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面对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慷慨激昂，开门见山地劈头就说：“我最近提出一种主张，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你们赞成我的主张吗？”人山人海的大礼堂内外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书案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快有禳解之日了！”老马闻听此讯，精神为之一振，站起身来搓了搓手，又坐下来，静听郭沫若为他诉说外面的一切。

    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老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动手术，又救了我呀！”

    1976年1月，寒冷的冬天依然笼罩着北京城。凛冽的北风，发出阵阵深沉的哀叫，行人们迈着沉重的步履，默默地走着。望一望人们的脸上，总看到他们的眼中闪着伤心的泪。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住宅里，一位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轮椅上，面向墙壁。墙上挂着镶有周恩来总理像的镜框，四周披着黑纱，黑纱上缀满了白花。老人一会儿凝视着总理的遗像，一会儿闭目沉思，泪水不断地从老人脸上流下。

    这位老人就是94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人口学专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

    看到老泪纵横的老人，儿子轻轻地走过来，站在老人身旁，极其温和地劝慰道：“您不要过度伤心，否则会伤了您的身体。”

    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老人无动于衷，只是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我要向总理告别。”

    “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可您已90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宜。”儿子耐心地回答道。儿女们是不愿让老人看到总理的遗容，怕他过度悲伤。

    “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马老十分固执地说。

    儿女们看到老人执意要去，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好顺从老人的心愿了。

    马老又面向墙壁，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1882年，马寅初出生于浙江。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15年抱着使祖国富强的信念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富于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的马寅初，长期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义愤填膺。1939年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抨击时弊；同时，又以他那犀利的笔锋，无情揭露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引起了四大家族的恐慌和痛恨。11月24日，在重庆大学的大礼堂里，马老又作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货币》的演讲。马老面对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慷慨激昂，开门见山地劈头就说：“我最近提出一种主张，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你们赞成我的主张吗？”人山人海的大礼堂内外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马老的演讲，犹如喷射的火焰，把整个山城都点燃了起来，滚滚烈火向统治者冲去。从而引起了反动当局惶惶不安，他们极为忌恨。这样危险就日益逼近了马老。鉴于马老的威望，他们不敢贸然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位驰名中外的经济学家。于是就派专人恳请马老与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老对此嗤之以鼻，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但这些都不能使既敢怒又敢言的马老“就范”。国民党当局遂急不可待地施行暴力迫害。1940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手谕”逮捕了马寅初，投进息烽集中营囚禁。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同重庆各界人士一道设法营救马老。《新华日报》即刻以迂回的方式把马老被捕的消息公布于众，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山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声援。周恩来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各种关系会同各界人士极力呼吁营救。1941年3月，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为营救马老早日出狱，准备在30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两报刊出，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慌，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3月24日在周恩来的授意下，《新华日报》登出了一则消息说：“立法委员、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今年欣逢六秩大庆，重大全体同学为庆祝热心抗日救国之前辈起见，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假该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进行游艺，望各界马氏知友亲临参加庆祝。”国民党政府为了制止这次活动，蒋介石还亲自下“手谕”严禁重大师生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并威胁要用法律制裁。到那天竟采取减少汽车班次，破坏交通，实行断电，不许使用大礼堂等恶劣手段，阻碍这次祝寿会。3月30日晚上，重大进步师生冲破重重障碍，祝寿会如期举行。各界知名人士，报社记者纷纷前往，有的人竟徒步30余里赶到重大。寿堂改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只好寿烛高照，反更衬出祝寿的气氛。寿堂的正面悬挂着“明师永寿”四个金字横幅，周围的墙上挂满了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送来的一幅幅寿幛、寿联和字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的红绸子对联，上面用苍劲有力的楷书写着：“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落款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广大的与会者都说周恩来等人送的这副寿联好，文华矍铄，寓意精深。年轻一点的人就问，不知该作何解释。有人在旁说：“马老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有20余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今天重大的同学和其他高校同学一起，勇敢地投身到民主爱国运动的激流之中，不顾当局的阻碍为明师祝寿。正可以说是‘桃之夭夭，其华灼灼’。可惜的是，今天寿堂之上却不能见到老寿公，让人感到非常遗憾，所以就写成了坐帐无鹤。因为龟和鹤都是被人们用来比喻人的高龄的。下联说的是马老此时此刻正远阻关山，孤零零地囚坐在异地他乡，身边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为伴。‘龟’字一语双关，用得恰到妙处，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马老必能胜利地归来！这龟与归是同音字。”这副寿联给身陷囹圄的马寅初教授和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及重大师生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更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

