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庙所遇到的劫难是有案可查令我心酸愤恨的！我常想念着年少时教我种花的胡二，曾带着怀旧与思念的感情去过花神庙。那里经过浩劫显得败落，庙虽残，但仍存在并由百姓做过维修，花农已经减少，打听胡二下落未得知晓。西风斜阳、衰草凝绿，我站立凭吊，离开后心情咨嗟，悲恨相续。
今夜，在梦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去故园里看到美丽的鲜花灿烂开放，在花神庙的花农中间享受到那种可爱的欢乐！于是，心上涌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好的感情。一切都会过去，但过去的事会留在记忆中，会在梦中重新出现！做梦真好！有梦真好！我终于写下了上面这些，连同梦境和往事，但天已亮了，我又有睡意了！
于是，关了桌上的台灯！我带着疲劳又躺上床打算再睡一觉了……
（本文刊于2013年第9期《散文选刊》）
寻找老耿
那是1970年春天，当时对我的漫长批斗已经停止，而“解放”却遥遥无期。有的顽皮学生开玩笑叫我“司令”，说“谁都得听你的指挥”。其实，我因受劳动惩罚而成为打钟人，每天的任务是在临沂一中的校园里打钟。从清晨起床，到吃饭、上下课……直到晚上熄灯，一天打二十四遍钟，起早睡晚，很辛苦，而且出不得差错。我用一只闹钟、一只手表对着时间，只要时间快到，就从住处走到大钟下边“铛—铛—铛”打钟。我很懂得“世路风霜，炼心之境；世情冷暖，忍性之地”的道理，但心里仍非常寂寞凄凉。打钟时出屋走一走，打完钟回来，就躲在屋子里，真像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我全神贯注在打钟上，一种责任心使我不愿打早了或打迟了，只想打得准而又准，以至那时周围一些单位有些人都依我的钟声来对表，甚至后来出现了一句歇后语：“王校长打钟——准！”我独自在屋里，无书可看，因为不仅是书，连每一张有字的纸片都早被抄家抄去了。于是，只有看妻借来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一张报纸翻来覆去要看好多遍。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不与我接近。我简直感到茫茫人世，连一个堂而皇之的朋友也没有了。
一天下午，突然有个人上门来找我。门虚掩着，他轻轻敲着门问：“王校长在吗？”
真是奇怪，落魄倒霉到如此，居然还有人这么和善地称我那已被打倒的称呼。我站起身来，从门缝里往外张望，见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敞着旧蓝棉衣的农民模样的人，剪着平头，中等个儿，日晒风吹过的脸上有双明亮的眼睛，眼角、额头都有皱纹了。这人我不认识，我心里嘀咕：他是谁呀？找我干什么？但他已用手推开门了，说：“王校长，我来看看你！”
我请他进来，坐在小板凳上，房里的椅子早在两年前那个冬天就被红卫兵搬走劈柴烤火烧掉了。我问：“找我有事？”
“没事！”他坦诚地看着我，说，“就是来看看你的！”
我忍不住问：“你是以前在这学校毕业的？”
他摇头：“不！我是在别处毕业的。可早听说你了，我想来向你请教些文学方面的问题。”
一听“文学”，我像被火炙了似的，“文革”中为文学吃的苦头还少吗？我忙说：“不不不，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懂，我也早不谈了！”
明代哲人汤斌说过：“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当非常之谤而不辩，可以任大事矣。”我则不太行，既有怒也有惊，更想辩！我的心态就是这样，任不得大事的！
见我这样，他笑了，笑得朴实亲切，没说什么，却坐着不走，打量着我那间陈设简陋的屋子。
我希望他走，连他姓什么我都不问，因为我不想同人交往，那样对我不利，也可能对他不好。我提醒他说：“我马上还要去打钟。快下课了，这事误不得！”
他识相地站起身来，说：“下次我再来！”
我没点头，也没推脱。我很怕想把我往死里整的人看到陌生人进我房里来，又想出什么鬼花样来折磨我。见他走，我感到轻松。
