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我年小四岁，如今也已年逾六十。他自己说：六十以前只是一年级学生，六十以后才是二年级。最近来信，说：他决心学白石老人变法，使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正试用新的技法、新的题材，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创作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品。我希望这些作品，不久将呈献在朋友和观众面前。努力吧！之先，我的老友！
（本文系1990年9月应《知识与生活》杂志之嘱所写）
重逢邓敬苏 怀念邓燮康
人生常多奇妙的事，这样的事每每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也每每会给人带来不尽感慨，无穷回忆。同邓敬苏大妹在分别五十多年后巧相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1942年秋，我作为一名流亡学生到了大后方用“王洪溥”的本名在江津上国立九中。当时家在沦陷区，我依靠在江津做律师的堂兄王洪江接待，假日总住在他家——江津南安街9号。当时的房主即是江津有名的银行家、爱国民主人士邓燮康先生。
燮康先生曾任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四川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不但爱国，而且急公好义，为人朴实热诚。他与夫人胡道芬同我堂兄洪江及堂嫂凌伯平因住处邻近，平日常多来往，见到我也总要笑着招呼说几句关心话，给我留下亲切和蔼的印象，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为人和一些事，倍感敬重。
他特别重视教育，一贯热衷为家乡办学。江津白沙的教育事业，他出力出钱尤多。他既关心别人子女的教育，也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认为既有子女，定要把他们教育培养好，使他们将来成为社会需要的人，能做出贡献。他爱孩子，子女极多。
他在江津有许多房屋，例如南安街9号里面就有不少房屋是让给下江人住的；东门外有个“鼎庐”，里面是许多西式平房及小洋房，也都全部租给下江人居住。当时，下江人“逃难”来到江津，他认为这些人为了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离乡背井是“义民”，因此让出房屋来，起先收很少租金，后来则完全不收租金。他默默这么做了，并不沽名钓誉。
1942年5月，居住江津鹤山坪的陈独秀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邓燮康及其叔邓蟾秋就慷慨为陈独秀办理丧事，捐地予以厚葬。江津西门外鼎山脚下有邓燮康私人别墅“康庄”，面对波涛汹涌的几江，后倚松竹郁郁葱葱的青山及橘林，陈独秀的墓就建在“康庄”旁的一块园地上。当时，办这事颇有阻力，但邓燮康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决默默地做了，也不倚名人而张扬。
他力主抗战，爱国从不落后。冯玉祥到江津发动献金，他踊跃带头捐献。
他为人严谨，公私分明。我亲眼见到过一件事：农工银行的某襄理嗜赌如命，他常警告这人：你做这工作不宜赌钱，更不能大赌，以免对银行造成损失。但那襄理终因输了钱挪用了公款，一天早晨，突然跑到南安街9号，见到邓燮康就跪下叩头谢罪。邓赶快将他扶起，态度平和地同他讲道理并指出错误。同时立即秉公免了襄理的职。
1944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才知道邓燮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也是复旦大学肄业的。无怪乎平日谈吐常给我渊博温文的印象。他们是老学长，我是后进，但同是校友，思想感情上自然又亲近一层。
燮康先生夫妇的孩子很多，几个大的，我常能见到。我比他们的大女儿邓敬苏大六岁，比他们二女儿敬兰大七岁。我高中毕业那年，敬苏也进了国立九中，我们成了九中先后同学。我常见到她。她和二妹敬兰在我印象中那时都是文静秀丽、教养很好的姑娘。但抗战胜利，1946年我离开四川回上海后，就未再见过邓氏一家人。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四川解放，我从报上知道邓燮康先生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安排为重庆市政协委员，以后，又知他被安排在重庆长江航运局的领导岗位上，颇多建树。他受到党委和统战部门重视，使我感到欣悦。
但，我萍踪漂泊于上海、北京、山东……一晃几十年，一直远离四川，未再同邓家的人接触。1983年，我由山东调到成都，曾向重庆的友人打听燮康先生，友人说：“这是个好人，可惜1978年已病故了！”又告诉我一件轶事：“文革”中，邓先生从航运局领导岗位上被拉下马，让他劳动，替船舶刷漆。他干得既认真又负责。工人们对他都好，下班后见他仍在刷漆，常好心地说：“邓局长，该下班了！”“邓局长，别再干了！”但他总是仔细把活干完才回家……听到这些，我不禁怅然若有所失。问及他的子女情况，友人也弄不清。想不到今年春天，在国立九中成都校友会上，竟喜出望外地见到了邓敬苏。故人重逢，谈起往事，心情自然唏嘘激动。
我送了我的作品给敬苏，扉页上我写道：
抗战时期1942年秋，在四川江津有幸得识邓先生燮康前辈。燮康前辈是江津名人、银行家，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当时避难到江津的下江人做了许多急公好义的善事，获得众口好评，令人难忘。1944年我在江津国立九中毕业考入北碚复旦大学，是年，燮康先生的女公子敬苏入九中高二分校。我们成了先后同学和校友。我在江津南安街9号见过她。光阴如同流水，一晃五十余年，谁料今年在成都九中同学会上竟能再度相逢。相谈往事，不胜感慨之至，遂写数行，赠此书作为纪念，并借以表达对燮康前辈的崇敬追思之情。
