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他在革命回忆录中这样写过：
王洪溥就将我在南京的户口报在凌家，户主是凌铁庵，这样，我在上海和南京都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得到了方便和掩护，我同王洪溥之间思想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了。
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关于南京《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千方百计不“批准”发给“登记证”，还经常指使特务、流氓到中山路《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骚扰恐吓，到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筹备《新华日报》的同志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新华日报》遂未能同南京人民见面，但这段斗争历史是令人难忘的。
我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在上海时常住在王洪溥家得到掩护。后来，祝华同志以公开身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工作时，我们有时就悄悄在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王洪溥家楼下见面。有时在天黑后，只听到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的玻璃窗轻轻敲响三下，王洪溥就知道是祝华来了，马上去开门。但1947年3月5日，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周公馆的同志全部撤离上海。当天，王洪溥曾利用他的记者名片要去马思南路107号同祝华见面，代我传递信息，并表达一种告别的情意，但被军警阻挡未能见到。后来，当内战烽火燃烧时，他写过《怀念祝华》一文，当然那是发表不了的。
这里，陈展的记载有误，我去马思南路107号要见祝华，代陈展传递信息是3月3日，不是3月5日。此外，祝华在这之前有一天夜里来我住处，曾与陈展同将一包文件及契约交给我母亲收藏。这包东西我与母亲合计后，决定放在大衣橱底下（大衣橱下边的垫板是用螺丝钉拧住的，我们将螺丝钉拧开，把文件放进去，再将螺丝钉拧上）。这包东西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取出来交给陈展，转交祝华。
我在1947年3月9日写过一篇通讯特写，题为《上海滩的潮汐》，由上海寄发在3月25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印证：
三月一日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从国共战事发生以来，双方不绝如缕的和平希望，至此遂演成正式破裂，苦闷得麻木了的人心，对于目前的中国情势，又能作怎样的想法呢？倒并不是留恋这一二百个中共的办事人员，只是对于正式揭幕了的残酷内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因着和平的不能觅得，谁能够不忧心如捣！？谁能够不长叹欲哭！？
三月三日我去到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刚望见那一座三层楼的西式楼房时，两个武装警察拦住了我。我的记者名片，因为局势严重，并未发生作用。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都见不到！三月五日上午，他们一共三十多个人，全部登上了凯旋号车，由上海先到南京再转飞延安，为了和平谈判而成立的“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从今以后成为历史名词了，和谈已经死了！我回到住所，将去年夏天在南京参加中共记者招待会时，拿回来的政协文献、停战整军文献等，一齐丢掷在熊熊燃着的炉灶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自己的热情也死绝了！
北平深夜搜查户口捕捉居民的新闻，上海各报登载得不少。当苏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后，上海更不能不风声鹤唳了！上海各大学教授陈望道、张志让、马寅初等66人响应北平朱自清等十三教授抗议当局的宣言，在三月八日也登遍了各报，吴铁城秘书长虽然在三月七日向记者宣布，保证上海不会有同类的事发生，但人心仍是惶惶，愿意这一个保证可靠吧！愿意上海安定，让老百姓苟延残喘活下去！
