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兄：
你好。这次在成都重见，阁下风采依然，令人喜悦之至。我从宜宾没有返成都，因为唐达成、从维熙诸兄要去安徽玩玩，我当然要奉陪。这样就赴重庆、过三峡、抵安庆直至九华山、黄山等地。送走了朋友之后，我到二十日后才返肥。回家首先令我又惊又喜的便是摆在写字台上的三大卷，这才是巨著，我不能不从内心感佩你的才力和毅力，并尽快拜读。
我近十多年虽然也写了几部长篇，但都不满意，影响也不大。我也没有在意，最近还有一部长篇要出，出来即给你寄出，也只是一种回报而已，书本身不足道也。
暑热将临，诸希珍重。匆此敬候大安并向夫人致意。
鲁彦周
五月二十八日
信是用毛笔写在红线八行宣纸上的，共三页，他是书法家，一笔字收放结合、游行自在。我的一位内侄余望前几年出版他的传奇人生经历时，就是请彦周同志给他用毛笔题写了书名——《阳光照彻》的。这封信我自然珍藏着。
老鲁为人磊落谦逊，给我的信上语多勉励，其实他的成绩比我大得多。1997年9月，我就收到了老鲁寄来的长篇新作——《双凤楼》。这部长篇形式和内容都有变化，可读性强，艺术构思颇具匠心，能给人丰富的审美意趣，应当说是一部有历史穿透力的小说。我当时曾想写篇评论，但我不是评论家，又忙于出国访问，结果是一字未写。这以后，我忙于写长篇和回忆录，又忙于率团出国访问并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还到英国住过几个月，游览了法国。老鲁也在1998年到1999年间去美国住了将近一年，我同老鲁简直断了联系。但2002年12月，厚厚八卷本的《鲁彦周文集》精装本首发式及鲁彦周作品研讨会就在合肥举行了！我未能参加14日举行的盛会，但收到请柬及文集，文集出得精美，老鲁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使我钦佩。文集是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文化积累有贡献的。在第一卷首，老鲁写着“王火、起凤伉俪老友教正”的字样。在第五卷上，我看到老鲁放上了他和我的合影，我明白：这是他认可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这增加了我对老友的思念。
转眼到了2003年，作为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的鲁彦周同志和夫人张嘉盛情邀约我和起凤到安徽参加由省文联及国营敬亭山茶场举办的“首届敬亭绿雪笔会”。4月初，我们夫妇由成都飞往合肥。参加笔会的除老鲁夫妇及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吴雪外，有邓友梅、邵燕祥、吴泰昌、南丁、苏中、刘祖慈、何向阳、殷慧芬等各位。省委宣传部及省农贸局领导同志宴请后，我们游览了合肥、宣城、旌德、歙县、黄山……这次皖游，与老鲁夫妇及好友们相聚，十分快活。老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张嘉是位画家，贤惠能干，也像老鲁一样待人谦虚真诚。老鲁夫妇感情极好，三女一子名字里都有一个“书”字：大女鲁书妮、二女鲁书英、三女鲁书江、儿子鲁书潮。我曾笑着对老鲁说：“你们一家是书香之家！”老鲁满意地对我说过：“我的孩子们还是不错的！”他儿子书潮和媳妇王丽萍都是作家、编辑；三女儿在加拿大攻读过英美文学博士，如今在美国；大女儿是位编辑，如我未记错的话，她曾向我邀过稿子。查找2003年4月8日的日记，上写：“当年老友，而今都已白头。彦周夫妇在皖声望卓著，极有信誉和人缘，待我们周到热情……昨天，彦周对友梅和我说：‘我们三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言下颇多感慨。后来谈起叶楠。叶楠清明那天逝世，大家均唏嘘不已。叶楠比我小六岁，遽而去世，令人伤感。”
皖游笔会期间，由于我们夫妇年岁较大，老鲁夫妇细微周到地照顾。相聚匆匆，忽又告别，但我们留下了多张合影留念。别前，我对他说：“你有过一首诗，说：‘虚名有若无，笔墨未荒疏；莫羡春花艳，喜闻沫相濡……’我很喜欢，这次见面，我要谢谢你相濡以沫的友情。希望保重。”他说：“你年龄比我大，但身体比我好。”我知道他有肺气肿，血糖也高，但见他精神状态良好，并知他在写一个新的长篇。我发自内心地说：“你为人性格好、修养好，又有和谐美好的家庭，你是会长寿的！写长篇很累人，希望一定掌握劳逸。”分别时，下着雨，大家不断招手。我当时颇有“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之感。
