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突然我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像触了电一样……对这个人的缺乏自制能力，我从饱经世故人的叙述中早有所闻。”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后，小声说道：“看来这是—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您知道，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一个花束。”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活鱼。”厨师连珠炮似的讲着地道的北京方言。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和谈话，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

    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矿泉水、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不上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在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来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饮得不多，大多数人不过是在假装喝。好像都只不过是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传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表示最隆重的时刻的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中倒出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右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就是这样商定的。关于条文的内容，两国代表团进行过具体会谈。苏联代表团由米高扬率领，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大家知道，条约是1950年2月14日由苏中两国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的。

    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不久前莫斯科电视节目中放映的影片《冒险》中有一处很荒唐。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2月15日我们报纸刊登的图片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并排站着的。在拍照前几分钟，他们愉快地交谈，庆贺顺利签订条约。我曾为他们当翻译。

    影片的解说员对这个镜头武断地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态和姿态本身说明：这里已经表明不满意，因为中国领袖是两手空空回国的。他没有能够从莫斯科得到核武器。

    应当说，这纯粹是影片作者的异想天开。毛泽东在同斯大林会谈时并未提出核武器问题。这一点是在更晚的时候，不是1950年，而是1958年才提到的。

    条约是两大国领袖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顶峰。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受到苏联和中国兴高采烈的欢迎，东西方最遥远的地方也作出巨大反响。

    签订条约只是在我们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敌对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凶恶的勾结。当然，这种反应是预见到的。因此，它并不那么突然。相反，这是形势的自然发展。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过去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他们多次冲锋，但是，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这个警句，我听起来很费解。于是，我请求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他拿起纸和笔，飞快地用他那很有特色的豪放笔锋写了八个大字。

    所有这些字，分开看，每个字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请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并对整句话里使用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释。

    “您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突然我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像触了电一样……对这个人的缺乏自制能力，我从饱经世故人的叙述中早有所闻。

    “是这么回事。”我用悔过似的声调说，“我在理解上有困难……”

    “您的困难是不是拖得太久了？”他说，仿佛是在进行预审。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里有一个中国字……”我再次进行尝试。

    “您是不是想使我陷入中国字的迷魂阵？”他还是不肯罢休。

    “实际上问题仅仅在一个中国字上。”我赶紧说，“但它的意思直译……”

    “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他吩咐说。

    我这样做了。斯大林（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文字能手）沉思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后，他问道：

    “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如何？”他语气稍有缓和地问我。

    “我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毛泽东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说道，连头也没回。但贝利亚的头却似乎单单转向我，他戴着夹鼻眼镜，有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我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给予解释。他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宋代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毛泽东接着说，“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因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后，小声说道：“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一般来说，斯大林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心平气和，沉着冷静，注意听客人讲话。他从没有心不在焉，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谈话的内容上。他很注意表达的准确性、遣词造句、翻译时的用词。他十分讲究思想的表述、叙述方式和语言上的细微差别。

    ……

    有一次，像通常一样，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举行会见。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小声地问我，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回答说，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这不礼貌。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我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

    “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请原谅，毛泽东坚持不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礼貌……”

    “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略带狡黠地问我，然后微微一笑，开始向客人解释，他为什么把几种酒掺起来。

    “您知道，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一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酒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对葡萄酒较为陌生的毛泽东问道。

    “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沉思地说。

    ……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每一次会晤都要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谈内容全部由主人来定，但主人却从不事先透露题目。

    在交谈过程中，曾经讨论过语言和思维的纲要。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陈述自己的意见。其中心思想是：语言作为有意识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

    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也阐述了这样一种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说，“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

    当我走近他时，他像往常一样，看也不看我，说道：

    “把这道菜拿去！这是难得的菜。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常言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当然，我对这番盛情表示了感谢，但心里总感到有些担忧。

    “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个菜吗？”没过一会儿他问我。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刚才耽搁了一会儿……”我顺口说道，“味道好极了……”

    “那您干吗不说？”他鼓励我继续说下去。这个菜非常可口。火鸡肝加上辣椒和盐，地道的高加索风味。一切顺利。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件事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政府打来紧急电话，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在此期间就下榻在这里。一个军衔很高的特别警卫队的军官见了我，他神色不安地说道：“毛泽东的私人中国厨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说我们运来的鱼不新鲜，他拒绝接受。”

    “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鱼？”我问这位上校。

    “就是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那种鲤鱼。”

    我只好去找中国厨师，弄清他的理由。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活鱼。”厨师连珠炮似的讲着地道的北京方言。

    “您说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上校松了一口气。“那么，我们现在就去逮一条活鱼来……”他说。

    光阴荏苒。1949年12月过去了，1950年1月过去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的日子——2月的一天即将来临。

    “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毛泽东在一次会晤时请求说。

    “当然。”主人说。

    “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像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主人的首肯，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斯大林就是这样打破了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2月14日，中国东道主和客人按指定时间聚集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虽然这里应当笼罩一种隆重气氛，可是许多人的脸上表现出忧虑，甚至是不安的表情：斯大林是否能践约出席呢？不少预言家夸夸其谈地说情况不妙，他们都显得颇为自信。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充满乐观情绪。事先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根据是会场外的议论。大家都焦急地望着门口。

    ……

    很快大门开了，斯大林像镜框里的全身照片一样出现在门口。他很快地扫了前厅一眼，发现我在场之后，就不慌不忙地冲着我走来，就像走向一个熟悉的标志。

    ……

    我领着斯大林进入宴会厅，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这简直是狂欢的景象，不管是忧郁的悲观者，还是小心翼翼的乐观者，都显得欢天喜地。

    有一瞬间，斯大林停了下来，环视了聚在那里的人们。他让我领他向站在“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走去。他们彼此问候，相互握手寒暄，询问了健康和工作情况。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同志开始陆续向斯大林走来，表示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人们高声祝酒。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词。所有发表祝词的人，而且不仅是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位并排站在一起的人物，这两位人物有时交谈几句，议论着各种问题，主要是斯大林发表议论。

    ……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主要的事情：斯大林发表讲话。斯大林触摸了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请注意，我要讲话。

    他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举杯祝贺。

    大家都友好地一饮而尽。重新又爆发出掌声，情绪激昂的欢呼声，出现一片狂欢的景象。

    （[苏]费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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