点基本理论，可以说清您的盖派艺术？”

    盖老说：“没有。”

    贺龙同志又问：“那么是否有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盖老说：“也没有。”

    周总理怕盖老难回答，就插话说：“不是说‘武戏文唱’是盖派的特点吗？”

    盖老摇头道：“这是写文章的先生说的。‘武戏文唱’是我盖叫天的‘盖派’，‘文戏武唱’是麒麟童的‘麒派’，我看，不是故意损我们，就是瞎编！”

    见周总理和贺副总理都有点诧异，盖老笑道：“如果那两句话可以成‘派’，那么‘文戏文唱’和‘武戏武唱’又是什么派？过去有人专门在小报上骂我的，说‘武戏文唱’是瘟鸡，戏太温了。 ‘文戏武唱’是杀狗血，太火爆了。现在解放了，居然把过去骂我的话变作我‘盖派’的词儿，这可怎么好！”

    周总理听得认真。说：“你说得也有理，这四个字不确切。可是你总有个追求的目标吧？譬如您30年代前就让真牛真马上台了。”

    盖叫天说：“总理，这您可问到点上了。我过去20多岁就打新戏了。现在叫戏曲改革，当年我也真想改革。幻灯、灯光布景，全搬上舞台，还有真骆驼、真蛇。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打算，试成功了就卖座，试不成就停锣，不试可没饭吃啊！”

    周总理对盖老的“试试看”三个字很有兴趣。他认为： “您在台上‘试’，观众在台下看，‘试’成功了，观众就鼓掌，你名气就更大了。”

    盖叫天说：“可也有多次‘试’不成的。那次我演连台本戏，为了招揽观众，我在帽盔上，身上都装了电灯泡，一个跟斗，全身灯泡都亮了。结果，还是卖不了座。只好提早停锣歇鼓。没事干就逛大世界，门口检票的稽查一言提醒了我。他说：‘张老板，你这戏太改良了，观众腻了。您的玩意儿（艺术），在您身上，不在电灯泡里！’这句话真好！”

    周总理插话说：“他的话有学问。用‘试试看’三个字，形容您盖派艺术形成的过程，比较恰当。”最后，周总理望着贺龙同志说：“这个‘试试看’，真有学问。我们不也这样吗？你在台上试，台下的群众看着你，不成功就不能固执到底。”

    四

    盖叫天1958年正式从上海回杭州金沙港寓所——燕南寄庐。经周总理关心，上海东湖路的寓所保留。杭州他自己建造的燕南寄庐，由浙江文化局修缮。每月津贴，共1000元人民币，这是参照了北京的马连良、赵燕侠等津贴的情况决定的。

    周总理有次冬季到燕南寄庐去，发觉客厅里很冷，就关照送炭给他生炉子（熏笼）用。周总理还帮他家解决了另一个难题。

    早先，金沙港寓所的大门白天是不关的，只是关上里面的腰门。因为附近没有凉亭，农民上茅家埠、赤山埠割柴草经过门前时，常在大门里的轿厅中歇脚。盖叫天母亲在世时，还送茶水给他们。原来多半是就地的邻居，后来，过路人多了，就杂了。又常去敲腰门，要这要那。尤其解放后，各地游客更多，因当地偏僻，没有医院和公共设施，盖叫天家里有电话，附近有急事来借打电话的人也很多。这样，就影响盖叫天的练功、会客和休息。他的家属曾向省文化局反映过。但由于这涉及他一家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文化部门也难办理，家属和勤杂工就采取简单办法，把大门关上，一般电话不借打。于是，周围的邻居有了微言，认为盖叫天从前名气还不很大时，和附近农民很热情，他老母亲也常去邻居家串门。如今老太太去世，盖叫天名气大了，在解放以后，大家平等了，反倒摆起架子来。盖叫天就命令“开门”！但后来越难招架，家里人任谁骂也不开了。

    周总理知道了，就启发说：“不开门，也可以解决问题嘛。你家大门前面河边，不有两只石凳子吗？”

    盖叫天闻声豁然。他在大门前沿金沙港小溪边设了一张石桌，增加了几只石凳和几块大石头。上面搭了个芦扉棚，又让工友种上丝瓜和南瓜。到了夏天，绿荫生凉，阵风飕飕，着实是个歇脚、纳凉的好所在，这比大门里的轿厅还要通风透气得多。

    同时，邮电部门在金沙港尽头茅家埠大路前面的小杂货店装了公用电话。

    盖叫天又出资在那里重新修理了普福凉亭，施茶给过往行人（从前他就在那里施茶，后来抗日战争开始停了）。人们感谢盖叫天有德，关心大家。盖叫天笑道：“这点子可是高人出的！”

    五

    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片《武松》。并决定让在电影界有声望的崔巍担任导演。事先，周总理专门找崔巍谈话说：“盖叫天是位正直的老艺术家，可他文化不高，对电影艺术的特性缺乏了解。你是老干部，有领导经验，遇事要多和他商量，把工作做到家。”

    所以，当崔巍和盖叫天初次见面时，崔巍就把一份详细的导演计划交给盖叫天说：“请您审查。”

    盖叫天也多方听说崔巍的能力和气魄，立即把计划推还说：“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又是周总理推举的导演，还会有错！我不懂电影，听你的！”

    两位同样正直又都同样抱着尊重对方心情的艺术家握手合作了，但是开始进入拍摄阶段，便产生了矛盾。

    譬如导演崔巍要求盖叫天扮演的武松在镜头下应有的特定神情，只要在一分钟之内甚至几十秒的时间中选择最佳点，时间节约，耗片也不多。但是扮演武松的盖叫天霎时做不出导演所要求的表情，他必须通过一番唱吟和身段，到了那个份儿上才有那种特定的神情，这样就花时间和浪费许多胶片。从拍摄的角度看，似乎太浪费人力、物力。

