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由于凌铁庵早期对辛亥革命和北伐功高卓著，被聘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1948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内战期间，凌氏曾多次保护营救过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及爱国学生。当时出版的《人物》杂志，曾以《盲目不盲于心的凌铁庵》为题，对其事迹作过评价；上海《现实》杂志及南京《新民报》等也均有专访发表，赞誉他“倡导救乡运动，救安徽贪污政治下的三千万人民”。
凌铁庵作为辛亥革命元老，一生爱国，为人正直，晚年在台湾赋闲，日夜思念大陆及家乡。1962年临终前，遗嘱要把他的遗骸运回大陆，埋土家乡。逝世后，其好友于右任先生亲书挽联悼念曰：“尽国民天职，盲目不盲于心；是革命人豪，寿己兼寿夫世。”
1995年春，先生骨灰由台湾归葬安庆“三胞公墓”。统战部门安排了盛大迎葬仪式。
（本文原载于1996年第5期《海峡》，后又刊于2011年10月10日《安徽商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刊）
怀念陈铭枢
1945年的深秋，重庆陕西街曹家巷江苏银行后面的一幢洋房的三层楼上，常常拥满了许多痛感国事蜩螗的人物，那时，胜利不久，人心还陶醉在美丽的幻想之中，但内战的征象却已经很显明地表露出来了。三层楼上的主人是一个广东佬，高颧骨，方脸盘，戴着眼镜，蓬蓬的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衣着不讲究，但常叼着一个烟斗，到他那里去的人，民盟的也有，国民党的也有，无党派的也不少，朱蕴山、蔡廷锴、蒋光鼐、罗隆基都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们谈国事，谈政局，常常想在本位的努力上，使中国更民主更进步，但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虽然在当时，主人曾经赋过“水远山长一草庐，八年陶醉有诗书。而今座上客常满，又有兴亡到老夫”的七绝，但曾几何时，客人散了，主人也默然了，镜花水月一场空。到如今，又是春暖花开的天气，但是他仍然蒙受了深秋萧瑟的气息，息隐在香港，偶尔从报上的电讯里，看到关于他一丝半滴很不详尽的近况，知道他仍在为民主与团结致力，但在这每况愈下的局势中，哪天能收到些微的成果呢？我怀念他——这壮心未已的老人——陈铭枢。
抗战八年，他的行动常被监视，他的确是“陶醉有诗书”。欧阳渐大师在江津支那内学院讲学，他是最虔诚的弟子。他钻研佛经，临写碑帖，但他究竟不是等闲之辈，大局江河日下，他终于在八年将息之后，又复活了当年神采，想不平凡地做点什么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在做着还乡梦的时候，是他最活跃的时期。1946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会在重庆曾大规模地举行。当年他是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他在会场上的演说中讲：“这是十九路军的将士最后一次发动纪念‘一·二八’，以后这一个纪念，应该由中国全体人民发动，来纪念，因为‘一·二八’是全中国人民最光荣的一段奋斗史，这一个光荣史不单属于十九路军，它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这话没有错，今年的“一·二八”纪念就是在上海由各界发起庆祝的，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悲壮慷慨的“一·二八”抗日战争的。
中华革命党老党人凌铁庵和他的私交极好。1946年1月的一个中午，我和重庆《益世报》的采访主任邵加陵兄到余家巷凌家时，正巧见到他在凌家的厨房里亲做庖厨。他说他做的菜名叫“黄浦蛋”，那是他当年常常吃的。他教凌铁庵的女公子做，做法是“一斤麻油加一斤猪油在锅里熬，再打十个调好的鸡蛋煎成蛋浆”。但结果他两手油腻，蛋的滋味并不好，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吃得很多，而且风趣地说：“好吃！很好吃！”事后，邵加陵回报社写了个小稿说起陈铭枢做“黄浦蛋”的事，但被扣发，这说明当时当局对他的看法是怎样。
承受着压力，他要离开重庆回南京或上海了。但他的机票是当时许多好朋友出力才得到的。一天傍晚，大雨之后，街上积水未干，我看到他手里拿了雨伞，穿着布褂飘飘然地走在湿漉漉的泥泞道上，我不由得想起政坛人物的命运无常与人生的虚幻。
我了解他的经历。他，字真如，广东合浦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早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24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9年当选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又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年底代理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1932年1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不久因秘密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等事，弃政出洋，旅居法国。1933年回国，与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任国府委员兼政委会主席，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闽变失败，逃往香港。1936年8月，国民政府撤销通缉令，1937年1月回国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挂职于国民外交协会，其实是在当局密切监视之中。往事苍茫，道路崎岖，如此而已。
他走，我们送他，热烈地握手，飞机远了，那是1946年2月间，他回到南京。在南京郊外，他有一片广大的农场，他自己取了个名字叫作“大士农场”。他保持沉默，在农场的树木果园中消闲时日。偶尔也到上海住几天。他并不是个爱沉默的人，也不是个在农场里与草木相处的人。国事阢陧，其实谁都知道他是有“难言之隐”，他的沉默迟早会爆发，他不能无动于衷。
确实，他终于突然秘密到香港去了！[1]很久没有见面，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既零碎也无从对证。我怀念他！但如果他能看到我写下的这篇怀念文章，他一定会对我说：“你，这个多事的青年人！”
（本文刊于1947年4月1日上海《文汇报》。但《文汇报》不久就被查封。）
注释：
[1]陈铭枢去港后，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1965年5月在北京病故。
从天上到“地下”
——我和陈展、祝华同志的故事
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亲身经历的一段旧事，发生在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时光像水一般流逝，记忆已经遥远，但印象那么深刻，许多事回想起来仍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一、一次神秘的旅行