2006年1月，我意外地收到他寄来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他说：“这本书不能说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但确实是我的真情的倾诉。”我非常赞叹。老鲁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勤奋有为。这是他的第五部长篇，他写这么厚的一部巨著，形式上有创新，淡淡的抒情很吸引人阅读。他说：“我是为人民而写。”他用四年时间将“心中久久已蕴藏的想说想写的内容做了一次大释放。”翻开书来，篇首有一张康诗纬同志拍摄的老鲁的近照，非常传神，他戴着黑呢帽穿着黑大衣，围一条白底黑方格围巾，露出红毛衣，双鬓白发，架着一副眼镜，带着他那动人的善良、智慧、谦虚、和蔼的笑容，背后是满树似雪盛放的梨花。我从心里产生出一种对他的敬重。他这样的笑容会留在我眼前永不消失的！
老鲁是安徽巢湖人，出生在巢湖北岸。抗日战争时期，我在1942年夏天为了过日寇封锁线曾在合肥东乡大兴集住过一个多月，路过有名的巢湖，远望巢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大极了！大得超乎我想象，那是个阴天，风萧萧，巢湖有哗哗的水声拍岸。水连天，天接水，远处有白色的帆影缓缓飘移，湖上有迷茫的神秘，辽阔的湖水丰满宽阔，令人神往，那时的印象至今鲜明。老鲁在《梨花似雪》里写到了巢湖，引起了我许多的遐思。老鲁这位巢湖之子，像巢湖一样的有浩浩荡荡的风骨气韵！染上岁月的风霜，他西去了，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会留下他。他是一位有成就有贡献的作家，一位心中有文学之美、人民之爱的作家、一位有毅力有追求用生命书写作品的作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老鲁的友情和他的作品！
（本文写于2007年1月28日，刊于2007年2月《四川文艺报》）
北望遥祭江晓天
友情是终生的精神食粮。江晓天兄去世，使我悲伤。但想起我们的交往，他这位君子，不仅使我在相交中沐浴到他的友情，从他身上获得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点。而且在他西去后，每一想起，除悼念的悲伤外，同时会忆起他的高尚情操。我翻阅他给我的信件，保留的还有十七封。重新阅读，使我想起许多往事，记得有一次我曾对他说过：“你是一位君子！”他问：“怎么？”我说：“你谦逊、正直、礼貌、智慧，心地光明正大，工作任劳任怨，处事磊落，与人相交，诚实坦荡。你坚守着这些发光点，岂非君子！？”他笑着摇头，但说：“努力做吧！”
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些话，并非偶然。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从上海调到北京筹办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杂志，在北京先后工作将近十年。往事袅袅，大致记得五十年代中期，晓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文学编辑室的工作。他先后和一些出色的编辑同事们编辑出版了很多极有影响的好书，办了丛刊《红旗飘飘》，出了长篇《我们播种爱情》《红旗谱》《红日》《草原烽火》《红岩》《创业史》，等等。我们既是同行，我当时自然知道他的名字。但见面却只有一次。那是在一个讨论会上，讨论的是传记文学与传记问题。中青社是他和黄伊两位参加。那天他同我坐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瘦削清秀、两道黑眉很浓、浓眉下的两只眼睛很有精神，脸上常有笑容，谦虚和蔼。我内心是很佩服中青社的同志的，觉得他们成绩大值得钦佩。晓天那天没有讲话，黄伊讲得较多。我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北京文艺》上。那时忌讳讲私人友谊，以后我同他并无往来。到1961年《中国工人》奉命“拆庙搬神”，我做完结束工作，率队去山东支援老区建设。临行前，我将业余写成的长篇小说《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送到中青社请他们审处。同王维玲、张羽、黄伊、王济民等同志打过交道，却未见到晓天，听说晓天“下放劳动了”！那时政治上密云骤风，详情我也不便打听。但我到山东后，仍关心着中青社的情况，记不清是哪年了，听说晓天仍在中青社，而且抓了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陈登科的《风雷》。这两部长篇出书后畅销，我都买了看了，但“文革”来到，我在山东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倒了大霉。看到报上批判《风雷》成了“黑风雷”，成了“反革命大毒草”。我明白晓天一定受了大罪，只是情况却已无从知晓了！
