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战争和人》这部作品应该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因为只有通过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奇形怪状的种种社会动态、极其复杂的种种人际关系和丰富的各种人物的心态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八年的抗战历史。
其次，我对作品感兴趣的，是作者始终遵循他自己的诺言，正如他自己所写的：“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
作者中的主人翁童霜威，尽管是一个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秘书长、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或直接影响国民党统治集团决策的人物，就其思想倾向来讲，也不算是什么先进分子、左倾分子。他绝不附逆，不愿当汉奸，或与敌伪分子有何联系，卖国求荣或贪享富贵，也对国民党某些人士不择手段竞相勾结敌伪，流窜在香港、沦陷的上海、大后方的陪都——重庆之间的形形色色丑恶现象感到憎恶，而终于奔向重庆，却也不得重用，而郁闷满怀。这恰好似一个“中间人物”。
我已经记不清楚50年代我们曾经在文坛大批写“中间人物”论时的许多观点了。但现在来看，在一个伟大的复杂的历史动荡时期，的确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中间人物”，恰恰反映了较多数的人们，当他们思想还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前途，在复杂的环境中往往陷于极端困窘的处境之中，他们既不能超脱现实，摆脱困境，又不能勇往直前，认清必须奔向的目标，于是徘徊、彷徨、痛苦、不安……幸而最终亲身体会到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滋味，看到下一代的青年起来了，不能不寄托以一些朦胧的希望。
这种人物有他们特殊的典型意义，这种人物大量存在于当时现实生活之中，既非一种积极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然而却又绝不是可以加以轻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力量，他们的确算是一种中间势力，一旦在历史倾斜的过程中，他们倾斜于某一方，就将是一个很可观的重量，因为他们终究是一大部分主张正义、爱国主义和渴望振兴民族的代表人物。
假如以过去“左”的观点来批评这部作品只是创造了一个“中间人物”的典型，当然是笑话。可是，今天来看，这部作品也真是创造了一个在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中一个真实可信、生动的童霜威的形象，这也正好证明，作者没有遵循任何模式，所以创造了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真实的“中间人物”的典型。我也是第一次在我们文艺作品中认识、理解这样一个生动真实的形象。
固然，由于这个特殊的典型的性格和命运，反映的生活面难免有些局限性，然而就童霜威奔波于香港、沦陷的上海，最后奔向重庆之间的所见所闻，无不反映出童霜威的性格特性和内心世界，所以这个人物的形象终究是非常饱满的。
作品围绕着童霜威的性格和命运，以他为轴心写了许多其他人物，如他的妻子方丽清、儿子童家霆，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作品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都注重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否则，也无法塑造一个真实的童霜威。例如在三卷中写童霜威去北温泉缙云寺先后再次访问卢婉秋的经历，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可是很耐人寻味。卢婉秋这位女子的心情和个性就很鲜明了。
这也说明，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不尊重文学是人学的规律，不注意随时都要着意刻画着一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不创造众多的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谈不到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
我认为，这部作品很有助于青年一代和不熟悉当时“大后方”情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并且作品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真实的形象，以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吸引读者，再加上作者文笔的流畅，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知识的渊博，是能够获得更多读者喜爱的。
匆匆，祝好！
陈荒煤
1992年9月9日
注释：
[1]此信后来由荒煤同志用《史诗品格风采独特——评《〈战争和人〉三部曲》为题，发表在1992年11月3日《光明日报》上。
落花时节思艾芜
艾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一位大家敬仰尊重的长者。提起艾芜老人，他那锲而不舍从事文学的事业心，他那淡泊宁静的典型风范，已无须我来再添枝加叶说些什么。但自从他去年（1992年）12月病故后，我心里总有一种舍不得他走的感情。我不能不用朴实的文字从感情上来表达一些自己的独特的哀思。
前些年，艾老比较健康时，我曾有意向艾老讨教，但艾老谦虚，未曾居高临下地向我介绍创作经验或论述作品。在我感觉上，他沉默寡言，但平易近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给了我很强的感染。
1986年5月中旬，大西南五省区文学座谈会在四川宜宾地区竹海聚会。一天清晨，天气阴霾，我起身后走到宾馆水池边散步，看见艾老起得早，独自坐在池边的亭畔。那个清晨有淡淡的雾，周围全是绿树竹丛的池里有一种灰色有翡翠花纹的小蛙，鸣声像弹琴。艾老是在静静聆听蛙声。我走到他身边后，听着拨动琴弦似的蛙声，同他谈起那种蛙来。我说：“一样是蛙，这种蛙的鸣叫声好艺术啊！”艾老被我的话逗笑了，不断点头。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名誉社长，我当时是该社的党组书记兼总编辑。那个清晨我告诉他：“我年龄已到，头部又负过伤，决定退下来，以后可以写写东西。”他对我要退下来未置可否，但我谈到写东西，他却频频点头，态度很真诚。
