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先生二三事

    北京大学西语系李淑教授来信告诉我：已故著名作家、诗人萧三的夫人叶华（EVA）现已八十二岁，写了一本书《中国，我的梦，我的爱》，此书用德文写成，约三十万字，在德国出版后畅销。李淑教授曾译过艰深难译的德国古典文学名著《痴儿西木传》，深得好评，叶华慕名而来诚恳邀请她能翻译这本书。李淑教授信上说：“我非常忙，而且我不爱翻译，喜欢自己写点想写的东西，但考虑到萧三是位很不平凡的人物，他与叶华的经历很不一般，这本书又写得这样好，我终于答应翻译，现已译出初稿，年底可以定稿。”收到她的信后，我不禁牵动了不少记忆，心情很不平静。想起萧三是1896年农历九月诞生在湖南湘乡县的，快到他九十八岁诞辰了！就决定写这篇回忆文章作为纪念。

    萧三同志1983年2月4日在北京病故。“文革”中，他们夫妇被莫须有的“国际间谍”帽子摧残得很苦，拖到1979年才恢复自由。萧三去世时，报上登了消息。当时我在山东，想拍一个唁电，却不知该拍往何处。我估计他已不住在原来的寓所了。而且，原来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的住处号码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于是，只好默默在心中凭吊。

    1949年秋冬，我在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工作，按照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参与筹办“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我分工的部分，包括1926年～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内。那时，我们采访有关领导同志和老工人，广泛征求、收集工运史料、图片、实物，翻查全部当时的报纸，调来敌特机关、警备司令部及法院、警察局等的秘密档案、黑名单，也研究地下进步刊物、传单，将支离破碎的材料编辑整理成系统的工运资料，写出展览说明文。我在收集到的资料中，了解到萧三同志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用的是萧子的名字，当时职务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代理团中央书记。萧三的名字弄得很复杂，他乳名莼三，这就是后来叫做“萧三”的由来，他又名克森，别名植蕃，字子，在国际文坛上常用笔名“埃米·萧”。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的特委会议记录文件上，我查到“子璋”、“璋”的名字。但当时叛徒顾顺章是军委成员，也参加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会议记录上有时用“章”字代替，而萧子是“暲”并非“璋”，因此必须弄清“子璋”与“璋”是否是萧三，而且也想向他了解当时他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具体情况，因此，我给萧三同志去信，信一式两封是请北京全国政协和北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转的。在这之前，大约10月间，萧三曾陪同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及苏联艺术代表团到上海参观访问，我在大会上见到过他，却未得到面谈机会，但那一面就印象很深刻，他的风度翩翩，唇上的细八字胡衬得他的脸严肃而有个性。他没有贺龙元帅高大魁梧，但他的笑貌使我感到有点像贺龙。信发出多日，才收到一封简单的回信，大意是说，他太忙，而且时间长了，许多具体情况已记不准确了，“子璋”应当就是他，这是“子”之误写。当时，对弄不清的情况，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展览时，他的照片及事迹均未陈列。我编写《从“五卅”到“大革命”》的画册时，也未将他的名字和事迹列入，《从“五卅”到“大革命”》画册一年后是由上海劳动出版社出版的。

    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时，曾多次向萧三同志约稿并同他谈心。他住在东单苏州胡同。进这条胡同口不远在右侧有个关闭着的朝北的小门，进去就是他的家。敲门揿铃后，每每是位老年的外国老太太来开门。请进客室坐后，每每也是她来上茶。萧三同她用俄语交谈。会客室很雅致，玻璃橱里放着各种工艺品、小摆设。萧三与叶华的男孩立昂和维佳模样都接近叶华。萧三同我谈话，他们就去边屋里了。那时，我在研究中国工运史，向萧三了解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他说自己大约是1926年春夏之交从北京调上海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下旬胜利后，由于陈独秀当时的右倾造成了形势紧张，月底他就撤退去了武汉。他告诉我：当时中央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部以周恩来为首，参加的还有赵世炎、汪寿华、罗亦农、王若飞和他等人。起义时，他主要是在闸北区活动，谈这些时，他沉入回忆，既无炫耀，也并不形容和描绘，语气平淡，面部表情却是庄重略带悲壮的，那时他仅三十岁出头，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代理团中央书记。而如今我面对的萧三已是离六十岁不远的老人了！他写过诗说：“……也曾闯阵来，火影掠刀光。余光尚补拙，但求真理张……”这“火影掠刀光”该指的就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诗所表达的心态该与他同我谈往事时那种语气和表情是一致的。

