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谢老慈祥地看着我，告诉我：30年代初，他到湘鄂西苏区一个人独自主编一张《工农日报》，从外勤到编辑，从校对到油印，都是一个人做。报纸是油印的，印得同石印一样的好。说时，他笑了，笑得特别慈祥。我也笑了。他问我：“喜欢唐诗不？”我说：“过去读过也背诵过一些。”他说：“你们的刊物叫《中国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刊物，办好刊物责任重大。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听群众讲的真话，李白有诗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下情不能上达，你们就有责任！你们当‘浮云’，那就是未尽到办刊物的责任。”我告诉他，我们都常下工厂了解工人思想情况，也不断编印“内参”，供有关领导部门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与存在的问题。他点头，说：“那就好！”他话虽不多，但言简意赅，使人感到指导有方。回去我在编委会上传达了谢老的话，大家都被这位革命老人所感动。所以，此后每当我听到下情能够上达或下情不能上达的事时，总不由得会想起可敬的谢老！
（本文刊于2014年第1期《晚霞》）
沙湾镇，忆郭老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乐山沙湾镇有他的旧居。我与起凤到他的故乡，深深为那里的绮丽风光吸引，潺潺的沫水与若水舒展在一片绿山之前，诗情画意扑面而来，立刻使人想到郭老的满腹诗情才华。
旅行车停在沙湾镇大街上，前行不远就是门前高悬“郭沫若旧居”匾额的一幢黑色古老建筑。来参观的人不少，旧居大小三十六间屋保存得很好：进门后左右两间大屋，悬挂着郭老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生活照片，靠墙的玻璃橱里，陈列着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物、手迹。沿着甬道朝里走，有他诞生的小房，父母的居室，厨房，水井，他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还有一些房间陈列着一些名人题字，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及书信，以及郭老与外国友人的大量合影照片。这位文化名人的业绩与他一生的经历在这里都得到了记录和重现。在旧居里参观，我情不自禁地忆起了50年代时在北京与郭老的一些接触。往事历历，既有思念，又有感慨……
1953年春，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按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参与筹办《工人》半月刊。为了第一期就顺利打响，我前去郭老家中组稿。
郭老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院胡同5号，外表是红色的大门，进去是一幢很大的西式楼房，有花园，宽敞的客厅有里、外两个。在我感觉上，这平房的客厅是后来加盖了同楼房连接起来的。住宅的围墙上有电网，电网上安着红灯泡。进门右侧，传达室有警卫彬彬有礼地让客人填写会客单。我去的那天下午，正好郭老在会客，客人是蔡廷锴，秘书王廷芳请我坐在外客厅的沙发上等待。等郭老送走客人回来后，我便起身招呼郭老，握手坐定以后，我抓紧将组稿的要求谈了。郭老起先似乎不想写，但我强调这是全国性的工人刊物，郭老竟点头说：“好！”这使我有一种感觉：郭老对工人阶级是特别重视的。以后在多次接触后，证明了我的这一看法。他应邀为我们写了《回忆斯大林》一文，我们发在刊物的头条上，引起了不少报刊的注意和转载。
《工人》半月刊后来决定改办为《中国工人》杂志，我任主编助理兼编委，刊物第1期在1956年11月出版，郭老应我之邀特地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刊物上。全诗开头部分如下：
我们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主人翁，
我们的热情像炼铁炉一样通红，
在国家建设中要起带头作用。
要使新式的机器在工厂中交响，
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中朗诵，
翱翔在水中，陆上和空中。
还要潜下水底、钻进地层，
争取向别的星球开始活动，
要让原子能听我们和平利用……
诗味是不强的，但他是认真写了的。
后来，我们《中国工人》杂志的几个编委分工固定联系一些作者，郭老一直属于我分工联系。他平易近人，对工人刊物约稿，总是乐于应承。但因为他忙，平时尽量不去打扰他。1957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要召开科伦坡会议。当时，《中国工人》杂志组织了首都著名画家包括齐白石老人、何香凝老人、陈半丁、于非等一共十位，画了一幅大画，取名为《和平颂》。画面上有鲜花、有和平鸽、有假山石等。白石老人那时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轮到他作画时，本想请他添上几笔就行，谁知他当时竟在画中央点了个墨团，多亏陈半丁、王雪涛等画家把白石老人扶下来休息，将他点了墨团的地方改缀了块假山石作为掩饰。画上请郭老题了“和平颂”三字。这幅画交由中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带往大会作为献礼，并由新华社将稿发往国内外。
到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我们决定仿照《和平颂》那幅画的形式，请陈半丁、王雪涛等名画家画一幅彩墨画。并请郭老题诗，作为刊物的插页。我去约稿，郭老慨然应诺，给画起名为《五一颂》，并配了诗，我还记得诗中有“五一声威壮，劳工创大同”的句子。这诗当时在5月1日的《北京日报》上也发表了，其来源则是由于有这幅画在先。也是在1960年，我选了一些工人创作的优秀诗歌送给郭老去看，请郭老看了一些工人诗歌后发表点感想并对工人谈谈诗歌创作。郭老当时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但郭老同意写这篇文章。后来，我如期到郭老住所取稿，秘书王廷芳同志交给我郭老写的这篇谈工人诗歌的稿子，字数两千字左右，但选了一些我送去的工人优秀诗歌作例，深入浅出地谈了工人诗创作方面的问题。郭老用毛笔写稿，红格稿笺，字很小，书法刚劲俊秀，未打草稿，改动处不多，稿子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
我在参观中，一直回忆着这些如烟的往事，心情很难平静。步出郭老旧居，已是将暮时分了，登车驶向归途，只见远山早已隐没在氤氲的雾气中，河上有迷滞的雾，远处近处的田野、房舍、竹丛也全有缥缈的暮霭在掩映飘动，但参观郭沫若故居时那种步入历史之感，却在心头荡漾久久不能摆脱……
（本文刊于1985年上海《文学报》）
三见黎玉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黎玉，是位长期蒙受极大冤屈而仍以大局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他1906年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促使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宣传进步思想，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黎玉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做党的工作，勇敢、机智地战斗。1934年春天，黎玉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到中央河北省直南特委工作，先后兼任过直南特委和直鲁豫边特委的书记。因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受到错误的批评撤职处分。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河北濮县一带成功地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不久，刘少奇到北方局担任书记，取消了对黎玉的处分并肯定了黎玉的意见。
