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春秋》和《赤胆忠心》虽一脉相承，却大不相同，它不是简单的补充、改写，而是在补充生活后重新创作的，无论从整体构思还是立意上，抑是从人物塑造到选材安排上，都大不相同。
我为什么要重新创作呢？因为：
（一）节振国在国内外已有影响，原来的写法是“大材小用”了，十分可惜，读者也不满足，我自己则感到对烈士心里抱歉。我认为应当有一部比较扎实的长篇记录他的事迹，使我国的文艺画廊里真正增加一个英雄人物。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东临沂，因为是在省属重点中学临沂第一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遭到冲击，唐山铁道学院等单位有过两批红卫兵到山东找我，他们凶横得很，要我提供节振国是叛徒的“材料”或“可疑线索”。我说：“节振国从未被敌人逮捕过，他是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怎么会是叛徒？”他们蛮不讲理，甚至用打骂手段进行逼供，但我坚持了原则，未让他们达到目的。我听说，由于污蔑节振国是“叛徒”，连他的战友、家属都受到了株连。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就决定，重写节振国。我觉得被颠倒的应该颠倒过来，这有助于“拨乱反正”。
（三）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甚至在其他地方，古巴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格瓦拉那种不要根据地只搞“游击中心”的理论，那种只搞冒险袭击不走群众路线的理论，实际对游击战起了很不好的影响。由于古巴是在国外游击中心营地训练了一批武装人员，在某一天突然回国袭击夺取政权成功的，所以格瓦拉的理论走红了。其实，不要根据地、不要群众路线，游击战士是会疲于奔命孤立自己最后遭到消灭的。事实上，提倡游击中心主义的格瓦拉，虽然英勇无畏，他的实践却证明了他的游击中心主义理论的谬误至少也是失策。他率领游击中心训练过的战士进入玻利维亚要夺取政权，可是结果却失败了。格瓦拉本人也在1967年10月8日下午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枪杀牺牲。《赤胆忠心》过去所以在60年代初被译成外文，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宣传了我党我军的军事游击战思想。我感到继续宣传这一点是必要的。
（四）在采访创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想正确反映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目睹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险些丧生在敌人炸弹和炮火之下的。我常激动地想起那段血腥的历史，节振国当时所处的冀东地区，抗日斗争特别惨烈，敌人也特别残酷，中日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历史不可篡改和抹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反映这段历史有所必要。如果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阴魂不散，想对下一代用欺骗的手法把侵略说成不是侵略，我们就永远要有真实反映那段历史的作品来说明真相。
开始重新采访收集材料打算重写节振国事迹的时候，我老是怀念着节振国烈士在唐山烈士陵园里的坟墓是否安好？我也老是怀念着刘玉兰老大娘（节振国烈士的遗孀）和她的两女一男节凤英、节凤兰和节凤生是否安好？我在北京及河北等地进行采访后回到山东，忽然知道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这使我格外不放心。
我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就设法到了唐山。啊！那真是惨绝人寰的景象，毁灭性的大地震使我面对无边无际的废墟与断垣残壁落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住在临时帐篷性质的招待所里，想寻找节家的人和我在唐山的老熟人，可是，无法寻访，谣传刘玉兰大娘已在地震中不见了！使我恻然久之。
我步行去瞻仰冀东烈士陵园。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废墟，原先华丽的纪念堂、陵园的办公室全部从根倾倒。烈士的墓如包森司令员的已开裂，有的碑倒坟塌。我找到节振国烈士墓前。只见墓尚完好，但碑也倒了。四周无人，烈士陵园在大地震后据说曾作为停尸场，虽经消毒喷洒过药物，一股刺鼻的尸臭味仍很浓重。我用力将歪倒的碑石挪到坟前扶正放着，却无法将它竖起。只能颓然走回来，唐山的采访工作既然无法进行，我只能匆匆离开。
后来，我又二次到了唐山。唐山遭到强烈地震后此时不过半年。但开滦煤矿已经早恢复生产，街道两边的防震平房盖得整整齐齐，废墟正在清理，全国各省来支援的队伍包括建筑队很多，大型机械整天在铲土、清理现场。电影院正在上映《永不消逝的电波》，市文化局正在搞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我带了一张早年在唐山采访时的熟人名单去，可是却只找到了极少数的人。倒也不都是在地震中遇难了，而是因为街道、房屋都毁了，到处都搭起了防震的屋子。找人，是非常困难的。
到唐山的当天下午，我就又去瞻仰唐山烈士陵园。展现在眼前的仍是一片废墟。只是修缮已有开始的迹象。我走到节振国烈士墓前，找了个工人帮助用水泥将墓碑沾好重新竖立，我在现场拍了照片留作纪念。然后，在陵园里寻找管理人员。
陵园很大，但空荡荡的十分凄惨，不见人影。好不容易在远处找到了管理陵园的一位女同志，姓赵，这是一位认真负责忠于职守的好同志。陵园的管理人员在大地震中伤亡极多。她的家人也有伤亡，但她在大地震后，从废墟中扒出了全部烈士的档案保存在她暂时住着的地震棚里。由于她提供的线索，我得知传说节振国烈士的遗孀刘玉兰在地震中遭难是谣言，并且知道节振国的二女儿节凤兰在唐山机车车辆厂做技术员，我就直奔机车厂去找凤兰。
唐山机车车辆厂在地震中的损坏最为严重。有些车间巨大的钢架在地震中扭成了“麻花”。这个厂准备原样保存以供将来开放让人参观。我在断瓦残壁间的临时防震棚里见到了节凤兰，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同节振国烈士一家有着深厚的友谊。找到了节凤兰，也就是找到了他们全家。中断了多年的联系又恢复了。七十多岁的刘玉兰老大娘身体那时仍然康健，她有时住在凤兰处，有时仍住在丰润县王官营老家。凤兰的大姐凤英在甘肃酒泉地区部队里面做军医，凤英的爱人刘承学是空军的一个副师长。凤兰的爱人徐瑞林是唐山机车车辆厂的技术员。节振国烈士唯一的儿子节凤生60年代初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也早已成家，爱人是位教师。“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当然也有过坎坷的遭遇，在“四人帮”猖狂为非作歹的时期，凤兰受过迫害，凤生被从北京下放到河南。有些人无中生有地污蔑节振国是“叛徒”时，当然也曾给烈士的亲属带来磨难。节振国这位赵各庄的矿工，他的子女都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了，使人看了感到欣慰。这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离开唐山后，我到冀东一些当年节振国打游击的县城与乡村采访，这对后来我写《血染春秋》时描述丰润、遵化、迁安、迁西、玉田等县的景色与特点大有帮助。我又在河北跑了大半个省。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的烈士家乡觅到了一张节振国的照片，这是他十六七岁时的照片，也是可以找到的唯一的一张遗像了。照片上的节振国，眉宇之间那种威武之气，使人见了可以想见其为人，这对我描绘烈士形象时也有用处。
