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看到上海这种混乱局面，10月6日在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先摆出功劳说：“政府实施财经紧急处分令后，物价之上涨予以制止，此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合作之结果，已获初步成功。”对于抢购，蒋经国认为，“这种心理是不正常的”。他坚决表示：“限价政策不可改变，宁可忍受一时，决不破限！”最后，要求市民“忍耐一时痛苦”。民间这时流传着一首《平价谣》，共四句：“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平涨涨，涨涨平平平平涨，平平涨涨涨涨涨。”
本来，有的人吹嘘小蒋是“蒋青天”，把他言传得像包龙图一样。以为他拿着尚方宝剑来上海，谁知他碰了扬子公司，这公司是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所开，蒋夫人宋美龄亲手干预，孔公子平安无事飞往美国，一走了之。蒋经国“打虎”的威风不再。老百姓说：如今的法律像蜘蛛网，条文不少，只能粘住些小虫小苍蝇。结果，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狂贬，上海人怨声载道，经济管制已管不下去。听说蒋经国气得天天喝酒，喝得大醉，甚至狂哭狂笑。10月底，行政院决定从11月1日起取消限价政策。失败了的蒋经国11月5日正式发表消息辞职，并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也老实承认：“七十天的工作中，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促进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人们都知道他懊丧，消极地到杭州闭门思过去了！蒋经国打虎这场闹剧从头到尾就是这样演出的！
（本文刊于2013年12月《四川文学》，原标题为《我见闻的蒋经国“打老虎”》）
采访于右任，竟得新诗词
1946年9月26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在南京城北宁夏路二号于公馆采访了于右任。
当时，于氏刚从新疆返京。他是6月26日奉派由南京专程飞新疆去迪化（今乌鲁木齐）监誓的。这一年7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新疆的情况和环境当时错综复杂，纠纷不少，“为了唤起国内的重视和加强新疆人民对祖国的观念”，“新疆方面电请南京政府指名要监察院长于右任到迪化监誓”。所以这位六十七岁银髯白发的老人奉派乘机先到西安转往新疆。但早晨飞机起飞一小时后，油箱突然漏油，驾驶员只好急忙折回南京进行处理后重新起飞。下午二时抵达西安上空，却逢暴雨，浓云密布，盘旋十多分钟，飞机才安全降落。这些险情，当我问起于氏时，他已经把它当作笑谈了！
我在宁夏路二号的客厅里采访于氏，客厅里客人不少，于氏坐在上首中央的一张沙发上，两边的沙发和椅子上都坐满了访客。知道是记者采访，有人让出了靠于氏最近的那张沙发，让我便于交谈。于氏脸上有风尘之色但兴奋、健康。他西行返京后，外边就已传说他在新疆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解决了若干不易解决的问题。见他情绪颇好，客人又多，我决定开门见山地提问，并请他谈谈此行的情况及感想。
于氏在新疆总共逗留了七十天左右，时间很长。7月1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就职典礼以及盛大的各族庆祝和平大会上，他亲临监誓，简单致辞，目睹各族群众的欢呼喜悦，一片团结气氛，事后曾填词一首。他叫副官将一首手抄的词拿来给我。词如下：
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
大地现光明，睹天山洁白层层。何人创造新生命？和平万岁，和平万岁，万岁和平！