1936年4月，黎玉奉中央北方局之命，到山东恢复建立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书记，工作取得了成绩。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下党省委在党中央指示下部署了武装起义。黎玉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并兼任起义部队的政委。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中共山东省委组成了一支四五万人的抗日武装，为建立山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有了这基础，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了大批干部来山东抗日战场，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任政委。
1939年，徐向前、朱瑞等到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境内的八路军部队。黎玉仍任山东纵队政委。到1940年夏，随着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山东抗日工作的领导并适应民主政权的发展，7月26日到8月2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数百人在沂南县城西南二十八公里的青驼寺，召开了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青驼大会，正式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省人民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黎玉任战工会首席组长，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冬，山东军区机关遭到“扫荡”的日军包围，黎玉率领军区机关仅有的一营警卫部队与万余日伪军作战，打垮敌人八次进攻后，黎玉负了伤，仍率队胜利突围。到1943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黎玉任军区副政委、山东战工会主席等职，协助罗荣桓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
到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率主力北上，黎玉任山东分局书记。不久，新四军到山东，成立华东局，黎玉任副书记，并先后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协助陈毅工作，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进行土改、粉碎蒋军重点进攻做了许多工作。可是，1948年，山东土改复查时期，在康生等把持下，给黎玉扣上了一大堆不符合事实的罪状，罪状之一是说他“使群众只知有黎主席不知有毛主席”，使他蒙受了极大冤屈。从此，黎玉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不计地位高低，由于土改复查时期的错误结论，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也继续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搞运动时，有时就会联系到他。但他一直认真地工作，从不动摇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上海市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央财委劳资教育组、财政组组长，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八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他始终在埋头工作。到“十年内乱”时期，他的遭遇更惨，康生对他进行迫害，说他是“叛徒”，他受到的凌辱与打击更多。但他相信正义必会战胜邪恶，挺着身子走过了严寒时节。粉碎“四人帮”后，他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又退居二线，担任一机部顾问、农机部顾问。压在他身上达三十九年之久的错案，也由党中央在经过大量调查、甄别之后，终于在1986年3月13日进行了彻底平反，给黎玉同志恢复了政治名誉。如果从1926年算起，到1986年，整整六十年。黎玉为党为人民努力服务了六十年，而其中有三十九年是在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下在鞠躬尽瘁的。这应该说是做到“忘我”、做到“大公无私”了！所以，当沉痛悼念他的时候，我就感到在悲伤之外能给我启示和咀嚼的回忆更多。
我第一次见到黎玉同志是在1950年的夏天，在上海。
上海是1949年5月底解放的。我在6月到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文教部工作，任务是给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同志刘长胜（主席）、朱俊欣（副主席）、汤桂芬（女工部长）等起草讲话稿，审查电影及书刊稿件，负责华东、上海职工广播节目的安排，编辑工人课本等。到1950年夏天，上海市总工会决定创办一个劳动出版社，除出版工人课本外，还出版工人阅读的各种书籍。文教部决定：请陈毅同志题写“劳动出版社”五个字，并要我负责联系完成。
当时，上海市军管会在外滩，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福州路江西路的弓形大厦（这里原来是国民党上海市府大厦）内。我带了介绍信，就先到军管会找陈毅同志，接着又到福州路江西路的市委、市府大厦找陈毅同志。但都未见到。两处都有秘书模样的人员要我留下介绍信并说明来意和要求，让我等着听答复。我坚持要亲自见见陈毅同志请他题字。这就决定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我到福州路江西路的市府大厦去，仍未找到陈毅同志。在二楼过道里，忽然看见一个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穿黄军衣佩红底黑字军管会胸章的人迎面走来。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上海总工会的制服（蓝布列宁装，佩白底红框黑字的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符号），这人见了我就问：“你什么事？”那意思是问我要找谁有什么事，又似乎夹着“你为什么在这里东张西望”的意思。
我说：“我要找陈市长！”
他看看我的胸章，说：“呵，你是总工会的！”又问，“你什么事？”
我把介绍信递给他看了，扼要说了情况。
他说：“我给你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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