……的确，如果没有内战，谁能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模样！？而现在眼前的事实，却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无数的痛苦，无数的愤慨，无数的怨恨。……回上海快半年了，心情从来没有像近来这么懊丧过！苦闷呵！苦闷得要爆炸！
三、他随时可能被枪毙
陈展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后来，在我介绍下，他与我家一位经商的亲戚汪国华相识。当时，党办了个地下兵站“笙记行”，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上租了写字间，这写字间就在沙千里律师事务所隔壁。陈展是地下兵站“笙记行”的经理，他与汪国华合伙在上海秘密采购医药、钢铁、纸张、五金等苏北解放区急需的物资，秘密找通关节由上海运往苏北。陈展手中有空白信笺，上有曾山同志的亲笔毛笔签名。用这信笺，船只到苏北解放区后就是介绍信兼路条，他曾将信笺交我收藏保存。汪国华是个巨商，在上海商界颇有信用，在资金、采购、掩护上都能出力。地下兵站的工作本来一直很顺利，但到1948年深秋，地下兵站竟被敌人特务侦知，“笙记行”被敌人破获，陈展也被捕入狱，形势严峻。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受尽了酷刑。我得知“笙记行”被抄查，又怕特务来我家中抓人并抄家。我立即毁去一切会造成不利后果的书刊物件，并去与汪国华商议办法。
那晚下雨，我在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里坐着，忽听玻璃窗上轻轻敲响三下。这是我与陈展及祝华（此时祝已撤离上海）等约定的暗号。我大吃一惊，忙去天井里开门，谁知门一开，雨中站着的竟是一个打雨伞的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将我吓了一跳。他问：“你是王洪溥吗？”我点头说“是”，他马上说：“走，进屋谈。”我将信将疑、心情忐忑地将他带到厢房里，他突然说：“陈展让我来找你的！”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上了重刑，但还不要紧。”我故意说：“他太冤枉了！怎么抓他的？”那上尉从袋里取出一包香烟，从烟盒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上将香烟撕开，烟丝中有一个极小的纸卷出现了。他将纸卷递给我说：“你看看！”我忙去绿色的台灯下打开纸卷一看，只见纸卷上写着蝇头小字，确是陈展的笔迹。现在还模糊记得写的是：
“溥兄：我为将本求利运货去苏北被捕，现押警备部大牢。我是正当商人，实在冤枉。因触犯紧急治罪条例，可判死刑，望速请凌老伯与七姐救命。”
那中尉见我收到纸卷并看了，只说：“快想法救他吧！”拿起伞来就冒雨走到天井里了。我给他开了大门，目送他在雨中黑暗里远去（解放后听陈展说，这中尉是一个打入敌人警备部里的同志），心里五味俱全。我上楼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又去南昌路光明村汪国华家与他一同商量。当晚我就坐火车去往南京，找凌铁庵老伯和凌起凤（即陈展所说的“七姐”）求救。为救陈展，他们父女特地到了上海，找了上海各方人士营救。
当时，找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找了在上海有帮派势力的监察委员杨虎，找了掌握实权的新任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为此，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宴请了他们。席间提出：亲戚陈展是正当商人，无政治问题，做物资交流生意，现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请求保释。但陈大庆自恃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当时受到重用，做了汤恩伯的副手兼淞沪警备司令，非常骄横死硬，说是要回去查问一下弄清是怎么回事，含糊地说“该放就放”，实际却是说“不该放就不能放”。最后，因“案情重大”，陈展等很快被押送到南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去受军法审判了！
怎么办？军法审判意味着陈展随时可能被枪毙。汪国华是南通人，但他不敢在南通出头露面。他说：“只有用钞票开路，到南通把金条放在军法官面前才能救陈展的命！”
我去打听情况：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南通指挥所军法处在南通城里，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顾锡九兼任南通指挥所主任，他是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堂弟，手下有六个团，经常在苏北“清乡”，军法处属他管。我找了当时颁布的《匪区交通经济封锁办法实施细则》来看，见口气十分严厉随便杀人是十分可能的。于是，我同母亲商量，也同汪国华先生商量。母亲说：“让洪溥陪我去，就说陈展是我干儿子，或是我女婿，我用母亲的身份出面，比谁都好，有洪溥陪伴，许多事他都能办，可以放心。”我本意是独自一人去南通活动，但母亲说得有理，我虽不放心，也只好同意这个方案。