    第二天，重庆各家报纸有关庆祝马老六十寿辰的报道，都被新闻检察官扣押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对此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斗争方式，他们在头版的显眼地方，登出了一个有边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两篇，奉命令免登。”既向广大人民报道了祝寿会这样具有强烈反抗情绪的活动，同时又揭穿了国民党通过新闻检查压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弄得国民党内那班专搞文化摩擦的专家们也无可奈何。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下令于1942年8月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请马老教书。这样马老虽已出狱，却仍无任何人身自由。不久，马老写了篇文章，试投国民党各报，均被退回，不予发表。马老是教书不成，投稿无路，再度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得知此事，马上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新华日报》派一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中去访问，并取来马老的文章，由许涤新同志和那位记者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把马老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周恩来同志聆听后，又拿过文章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说：“写得很好嘛！明天《新华日报》以一个版面一次登完！”并指示《新华日报》的同志给马老最高的稿酬，这是对马老生活困难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接济手段。马老得知这一切，深为感动，为自己有周恩来这样的朋友——在自己危难中能鼎力相助而感到欣慰。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这件事，也大大鼓舞了山城各界人士，特别是文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从此，《新华日报》的记者经常到马老家采访，马老也经常参加《新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有一次，董必武和王若飞同志在重庆曾家岩50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国事。马老即席发言说：“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1944年11月，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并就建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协商谈判，周恩来同志乘飞机从延安到重庆。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听到周公又来重庆的消息，无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一天上午郭沫若匆匆来到马寅初家，进门就叫：“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马老也被来客的这种欢乐情绪所感染，连忙问道：“什么大好消息？”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书案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快有禳解之日了！”马老闻听此讯，精神为之一振，站起身来搓了搓手，又坐下来，静听郭沫若为他诉说外面的一切。

    “周公说他将要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地恢复你的自由。”郭沫若最后说。

    马老听到这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见郭沫若起身要走，便拉住他，随即取出一瓶老窖来，两人畅饮起来。

    不久，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人身自由。马老恢复自由后，更加积极投身到反蒋斗争中去。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紧密，一步步走上民主革命阵线，成为享有盛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8年年底，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马老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下，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北上进入了解放区。1949年9月，马老应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出任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此，他俩又开始了新的合作。

    1951年9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校教育为目的的教师学习运动。马老想邀请周恩来总理来北大为教师学习会作一次报告。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北大的学习运动，欣然应允，支持马老的工作，并亲自和马老研究，商定题目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听讲的对象扩大为京津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地点在北京怀仁堂。9月29日，怀仁堂里坐满了来自京津地区高校的教师。有些老师，当时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来的，以为政府总理亲自讲话，足见问题之严重，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会议开始了，周恩来总理身穿普通灰布制服，脚穿一双青布鞋，来到会场。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竟从他自己的家庭、身世讲起，讲到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在党的领导下，革命胜利了，胜利之后又如何抵制了各种旧传统势力的袭击，正确地处理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关系。总理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总理的报告使不少人的紧张情绪消失了，感到句句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周恩来总理共讲了5个多小时，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老坐在桌旁仔细地听讲，并详细地做了笔记。周恩来总理讲完之后，马老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了！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周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擅长演讲的马寅初先生，从心中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对人常提起这次演讲。