《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从采访补充生活到重新创作成书历经六年。写真实人物的传记小说就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动，这我深有体会的了。
在创作上，我自己有哪些尝试和追求探索呢？扼要说来：
（一）我没有按一般传记小说的常规写法来写。从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叙述到人物的去世，我只是重点描绘了节振国一生中最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一段。童年及往事等，则用比较粗略跳跃的笔法点染，穿插在回忆、倒叙中。我写的这一段，时间仅仅从1938年初春写到1939年秋季。这从春到秋的一段红光灿灿的艰难岁月是被鲜血染红的，所以取名为《血染春秋》，有双关的意义：既是历史的春秋，又是从1938年春到1939年秋。
（二）除了忠实于史实及其基本事实外，我容纳了一些较为可信或比较动人的传说。这使作品加强了文学色彩，并能带有传奇色彩。因为，节振国在群众心目中和口头上早已是一个传奇人物了！如果写出来与群众的印象不相符合，与群众的喜爱不相符合，群众是不会喜欢不愿接受的。我觉得作为文学作品，作为传记小说是文学与史学的交叉作品。这样做是完全允许的。
（三）着重写人，而不是着重写战争。节振国是游击队长，他的抗日活动和坚持创建根据地的光辉业绩离不开打仗。如果不着重写人，而去着重写打仗，那么打了一仗又一仗，打过三五仗后就大同小异无法继续写了。实际，写打仗也还是为了写人物。这里有个武戏文唱的问题，这点，在创作思想上自始至终是明确的。至于笔力是否到家，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四）着重写人，但也要通过人和事宣传我党我军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寻找“新质”，用这来使人看到我们的建立根据地、用群众做靠山的游击战思想与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是迥然不同的。
（五）书中的主要人物，如节振国、纪振生、周文彬、胡志发、关清风（此人名姓因怕对号入座引起麻烦，故更改）等均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原型。比如节振国，不少人说他是“中国的夏伯阳（恰巴耶夫）”，但从采访中，获知他的性格与夏伯阳迥然不同。如果将他写成“中国的夏伯阳”也许性格会更鲜明，但既然不符合原型，就未作这样的处理。
此外，以前在《赤胆忠心》中有错误的材料，在《血染春秋》中都作了改正。例如，在《赤胆忠心》中，我将节振国的结拜二弟纪振生误写成了杨作霖。后来，京剧改编时从初稿到1964年出版的剧本上也写成杨作霖（“文化大革命”中则被改为杨小霖）即由此而来。杨作霖烈士确有其人。他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的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曾在陈群团长领导的第十二团里任营长。为尊重事实，遂予以改正。其他有些地名、人名也有改动。
《血染春秋》出书后，1982年被评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优秀图书，1983年被河北省列为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并两次送往香港参加书展，1986年，由唐山电视台改编为六集电视剧《节振国》。只是这个电视剧很失败，既剽窃，又将节振国基本降为一个武打片的主角，而不能令人看到节振国这个抗日英雄的精神面貌。
《血染春秋》的出版，要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优秀编辑李屏锦同志。他是文化部出版局1985年表彰的优秀编辑。在出书过程中，他关心作者、尊重作者、体贴作者，极会做组稿工作，不但有编辑水平，作风又正派严谨，在审阅处理稿件过程中，他不辞辛劳，从河北到山东，当面详谈了非常具体而又对稿件提高极有好处的意见，这应当说是一种编辑艺术。初稿原来五十万字，我删去了十多万字，凡一般化的情节、不吸引人的地方、多余累赘的笔墨全部删去。篇幅是少了，书的质量却有了提高。
（本文写于1988年12月，刊于1989年《作家报》）
注释：
[1]200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经过修订，四川文艺出版社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作为红色经典，改名为《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在“十一”国庆前出版。2012年4月开滦党委特派专人从河北唐山来到成都授予作者王火“开滦名誉矿工”称号。王火向唐山开滦博物馆捐赠了一批创作资料及有关节振国及开滦煤矿的文物资料。
苦辣酸甜一部书
——记《战争和人》三部曲的创作
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在我是一件付出极大艰辛和许多精力的事，是一件曾使我最倒霉最无奈的事，也是一件使我最后获得了一些光彩和成就的事，这样的事自然使我难以忘怀，因此决定写一写这段经历。
一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正在上海外滩上海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与几个同志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报道。上海总工会的特点是地下党同志多，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深深懂得没有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得不到保护，是多么的可怕与可怜，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奋斗，就是盼着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听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时，同志们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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