于是，四处设法并罄尽家中所有积蓄，汪先生也送来了条子（当时黄金分成大条子与小条子，又叫“黄鱼”，大的十两一条，小的一两一条）和银圆，我们很快就坐夜行船去南通了。
四、去南通用金条买人头
那个冬天特别寒冷，船行一夜，朝阳初升时分抵达南通天生港。江面一抹通红，岸上破烂嘈杂，一些军装不整的零散国民党士兵夹杂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中间，一派兵荒马乱的感觉。我和母亲初到南通两眼一抹黑，我当时名片上有三个记者头衔，即重庆《时事新报》上海、南京特派员，上海《现实》杂志社记者，台湾《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起初，我认为有这些头衔的名片便于我做营救工作，但后来一张名片也没有用。我同母亲雇人力车想到军法处附近找旅店住下。车夫说：“弄不清军法处在哪里，但有个关犯人的大牢在城北，隔上几天就有人在那里被枪毙！”我就叫人力车把我们拉到靠近大牢附近的旅店里去。那两个车夫很机灵，把我们拉到一家叫作“吉祥旅店”的小旅馆安顿下来。
住店时，职业一栏，我填了“商”，我觉得填上“记者”政治性太强了，不好。
说来也巧，这旅店里平时常住些探监的犯人家属。那老板是个黄脸皮的瘦子，脖子有点歪，总是抽着香烟，穿件土布棉袍，人挺精明。他同军法处的人有联系，实际是替军法官和管大牢的人员牵线的。探监的犯人亲友找了他，出价合乎他和管牢的人员的心意，就可以去探监，甚至可以替犯人减刑办保释。被枪毙了的人犯，家属要收尸也得花钱，完全像做生意一样。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形势已很恶劣了。好多队伍都从西边撤退下来，纪律坏，抢劫、强奸的事也多，传说不久驻军全要撤往江南。有钱人逃离南通的已经不少，军心早已不稳。我觉得这是好时机，可是陈展的事又得抓紧办，要是迟缓了，怕一旦有变，连哭都来不及，所以同母亲两人心里都很急躁。
老板娘正生了孩子坐月子。我让母亲去同老板娘套近乎，并在附近店里买了不少礼品给老板和老板娘。然后，同老板谈起心来。我问老板：“认得军法官吗？”老板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少不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穿穿针引引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他问：“你们有亲属在大牢里？”我点点头。老板说：“最近，到我这儿买人头的人也有！我这说的是重刑、死刑犯，以前比较难，现在形势紧好办点了！只要舍得花金条，人头是可以花钱买的！死罪不死，保释出去也不是不行！”我说：“为什么现在好办些了？”老板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嘛！谁不想趁乱捞一票好走路呀！”我问：“要花多少钱才行？”老板说：“那得看罪大罪小了，不一定，罪轻的花几两金子保出去的也有！”我对老板说：“我有个妹夫，做生意的，冤冤枉枉就给抓了。我母亲与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他，保他出去。我们在南通熟人少，认识了你，真是有缘。要请你帮助呢！”他说得活络：“这种事，要看犯人犯的什么罪。冤枉的跟不冤枉的不一样，罪轻的跟罪重的不一样，好办的与难办的不一样。这军法处的几个军法官，为人也不一样。说实话，办这种事我也怕受牵连！军法审判，弄不好牵连上共产党的事，是要吃卫生丸的！但我看你们母子人不错，能帮忙我一定帮！不过话说在前头，花不起钱是办不了事的！”
我向他打听了军法官的情况。他说处长是个上校，姓周，最凶，常判人死刑。他认识的一个军法官是个中校，姓蒋，如果案子在蒋法官手里，就好办些。并说，有个死刑犯花钱保走了，蒋法官弄了个别的犯人枪毙了就顶替了事，巧妙得很。谈到这里，我就将陈展的名字写给了他，托他打听案子在谁手里，犯的罪会怎么判，并说希望先让母亲和我探一次监，同陈展见见面。老板点头说：“我试试看！”
“买人头！”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听到这说法，真是惊心动魄。陈展在死亡威胁之下，我们需要买他的人头，救他！现在希望虽有，估计困难必然还很多。
果然，那旅店老板来说：“糟得很，陈展是个要判死刑枪决的重犯，由周上校亲自审判！蒋法官说这事他插不上手。”
我和母亲像五雷轰顶。老板又说：“探监的事蒋法官说可以试一试，但必须给管牢的弟兄们烧点香。”
“烧香”，就是花钱打点。我和母亲都连声说：“这没问题，一定烧香！管牢的弟兄们和军法官都烧香。”我们又求老板一定要救救陈展，“宁可破财也要救他！你帮了忙，我们一定也重谢！”那老板好像来了点劲，但说：“不是不帮忙，实在是周上校太厉害，他从不收礼品，有人买了礼去他家，他把礼品全甩了出来，名声在外，谁都怕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