    那时，苏联大使馆有时向《中国工人》供稿。为配合纪念十月革命节，有的稿件译出后我拿去征求萧三同志的意见。我也请萧三同志为《中国工人》写稿。我想请他写回忆高尔基的文章，因为他1934年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言时曾同高尔基相聚；我想请他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因为他和鲁迅曾多次通信……但起初是因为他实在太忙，他答应了却总是未写。后来，大约在1956年秋冬时节，有一次我再去萧三同志家向他约稿并谈话时，发现他对家人脾气很大，心情非常坏。他忽然十分懊丧地对我说：“我是退伍文人了！退伍文人！以后别再向我约稿！”问他怎么回事，他未回答。但后来知道，他是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批丁玲时，因为他认为丁玲只是认识问题，不反党，于是，被从台上“轰”了下来。要不是他是老党员，说不定还会倒大霉。于是，我同他的最后一面，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懊丧但却十分正直坦荡的印象了！

    以后，萧三不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么活跃了。他编过书，如有名的《革命烈士诗抄》等，但他写的《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也小范围地挨过内部批评。因为《中国工人》不再向他约稿，我又十分忙碌，也就未再登门看过他。以后，我去山东了，他用毛笔签名赠我的一本诗集《友谊之歌》，我是带到山东去的，只遗憾“文革”抄家，也不知被毁于何处了！留下的只是他赠书给我时那个浅浅的笑容。

    萧三是位传奇人物，他同毛泽东缔结的亲密友谊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经胡志明介绍，参加过法国共产党；1934年又参加过苏联共产党。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精通俄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他同许多世界名人有交往。他在文学上的建树更是多方面的。像他这样有特殊经历和特殊贡献的人是不多的。萧三修改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在我国一直流传到60年代。每当我唱起这支歌时，常会想起萧三。近年来，我见到过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家辞典》《文化名人传略》，有的有他，但略而不详；有的连不太够格的人都列有词条，却看不到萧三的词条，心中不免耿耿，难道萧三就该这么快被文化、文学界遗忘和忽略吗？

    （本文刊于1994年秋珠海《明镜报》）

    关于老舍答学人傅光明问

    问：您感觉老舍是怎样一种作家？是否喜欢他的作品？

    答：老舍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作家；是一位文学巨匠。他说过：“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我认为他确是一位尽责的大作家！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我十分喜欢他的作品。当然，特别喜欢的是小说和话剧剧本。小说中最欣赏的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集》中的作品，还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话剧剧本喜欢的是《茶馆》《龙须沟》。我喜欢他的“老舍味”，他的语言特色、人物刻画、北京色彩。

    问：您如何评价老舍解放后的创作？

    答：曹禺早说过，“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衡量和取舍老舍的作品，应该留给历史和后世去评价”，确有见地。我是不同意否定老舍解放后的全部作品的。老舍解放后，政治热情高涨，写了许多作品，今天来看，有些配合政治、政策的作品是他作品中之“短”，但任何作家也不可能所有作品个个都好，老舍解放后的剧本中，《茶馆》和《龙须沟》是出色的。有一个《茶馆》，老舍先生就不朽了！可叹可惜的是由于“左”的倾向恶性发展，1963年至1966年，老舍的创作出现过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停过笔耕，这事实足以说明老舍如果在和风煦日下，他是会有杰作精品不断问世的。