这首词把迪化的宣誓会称作和平大会，是由于这年6月，张治中完成了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代表的和平谈判，改组新疆省府。张治中任西北四省军事长官兼新疆省主席，新疆平息战火实现了和平。于氏告诉我，此次在新疆从7月2日到7月底，他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都在新疆监察使署接见各界人士，探索民情。各界人士的请求与意见不外下列四种：（一）盛世才时代查封产业请求发还的事项；（二）河西移民到达新疆垦殖而遭遗忘请求救济的事项；（三）伊宁事件阵亡将士遗族请求抚恤事项；（四）维吾尔族与汉族通婚事项。于氏在抚慰和张治中的协助下，都一一做了妥当的处置，但在那种关系微妙的环境下，突发的困难不是没有的。7月10日，在南花园，新疆各族工商各界代表一千多人欢宴于氏，所喊的口号中均未提中华民族，于氏最后致辞时，就补充了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终于他的口号声也引起了掌声。伊宁来的委员们听了，也终于露出了兴奋而敬重的笑容。
历代以来，新疆以偏僻之区颇少大员亲临，以于氏的声望地位，在新疆遂引起狂热的欢迎。他到了疏勒，欢迎的行列竟有万人以上。喀什人欢迎他时，汽车无法通行他就下来在人丛中步行，足足走了三十华里，才到达专员公署。
在客厅中，与于氏面对面访谈时，我不由得想起抗战前多次随父亲到过的这个宁夏路二号于公馆，旧地重来，往事历历，感触良多。那时，我仅是十多岁的孩子，那时父亲让我叫“于老伯”，带着我看他写书法，在他家与他一桌进餐。我也认识于伯母高仲林和她的大女儿于芝秀以及于氏的外甥周伯敏、秘书李祥麟。那时，宁夏路二号的洋房新盖成不久，他家中也是宾客极多。现在父亲早已不在，我已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经过八年抗战，宁夏路二号的房子经过战火，被敌伪占住，侥幸并未受到大的破坏。抗战胜利，屋归原主。正因为过去的关系，我的采访特别顺利，于氏对我显得慈祥而且目光亲切。从窗口望出去，抗战前见到过的雪松与龙柏，都粗壮、挺拔、苍翠葱茏。我觉得老人的心情很好，看来虽然长途劳顿，但他仍不惮其烦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这一次从西北回来，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新疆人民本无成见，只要以后政治进步，一切均无问题，新疆的情形是会一天好似一天的。”
“我此行共历七十日，去时飞机遇险，回来时第一天本拟歇脚兰州，但因气候恶劣，中途停歇，次日方经西安回京。”
我问他张治中在那边的情况。于氏拂髯而道：“他很努力，新疆人民了解他。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新疆都应有进步，他们会努力去做的。”
我将话题转到前新疆督办盛世才。盛世才本在新疆是个土皇帝，又是条变色龙，干了不少坏事，造成许多后患。于氏的语气带有不屑提起盛世才的成分，说：“财产无理封起来的已经发还了。”我又问起汉族与维吾尔族婚姻的问题。于氏说：“这只是新疆问题里的一个小问题。现在已经在设法求得合理解决。其实保守的作风，各地方都有，维吾尔族当然不愿把他们的小姐嫁给汉族，同时汉族有这么多人口，何必一定要人家的女儿，徒然惹起许多不必有的纠纷呢？”
最后，我因为看见访客过多，已经占用了于右老不少时间，便打算结束采访，请他谈谈对新疆未来的感想。他轻轻地抚摸着银灰色的长髯，吐出了沉重的语音：“今后的新疆，一定会走向和平的大道。但是，我们该注意的是中国是世界上的一部分，新疆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平不可分，中国既然要受世界的影响，新疆当然也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我决定起身告辞。于氏从沙发上立起身来，伸出了手和我握别。我突然想到他此去新疆，随行的多文学之士如名词人卢冀野等，遂提出要求：“希望能给些此去新疆的诗词新作，以便在我们报纸上刊登，相信那一定会得到读者欢迎的。”他笑着点头，让副官拿来了一叠诗词稿，自己挑了几张给我。我表示感谢。他挪动沉硕的身子坚持要送我到外边，我尽力劝阻，他停步在门边。
屋外，阳光猛烈，满园花草欣欣向荣。我心里由于采访有了收获而兴奋。
他给我的诗词除最初给我的那首《青杏子》外，又给了我另外五首如下：
浣溪沙·哈密西行机中作
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羡他雪水溉田畴。
风雨忧愁成往事，山川憔悴几经秋，暮云收尽见芳洲。
望博克达山不能上也
幼作牧羊儿，老至天山下。
天山不可登，君须习鞍马。
夜宿瑶池上灵山道院不寐有作
飞渡天山往复还，今来真是识天颜。
