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把这段话压在我桌上的玻璃台板下。这段话是引自《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中的《苏维埃的和党的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文中的。当时我们编辑部学习过这本书。我觉得有点“老生常谈”，但却因为是他给我的“临别留言”，不能不重视，所以在他走后的阶段，倒确是时时看一看想一想的。而这，显然在大鸣大放的惊涛骇浪中确是像警钟似的使我清醒，给了我极大帮助的。
在那个大鸣大放的日子里，我否定了许多有过于出格言论的文章。但反右开始，由于尺度不同，“左”的情绪使一些正确的东西也成了“毒草”（比如一幅《叶公好龙》的漫画，本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当时却也可加上“鼓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我真怕出问题。反右运动是从工会系统开始的，当报上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后，吕宁从东北回来了，他回来的那晚，我心情沉重地在紫藤架下同他站着谈了片刻。我讲了他走后的工作情况，并检讨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看来，刊物上发了一些不好的文章和漫画……”他依然默默不语，但看得出心情也非常沉重，临别叹着气说了一句：“看运动的发展吧！”话虽简单，显得无可奈何，我感到他的态度并不“冷”，他并不想拿我做“替罪羊”，也无心陷我于泥淖之中。
后来，反右斗争狂飙似的在开展了，从检查刊物上的“毒草”开始，很快就有扩大化的情况，吕宁始终稳稳地，并不热衷，很少发言，即使开口，语气也是平和说理的，不像批判，倒像“谈心”，使人感到他实事求是。由于他平时并不同人谈心或深交，他不“揭发”任何人也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有人议论他在运动中不够“积极”，不够“火爆”，其实，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学运，听说是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在反动派面前，他毫不畏惧退缩，不是不会“火爆”，为什么在运动中会是这种不够“积极”的态度呢？当时并未深究，我只是觉得他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得意忘形炫耀表现自己，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
反右斗争结束，送走了一批同志去劳动，我平安无事，看到那些主人离开了的空椅，又看看玻璃板下吕宁的那段留言，心里感情十分复杂。这段留言我珍贵保留作为纪念，直到十年内乱才损失。
吕宁背后不爱臧否人物，看人总是看优点多。与他相处那么久，我很少听到他背后说谁不好，但却并不排除他当面对一些人和事谈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位老同志，资格很老，人品很好，就是能力差，工作不称职，有人背后评论那位老同志，他显然也认为评论的意见基本是对的，但自己不参加评论。只是在后来从工作出发，对那位老同志的工作进行了合适的调整，让胜任的同志去干，而对那位老同志，他总是称之为“×老”，很尊重。
我曾率一个工作组出差工作，组内有一位同志，平日从不认真工作，但政治口号叫得比谁都响，是个善于动辄就“汇报”的人。在出差中，他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受到我的批评，出差归来，我听说他很快就去向吕宁“汇报”出差情况并且歪曲了事实。我就特地找吕宁解释。但吕宁笑了，说：“我都知道了！”他的意思是我不必解释了，小事一件！我也不禁笑了，感到自己气度还不够大，过于斤斤计较。我想，有时，我感到吕宁有“大将风度”，可能就是一种气度恢宏的气质决定的吧！
吕宁在有些事上确是不与人争的！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他都不涉。出风头的事他绝不热衷去做。《中国工人》在1958年独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直接领导，他的主编工作好做得多了。起初，未独立时，有些领导同志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似乎觉得吕宁平庸不露头角，却忽略了他从不患得患失，历来踏踏实实不表现自己的一面，因此偏爱别人，对他不无微词。个别能说会讲、锋芒毕露的同志也就自以为是、气势凌人，但老吕置之泰然，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牢骚，未见他计较一言一事。但最后事实证明，吕宁是称职的。他是一个埋头耕耘的主编，他主持下的《中国工人》，执行方针任务上始终坚定不移，刊物不断有改进，与《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并驾齐驱，印数高的时候达到六十万册以上，一般也稳定于二三十万份。他的为人也洁净无垢，如清风，如绿草，虽不显眼，却纯粹、美好。他在私生活上也是严谨的。