使我激动的是当年那位文静美丽的邓敬苏，现在是成都军区的师职离休干部。她大学毕业后，就参军了，曾在北京总政文工团演出十七年，早已是一位著名的演员与教员，如今仍在生气勃勃发挥余热。她现在四川师大影视学院任教，常被电视台邀请做主持人。今年国际儿童节，她为电视台主持了“20世纪优秀儿童歌曲大型演唱会”，一身军装，英姿飒爽，不亚当年。她爽朗热情，诚恳积极，一如乃父，虽已六十八岁高龄，仍充满青春气息。她的先生就是著名的峨影乐团指挥家郑冶。他们家庭幸福，子女都很好。
几天后，我收到她给我们夫妇的一封信：
洪溥大哥、起凤大姐：
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和你们见面后的兴奋、喜悦之情，我似乎变得更加充实了！
我心目中的“王火”是一个著名作家，洪溥大哥是我记忆中的学长、大哥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
去扩印了一些“老照片”给你们留念。你们二位对我父母的回忆、讲述，给我们极大鼓舞，我很荣幸。
我任教的四川师大影视学院快开学了，目前正在备课和做一些其他教研交流活动，“学博为师，德高为范”，我自愧才疏学浅，必须努力学习。但在品德、道德方面，我是很自信的，一定教育学生成为“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请大哥大姐放心。
我家共15姐妹，健在的还有13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进，专家教授不少，可告慰父母于九泉，也请你们二位兄姐释念。
郑冶嘱我附笔问好！
学妹敬苏
1998.9.7凌晨
敬苏在信中附了几张十分精彩的珍贵老照片：一张是邓燮康先生夫妇1929年摄于上海的订婚照。有三张是敬苏在总政文工团时与周总理的合影。
敬苏后来谈起这三张合影时说：“我是1953年由西南军区文工团调总政文工团工作的。记得1960年12月的一天，党和军队的领导欢迎贺龙率领的访朝军事代表团回国，驻京部队的文艺战士也应邀参加联欢会。那晚，聂荣臻元帅把我叫到身边，向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们江津小老乡，我熟悉他的祖父一辈，又与他伯父邓矩方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你就叫她邓娃吧！’自那以后，周总理和许多老首长便称我邓娃，很少叫名字。周总理亲切拉我坐在身旁，说：‘我去过江津，而且后来知道是你们邓氏族人安葬了陈独秀先生。’1961年12月17日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看了我们演出的话剧《红缨歌》，走上台和演职员握手。当时我正拿着剧中儿童团员用的红缨枪，想放下枪好握手。总理一下子把手伸了过来：‘邓娃，不要放下手中的枪呀！’接着就对大家说：‘她演一个男孩子、儿童团员，很像哩！’总理让我与他单独握手、拍照留念。以后，我又在话剧《年青的一代》中扮演过男孩子，合影时，总理叫我：‘过来，站到我的身边来，又去（演）了一个大哥哥角色，不错嘛！’最使我难忘的是1963年4月的一天上午，周总理和邓大姐百忙中抽空来看我们排练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他叫导演转告我们，千万别紧张，平时怎么排练今天就怎么排练。我赶快换上了剧中人林媛媛的长袖白绸衬衣和天蓝色背心裙，总理亲自指导我，不要把上海姑娘林媛媛演得太娇气，否则她就不会背叛资产阶级家庭投身革命洪流，邓大姐亲自为我设计了林媛媛的发饰。她说一根独辫子、一个大蝴蝶结，这种打扮最有时代特点……”
我关切地问过敬苏她的弟弟妹妹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她开列的健在的其他12个弟妹的简况表，真是洋洋大观，十分有趣！
邓敬兰：1931年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核医学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核医学小组组长。
邓硕曾：1932年生，北京阜外医院心脑血管研究所麻醉科主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敬萱：1933年生，长沙湖南广播电视中心文艺部。
邓介曾：1934年生，西南交大社科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邓敬庄：1938年生，重庆交通学院外语教研室副教授。
邓敬苹：1939年生，内江七中高级教师。
邓敬若：1940年生，凉山州909医院院长。
邓彦曾：1942年生，西安冶金勘察研究所工程师。
邓敬菀：1943年生，重庆市体委人事处长。
邓敬蔚：1946年生，重庆巴南区渔城中学高级教师。
邓敬茂：1948年生，西安第四军医大空医系实验员。
邓俊曾：1950年生，重庆某水产经营部经理。
我知道邓氏姊妹兄弟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虽也各自受过考验，但祖国好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他们的情况都很好。我真为邓燮康先生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后代感到欣慰。我们不迷信因果报应，但好人总该是有后的。邓燮康先生本人对中国有过贡献，子女们的贡献更大。这样的家庭令人钦羡，简直可以写一本书。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前夕，我充满了怀念邓燮康先生的情意，愿将良好的祝福，献给这不平凡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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