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曾到苍山收集创作资料，但当时是为了要收集创作戏剧的材料。在文化馆见到了丁一，他那时处境还很艰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很厉害的冲击，臂膀也被折断过，但他见到我时仍同我谈起了王思玷的一些情况。他说：王思玷后来弃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参谋，这大概是1925年的事。不幸次年深秋却在家乡兰陵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作战中牺牲了。打死他的是当地的封建武装。他死时才三十一岁。丁一说：“这样的文人可不多啊！”丁一谈的这些情况使我受到震动。我知道北伐战争前后，鲁南地区特别是枣庄一带，革命活动是活跃的，风云变幻很激烈。1927年夏，北伐军曾占领枣庄，可惜的是那时距王思玷去世已经半年多了！他没有能亲眼看见北伐军胜利进军的盛况。我当时确实有过想写一写王思玷传记的念头，我崇敬一位年轻的有才华的作家为国民革命弃文从武献出生命的精神。但当时条件不允许我花大量时间去做这件工作，事情搁下了，只在我的创作素材记录本上记下了王思玷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一些我所掌握到的情况。丁一后来由苍山退休回到了北京，80年代初我同他在北京见面时，他还谈起过这件事。可现在他已作古，当我怀念起他时，常把王思玷的事与他联系在一起，使我想到他的热心肠。
1983年，我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时，当时终审签发《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三册，因发现第一、二、三册的名单中均无王思玷其人，我感到遗憾。到1984年终审签发《中国文学家辞典》第四册时，发现了王思玷的词条，这使我很高兴。如果第四册上再没有，我是要提出补上的。王思玷的这个词条约有八九百字，比较长，从中我了解到，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1921年到1924年之间。处女作短篇小说《风雨之下》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十二卷九号，被评为“风雨之夜”征文优秀小说之一。也了解到他五四运动后确回到家乡与哥哥王思璞在一座古庙里办过高等小学。更知道他弟弟王思瑕曾将其生前发表的作品抄成一集准备出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散失。
面对这个词条，我既有哀思也有欣慰。定稿时我一字未删，一字未改。但有些问题比如王思玷原名究竟是王思璜呢，还是王思玷？他曾用笔名究竟是王一民，抑是王亦民？他少时是读的家塾，抑是乡间私塾？他在临沂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抑是在临沂中学堂学习？他在南京铁道专门学堂学习，抑是在南京铁道专门学堂预科学习？他“五四”后到家乡，是在兰陵小学执教呢，抑是自己办了一所高等小学？诸如此类的问题均难在当时作出准确的考证，只能按未必准确的稿定稿。这使我在当时签字发稿时心头不禁遗憾：我既在鲁南长期工作并创作，且对王思玷先生怀有敬意，何以当时竟未曾好好收集一下有关他的史料？这样一位现代作家是不应被湮没或忽略的！他的作品留下的虽然不多，但在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能动感情，尤其是能真实地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鲁南的残酷而又苦难的现实。当然，同时令我钦佩的是他的为人！称他的捐躯为国殇，是不会错的！所以，现在当山东苍山县所编的王思玷先生的选集能有出版的机会之时，我很愿写这样一篇文章，写出我的一些遗憾，却也同时用这篇文章来弥补我的一些遗憾。
（本文系1985年应中共苍山县委所邀为王思玷文集所写）
为耿济之鸣冤
友人来访，谈起耿济之，说：“他做过汉奸！”我摇头说：“没有！”他说：“千真万确，周佛海日记上讲的！”后来，他给我寄来了《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仰湖、王仰清标注），在1940年2月19日周氏日记中果然有这样一句话：“接见耿济之、杨揆一、刘兰江等，所谈均关于人事者。”在耿济之名字下，标注者注曰：“耿济之，名匡，上海人。抗战前历任驻苏联列宁格勒副领事，驻伊尔库茨克副领事，驻赤塔领事等职。”面对白纸黑字，我只好苦笑。
其实，这里的“耿济之”是周氏的笔误。这笔误本来理应在注解中纠正，标注者未纠正，反倒将错就错，把耿济之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变成了与大汉奸周佛海会面谈人事问题的汉奸，张冠李戴，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耿济之，原名耿匡，字孟邕，笔名耿济之、狄谟。上海人。1899年生，1918年就开始翻译俄国文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瞿秋白同为北平俄文专修馆代表，积极参加五四运动。5月与许地山、瞿菊农、瞿秋白、郑振铎等编辑《新社会》周刊及《新中国》月刊。1922年至1936年，在伊尔库茨克、列宁格勒、赤塔、莫斯科、海参崴等地担任外交副领事、代理领事及总领事工作。1937年因病辞职回国。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隐姓匿名埋头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八年。1946年，因生活困难，由亲友介绍去东北沈阳中长铁路担任总务工作，1947年3月2日脑溢血病故。他是中国文学翻译界，特别是介绍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先驱者之一，译著甚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遗译如《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俄罗斯浪游散记》《白痴》等都再版发行了。耿济之从未做过汉奸，无端给他抹上一笔黑实在冤枉！
那么，周佛海日记中所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显然是周氏的笔误，将汉奸“耿绩之”写成了“耿济之”。
在1940年周佛海9月8日写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句：“下午接见李丽之、顾继武、耿嘉基、上田省一等，分别有重要商谈……”1942年8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晚赴耿绩之家便饭。十一时返。”这个耿嘉基，字绩之，1899年生，江苏松江人。抗战前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法文秘书、法租界工部局华董，附汪投敌后，任社会部委员、汪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中政会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总务处长等职，与周佛海关系密切，因罪恶深重，1944年2月见日寇处境日窘，自杀身亡。周佛海在1944年2月7日的日记中，悼念他这个心腹人时说：“闻耿嘉基自杀，不胜哀悼，一周前尚与谈准备应付混乱时期也。唯余将来恐亦难免此途，盖与其为日军或共产党所辱，不如自裁之为愈。耿自杀，原因虽不明，但能出此，亦为自重自爱之好汉也。”充分体现了兔死狐悲的心情。周佛海此时已早与重庆方面搭线，日军此时已呈败局，他心里忐忑，在1944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说过：“今年内必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余辈大有为大浪卷去而沉入海底之可能也。”所以，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条注解理应说明“耿济之”是“耿绩之”之误，并对汉奸耿绩之作一介绍。不然，以讹传讹，耿济之先生将死不瞑目。现在有些书，常有些不应错的严重错误，谬误流传，使人不能不想起别林斯基的名言：“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变得更无知。”出版《周佛海日记》是有价值的，这本日记中的绝大多数注解也是好的，但涉及耿济之的这条注解却错得太离奇，涉及名人声誉。问题还是在于不认真。在编辑工作上只要慎重考查一下，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
（本文刊于1992年2月《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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