云中瀑布冰期雪，月下瑶池雨后山。
行远方知骐骥贵，登高哪计鬓毛斑。
夜深惘惘情难已，万木啼号有病杉。
早晴新大楼远望
一雨新晴万卉妍，凉生襟袖寂无喧。
天山南北都开朗，独倚高楼思故园。
人月圆·迪化至阿克苏机中作
人生难得新机会，天上看天山，人间天上，人间天上天上人间。
卢生作曲，韩生作画，我捋银髯，昆仑在左，白龙堆上，孔雀河边。
（我在9月27日将写成的专访于氏的特写稿连同他给我的六首诗词用航快函寄出。报社很重视，用辟栏地位全部刊登于重庆《时事新报》10月4日的第三版上。）
权威人物论释放张学良
“少帅张学良是个心理学上令人不可捉摸的谜……是最难驯服最执拗而最动人怜的一个。”
五月里，新任国府委员莫德惠飞到台湾，探望软禁在新竹县井上温泉韬光养晦的张汉卿，引起外界种种的猜测。回沪以后，中央社台北分社便发表了一篇莫氏的公开谈话，大意是“张学良恢复自由为期不远”。同时还披露了一首张氏近著的五言诗：“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当这谈话发表之后，莫德惠便在上海一病二十多天。后来虽又回到南京，并谒见了最高当局，但访张的结果究竟如何，至今依旧是个没有揭开的谜。
为了解答这一个哑谜，记者曾经多方探索，觅取答案，但有关的人都是守口如瓶，无关的人却又臆测难信。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是起于三天以前，是由一位有关的权威人物给了记者一些差强人意的答复。那是在他好友上海私邸里，酷热的高温下，我踏进了会客室，他从容地从楼上下来，为记者条条地陈述。
“胜利前后，释放张汉卿的消息，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政府于每次东北局势酝酿变化时，的确会想起汉卿。当然这一次莫德惠又去台湾，目的也是为了想凭借汉卿，使东北局势或许因之好转。目的既然如此，如果谈判告成，当然释放决不会成问题。所以依这次莫德惠去台湾而引起的种种传说而言，实不是无风起浪的。”
“但是，这一次莫德惠却并没有成功。以前在贵州时，莫氏去探望张汉卿，谈判失败是种因于外界环境和气氛的破坏，这是说：政府畏惧放出一只可以给对方利用的猎犬来，而那时候的情形似乎是很可能造成这种态势的，但这一次的失败却是迥然两样。”
“我不能断然说这一次的失败原因是绝对如此，但认定这是有绝大可能的。俗语说‘不见兔儿不放鹰’，汉卿离开东北已经十几年，软禁也已经十年出头了，东北的情势早已沧海桑田，无论政局，无论人事，都已改了样，汉卿在今日出而问事，到底能发生多大效力，引起多少反响，谁也难以猜测。既然这样，释放汉卿，总得要值得才行。因此，在这一个先决条件下，政府如果要释放他，必定要他先给保障，也就是说要先表明态度，为政府拿出力量。”
“但汉卿不会那么傻，他有一股硬劲儿，这些年来，他的性格最可能的转变有两种：一种是满腔怒火在心头；一种是多读书后，向‘涅’的境地走去。但无论是这两种转变中的哪一种，他都不会干出傻事来。”
“人事问题和人情关系在中国的现社会里，仍是重要的，张汉卿出来后，在东北总会起些作用，但这仍须视汉卿的努力程度而定。相反的，万一汉卿有个三心二意，干出政府所不愿意的事来，政府也会吃不消的。因此，政府对于释放张汉卿的心理是双重矛盾的。如此，政府当然不会有诚意，不过只是试探性地关心而已。莫德惠对于释放问题是不能全权做主的，即使莫德惠和张汉卿有了默契，但能否得到政府的同意也是难说。这次莫德惠去台湾，可能已经和张氏谈出了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谅必是不能获得政府认为满意的。于是莫德惠病了，台湾之行白跑了，我想这是实在的内幕情形。”
“其实，目前东北的局势已经明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张学良，绝对解决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最近，时局的演变宛如秋云，而一切重心即是在东北。依我看，释放张学良已非当前急务，东北人士虽然有小部分还惦念着张汉卿，但大都是泛然的想念而已；其他与张汉卿无关的人，也不过是为好奇心驱策，只是打听打听。无论如何，汉卿的释放大约又是搁起了。”
“那么，张汉卿的悲剧仍将无尽期地演下去么？”我望着对方深沉而严肃的面容急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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