过不了几天，这人竟真的又来了。以后，他骑辆旧自行车到临沂赶集归来，路过学校总是到我这里坐坐。把车停在我门前的大柳树下，然后就敲门进房，总是彬彬有礼地叫我“王校长”，我也总倒杯茶给他。我感到他对我确实毫无恶意而只有敬意，从感情上同他也开始接近了一些。闲聊中，我得知他姓耿，是河东独树头区（今九曲镇）的农民，读过高中，爱好文学，如今是逍遥派，在收废品废纸的摊上买到一批中外古今的图书，阅读得津津有味……
我很寂寞，有人来说说话当然好。每次他来，听他介绍外边的种种情况也使我感到新鲜。不知不觉中，我们越谈越深了。他的纯朴和真诚，使我对他开始信任。每次来，他总要天南地北问点文学方面的问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怎样一部书？英国的大文豪除莎士比亚外还有哪些？你认为那些挨批判的书真的都是大毒草吗？……我竟有了一个敢堂而皇之来聊天的文友了！
有时候，我突然警惕地笑着问他：“你不怕沾我这黑线人物？”
他笑着答：“不怕！我是贫下中农，没事！”
我起先还有点戒心，顺着当时流行的说法回答。但逐渐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我也说真话了！他听到了真话，才嘻嘻笑着说：“我是来做你学生拜你为师的，你这才是真的把我当学生了！”我心里也有些高兴，唉！文学啊文学，无论怎样，你是不可缺少的，人类总是需要你的！
一天下午，老耿又骑车来了，车上载着一个好大的麻袋包，里边是满满一麻袋玉米棒子。他卸下麻袋，扛着进了我的房间，妻和我都在。他放下麻袋说：“我自己种的玉米，给你带点来尝尝新，表示点学生对老师的敬意。”
我历来有个不收礼的习惯，便生硬地说：“不行不行，这些玉米我是不能收的！”想不到老耿有个性，竟冒着火睁大了眼说：“我带都带来了，怎么能不收？”他脸色难看，见我坚决拒绝，说：“这不是礼！这东西不值钱，只是我的心意！”妻比我婉转，说：“那就收三五个吧！”但我未注意到老耿的脸色，仍坚决地不收，想不到僵持了一会老耿竟说：“好吧，不收就不收！”他真的生气了，扛着麻袋包就走出门去。我认为他要把麻袋包放上自行车带回去，就与妻一同跟在他身后送他，没想到他出了门竟把一麻袋玉米棒子全部取出来，东南西北“噼噼啪啪”乱扔一气，扔得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我傻了，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只见他飞快地上了车，转眼就骑车走了，只留下我和妻站在房门口不知所措。事后，有人问：“为什么那人将玉米棒子甩得到处都是？”我只好说：“不知道！”怪的是他再也不来了！我想：大约他觉得我没有以真诚对待他吧？唉！
时光潺潺而流，默默无声。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我离开临沂来成都也十多年了。但这件事常在脑际出现。想起“文革”，我常会想到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曾有一个人给过我不平凡的友谊和温暖，我忘不了他！可惜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更别说地址了。他生活得好吗？现在他该有五十多岁了吧？他还热爱文学吗？于是，我还是决定写这篇短文，在山东报纸上发表，希望你能看见，老耿，你在哪里？……给我来信吧！倘若我们现在见面，可谈的话就多了。因为，我们是真正的老朋友啊！
（本文刊于1984年《临沂日报》）
“所思在远道”[1]
时光飞逝。这个故事已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
那是上世纪60年代。1964年，华东地区要举办戏剧会演，山东省委宣传部要我写一个剧本供剧团演出。我决定到沂蒙山区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初秋九月，一天黎明，我离开了蒙阴县的沙沟到南旺庄去。
南旺庄是一个四面青山屏障的村子，听说那里有一个干实事关心群众的好支部书记魏立武，我想去采访他。我挎着一个大帆布包，顺着一条林间小径逶迤上山。盘着山绕来绕去，途中还绕岔了道，顶着火盆似的日头，多走了三十多里冤枉路，直到傍晚，暮色从背阴的山谷里升起来浸染着整个青山，我才拖着酸疼的双腿到达南旺庄。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山路，我浑身汗湿，疲劳透了！