    又如电影镜头是集中一点的，再大的场面，在镜头里也只是一个局部。而舞台表演，是需要照顾剧场里上下前后千百名观众可以看到的角度。演员在台上必须唱吟做打面面俱到，不使一个角落的观众看不到。如果照电影的要求。盖叫天那套表演程式和演唱规律就要打破，从头学起，完全不能得心应手。

    开始双方尚能迁就和容忍，但终于无法迁就和容忍了。崔巍说：“盖老，您得迁就我的镜头，这不是在台上唱戏。”

    盖叫天说：“我不能为迁就您的镜头，把我自小就练成的东西全撂了！”

    周总理得知后，先做崔巍的工作，说明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团结一位老艺术家。但生性耿直的崔巍为了艺术而不愿意再迁就容忍。

    盖叫天生来还没人向他指手画脚过。电影导演的说一不二和戏班里为角儿说戏的先生那种巴结劲儿，实有天地之别。这令他十分不愉快。

    终于，他们从两相好成为一对蹦。戏也只能停拍。听了汇报，周总理也只能同意先搁一搁。并让夏衍、刘芝明和马彦祥出面，以北方冬天太冷，怕盖老不适应而暂停为理由，在崇文门新侨饭店为盖叫天夫妇饯行。

    临上火车，盖叫天极力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对夫人薛义杰说：“这回又栽了，北京终究不是咱们立足的地方。”

    他说此话是有原因的。虽然盖叫天出生河北在天津学戏，但出道和成名却在南方。半个多世纪来，人们早已习惯把他列为南派（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而有些较保守的北方人，把他排斥在正宗的京朝派之外，并曰为“野狐禅”。

    周总理在解放初期全国戏曲会演期间就指出： “京朝派”和“海派”——应该称“南派”京剧，都是京剧艺术在南北两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形成的。今后应该在不断交流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盖叫天和周信芳在建国后到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为全国优秀青年演员讲课并演出。也是周总理提出的。

    盖叫天过去到北京演出，因多种原因，上座率不如京朝派的名角。建国后在北京几次演出，都是由文化部邀请和组织的。盖叫天一直认为，不是民间自发的演出，还不能证明我在北京能站住脚。因此，这次他觉得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回到杭州，就病了。

    周总理从阳翰笙同志处得悉，派马彦祥同志到上海，找到了上海电影厂的著名导演应云卫。应云卫在导演戏曲方面的经验其实并不比崔巍丰富。但是他有一大优点，善于体察人员，方法灵活，并且能在众说纷纭中调和鼎鼐。

    果然，上海厂重新拍摄《武松》一片后，应云卫和盖叫天的合作比较顺利。也许是应云卫吸取崔巍的教训，虽然有些地方和崔巍仍然相同，但以灵活的方法，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也许盖叫天自己也吸取了教训，有些地方不那么固执己见，有些地方也开始熟悉电影的性能了。

    这部片子拍成，大家都很高兴，周总理自然格外高兴。应云卫在事后说：“论气魄，崔巍比我大。我不过做了不少弥补和发展的工作。真正在幕后的总导演，是我们的周总理！”

    六

    周恩来同志对盖叫天的友谊是一贯的。三年困难期间，他自己因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却关心各地文化界代表人物的饮食起居。他要文化部门每月定期给盖叫天送一定数量的鱼、肉、禽、蛋。并让楼外楼餐馆每星期给他烧两个菜。

    直到1966年秋天，他在关心各地著名人士时，还要浙江有关方面维护盖叫天的安全。但是最后在江青一伙的蛊惑下，盖叫天也难逃浩劫。经张春桥批准的“批盖叫天联络站”在1967年下半年重新建立。他在被不断残酷批斗中，又被扫地出门。终于在1970年1月15日清晨，因高烧未能及时抢救，含辱死在松木场流水桥畔那间朝北的小平屋里。终年82岁。

    直到第二年，在林彪自我爆炸后不久，周总理问起盖叫天，有人告诉他：“去年已死了。”周总理听了心里很难过，不由得想起当年和陈毅副总理一起拜访盖叫天时，陈老总亲笔写的一副对联：

    “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但是盖老被抄家多次，原件早已荡然无存。在周总理逝世3年后，浙江为盖叫天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盖叫天90诞辰时，重新修复了墓地。现在正打算从陈毅同志手迹中寻觅这10个字，也许通过高手可以重现这副出自周恩来同志之意，由陈毅同志亲书的墨宝。

    其实，在周总理生前，曾经和许多爱国的艺术家结成友谊，但对盖叫天一家来说，周总理的友谊是盖叫天生前最后20年的巨大动力。就像春风化雨使干旱的土地得到滋润而叶绿花红。

    周总理对盖叫天的尊重是出于对这位历经清朝、民国和人民新中国三个时代而一直保持着一腔正气的老艺人的敬佩。周总理多次对人说：“像盖叫天这样的老艺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盖叫天也经常说：“周总理每次和我谈话，就是如何发扬传统艺术，如何培育新人。并非像传闻中所谓周总理‘曾有意启发这位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民艺术家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也并非是个正‘逐步从封建迷信中摆脱出来’的‘自觉了的艺术家’。这都是妄揣的事。”

    事实上，盖叫天信佛，并设有佛堂。周总理也知道，盖叫天藏有不少精致的佛像，但他从未到后厅去参观过佛堂中的罗汉。因为他知道：盖叫天就是盖叫天，不能强求于他。

    最后以七绝一首为本文作结：

    细雨无声润物处，微风有意护花时，

    周公盛德难描画，信手拈来都是诗！

    （沈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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