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藕饼

    母亲去世已经许多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藕饼了！

    母亲李荪是上海人，会做一手好菜肴，都是地道的上海菜，比如八宝鸭、糖醋排骨、虾子蹄筋、油爆虾、素什锦、腌炖鲜冬笋、雪里蕻炒肉丝等。但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她做的藕饼。从小爱吃的东西每每会使人爱上一辈子。我对母亲做的藕饼就是这样，至今也忘不了！

    其实，藕饼并不是上海菜。父亲是江苏如东（原如皋县——编者注）人，藕饼是父亲的家乡菜。父亲爱吃家乡菜，尤其是藕饼，母亲同父亲结婚后就学会了做藕饼。以后，这就成了我们家桌上常有的精彩“节目”了。做藕饼并不是太麻烦，先是选手臂粗的好藕（易酥带糯性的）买上一二段，再买上一块瘦肥相间的猪肉。将猪肉剁成肉馅，兑上少量黄酒、细盐、葱花、香油；另将藕洗净去节后，整整齐齐地切成手指厚的一片片，每片再用刀从中剖个口子。用筷子将肉馅夹入藕片中。然后，用大碗将二三两面粉，用水调稀，打入鸡蛋一二只，再调匀。在铁锅内放上半斤素油，把夹好肉馅的藕片蘸上稀面糊待油沸滚后置锅内煎，煎得两面发黄熟后即可捞起。这时藕饼的雏形便已形成。最后，将煎好的藕饼放在铁锅内，把大碗内用剩的鸡蛋面粉用少量的水调匀勾芡倒入藕饼上，加入酱油和少许白糖及味精，再做适当的红烧煮熟。这样，色泽红亮香味诱人的藕饼就做成了。这藕饼空口吃固然又酥又香又鲜，当作下饭菜也是很开胃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做藕饼时，我总是在边上看着她做。只见她围着“波俏”，动作敏捷，干净利落，似乎毫不费事地就将藕饼端上了桌子，全家都很爱吃。

    可惜我后来萍踪漂泊，极少同母亲在一起。在外边是吃不到藕饼的，只有偶尔回家时才能再吃到母亲做的藕饼。每次到了母亲处，那是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的故居，母亲总是忙着要做些时鲜的菜给我吃，总要问我：“想吃些什么？”我每每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藕饼！”而且，我一口气能吃上十个八个。“文革”前有一年，我接母亲从上海到北京来住一段时日，母亲要亲自下厨，问：“想吃什么？”我回答：“藕饼！”隔了几天，她又问，我又回答：“藕饼！”她笑了，说：“你倒是个不忘‘老朋友’的人，老是藕饼藕饼！”

    如果问我：藕饼怎么好吃？我的回答是：咬下去时，牙齿上那种感觉特别好，舌头上那种滋味特别好。咀嚼时，肉馅和藕片及油里炸过的鸡蛋面粉外壳，加上经过调味红烧形成的一种香而不腻、酥而又脆、荤素配合、咸鲜可口、略带甜味的独到风味突显无遗。要不信，你做了吃吃试试。

    母亲未去世前，我曾经在鲁南生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期。鲁南人爱吃“炸藕合”，酒菜席上也有这道菜，松脆可口。我见到“炸藕合”，十分欢喜，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的藕饼。不过鲁南的藕没有江南的藕粗壮。“炸藕合”实际就是用藕片夹上肉馅裹上鸡蛋清在油里炸熟了吃。遇到较粗的藕，为了使油容易炸透藕片，就将藕片夹肉馅后用刀一切为二来炸。吃不到母亲的藕饼，能吃到“炸藕合”，我也觉得不错。只是“炸藕合”的滋味与藕饼毕竟两样。我曾经请保姆将“炸藕合”用母亲的办法，勾芡加酱油红烧了吃。谁知，由于鲁南和江南水土有异，藕质脆而不糯，似乎只宜炸了吃，不宜烧了吃。结果，不但吃不到母亲那藕饼的好滋味，烧出来的“炸藕合”失去了香脆，也失去了鲜美，滋味也变得古古怪怪的了。可见烹饪之道，并不简单，用料不同，掌勺的人不同，滋味就迥然不同。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是不行的。

