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间，在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八周年座谈会后，我们在一次宴会上见面，这该算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交谈了。我们同桌挨着坐，他常夹菜给我吃。我觉得他脸色不好，也不喝酒，问他身体好不，他告诉我：“胃不好！”又说他“从不检查身体”。现在想来，他的“胃不好”，也许是肝的病吧？他的“从不检查身体”，也是使病耽误了的原因吧？他在谈话中仍不忘关心我的眼睛和创作。后来告诉我：作协的工作很忙。我问他：“还能写写东西吗？”他朴实地说：“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看看书！”他确是积劳成疾的。
克芹尚在中年，死得太早，使人伤心。
但，人生的长短恐怕不是单以时间衡量，而是应以思想和行为去衡量的吧。克芹的光荣与价值，不仅在于活着时受人赞美，而且在于去世后使人哀悼，使人想起他时，觉得他有可以学习与思念之处。他是位杰出的小说家！想起他的离去，固然使人悲痛，但生活也正如一篇小说，不在长，而在好！他的一生，从成就和贡献来说，是美好的！
克芹不仅属于一亿多人口的四川，他属于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应该多一些好作家，所以他的早逝十分可惜。克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好作家。他的作品，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秋之惑》……都将传之久远，他对文坛的奉献将会不朽！
克芹送我的作品仍在我的书架上，他人却已经不在了！一颗光灿灿的明星陨落了！思念往事，宛若昨日！这使我不能不落泪。8月10日，我在殡仪馆向他遗体告别，同他见了最后一面，那印象将永远镌在我的脑中。那天，自动来吊唁的人多极了！我觉得克芹泉下有知，应当得到安慰。
永别了！克芹！
（本文写于1990年8月，刊于1990年秋《成都晚报》）
木盒思念录
——忆文常韦三姐
是经过一段心绪的平静，才动笔写下这篇回忆的。如今，又是金风初起的9月了，这是挽歌，也是哀思……
1992年9月，与起凤同去北京。9月9日我与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于砚章到复兴门外看望萧乾老师夫妇。我知道，他们正在赶译《尤利西斯》，每天清早就开始工作，十分紧张，估计去时一定在家。谁知到后方知老师因治疗前列腺住院了，只有文常韦三姐一人在家。我早知道老师夫妇与他们的三姐文常韦自1962年起就在一起生活。三姐英文名字叫Sophie，年轻时在辅仁大学念三年级时，不幸骑车摔伤了足部，一直架着拐，文洁若为了想给姐姐治腿，从工作后就开始积蓄钱，到1956年，三姐动了大手术，走路终于恢复了正常。他们同住相处得十分和谐，文洁若在《我与萧乾》一书中说过：“亚[1]曾说，他把三姐当成他的亲姐姐。姐姐最喜欢种花和看书，亚也爱花，以前他每晨散步，必路经一个农贸市场。他常带盆花给她。来了书报，他总让她先看。每逢有新客人，他从不忘记介绍她是家里的台柱。有时请她去邮局寄什么东西，就风趣地称她作邮政部长。并把他那部1986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负笈剑桥》献给了常韦三姐。他说：没有她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我们二人都不可能有这么理想的写作环境。”
不认识面前的这位上了年岁的清秀的女生是谁，只是猜到她定是文常韦三姐。因此我很尊重地向她报了名字。她似乎是个心灵平静话不多的人。于砚章看到在她的一张桌上，放着《战争和人》，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书的作者。”这下引起了她的注意，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我是文洁若的三姐！我看了您写的书！……”这时电话铃响，恰巧是老师从医院打回家的，三姐匆匆谈了几句就说：“有客人来了！”把话筒递给我说：“您来通话吧！”我高兴地问候了老师。