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底，朱奇民奉调到济宁任地委书记。他到济宁后，口碑依然极好。他到下边蹲点时，因为不让叫官名，人叫他“奇民同志”，群众就以为他姓“齐”，都叫他“老齐”。他在济宁，为了改善农民生活，领导当地农民在常闹水灾的地区进行种植改革——改种水稻，从江苏和进行稻改成功了的临沂请来二百多农民技术员教当地人种水稻，最后终于成功，使沿湖地区的农民结束了遇灾要逃荒要饭的悲惨生活，吃上了大米。多年后他谦虚地说：“在济宁四年的工作，我认为是可以交代过去的。有不少好同志，把济宁稻改的功劳记在我的账上，我不同意。实事求是地说，我是做了些工作，但第一位的奉献者是济宁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沿湖的农民。”他在济宁工作，最后使济宁地区粮食亩产在全省各地区中跃居第三位。
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朱奇民受到了冲击。最初，是北京造反派北师大的谭厚兰带红卫兵到曲阜“讨孔”。在那种情况下，朱奇民仍率直地当面建议要他们保护历史文物。当然，那完全无效。接着，他作为当权派受到批判。但许多农村干部、群众怕他吃亏，暗中都极力保护。有一次开大会批斗后，曲阜刘村的群众把他接到一个场园里端上茶水剖开西瓜慰问说：“让朱书记受惊了！”“我们送你回去！”大家都想着他进行稻改的功劳。在唐口的一次大会上，一个唐口老太婆跟着乱喊“打倒朱奇民”，别人就吼她说：“你讲良心不？打倒朱奇民，饿死唐口人。”当然，在“史无前例”中，他后来逃脱不了抄家、批斗，也遭到坐牛棚及关押，但在十三次抄家中，造反派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用刨屋，挖墙捣顶，既无罪证，更无存款，发现的只是朱奇民的清廉与贫穷，全靠每月工资拮据生活。正因如此，朱奇民遭遇到一件伤心的事。当他被夺权批斗的时候，本来多病的老父在家乡因焦灼而病重。但朱奇民当时工资被扣发，无法寄钱给老父治病，老人终于去世，使他痛心疾首，无穷抱憾。
1970年7月，朱奇民被解放，在济宁地区任地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2年4月，调任山东省农业局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4年冬被省委派到临沂任工作组长。临沂是“文革”的重灾区。为了临沂形势的稳定与巩固，在艰难中他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5月，又再被任命为临沂地委书记。1978年调任山东省农委主任、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1983年4月，在机构改革中退任省政府顾问，整整十年，却干的是实事，一直帮助先后四位副省长分管全省农业，同他们个个合作得很好。人们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山东农业保持连续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
朱奇民深有体会地说过：“一个党员、一级党委在正确路线政策指引下，对实际事物理解得深刻正确，又有胆量能联系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成绩就会大一些。……在遇到错误路线时，如果头脑清醒，了解实际情况，体察群众的要求，就可能把错误和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又说：“我常对一些同志和家人讲我的经历与所受到的考验，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经验与教训。我有上进心、竞争心，但从来没有野心，厌恶投机钻营。我办事总想要办就下决心办成，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抗战八年没有牺牲，解放战争四年也没被打死，‘文革’未被整死，回过头看，比许多同志都幸运。我一不想发财，二不愿谋求什么名誉和职位。现在一心一意安度晚年，我的晚年是很好的。”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夫妇亲睦，儿女上进。他的夫人王同志也是位老干部，工作认真、信心坚定、待人和蔼、仪表端庄，与他结婚五十几年，恩爱互敬，人皆称道。当年，我与一些临沂的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到济南开会时，王大姐总代表朱奇民同志来看望大家，与大家交谈相处，宛如家人。1998年王七十五寿辰时，朱奇民曾赠诗给她说：“持家唯谨慎，教子有义方。处邻和为贵，报国志如钢。”确非溢美之词。
我同奇民同志本来素昧平生，在山东工作时，既敬重他，也得到他的尊重。他注意到我，可能由于我是作家。这可能同他既有文化也爱好文学、自己也爱写点诗有关，我见过他写的有些旧体诗，是颇有诗味的。如1985年他赠小学同学高玉宾的一首七绝《答高玉宾先生》：“少小同窗戏竹马，长大征程各当家。皓首欢颜泉城会，娓娓乡音话天涯。”感情、意境、音韵均好。又如1990年写的《安徽归来》七绝：“黄山秀丽甲天下，泰山雄伟众口夸。归来额首两相比，齐鲁自有新章法。”既是咏景，又蕴含着更深的思索与抱负。与他相识，我感到在“左”风盛行时，他仍很重视知识分子干部，也重视作家，有些事是难以忘怀的。1976年，我在山东奉命与一些同志集体创作一个土改题材的样板戏剧本。我是主要执笔者，但其中一位合作者竟耍弄诡计要独自占有这个剧本。我对这种事本来处之泰然，但后来听说这事被奇民同志知道后，他将那人找去，进行了教育，纠正了这件事。以后，他很关心我的创作，给了我三个优越的条件：一是给予政治待遇；二是需要出差可以报销差旅费；三是我想写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要强给任务。我这人历来不喜欢跑上层，有空也不爱串门。我有我的骄傲与清高。省里的领导同志中，原来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的栗再温副书记，在北京是熟识的；曾任副省长兼省委宣传部长的余修同志是1961年的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会上认识并深谈过的。