1958年“大跃进”时，我到了甘肃，在那里看了引洮上山工程，又到处看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阵势，访问了省委领导同志。当时我用“本刊记者”名义，写了《紧张是东风——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一席谈》一文，由《中国工人》当“帽子文章”发了头条。文章大意是：有人说大跃进太紧张了！大炼钢铁太紧张了！这不对，紧张是东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颇得好评，但平心而论，当时看到群众十几个昼夜不睡觉，连铁床、铁门都砸碎了炼钢也确实不是滋味。加上，到河北徐水地区去“走马看花”，看到了更多“左”的和浮夸的做法。虽然回来后鉴于1957年反右的情况，不敢如实说出，只好闭口不谈，但在取舍稿件时，却开始否定那种过于虚夸的文章了。这曾引起个别的编辑不满，但每逢这种时候，老吕总是支持我的，他那个阶段，也出去“走马看花”，回来也闭口不谈，但当然也有所感。我们之间，互相心照不宣，却隐隐都有一种忧虑，记得1959年秋，我出差去旅大时，吕宁就叮嘱我：“老王，带上十几斤饼干去吧！那里也许吃饭不方便。”我幸亏带了饼干，不然，有时就要饿肚子了！到1959年冬末，北京城里供应十分紧张，我和吕宁却还一同到西山中直机关造林站去劳动过一周，任务是植树。那时浮肿的人已不少，每顿都吃不饱，老吕干活仍很出力，脸上也仍旧总有亲切的笑容，我们每次都一人背三棵马尾松树苗上山，栽得妥妥当当才下山。回来后，啃了咸菜、窝头，就一同到附近散步闲逛。有一天，看到一处炼钢工地上到处丢弃在地上的一堆一堆废钢铁时，他终于叹息地说：“老王，我们头脑都发热了！你在甘肃写的那篇《紧张是东风》，当时认为好，现在看来是坏！办刊物做编辑工作责任太大了！传播的东西正确，有利人民；传播的理论错误，为害人民！岂能不小心谨慎啊！”
我思索起来。但就是这一次，我们也未继续深谈什么。他是个有党性的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果发现了，心里明白，有所抵制，但不愿多加指责抹黑。他深沉，我也不爱发牢骚，一种当时抑制人交流思想和意见的寒流，使我同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亲近又有距离的工作关系，这一直维持到我们分手。
1961年《中国工人》奉命撤销，上头批了四个字“拆庙搬神”，人员大半下放各省，吕宁被留调《工人日报》任副总编辑，我则在处理完刊物结束工作后，又给《工人日报》编了三个月《工人文艺》，然后决定下放山东。走前，我去向他告别，他刚出差归来，手里抱着小女儿香香，灯下对坐，两杯清茶，知道我要远行，他少有地露出颇为不舍的神情，像做鉴定似的表示对我的工作和为人是满意的。平日相处，从来没听他说过这类动感情的话，这就是推心置腹了，使我感到他确实内含热情。临别互道珍重，他又终于深情地说了一句：“你去山东的事，我不知道。以后《中国工人》如果复刊，我们一定仍会在一起的！”也许，这就是我同他相处中他所说的最富私人感情的一句话了！正因为他平日话少，这句话和他当时的神态却使我每一想起，就感到温暖。虽然，后来《中国工人》直到今天也未复刊！
我不禁想，我同吕宁是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相处近八九年的老同志了。朝夕在一起，虽有较深的了解，当年却谈得那么少，而且友谊总停留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再发展了！这是那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潮造成的。老吕这个人，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出版编辑工作，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比较平凡，一生并不轰轰烈烈，也没留下什么著作，但他是个真正为他人做嫁衣的宣传工作者！在他所从事过的工作中，他付出了心血，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勤恳踏实的人，一个不哗众取宠争权争利的人，一个谨慎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一个人倘若死后让人回想起他是这样一种人时，也就值得欣慰的了。他去了！像一流清泉潺潺流过，逝在天之一方，滋润灌溉过他经过的土地，清泉凉津津的，但却澄明透彻，使人回忆起他时，会想到泉水的甘洌芳甜，会在心上和耳际想到泉水流淌时“幽声遥泻十丝弦”的意境，使人牵动情思，难以入眠……