知道他用一种以色列进口机器在治前列腺，情况尚好但很疼痛，对于第二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不能参加表示抱歉。194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时，老师教过我们“英文新闻写作”课。那时，我既钦佩他的才华，也喜欢他的谦虚、真诚和爱国。这些年的交往中，老师夫妇的勤奋、赤诚和责任感常给我感染。由于老师在忙碌和病中还为研讨会写了书面发言稿，我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希望他好好休息。但话未说完，就被禁止老师劳累的医生阻断了。我只好向常韦三姐告别，她彬彬有礼地送我们出门。
第二天，研讨会召开，老师夫妇周到热情地请人到会场上交给我一个大纸袋，打开一看，原来是他俩的一张合影，另外是两厚本书：老师的《萧乾文学回忆录》和洁若师母译的日本三岛由纪夫的《春雪，天人五衰》。老师附的信上说：“知你枉驾了就十分抱歉，希望回川前能一叙。”老师夫妇历来都是热情待人，9月14日下午我要飞返成都，上午就特地挤出时间与起凤及于砚章同志一起去看望。见面后，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表示对《战争和人》研讨会召开的祝贺，洁若师母突然说：“请等一等！”她特地去换了美丽的红色上衣戴上漂亮的项链迎客。中秋刚过，他俩用精美的茶具泡了香茶切了莲蓉月饼款待。高兴地谈了一个多小时，拥抱后分手，我突然想起了文常韦三姐，她住在右边的套房里，我和起凤提出要去看望她辞行。老师夫妇高兴地陪我们同去。我们只匆匆看望了一下就匆匆辞行。三姐没有多说话，始终微笑着，给我们留下了善良、沉静、和蔼的印象，我们就同她握手告别了。
上面所讲的事是这样平淡无奇，只不过说明了一次欢聚，说明我们在偶然中认识了常韦三姐。但想不到回到成都仅仅十天，却收到了一个从北京寄来的木盒及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王火夫人：
我是文洁若的姐姐文常韦，很荣幸我见过您一面。我听说王火先生的眼睛受伤的事，我很难过。他又是非要用眼不可的人，我今寄上一袋硼酸粉和一个洗眼杯，您用一个拳头大的小壶，放上多半勺硼酸粉冲开，冷后倒在眼杯里，七八分满，扣在眼睛上。眼睛一开一闭，一二分钟即可。洗后眼睛特别舒服，可解疲劳和疼痛，我们已用过几十年了，您不妨请王火先生试用。那天很仓促，我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句话，我知道您是一位非常好的人，王火先生的书，我非常爱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精彩的著作，不再耽误您的时间。
全家好！
文常韦 9月21日
我知道我的书不可能像常韦三姐说的这么“精彩”，主要我们都是同龄人，经历过类似的生活，可能容易引起共鸣，她因为爱书，就关心起作者来了。从她的信中，发现她的性情和神态，我们赞叹了！动感情了！拆开木盒，洗眼杯和硼酸粉赫然在目。这种洗眼杯如今在店里难以买到，记得几十年前我年轻时家里曾有过一只同样的洗眼杯。从三姐信上看，她自己也是需要洗眼的。慷慨地把自己需要用的东西给了我，只是因为她认为我“是非要用眼不可的人”！为别人的健康幸福操心，她表现出的高尚德行，使我们夫妇十分感动，我们看到一种非寻常的心灵美，起凤当即写信致谢，我并签名寄去了自己新出的一本童年回忆录。
接着，收到10月11日常韦三姐给起凤的复信，说：“谢谢您的信，收到信后，过了两天，书也收到了，真是份宝贵的礼物。我昨天收到后，一气看完，看到夜里十一点半，实在是好书。萧乾、文洁若都去西安了。等他们回来，我一定把书给他们，他们也会很高兴。请代我们向王火先生致谢。不知他用硼酸水没有，假使您找不到小壶，用杯也可以，中号玻璃杯放半勺就可以了，太多太少都不好。我还想到羊肝同胡萝卜对眼睛很好，您不妨常炒点吃。看得出王火先生写书要费很多的心血，但成果也是特别的好。萧乾拿那三本书给我看时，他说：‘你会看得舍不得放手！’果然如此……”