    问：从批胡风到反右，老舍一直是运动的参与者，都响应党的号召写过一些批判文章。您怎样看？您认为他当时参加政治斗争抱的何种心态？

    答：经历过那些错误运动的人都知道：谁也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想不参加运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大家常是抱着一种没奈何的心态参加运动的。写批判文章每每是一种政治任务，交任务给你，你不写也得写，而且，有些运动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未必搞得清是怎么回事，只能遵命响应号召写大字报或写文章表态。我觉得老舍是位正直的人，满腔热忱“听党的话”。他当时参加政治斗争，不外是按要求办，也许同时会有无奈的心态。他是个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不是个好搞阶级斗争的人。

    问：您是什么时候怎样知道老舍投湖的？当时有什么想法？

    答：知道得很晚，因我“文革”中也受冲击（当时在山东一所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记得知道时已是1967年了，我怀着思念和痛悼，想起50年代时（约在1954年冬及1960年冬，我都在北京到老舍先生的“丹柿小院”里拜谒过他，我那时是《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见到他的情景。他给我热情、和蔼、谦虚的好印象，我觉得他是位可尊敬的前辈作家，是个好人，竟遭迫害至此，太使人伤心和愤激了！

    问：您今天如何评估老舍的死？我们应怎样反思“文革”？

    答：老舍先生死得太惨太可惜！如果不死，他必然更会有极好的奉献。但他遭到了那么丧失人性的迫害与摧残，他用死来表白并抗议，无可厚非！“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历史已做了结论！全盘否定它理所当然！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目的是给人间以是非，使中国今后再也别出现这种罕见的灾难！

    问：您为老舍做过什么？

    答：1983年10月，我由山东调至四川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辑，当时，社里正出现代作家选集。其中的《老舍选集》（共五卷），已经在1982年出了一、二、三卷（长、中、短篇小说），第四卷是话剧。到1984年10月，四川文艺出版社成立，我是第一任书记兼总编，这时，舒济同志所编的第五卷（散文及其他）已交来，责编是李定周，我终审签发了这第五卷并出版。

    1993年，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编委会，与江晓天、殷白等同志负责小说卷，在长篇小说中，我在编委会上提出并主张将老舍的《四世同堂》选入“书系”，我认为过去对这部小说不仅未予重视，且有人批评是不对的，理应为之正名、平反，这实际是一部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战时期生活和斗争的佳作，应选入“书系”传之不朽，也将这作为对老舍先生的悼念。结果，得到其他编委同意，将它选入“书系”中国卷第2本总第42本。

    1998年5月30日，在成都“巴国布衣”餐馆一次宴会上与舒乙同志见面（他与陈建功、邵燕祥、林斤澜同志到成都）。席间，我端详着他，从他脸上仿佛看到了他笑貌中的一种“老舍味”，我动了感情想告诉他一些什么，但只说了一句：“五六十年代时，我在北京从灯市口丰富胡同往里走，到府上看望老舍先生时，你们院子里那棵柿树上的红柿子在冬天可真好看！……”老舍先生的不幸惨死，使我不想多谈那段乌云漫天的日子和往事。当时，舒乙同志不可能知道我的感情。

    （本文刊于1999年夏《成都晚报》）

    夏衍和《包身工》

    《包身工》是夏衍同志1935年写的一篇优秀而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现在流行的有两种文本。第一种是原著《包身工》，可以197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中的《包身工》为代表，全篇近一万字。第二种是1959年《中国工人》杂志第五期上刊登的《包身工》一文，全篇不到七千字。后一种文稿，当时全国不少报刊转载，目前尚在流行。例如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2年8月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所用的就是这一文稿。又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2月及1980年3月两次印刷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所选的《包身工》一文，也是后一种文稿，只是又经过编者根据课文的需要略加删改。高中语文课本在“十年动乱”之前选用《包身工》一文时，文末曾注明：（原载《中国工人》）。现在的课本上已删去这一个注解，遂更使不了解情况者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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