    1955年，马老根据在对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一向治学严谨的马老，为了慎重起见，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在当时，盛行的是苏联的人口新观点，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老进行批判。周总理得知后，阻止了对马老的批判。马老认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1957年4月27日，马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马老解放后公开进行的学术讲演，阐明关系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生存和幸福的人口问题，反对人口愈多愈好、社会主义社会永远不会有人口问题等教条主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之后，他又征求了潘序伦、陈达、竺可桢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讲演稿修改加工整理成一篇《新人口论》的专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此时，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暴风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也有不点名批判马老的文章。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对马老进行批判。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幸免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十年浩劫中，红卫兵抄家天天发生。许多人被扫地出门。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一家始终未遭浩劫，这不能不使马老感动。

    1972年春，病魔侵入了90高龄马老的身躯，大便出血。多方诊断，认为马老患了直肠癌。癌，这个人类尚未降服的“凶恶敌人”，曾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何况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染上了它呢？

    怎么办？医院方面经过研究，认为马老已90高龄，不宜再动手术，决定放射结合药物治疗。马老的儿女和马老考虑，癌细胞扩散发展到后期，必会夺去病人的生命，而到晚期，病人的痛苦更不堪设想，所以极力要求手术治疗。马老对自己身体体质有信心。他自小酷爱体育运动，中年以后，主要锻炼方法是爬山和冷水浴。在75岁高龄时，他爬香山“鬼见愁”健步如飞，连他30多岁的儿子都跟不上。长期不懈锻炼，造就了他强壮的体魄。因此，他敢要求在90岁上施以大手术治疗。医院仍不同意动手术，双方各持己见，不能决断。最后，马老夫人率子女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手术治疗请求报告，报告很快转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详细看了治疗方案和请求报告后，当即批示：“本人有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以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由于有周恩来总理批示，手术治疗方案最后定妥。考虑到马老年事已高，手术分两次进行。为了集中力量，总理还批准从天津请来3位大夫，其中1位就是脖子上挂过“反动学术权威”牌子，两个月前还在扫厕所的天津人民医院院长金显宅大夫。又从协和医院请了麻醉医生。在第二次手术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指示3点：“手术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手术中要慎重细致，手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马老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癌病魔，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老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动手术，又救了我呀！”

    1975年春节期间，积劳成疾、病势日重的周总理，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着马老的身体，特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吴蔚然大夫和卞志强大夫专程到马老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两位大夫嘘寒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生活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最后再次代表总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后，两位大夫从总理住处打来电话说，总理已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这就是说，两位大夫回到总理处，即刻向总理汇报了马老的情况。可见总理的急切关怀之情！

    大夫在电话中告诉马老的家属说：“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

    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五个字：“周总理无私。”

    和总理交往中感人的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他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儿女把轮椅推到桌前，马老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没有喝汤。晚饭结束后，整个晚上也没喝水。第二天早上马老又忍住渴没喝按惯例端到面前的稀粥。接马老的汽车来了，两个孙子把马老抬到汽车上。在儿孙们的帮助下，马老终于来到了北京医院的吊唁厅。老人家一见安眠在苍松翠柏和花束环绕之中，神态安详的周恩来总理，泪水模糊了双眼。他想扑上前去，无奈双腿瘫痪，动弹不得，而且连鞠躬都难以做到。老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他的头，一下、二下、三下。

    马老坐好后，又在总理遗体旁默哀。望着周恩来总理那刚毅、坚强而又和蔼可亲的遗容，饱经沧桑的九旬老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总理啊总理，您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危难之中的救命恩人啊！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正寄希望于您，盼望健康长寿，怎知您竟先我而去呢？我的挚友啊，我多想你能起死回生啊。儿孙们赶紧扶住马老，向前缓缓推动轮椅，围绕总理遗体转了一圈。老人不忍离去，又要儿孙推着再转一圈，才离开了吊唁厅。老人家泪眼蒙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

    （郑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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