接着，我们谈了起来。他问起《艾芜文集》第四、五、六卷何时可以出版，我歉疚地告诉他：稿子我早已终审签发，因为征订数量少社里经济困难的原因，延缓了开机印刷，但我已做好布置，年内是可以出书的。这三卷指的是他写的长篇《故乡》《山野》和《丰饶的原野》。我说：“我很喜欢《山野》，全书二十多万字，只写了一天的事情，写法新颖，笔触细腻，情景逼真，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不同阶级的不同面貌，真实反映了抗战这一伟大历史阶段的一个侧面。”他说：“《山野》当时曾颇受文艺界好评，但生活局限，限于所见所闻，我只能写了一个小小的山村和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这次收入《文集》，交稿前改了一些。不合历史背景的都改了一改。”我说：“我注意到了修改的地方，您是很认真细致的。”
接着，谈到《丰饶的原野》。这是由《春天》《落花时节》和《山中历险记》三个中篇组成的一部长篇。有趣的是《春天》写于1936年，《落花时节》写于1945年，解放前出版时，这两个中篇合在一起，艾老取了个名字：《丰饶的原野》。但1979年时，艾老感到故事未完，还应当继续写下去。于是见缝插针，用一天两千字的速度，写出了《山中历险记》这个中篇，将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写成的三个中篇合成一个长篇，用《丰饶的原野》为名出版，编入《艾芜文集》第六卷。他说：“《山中历险记》没有写好，有很多缺点。”但我如实地将读后感告诉了艾老：“您塑造的刘老九正直勇敢，不自私，同情弱者，我喜欢。这是一个光辉的农民形象！”
那天，艾老说话的态度冷静、安详。他的真诚和谦逊，使我感到庄严、尊贵。艾老是一位“含蓄以养深、浑厚以待人”的作家。我敬重他的品格。
1987年9月，老友——上海作协副主席哈华来成都，要我专程陪他去看望艾老。他与艾老是小同乡，都是四川新繁县（现并入新都县）人，互相熟知却未见过面。我们坐小车同到四川作协艾老住处拜访。9月11日那天下午去时，艾老的夫人王蕾嘉同志不在，仅艾老一人在家。他穿一套旧蓝涤卡中山装来开门。进房后，见他刚才正写东西，桌上摊着稿纸。看到远道而来的同乡客人，他热情地让哈华在沙发上坐下后，就急着要去泡茶。我见他往厨房走，就跟着前去效劳，但他一连提了两只开水瓶，都空空如也。他打算烧水，我连忙劝阻，说：“艾老，不泡茶了！老哈主要是来看望您，谈谈，见到您，他不喝茶也高兴的。”
我们一同回到他的书房里，我将艾老要煮水泡茶的事向哈华说了。艾老拿了糖盒来，让我们吃糖，然后，他俩就高兴地谈起来了。
艾老比哈华大十四岁，1925年二十岁出头就离开家乡到云南昆明然后去缅甸漂泊，离开家乡许多年。哈华也是1938年二十岁出头投奔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几十年未回过家乡。但他俩对家乡都充满乡情。谈起以前对家乡的一些印象，哈华说他这次回四川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已衰，感慨很多”。他在新繁“已经没有认识的亲人”了！艾老说：“1945年，我离家已经二十年了，还不能回去。教小学的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去，母亲死得早，在离家二十年里，祖父母、叔伯、婶娘、姨娘及一些亲友也陆续不在了。”他劝哈华：“你可以回去看一看，那里变化很大。”接着艾老赞扬哈华在上海创办的《萌芽》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哈华告诉他：还有一份《电视电影文学》，现在也有较好的影响。最后，哈华谈到《南行记》，说他喜欢。艾老微微笑着，听着，但不说话。
从艾老家出来，哈华赞叹地说：“这个老人真好，就是话不多。”我说：“今天他同你谈得可不少了。”哈华说：“他生活真简朴，像诸葛亮说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说：“他是个精神上戒自大，物质上不贪求的人！”同艾老见面后，哈华更加重了乡思，决定到新都看看。我陪他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热情地给县委宣传部打了电话，派了车，老哈第二天就去暌别了几十年的家乡寻梦了！
往事历历在目，但1992年8月哈华在上海因血癌去世，12月，艾老又病故，几个月间，新繁的两个出名的作家都先后不在了，看看那天见面时我们三人的合影，我很伤感。
听到过一件艾老的轶事：重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艾老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文化局长及文联副主席。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一位有实权的党员同志比较粗鲁，对他不够尊重，有事都不同他商量，放在别人可能很难忍受，他依然平静、积极。有人为他抱不平，他恬淡地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意思是说：看在党的面上为大，不去计较这些！
1990年3月5日，成都召开庆祝《艾芜文集》出版和艾老创作六十六周年座谈会，我写了《艾老之风，山高水长》一文代替一束鲜花当面献给了艾老表示敬意。现在，艾老去世了！想起艾老，我仍有“山高水长”的感觉。艾老在创作上不安于平凡，力求卓越。他的存在和价值体现在生前，又体现在身后。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艾老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不愿多向人民索取什么而只愿多向人民做些贡献的文学家。现在正是杜鹃鸟叫的落花时节，我想起他在《落花时节》中写的那个美丽凄怨的杜鹃鸟的传说，又想起他，心里酸酸的。艾老说过：“古人说，年华如逝水。我说，逝水就好，它是流着的，这象征了生命的活跃……人应该像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多美好的诗一般的语言啊！艾老的精神是永留文坛大放光芒的！
（本文刊于1993年上海《文学报》）
在缅甸，深深想起艾芜
飞机盘旋着在缅甸仰光机场降落时，看到了下面金光闪闪的大金塔和绿树遮映有异域风光的建筑物，我突然又一次想起艾芜。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于1993年12月1日至15日到缅甸访问半个月。在缅甸时，我这来自四川的成都客，老是想起艾老。一是因为素所敬仰的艾老早年漂泊时到过缅甸，二是因为访问期间的12月4日是艾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念中缅文化交流之情谊，伤前辈作家之逝去，于是，触景生情，在异国他乡，时常脑际重现艾老的音容笑貌。
艾老1927年大约10月间到了仰光，那年二十三岁。他在《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文中说：“仰光位于仰光江边，远洋巨轮可以开进江来靠在码头边上，是缅甸最热闹的都市。”他初抵仰光，住在五十尺路门牌四号腾越栈，病倒街头后，为万慧法师收留；以后曾做《仰光日报》的校对和小学教师，后因失业流浪到新加坡，不久又跑回缅甸，做报纸的副刊编辑。1930年冬天，他被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逮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先到香港，然后被驱逐到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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