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间寝室当时住八个人，上下双层铺。我住的寝室里，有新闻系的同学，也有外文系、法律系的同学。新闻系的除我外有汪汉民。汉民是陕西人，特别聪明，下笔快，文学修养好，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不知不觉，希文、老孟、汉民和我四个人课余就常常在一起了。夏坝隔着滔滔的嘉陵江面对北碚。校园旁有许多小茶馆。学生喜欢在露天茶馆里喝茶，看书看报。聊的当然是从国际到国内的时事政治。我和汉民有时就在坐茶馆时写写东西。我那时已经写作并发表小说和散文，写抗日的如《天下樱花一样红》《青山葬连理》，写反封建的有《墓前》，写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有《老伦明的梦》等，间或也译些美国《读者文摘》上的短文寄给报章发表。因为茶馆里写东西究竟不如空教室里安静舒适，所以我茶馆坐得比他们少。流亡学生大都很穷，幸而读书有公费和贷金，考取了大学吃和住都不成问题，但手边是十分拮据的。大家既穷，是一段共患难建立友谊的日子。老孟当时穿的衬衫丁丁挂挂的，肩上肉有时也露出来；希文老是穿一件黑布长衫，很少看他换衣，幸好冬天四川不冷，冬天也就靠这件黑布长衫御寒；汉民的旧白衬衫衣领既皱也从不白净。但大家穿衣有时是“共产”的，坐茶馆总是谁有钱就谁付账。喝茶时，采取的是“车轮战法”，泡一杯沱茶或者菊花，甲喝了离去时，乙来接着喝，浓茶喝成了淡茶，淡茶喝成了白水。每每上午泡杯茶一直喝到傍晚。茶馆的老板和伙计倒也体谅穷学生，一般都不太计较。我们四个坐茶馆时，他们三个都抽香烟，但太穷，有时买烟只买一支，就用钢笔在烟上划界，第一部分希文吸，第二部分汉民吸，第三部分老孟吸，有时还听到汉民笑着嚷嚷：“嗨，希文，你吸到我的地界里了！快把烟给我！”虽然穷到这地步，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

    四

    星期日，一般我总是同希文、汉民过江到北碚逛书店，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买来了进步书籍大家轮流读。我喜欢同希文相交，因为他开朗，为人爽直，身上似乎冒着一股热腾腾的气息，待人诚恳。他比我大一岁，老练但不圆滑，有锋芒，但又带有一种侠义之气。我偶尔得到点稿费或有了点接济，总邀他和汉民、老孟到小面馆里吃碗面条。小面馆里有一半面条外加一半馄饨的“鸳鸯”吃，价钱比面条贵些，希文爱吃“鸳鸯”。几十年后，谈起大学时同吃“鸳鸯”的情景，仍不禁思念夏坝和年轻时的自在岁月。希文有时也很幽默。那年深秋，我见他穿着黑布长衫突然围着一条白绸围巾，色彩对比强烈。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漂亮？”他用手拉拉围巾说：“送你，要不要？”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美！”他朗朗笑着说：“还美呢！我是遮风用的！说了你别笑，这是我的一条旧绸裤，用剪刀一剪，就围上脖子了！”

    后来，老孟、希文和汉民邀我一同创办《复旦新闻》壁报，四个人一起作了商量。老孟才华洋溢，讲话特有鼓动性，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但我那时已同地下党的同志秘密接触，得到叮嘱叫我在学校里千万别“红”。办《复旦新闻》是要出头露面的。我就同希文说：“我不参加。”他追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将来我告诉你。”他有悟性，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后来就另邀了同班的梁启东参加，由他们四人出面办报。但希文他们与我的友谊仍如既往，毫无改变，我们总能做到推心置腹。《复旦新闻》办后，很出色，影响颇大，复旦大学三青团、国民党分子就办了个《复旦新新闻》来与之对抗打擂台，但围观《复旦新闻》的同学总是比看《复旦新新闻》的多，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

