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了约一小时，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散步也得到这树林里来。闷热得很，还是回去吧。”

    丁玲说： “既然《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我是‘反党’的‘右派’头目，我再申辩也无用了。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把真相弄清楚的。毛主席不是说过我缺少基层锻炼吗？我就认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层锻炼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比在北京关在屋子里好得多。”

    “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

    一

    1948年5月，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不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炎夏的一天下午3点钟后，毛主席的警卫班班长李树槐来我家通知说：天气太热，主席日夜工作太累，大伙要他到室外散步，他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同去，还要我带孩子一同去。萧三和我赶紧带着1岁的萧平来到毛主席门前，和乔木、思奇同志以及3个孩子会合。毛主席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20余里，到一个树林边下车。我们把椅子、板凳搬下来，陪着主席走进树林。毛主席坐下一会儿，却见乔木、萧三、思奇同志没有坐而走到一边，只剩毛主席同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毛主席摇着大蒲扇，一边给孩子们赶蚊子，一边问我：“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呀？”我忙走过去问他们：“主席问你们干什么呢！怎么不来陪主席呀？”他们说：“我们在谈对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我把他们的话对主席说了，并补充说：“最近丁玲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张家口附近农村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前些日子，萧三曾告诉我，他们几个把丁玲的稿子都看完了，要找个机会讨论一下，却找到了今天这个机会。主席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过了约半个小时，胡、萧、艾3个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这时把刚才说的关于丁玲的话又说了一遍。

    树林里闷热得很，主席手中的大蒲扇不停地扇着；林地上的草有半尺高，蚊子、小虫、蚂蚁很多。待了约一小时，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散步也得到这树林里来。闷热得很，还是回去吧。”这样，我们就随主席乘车回到村上。

    不久，丁玲到了西柏坡，我们见了一面。我把那天毛主席讲的关于她的话讲给她听。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后来我知道，丁玲这次到西柏坡，看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邓颖超大姐等领导同志，她也陪主席散步，主席和她谈了很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4月，我随沙可夫等同志筹备成立全国文联和举行第一届文代大会。6月，我奉命去沈阳接丁玲同志来北平，参加筹委会的领导工作。文代会期间，我曾高兴地把毛主席对丁玲的嘱咐和评价讲给了一位熟悉的老作家听。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到了1955年和1957年，当丁玲受到错误批判时，毛主席的这句话也被说成了丁玲的“罪状”之一。有人说这是丁玲捏造的，是她有意在自己脸上贴金；此外，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事都成了丁玲“反党”的“罪状”。1956年，中央宣传部派李之琏等同志核查丁玲的所谓“反党”言行。有一天，李之琏同志把我从农业部约到中国作协，问我毛主席说这句话的情况和内容。我如实讲了，李之琏同志当时要我在他桌上把谈话内容记下来交给组织上。当时，李之琏等同志奉命复查，经过大量调查核实，认为丁玲没有反党，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事后不久，李之琏等主持公道、实事求是做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或右派含冤受屈20余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改正。现在，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当年“左”的错误给党和同志造成的危害之烈。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啊！

    二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丁玲和我同住一层楼上。那年，我在个人生活上发生了意外的波折，丁玲关心我，要我和她同睡一床谈心。