时下，社会上各种个人的欲望都涨满起来，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和事令我摇头时，常韦三姐的行为使我仿佛看到了清水湖面上圣洁的莲花，带着清凉的芬芳和淡泊的幽雅。收到这第二封信后，我们立即又回了信，但没有打搅萧乾老师夫妇，因为知道他们在用坚韧不拔的耐心在译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每分钟对他们都珍贵。为了感谢三姐，我们将她的木盒子放在卧室中那只雪白的有茶色玻璃的橱内，这只橱中放着不少值得作为纪念品的东西；木盒粗糙而普通，但它放在那里似乎闪耀着光彩。说实话，我辜负了三姐的一片好意，没有用硼酸粉洗眼，因为左眼早已失明，右眼总是由医生开了特定的药在用。但三姐给的药是可以治心病的。她是一位“读者知音”，激励我不断创作，鼓舞我应当写得好些。她给予的温暖，是一种矫正人心的力量。起凤与我商定：“下次再到北京，一定要给三姐带件纪念性的礼物，一定要同她合影，一定要将我们的新作带赠她。”
忙碌中，一晃度过了1992年。当1993年1月降临，想不到在下旬，一个灰蒙蒙的下着雨的上午，突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传来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噩耗，来信是这样的：
王火、起凤同志：
今天是1993年1月18日凌晨一点，我姐姐文常韦去世已整整三天（72小时）了。不但《尤利西斯》一个字也不能译，满脑子都是文常韦。记得1954年5月和萧乾结婚后，我曾对他说：“Sophie是我的生命。”“Sophie比baby还重要。”使他印象极深。据报载，有一对连体姐妹在六十五岁中同时死了。我和三姐虽非连体（她是1922年生人，比我大六岁），但1965年来几乎没分开过。当然，除了干校那三年。我们的女儿荔子生下后五天，从医院里就直接到三姐手里，由她喂牛奶长大。我和萧乾依赖她到那个程度，今后不知生活该怎样安排，幸而有两个弟弟以及弟媳帮忙，又正在托中央文史馆找一位可靠的人来帮我们料理家务。1983年春节后搬入目前的二套单元（我姐姐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一套，我们二人住二间）。1986年女儿去美国后，本来可以请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由我姐姐指挥，把这个家治理好。我于1988年退休后，花两年半时间把最重要的几部稿子结束掉，1990年8月便接手《尤利西斯》的翻译。我对姐姐说，“我本来应该跟着你后面转，但那样太冤了，我为出版社、为他人做了四十年的嫁衣裳，现在正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陷在家务中太可惜了。”但姐姐坚决不肯请保姆，说，“你要雇你使用，我不支使人。”当然不可能请个全日保姆，拖到1991年12月，才找了个每天二小时的钟点性保姆，每次她来，三姐把门一关，不让进入自己的神圣生活区域。今天回想起来，我坚持请个人，一年多来做了720小时的劳动（洗衣、搞卫生、倒垃圾），使姐姐垮得晚些，才有机会结识你们二位。搞卫生、倒垃圾一向是我分内的分工，但洗衣，虽是用洗衣机洗，大件拧出来晾上，也是费体力的工作。
翻开去年的日记本，二位第一次到我家是我陪萧乾住院期间的事。接电话和给来客开门，一向是我的事，要不是有萧乾住院这一偶然因素，三姐本来不会见到你们的。9月14日你们第二次来访，就没见到她（其实，是见了的，我是第二次见，起凤是第一次见——作者注）。她不喜欢多言多语，所以直到她去世后整理遗物，发现起凤同志于10月1日和10月16日给她写的二封信，才知道她也收到了一本单独签字送给她的书。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收到作家的赠书。中外作家的作品她都看，但她唯一赞赏的是您的作品（原信如此，但这实在不敢当——作者注）。我曾对她说，您为了救那个孩子而不能写出三部曲后的其他各部，实在太可惜了。
14日上午她说不舒服，又不肯去医院，我打电话把复兴医院的大夫请到家里来，量了血压（低压80，高压170），脚不浮肿，只是心律不齐。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硬违背病人意志送医院也不好。而且也没有特殊症状。谁知15日凌晨突然去世，当时我守在身边。萧乾准备写文章，我得等到《尤》译定才能写。如果你们能把和她单独见面的情况告诉我，并把她写给你们的信复制一份掷下，则感激不尽。萧乾嘱笔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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