    使我和希文感情更加深的是发生在1945年冬的一件事。当时，云南发生了“一二·一昆明惨案”，反动派动用军人和特务镇压学生。复旦的进步同学义愤填膺，大家捐款并签名声援。我捐了钱正签名时，竟遭到几个不认识的三青团职业学生的辱骂。我不是怯懦畏缩的人。当时，一个凶恶的矮个儿嘴里骂着，用肢体碰撞我，做着要用刀杀头的手势，冲突正要激化，希文及汉民恰好经过。希文率先冲了上来，他两眼冒火，声音洪亮，比我壮实，浑身一股豪侠气概，护着我往前一站，汉民也上前了，引来了许多同学都围拢来纷纷指责，那几个动手挑衅的家伙才悻然走了。当时的希文激昂慷慨，使我感动。事后，当夜我写了一篇抨击的论文，题为《孰令为之》，寄给了《大公报》，很快在主要地位刊登了出来，我控诉了反动党团分子在胡作非为扰乱学府，呼吁反动党团分子应当退出学校。《大公报》当时有较大影响，希文看到后，将报上我的文章剪下贴在新出版的《复旦新闻》上。

    经历过这次，我觉得希文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可以为你挺身而出的好朋友。

    六

    1946年夏，复旦大学从重庆北碚夏坝复员迁回上海，到江湾重新开学。回到上海以后，我们都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我开始在三家报刊挂名做新闻记者，奔波于沪宁沿线采访和写作。由于同地下党同志有了联系，既要做些掩护工作，也有时需要帮着做些介绍关系、穿针引线、购买物资、寄发邮件等事情。而希文则早就投身学运忙得难以见到他了。我回上海后，基本住在自己在市中心淮海中路成都南路99弄的家里，江湾的校舍分散，我同希文各忙各的，选的课也不相同（他有时也不上课），很少见面，但互相还是大致了解一点情况的。他注意着我发表的文章，例如我写的《上海在不景气中》《上海滩的潮汐》等文，他都看过。我在上海《前线日报》的新闻学副刊《新闻战线》上发表过一篇《我们这一代的新闻工作者》论文，是由复旦新闻系杜绍文教授拿去发的。他主编这个副刊。这篇论文我收集罗列了全国近两三年来新闻工作者横遭反动派特务压制、摧残、殴打、逮捕甚至杀害的大批事例进行抨击。因这篇论文较长，杜教授决定要分两三期载完，但第一期登出后，就受到了当局警告。杜教授告诉我：“论文被禁止继续刊登了！”当时，地下党同志知道这件事曾又叮嘱我不要冒失并提高警觉，不要赤膊上阵。有一天，在复旦登辉堂附近见到希文，他正急匆匆不知忙着要去干什么，见到我，他站住了脚，笑着说：“洪溥，你那篇《我们这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我看了！可惜只看了一个开头！”我告诉他文章被禁登“腰斩”的事。由于他这时常常出头露面，我好意地说：“希文，形势越来越险恶，你可得小心些。”他点头，仍是朗朗一笑，说：“我这性格，有时会忍不住的，不过，你劝我，我也得劝你，你在《文汇报》上发的那篇文章我也看到了，那也很犯忌呢！”他指的应是我写的《怀念陈铭枢》一文，我说：“我有记者名义，还认识些上层人物，估计没问题！”站着就匆匆一谈，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这时，他和老孟、汉民等都已成了学运中的风云人物。希文1948年5月入党前后，总是在前台活动。他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冲锋陷阵自然难免。在1947年5月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前往北四川路一带张贴标语时，十几个学生被几十个警察殴打，打伤了两个学生，上海各大学学生立即罢课，组织了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提出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公开道歉等要求。六百多学生浩浩荡荡开进了市府请愿，同吴国桢进行了五六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那天谈判时，作为代表之一的张希文，锐气冲天，理直气壮，我去采访，远远见到他带着头，挥着手，做着手势，厉声驳斥吴国桢，使能干而又滑头的吴国桢尴尬而又无奈。我事后写了《泛滥京沪的学潮》一文发在报上，文中未提他的名字，但现在重看手边留存的这篇文章，他当年的英雄形象仍鲜明挺立在我眼前。