我见到了魏立武，给了他介绍信。老魏约莫四十多岁，朴实健拔，黑黝黝的，是个残疾转业军人，左臂早已截去，甩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子。他安排我吃了点冷锅饼外加热开水当晚饭，然后又将我安置在大队办公室旁的一间瓦屋里住宿。这间瓦屋，屋前种着树木花草，房顶上结着朱红色肥硕的大南瓜。屋内有些破旧桌椅摆设，挺干净，也还宽敞。实际就是大队的“招待所”。地区或者县里来了干部都让住在这儿。初秋时节，蚊子嗡嗡地成团飞舞，天也还有点燥热。老魏用右手提来了竹壳热水瓶，放下瓶，用桌上的小碗倒了一杯水给我，又用右手熟练地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火柴。他拾一根火柴把火柴盒朝空中一扔，顺手“嗤”的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点亮了桌上那盏小油灯，再用小油灯蹿蹿的火苗燃起了一根艾草绳熏蚊子。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他一脸诚挚连连摇头说：“我没啥好说的，你安心在这儿住两天，看看我们这个庄子，多找群众谈谈。今天累了，早点歇着，洗洗脸烫烫脚，有事明天再办！”我确实累了，只好说：“行！”
老魏是个忙人，接待我的时候，有好几拨人来找他，谈这谈那，他安顿好我，似要走了，忽又想起了什么，说：“老王，有件事，我告诉你一下，免得受惊……”
窗外，是一棵枝枝杈杈的椿树，离屋挺近，月光扑朔迷离地穿过枝杈洒下来，月影朦胧，我诧异地问：“什么事？”
他从腰里拔出短烟袋杆来，在灯上点火吸烟，说：“咱这村上，有位军烈属陈大娘，是个孤老五保户，今年六十九岁了。解放战争时期，四七年打孟良崮，她亲自给独生儿子陈德明牵马戴花，送去参军。德明参军后，入了党，当了排长、连长，立过几次战功，一直从山东打到长江边，又渡江打到了江南。可是，四九年冬天，不幸在浙江牺牲了。陈德明牺牲后，通知当时耽搁了，没及时传来，一直渺渺无信，过了两年，通知来时，陈大娘却已经疯了。”
“疯了？”我慨叹地问。
“是啊！”老魏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说，“她年轻的时候死了男人，家里贫穷，就守着一个贴心儿子，好不容易拉扯大了。她是妇救会的，为了打老蒋，决心送独子参军。但儿子走了，她不能不想。她要儿子革命，又想念儿子，心里老是憋着，能不疯吗？”
我忍不住问：“她现在还疯？”
老魏闷闷地点点头：“是啊，从那就一直没好。不过她这疯跟别人不一样。庄上男女老少对她都特别尊重。”
我摸出香烟，递一支给老魏。他扬扬烟袋杆说：“我有！”我就自己点着火，一边吸烟，一边心情沉甸甸地问：“怎么不一样？”
老魏吧嗒吧嗒吸着烟说：“她不打人不骂人，也从不吵闹。她是五保户，受到照顾，但直到现在，她生活能够自理。自小有劳动习惯，还非要干点集体活不可。掰玉米、摘棉花什么的，她见了都抢着干。”
“那怎么说她疯了呢？”
“是啊，”老魏喷着烟说，“要说疯，也就只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一双一双不停地纳鞋底，做军鞋，板板正正地做好了就交到大队里来。这些年来，我们也总是不断给她送布、送麻、送针锥……她做的军鞋数不清有多少双了！如今不要军鞋了！那些鞋卖了的钱就都用来花在她身上。二是只要外边来了人，她就以为是她儿子德明的战友，她必定要来看看，问问德明好不好，只要点头回答她：‘德明好着哩！’她满意了，就没事了。要不，她就很伤心，回去一个人流泪，忘了吃饭喝水……”
听到这里，我黯然了，也不知怎的，心里像泡了醋似的，我不禁问：“儿子从不来看她，她倒也不想去找儿子？”
老魏思索着说：“也许，是因为她疯了吧？……也许，本来就不指望要跟着儿子去享福。只要儿子好好干革命，她就满意了，活着就有想头了。她那颗心是金子铸的！”
我点点头，心里叹着气，体味着老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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