    从这次谈话，我更加了解，丁玲一生对党忠诚老实，是一个不说假话的共产党员。以后，在我和她几十年的交往中更有切身感受。我记得毛主席也是这样评价的。

    1940年，在延安，在一些同志中间忽然暗地流传着丁玲是“叛徒”的小道新闻。那时，我和丁玲还不熟，我未深究。解放后，特别是在她被错划成“反党”的“右派头目”的那漫长的岁月里，每当夜深人静思念她的时候，我又痛苦地被这个疑团所冲击，为此，我曾在一些老同志和好友中谈起这件事。有几位当年曾在枣园康生领导的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学，她们告诉我，不仅在1940年，甚至在1940年以后，她们亲耳听到康生在会上风言风语中伤丁玲是“叛徒”的事。那时，康生的反党反革命面目尚未暴露，是党校校长。听到这些，我心中的疑团自然是更加深了。经过10年浩劫，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党校揭发了康生大量的阴谋反党反革命和陷害革命同志的罪行，这时我才明白，强加给丁玲的“叛徒”帽子是康生陷害同志最早抛出来的一支毒箭。长期以来，我心中的疑团排除了。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方面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给丁玲摘去了“反党”、“右派”等帽子。可是在这之后的多少年来，康生的阴魂不散、流毒未清，传说丁玲在历史上仍有政治污点的阴风总是还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吹散着。有一天，我和丁玲谈起此事，她告诉我，1940年，她找过毛主席，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她作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同志，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作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丁玲的档案。从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左”倾失误和10年动乱的长达44年的严峻考验，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文件，再次肯定1940年延安时期中组部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正确和有效，重申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回溯40年前毛主席对丁玲说的话，这更加证明毛主席在1940年对丁玲的了解和信任，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三

    195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探望住在颐和园云松巢的丁玲、陈明同志。下午3时左右，一位警卫员同志跑上山来问丁玲是否住在这里，“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我们都想不出是哪位首长要来。正好那天丁玲他们收拾好了行装，准备回城。过了一会儿，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踏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上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随主席来的人不少，陈明同志让勤务员赶紧去买两个大西瓜来给大家解渴。我帮助切西瓜，毛主席、罗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真像家人团叙，轻松欢快。休息了一会儿，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送别毛主席去昆明湖划船去了。毛主席平时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还抽时间爬山看望丁玲，可见他对知识分子、文化工作的重视了。

    四

    1958年，丁玲到了北大荒，和北大荒的建设者同甘共苦奋斗了整整12年，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1961年冬，一天晚上，忽然陈明来我家，才知他和丁玲一起来北京看病。他告诉我，组织上没有要丁玲去北大荒，是丁玲自己提出来要去的。我惊喜交集，急切地问丁玲的情况，陈明说她自己会告诉你的，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到我家吃晚饭，陈明还要约他的老同学陈锦清同志一起来。次日，直等到天黑她才来，陈锦清同志也如约来到，我们4个人，围坐在小书桌边，边吃边谈。我问丁玲为什么一定要去北大荒？已是50多岁的人了，哪能搞那样辛苦的重劳动。丁玲说：“既然《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我是‘反党’的‘右派’头目，我再申辩也无用了。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把真相弄清楚的。毛主席不是说过我缺少基层锻炼吗？我就认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层锻炼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比在北京关在屋子里好得多。”

    丁玲常说“我就认了”这几个字。我理解她的意思是说：我受委屈吧，也要像个老党员的样子。她对党对毛主席没有一句怨言；她只痛惜党内某些同志的“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对党、对人民、对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她还回忆1960年来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情况。丁玲说：“1958年后，撤销我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理事的名义。给我这个理事的开会通知是说，我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文代会开幕那天，在会场上望见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就是这一次，她托我给她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很快找到一本送给了她。她又告诉我们，养鸡是轻劳动，只是冬天的白菜、萝卜冻得像铁块，剁起来很费劲，手和胳膊都剁肿了。我和锦清听了都为她难过，她却劝我们不要难过，要我们放心，她熬得过来的……那一晚，我们说得很多。她走后，我比较放心了，同时感到她对我们的教育和启发更加深刻了。

    丁玲身处逆境20余年之后，1979年初春回到北京。7年来，她写的文章、发表的讲话，以及她平时的言行都可以看到她对党对人民的一贯的信赖和崇敬的感情。她在1979年《北京日报》的《“七一”有感》一文中说的：“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1980年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引起了混乱，少数人对毛主席功大于过的论断表示怀疑，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生动摇。丁玲挺身而出，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30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丁玲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文革’10年动荡，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这就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丁玲同志对毛主席一生功过的看法。

    （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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