    七

    希文终于真的出事了！

    那是以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月黑风高，校园附近僻静黝黑。有一伙特务埋伏着等候目标。希文出现了，特务们窜出来袭击，残酷猛打希文。特务们用一种棍棒，上边有铁钉，形状有点像狼牙棒，打到人身上一个钉子就是一个血洞，这种棒有人名之为“中正棒”，希文被打得身上全是伤口。幸好救援的同学来了，特务逃逸，他被送到仁济医院救治。

    我事后从汉民处知道了希文受伤住院的消息，很不放心，急急忙忙去医院看望，当时天真，没想到医院里已有特务监控。我提着水果，有特务虎着脸上来盘问还检查了水果，我进了希文的病房，特务站在一旁监视，见希文躺在床上，身上伤处全是纱布、绷带，见我来了，他却有意咧着嘴坦然地对我笑，表现出一种倔强无畏的姿态。有特务在，什么话也不好谈，我心疼地看着他纱布上的血迹，皱起眉头，但却觉得他的形象很光辉。他不断催我快回去。我终于点点头就走了，没想到，以后没几天，学校里大逮捕，希文在医院也被抓走，集中解到曹家花园关押着了！

    希文住的这个仁济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我20世纪80年代中左眼负伤转到上海治疗，住的就是这个医院。环境未变，往事未忘，发现住的居然就是当年希文治伤住的那间大病房，但离当年探望希文时已相隔三十多年了，岂非巧事！后来我回成都告诉了希文，谈起当年，不胜沧桑和唏嘘。

    希文被囚曹家花园，汉民、老孟等也都一同被囚。各方都在营救，我时刻为他们担忧。当时，收到希文和汉民合写的一封给我的短信，信平淡，主要是说很想回校上课，免得荒了学业。我懂得他们的意思，他们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信上实际暗示要我设法救他们出来的意思。我未婚妻的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在上海住南昌路光明村6号，他有个好友王绍鏊，抗战时在苏南组织武装抗日，当时是爱国民主人士（民主促进会负责人）。他们是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一同参加过讨袁（世凯）运动的。王绍鏊实际“九一八”后就参加了中共，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此时是上海民本中学校长。他来找凌铁庵携手为搭救被囚学生出力，他们分头找上海一些权贵要求释放学生，凌铁庵还专门到曹家花园去了一次。社会舆论当时也同情学生。终于，曹家花园的同学们大批陆续出狱。

    但希文、汉民出来后就不见了，我未能见到他们的面，他们悄悄地离开了上海。

    八

    后来知道，希文是去苏北了！汉民去了香港！对希文来说，那可真是他叱咤风云、轰轰烈烈、慷慨激昂而又“光荣”遍体的岁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时，是复旦大学学联主席，后来是上海市学联主席。去苏北后，在华东解放区华中大学任学生会主席（这里有许多从上海各地去的学生）。1949年，任华东学联副主席，后来就北上去了北京。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在上海百万工人的领导机关——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身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青年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盛典。我是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记者采访他写的专访和他的照片才知道的。而这时的“张希文”已改名“马骏”。他后来告诉我：到苏北进入解放区后，大家都改了名字，他就改用了“马骏”这个名字。

    我是1953年春天由上海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到北京的。

    在北京，同希文重新见面，互相拥抱，高兴万分。这时，老孟在主持《农村青年》杂志的工作，汉民在新华社，启东在团中央宣传部，我在《中国工人》杂志社。大家都忙，当时有人形容北京干部的生活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早饭前要先学习，下班后也要学习、开会。希文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段时期说：“五十年代在北京，工作是够忙的，除去白天的八小时以外，晚上还要上班两小时，或加班，或学习，甚至连星期天的晚上也安排了民主生活会，汇报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之留给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很少了。那段时间同洪溥只是偶尔见面，而且多是无意碰到。就当时的气候而言，谁要是专门去看望老同学，别人会说你拉私人关系，会让你做检讨。”这并非夸大之词。

    但我们偶尔还是会见到面，我知道他除全国学联的工作外，在团中央工作过，也在《中国青年报》主持过文教部和群众部的工作，筹建了人民体育出版社。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面，他送了一本他写的《和工人谈体育运动》给我。那次，我看到他同荣高棠在一起，很忙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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