我到山东后，为了关心，他们曾要调我到济南山东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我不会教书，婉谢了他们的好意。他们叮嘱我有事可以找他们，但我从未去找过他们。他们二位“文革”中遭劫，再温同志自杀，余修同志后来也病故了，我一直悼念他们。但在我感觉上，朱奇民同志更会主动关心人。例如他当副省长时，到临沂视察工作，百忙中一天深夜十时许，他突然带了秘书李春逖同志到我家中看望并谈心，亲切、和善，像朋友而没有官架子，足足一个多小时才走。他平等待人，相处以诚，给我很深的印象。最令我感动的是：1983年我要调到四川成都工作，省、地好些同志都挽留我，说舍不得我走，我均一一去做了工作，请求放行。他也挽留，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挽留还立即建议省里有关部门给予恰当安排。这他本人并未告诉我。更令我感动的是，我到成都后不久，李春逖同志到成都开会专门看望了我。春逖是一位非常优秀、正派、干练而且有学识的同志，我们是很谈得来的。他来看望时，带来了奇民同志的三句话：“你在山东时工作很好，创作很好，到成都后要依然这样好，希望写出好作品来。四川‘文革’时可能留有一些后遗症，不要介入这些事。工作如果顺心，就很好；如不顺心，可以回山东，我给你安排。”得到这样的温暖，自然使我不但感动，而且在工作和创作中增加了动力。
光阴如同流水，我来到四川瞬忽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可以告慰的是我无负于奇民同志的厚望。我今年七十九岁，到了容易怀旧的年龄，常常想念山东。既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城市、乡村，更想念那里的好领导和许多好朋友。而朱奇民同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今年八十五岁了！回忆往事，远隔关山，我很想念他。并不是因为他对我好，所以我才说他好的，而是因为虽然有些已是旧事，但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来说，这些旧事既不该忘，也永远芬芳。我是以求实的态度来勾画、记录这样一位老干部的形象的。我愿以这篇朴实无华的纪实文字为他祝寿，并纪念我离开山东整整二十年。祝愿我那些第二故乡的老领导、老朋友们都康泰吉祥！祝愿山东更加繁荣进步！
（本文写于2003年10月，刊于2003年第12期《山东文学》）
哀思绵绵
——哭胡广惠
昨夜，我梦见老胡了！梦中，他仍旧是那样在对我微笑，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也依然那样挺拔。我同他握着手，感受到他手上的温暖。但，没有说话，梦就醒了！醒时房里座钟正“当当”敲打三点。我心里发酸，泪水湿了枕巾。
昨天是4月1日。上午，收到山东临沂地区工会来的电报，说胡广惠同志3月30日病逝。像遭到意外一击，我当时就哭了！我并不爱流泪，但却不能不哭老胡！无法赶赴临沂，我只能与凌起凤合发了一个加急电吊唁，说：“广惠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赤诚待人，模范执行政策，我们有切身体会。关山阻隔，不能前来，愿他安息……”电报发出！我心情悲痛，浮想联翩，如烟往事，不断展现眼前。夜里的梦，难道是老胡前来告别？人间天上，从此两茫茫了！我一直想回临沂再住住，与许多我常常挂念的朋友们聚聚。但倘若将来愿望实现，却再也看不到老胡了！我怎么能不难过、不思念？
1961年7月我从北京下放临沂，住在第一招待所里。地委组织部的胡广惠同志来看我。他成了我到临沂后第一个遇到并认识的地委干部。他给我的印象是亲切、关心人、讲政策，不但能虚心听取意见，而且能设身处地为干部考虑。他身上没有官气，却有老区干部那种朴实诚恳的豪气；他身上没有显露的“党气”，却有体现党的原则和政策的正气。我觉得他很了解我，心里话愿意同他谈而毫无顾虑。他在分配我工作时，叹着气说：“你的工作很难分配，级别高，有专长，可是这里没有适合你发挥专长的工作好安排。”为了我的工作，地委张学伟书记同老胡慎重作了研究，让我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去做行政领导工作。去前，老胡一再同我说：“既然来了，就要从实际出发；有一个科学的态度……”他希望我能工作得好，并要我有什么要求和问题随时向他提出。我到一中以后大约十多天，收到他写来的一封长信，给我打气鼓励，并关心我的思想和生活，又谈到应从实际出发，这使我感动。其实，他已分配了我的工作，别的他全可不管！他却不然，仍在关心着我！我们党的人事干部工作，如果能做得这样“到家”，那将能调动多少人的积极性！从此，我把他当作一位知己！并且决定：我要安心努力地发挥我的光和热。
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极左的情绪像一种流行病。但老胡不怕沾我。我同他非亲非故，他之所以关心并爱护我，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和政策考虑。我搞创作，他很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我修改《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稿时，他亲自为我请了三个月的工作假。那稿子后来在“文革”中损失了，但我一直没忘记老胡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甚至想：由于有的人把业余写作看成是“种自留地”，没有他，我到临沂后也许就会放弃写作了！
我这人不爱无事串门闲谈。同老胡来往不多，他又不是个多话的人。但怪就怪在我们见了面就像知心朋友，分开了也会互相牵挂。他到苍山做县委书记时，来临沂总要看望我和起凤。“文革”中他受冲击，“当权派”们集中被挪到一中办学习班，我就偷偷找机会去看看他。我受冲击严重时，他在当时的“红卫兵广场”上见到起凤，总要问问我的身体好吗，处境怎样。那种情谊令人难忘。当然，他也不但对我这样，他对许许多多干部都是非常好的，一中副校长杨星垣同志对我说：“胡广惠真是个好人，做干部工作就得像他那种态度。”在“文革”中，我同一中赵明远书记之间有了些误会，老胡诚恳地对我说：“老赵这个人很好，也有水平，你不要那样。”他陪老赵到我家里促膝谈心消除了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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