人生的道路都是由自己走的，只是这常常又同你所接触的人有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我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年）认识陈展的，正因为认识了他，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认识陈展是我堂兄王洪泽（王东生）介绍的。那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洪泽在大后方重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去看望他，见他正同一个朋友在房里谈话。这是一个脸色黝黑、戴眼镜的中年人，一头浓发梳着分头，脸上常露笑意，皮肤粗糙，刮光的络腮胡成片浮着青光，中等个儿，穿套半旧的紫蓝色西北羊毛粗纺的中山装。他两只眼瞪着人看时，显得有点神经质，是一种警惕、机敏的表示。洪泽说陈展是做生意跑西北的，告诉陈展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爱写文章。见我来了，陈展不久就走了，他走后，洪泽悄悄告诉我：“陈展表面上说是商人，其实肯定是共产党，只不过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我问：“你怎么认识陈展的？”洪泽说：“战前我们在南通上中学时同过学，陈展曾是共产党的中学支部书记，还担任过共青团南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被通缉过，做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巡视员，但我们多年不见了。陈展这人很神秘，战前被捕过，国民党将他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又关在苏州反省院，用过种种酷刑，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他。前不久，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才知他在做生意，但他不是个真商人……”
洪泽当时思想比较进步，能写很美很好的诗，与当时有名的影剧演员江村等关系密切。他对时局和现状都不满，平时我们挺谈得来，但交往不多。我这时刚考取复旦新闻系，校址在北碚。接待我上学的堂兄王洪江家在江津，我去江津路过重庆时才偶尔会去看望洪泽。这次在他那里认识陈展后，我绝未想到新认识的这个人竟左右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是比较“红”的：一是报考的学生多，声势大；二是思想左倾的学生多，社会上认为这里赤色分子多。我进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攻读时，从一年级就常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有的文章可能被陈展看到过。有一天，陈展竟出现在夏坝我的宿舍门前了！他说是来看望一个朋友顺便来见见我的，约我在嘉陵江边的小茶馆里喝茶聊天。我陪他喝茶，又陪他在江边散步。他问我家里的情况，在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他像一个大哥似的很关心我。从这以后，他间隔一段时日总会来看我一次，同我在茶馆里喝茶或陪我在小饭店里吃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时局、形势、中国的前途，什么都说，渐渐有了交情。我本来订有《新华日报》，并常到北碚新华书店看看书，买点书，有了陈展做朋友，对共产党也就加深了认识。就这样，我们保持着联系，始终不断。直到1945年8月，胜利降临，日寇投降。我认为他对我是够了解的了，而我对他，却了解得不多，因为我知道他忌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也就不问。当年，同共产党接近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也要掩护他，所以有同学问我他是谁，我总回答：“我堂兄的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此后不久，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矛头直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大学里横行霸道的恶劣行为的文章，题为《孰令为之》，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去。陈展看到了。几天以后，他来到我处，我以为他会夸我写得很好，谁知他竟劝我不要太傻，说：“特务厉害得很，你不要赤膊上阵，要注意安全。”他的话引我深思，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
抗战胜利，使大家欢天喜地，但很快就因为当局热衷打内战，抢占东北，使形势杌陧，人们心中笼罩上内战的阴影。陈展同我常常谈起这些问题，我同他一样，在反内战问题上都是态度鲜明的。1946年2月里的一天，陈展突然又来夏坝找我了。我们在江边散步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也给我一个喜悦，使我完全出乎意料。
当时，八年抗战胜利，谁都想回到下江去同留在那里的久别多年的亲人团聚，浓烈的故乡情折磨着每一个从下江流亡到四川来的人。但交通不便，水路、陆路和空中都只能慢腾腾送回去极少的人。我常常做梦也想着早日回江南，到南京和上海去同母亲和妹妹们团聚。这点陈展是知道的。他说：“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和我一同坐飞机回沪宁。我们先到上海，再去南京，你在这两地都有熟人，在南京你家还有房子。你知道，《新华日报》想在南京出报，需要找房子，你家的房子希望也能租给报馆用。我同你一起去，以后有你这个好朋友，可以有你家做个落脚点，你看行吗？”他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虽然早已同我几乎无话不谈了，但谈得这么坦率真诚，这还是第一次。他并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但实际已经把这点技巧地挑明了。我很能意会到他要回下江去干什么。《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重庆出版，我们复旦新闻系的同学看这报的人不少，我也订了一份，现在，要在南京也出版《新华日报》。陈展办这件事，以商人面目出现，是为了便于他工作。这我可以理解。我从心里希望自己能对他有些帮助，但却觉得生活实在太有趣了。我斟酌了一下说：“你信任我，我觉得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但现在不是假期，我离校陪你到这么远的下江去，要是被学校发现，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陈展说：“不要紧的，我们是秘密走的！去到那里，把事办完了你就回来，我负责让你仍坐美军飞机回来！”他口气很大，当时能坐上飞机，可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心里琢磨：如果偷偷去上十天半个月，悄悄又回来，学校里还不至于会出现问题。我就问：“如果去，什么时候走？”他说：“很快就走，但一切都要保密。”又说：“以后你千万别让人觉得你左，最好像个自由主义者，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写文章更要注意。那样，就是写了倾向进步的文章出了问题，也有个辩护。”我知道他这是好意，也明白今后我的命运将同他拴在一起。他话不多，但我却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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