    最后一次吃母亲的藕饼，是“文革”中的事。那是1967年夏秋之交，鲁南两派武斗惨烈。我本在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正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不愿在武斗中遭殃，于是狼狈潜逃到上海躲在母亲处栖身。那时她对“文革”不理解，因为当年她掩护过的地下党员此时都成了“叛徒”，她自己的革命子女也都在经历风雨并使她担忧。这一次，倒不是我点的菜，是母亲自己特意做了藕饼给我吃。藕饼的滋味依旧，但人的心情殊异。母亲见我藕饼吃得少，慈祥而歉意地问：“做得不好吧？今天的藕似乎嫩了些。”我心酸地说：“不！妈妈，做得非常好！只是我……我吃不下！……”母亲也心酸了！我看到她流下泪来！

    到1969年，亲爱的妈妈就病故了！

    我常遗憾：那天为什么不多吃一点母亲做的藕饼？如果多吃一些，当时，是会使母亲心里舒服一点的！何况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藕饼了！

    妹妹们都没有把母亲做藕饼的手艺传承下来，现在母亲擅长做的那些美味的菜肴失传了！我说的藕饼的做法，不过是往日在厨房里站在母亲身边看她操作时留下的印象，但要我自己做或者由我教给人做，做出来的也不可能完全有母亲做的藕饼那么味美了！烹饪技术的神奇应是如此。

    川菜极好。这些年在四川，外省的菜肴甚至外国菜肴也都纷纷传来四川生根开花，只是我仍未吃到藕饼。日前，纳凉闲谈时，我又想起了早已去世的母亲，然后就是谈起了她的烹饪手艺和藕饼。大女儿王凌说：“王明很会做菜，她的菜完全同奶奶做的一样好！”这倒引起了我注意，王明是我哥哥的女儿，曾跟奶奶生活过较长一段时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在石家庄工作，年龄也该四十六七了！我问女儿：“她会做藕饼吗？”女儿说：“那倒弄不清，下次通长途电话时，我问问她！”

    啊！我多么想再吃吃母亲做的藕饼啊！那是维系着我的复杂思念和感情的一种食物。对于我，永远不可能再有比母亲做的藕饼更好吃的东西了！失去了母亲，我也就永远失去藕饼了！

    （本文写于1996年8月5日，刊于1996年10月《四川烹饪》）

    长相依

    ——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

    200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特冷。我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我看着她那已经苍老但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假如你愿意，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

    我以为她一定会点头的，谁知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把头摇摇，苦笑着说：“不！”

    我奇怪了，问：“为什么？”

    她叹口气：“不是你不好！只是做人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我一时语塞愣在那里……

    2002年，在我们的金婚日来到之前，我决定写下这个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的一段尘封的秘密。几十年来，我们都不愿多想这段往事，更不愿自己写出这段历史。但现在我们都老了，记忆也许会加速消亡。写出这段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是个纪念，让今天幸福的现代青年看看我们昔日那种多劫多难的爱情，也许不无解悟。

    一

    上海1949年5月底解放，我很快就到百万产业工人的司令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了。

    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我狂热工作。到1949年底，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当时，文教部长先是纪康后是李家齐，都是极好的同志，成立出版社后，李家齐兼了社长，吴从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编审部任副主任、主任，很快升为副总编辑，工作很是愉快。

    1950年到1951年，是不平凡的两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10月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冬季开始，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年底，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1951年2月，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接着，到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开展。我在这一连串从未懂得也从未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眼花缭乱，心情复杂，身体疲劳，神经紧张，从将革命想象得十分美妙轻松，变得开始理解革命是这样不容易而且受到震撼，并背上了思想包袱。