光阴流泻，1983年我从山东调到成都仍干编辑出版工作，知道晓天无恙，曾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艺研究院做行政组织领导工作，又调到中国文联书记处做书记，并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大型图书的编选工作。1982年恢复作家出版社后，任总编辑。由于我当时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与他有工作来往，通过信也在北京见过面，只是交往频繁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那时，为编选出版《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这是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规模宏大，共五十二卷，中国占十二卷），晓天和我都是中国卷编委。其他编委有殷白、胡可、邹荻帆、陆梅林等。我们在北京住中组部招待所，晓天同我过从的机会多了，他是个不张扬的人，但编选意见每每十分中肯。当时，将孙犁的《风云初记》，老舍的《四世同堂》选入长篇卷内，晓天是坚决的。记得他说过一次话，大意是：书出版了，有的活下去，有的很快就死掉了！活下去的书少，死去的书多。好的书才能活下去，差的书却只能死掉。“文革”杀了许多好书，造成书的冤案。我们如今要将被冤杀的书救活平反冤案。一个作家的成就不在于看他写了多少本书，而在于看他的书有多少能长期活着甚至永远不死。……他的话说得新鲜、生动、饱含真理。那段日子，我同他和其他同志，包括重庆出版社的沈世鸣、陈兴芜、杨希之等同志，相聚十分愉快，至今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
晓天是一个习惯于分析文学作品、深懂小说艺术的编辑家。因为我们都热爱这种工作，所以很谈得来，常常两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谈得越多，了解越深，常有共同语言。他一生爱书。不但是优秀的编辑家，也是出色的评论家。博览群书是他的嗜好。他读了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曾经主动写过一篇评论，题为《气势恢宏，璀璨夺目——读〈战争和人〉琐谈》。他明明写的是一篇长长的正规评论，却只肯用“琐谈”来命名。写这篇评论，他先后给我来过三封信。第一封信上，他说：“关于《战争和人》写了两大段卡住了，因为给朋友写信可以随便，整理成文就得有章法。我有个习惯，写文章前，不看别人已发表的文章。这就须通过自己反复思索、把握准，从而也不可能与别人的近似或雷同，因此宁肯先放放，多想想。”第二封信上说：“就《战争和人》的审美和认识价值而论，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任何一部艺术精品名著，都不是一时评说得清楚的，但总要说出一点自己的见解，至少要选取一个新的角度。‘先下手为强’，越往后越不好写了。我写的稿子拟再作调整充实。”第三封信上，他说：“从济南回来，才看到永旺（按：指评论家谢永旺）发在《当代》上的评论《别开生面》，竟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构想，以童家父子为主，寻着你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主题意旨，和从广泛的视角，写战争和人，写人物深层次、复杂的性格的艺术追求，用评述的写法谈个人赏析之所感，历时十多天，终于成篇”……引用这些信件，是说明晓天对文字工作的认真、细致。像他这样的评论家，信手大笔一挥写篇评论是不难的事，但他却是如此认真，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地评而论之。这是使我深深感动、难以忘怀的。所以他以前做编辑出版工作时，能抓出了那么多有影响的好书。他是呕心沥血地在干的！
殷白同志曾对我说过：“江晓天是位书法家。”确实如此。晓天的书法挥洒挺秀。他写给我的信无论毛笔字还是钢笔字，每封信展开都是规矩整齐、漂亮多姿的。我写信历来潦草，看到他的信，常会惭愧。
晓天是安徽定远人，想不到和我的爱人凌起凤竟是小同乡。定远人在外边能遇到的不多。他遇到起凤当时的高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晓天爱安徽爱定远，非常热爱家乡。他写过不少描绘故乡的散文，诸如《还乡散记》《说往道今》《故乡给我晴朗的天》《故乡茅草室》等，也写过关于安徽的散文，如《夜宿临淮关》《淮河三日行》，等等，都洋溢着浓郁的爱乡思乡之情。他在北京第一次同起凤见面，知道是定远同乡，立刻热情地直呼其名，说：“遇到我的小老乡真是难得，非常高兴。”吃饭时，给起凤亲切地夹菜，然后就谈定远，并且认定我是“安徽定远人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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