老吕，我总忘不了你把“人”说成“银”的亲切东北口音，忘不了你那纯真、平静的举止和笑容，忘不了那些我们相处时值得回味的往事。我们住过的东总布胡同19号院子里那棵大紫藤架上，现在该又早是浓绿满眼挂满荚子了吧？北京西山上红枫林畔我们在二十几年前一同手植的那些马尾松早已成才了吧？……可是，倘若我再到北京，我到哪里再能见到你呢？……啊？……啊？……老吕啊！
（本文写于1987年8月18日，刊于1987年冬山东《洗砚池》）
永生的逝者
——忆吴运铎
老朋友去世的越来越多，但多数均活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中有些是使我每一想起就产生崇高、钦敬感情的，他们是永生的逝者。最近，谈到党员的先进性时，我不禁常想起吴运铎同志，他在1991年5月2日逝世，瞬间十四年了！但他对我的感染和激励却从未消失。
认识老吴是1955年在北京，共青团中央召开全国青年第一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他是特邀代表。当时他的英雄事迹已经流传甚广，大会宣传部门向我推荐他，说：“这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值得大写特写！”我采访了他，并同他开始建立了友谊，却没有写出文章来。因为早在50年代初，他就常被邀请去机关作报告，他自己写的长长的报告稿，最先由女作家菡子帮助整理过，但菡子只略略在文字上动了一动。后来，报告稿又由《工人日报》记者赵荣声采访补充并帮助整理，字数相当于一个中篇，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为题，在1953年春由《工人日报》副刊《百花园》连载发表。不久，工人出版社派文艺编辑室主任何家栋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这些补充和修改当然主要是老吴的创意、经历和体会。老吴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他对文字工作严肃认真，文字也流畅，所以编辑帮助之功不可没，但书由他署名也是可以的。1953年夏，这稿用《把一切献给党》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第一版就印了十万册。
那时，我觉得再来“炒冷饭”，写人家已写过的人和事意义不大，所以虽采访了吴运铎，目的是认识他，却本无写他的打算。而且，老吴是一个低调的不善夸夸其谈的人，我访问他时，他显得沉默和沉静，话不多，起先谦虚地说：“我的事就那么一些，你采访别的同志吧！”后来也只是问一句答几句，我对他的采访遂中断。直到后来，大家熟了，交谈中他才肯讲一些往事。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他讲起抗战中他在皖南事变后从皖南到苏北，在苏北溧阳和句容交界处，住在一个村子里，次日清晨，忽被汉奸特务队偷袭，六个同志不幸被俘，日寇在村口搭了一个大台子，台下挖了六个坑，把老百姓和群众都集中起来，让六位同志供出情报指认同伙。说：“不招供不指认同伙就统统活埋！”但六位战士除了高呼抗日口号外一句话也不说，都被鬼子残暴活埋了。老吴动感情地说：“当时我浑身热血沸腾，泪水往肚里咽，这件事我永生难忘！我后来就总是用不怕死的精神在学习他们干革命的！”这件事听他讲后，日寇的残暴，革命者的坚强形象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
吴运铎是湖北人，但出生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父亲是矿上炼焦部一个小职员，家里贫寒，他读书到小学四年级就拾煤渣，挑煤卖，后来回到湖北，在大冶黄石港石灰窑一家煤矿的机电股做学徒，常受打骂，但他自己刻苦学文化和技术，十七岁出师成了一个有技术的机电工人。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他先到武汉，后到江西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参加了革命，转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因为他是个技工，就被派到新四军军部的修械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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