    我本来一直认为自己经历简单，历史清楚。在运动中，当每个人要交待自己的出身及全部经历，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社会关系及“一切你自己认为应当向组织交待的问题”后，我自认为自己是透明的。我的出身成分由于当时不懂阶级的划分，在干部登记表上误填了“官僚”。这是最最坏的出身了，在运动中自然没有“隐瞒成分”的可能，无须再查。我年轻，全部经历去掉小学、中学、大学及大学助教、新闻记者，简单而又清楚。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组织，新中国成立前与地下党同志来往密切。我掩护并搭救过地下党的同志，从40年代中开始写作，写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应当说是进步的。那么，我为什么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这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凌起凤（她本名凌庶华）随家去了台湾。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这件事我是交代了的。但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中，我却只能一次一次写材料，交待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待她和她的家庭同我的关系，并且将她的所有来信交给组织上看，将我寄发给她的信也在发出前先交给组织上看。

    那时，同台湾通信须通过香港转去。我对她是这样的眷恋，她对我是那样的情深。在香港，我高中时的同学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俩是我们的好友，可以转信，懋桂当时在一家纺织染厂工作。起凤家有熟人王鹏程和邹金凤夫妇，王鹏程是个大商人，也可转信。一般情况下，一封信十多天可以收到。我们通信，内容根本不涉及政治，都不外是你好我好互相问好，就连谈感情也谨慎得无以复加。信总是既短又重复单调，双方的情况互相都难以交流，仅知对方安好就算通信达到了目的。

    当时，“镇反”运动中确实杀了不少镇压对象，台湾报上，对大陆的“镇反”每天几乎都有血淋淋的十分夸大的报道。我们的报上也登载着台湾水深火热的情况及国民党当局为震慑军心整肃军队以“通共罪”枪决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案，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等案件的情况。谁都能估量到这种情势对我心灵上的压力和影响有多大。

    吴从云总编辑最初找我谈话，纯出好意地劝我：老王，形势很清楚，你同未婚妻想见面怕是没希望的事了！大家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你的台湾关系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想劝你听我的话，一刀两断了吧！……

    听了老吴的话，我心里火辣辣地难受。我是个讲忠诚和信义的人，又是个如老吴说的那种“恋爱至上”的人！我头皮发紧，先是沉默，但立刻坦率摇头说：“我不能！”

    吴从云是个老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上海的教师中从事活动。他见多识广、通情达理，见我这样，说：“你该想一想，你不可能去，她不可能来。而且，你能知道她在那边会干些什么吗？不一定是她想干什么，而是也许会逼她干些什么。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有这样的台湾社会关系呢？！”

    我确实觉得他说的在理，心里有无数的话想同他说，想告诉他起凤是一个多么单纯、洁净的少女，她的历史很简单，她的家庭很特殊。由于家庭的原因，所以她见过也熟识国民党里许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里的一些上层人物。但她不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从未认为国民党不腐败，新中国成立前，为搭救地下党员她出过大力。……但我明白：怎么说也得不到理解的，说了也于事无补，主要是现在的形势严峻，与台湾是处在敌对关系上，一提起台湾，使人想到的就是血与火，就是反革命、特务……我无法希冀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理解。像老吴现在这样来同我和颜悦色地谈话，已是难能可贵的恩惠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五味俱全。但已经体会到有一种危险的征兆出现了！

    我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晚饭时，饭也吃不下，母亲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异常。这一向外边大张旗鼓搞运动，大喇叭整天哇哇响，宣传画、漫画和标语、口号贴满一墙，街道里弄中也一样在学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她找机会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坦率地告诉了她。她也叹息，她懂得有台湾的关系现在是多么可怕，却也懂得我的性格与为人，了解我同起凤的互相深爱。因此，她只好叹息了一声，又叹息一声，竟不知如何劝解我才好。

    漫长的时光，烦躁的心绪。我照常紧张忙碌地工作，但运动的学习每天都占半天时间。起初，我并未成为目标，有一天，却忽然使我感觉到脊背发凉，我成为“目标”了！不过，还是比较客气，是小范围的“帮助”，而不是大范围的追逼。用的是和风细雨的谈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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