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侨在虹口街上热卖“民主烧馒头”
当时，有可靠的消息称，国防部大量留用日本战犯和日俘帮助打内战，冈村宁次已经充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了！赶车去虹口时，我不禁想：日本这些战犯战俘，如果不经过彻底整肃，将他们身上的法西斯细菌清除掉，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将来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多达三千五百万人，财产、精神损失就难以数计了。如今，在美国存心包庇下，想留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来对付苏联，连对战犯的惩治都稀稀松松、慢慢腾腾，真叫人气不平啊！……
我到了虹口，看看表，已是中午，就先找小饭馆吃了饭，然后走到唐山路，找到“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这是一幢十分宽大、三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既新式，又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估计原来是个什么大汉奸的私宅。花园里依然树木葱茏，盆花很多，太阳花和茉莉花盛开，也有些盆景。客厅样的一间大房作为饭堂，刚开过饭。伙食很差，木桶里剩下的粗米饭颜色发黄发红，菜是炒黄豆芽。地上撒吐着不少饭菜。到了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少校翻译，姓张，名字记不清了。他刚吃过饭正在剔牙，比王光汉谦和多了。我递了记者名片，向他提出要求后，他说：“行！”但让我坐着看报纸等一等，说他先要去办点事。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来，对我说：“走，先陪你看看！”
虹口依然带着点日本味儿，这是日本移民来的日侨在此大批居住造成的。我和张少校边走边谈。他介绍说：日寇投降后，从各地集中沪上的日侨本来有十万，还过着相当自由、衣食无缺的生活。已经遣返四万了，现在虹口区集中的日侨，不足一万人！日侨原先在这经商的很多，也有开烟馆贩卖鸦片和红丸白面及吗啡的，更有开赌场和日本妓院的。日军在虹口也设立过慰安所。现在这些都早关门了！但小本经营的多起来了，尤其是小吃食店，卖茶、卖点心，小食摊子很多。他又用手指指在街边走动的一些男男女女和老人，说：“这些都是日本人。”日本人男的多数穿的是西装、中装，女的多数穿的是中国旗袍，极少见穿日本和服的。可能他们有一种心理，不想表现出自己是日本人。但有时还是看到穿木屐的日本女人，脸上粉搽得雪白，画着眉毛，短肥躯干，摆摆地走着，一看就不像中国人。
张少校满头大汗地陪我走到了唐山路原“日本第九国民小学”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好几百日侨，多数来自苏州。早先住在这儿的日侨已遣返日本。在未遣返前，移民来上海虹口落户的日本人的学龄子女，都在日本人办的国民小学读书，如今小学停办了。小学校舍、课堂的房屋都比较整洁。门口，有一家小吃食店，日本人开的，一个日本老太在洗碗碟。门口招牌上大字写着“民主烧馒头”。“烧馒头”实际就是油煎包，有栗子粉的馅儿，看上去味道不错。
张少校用手指指“民主”二字，说：“这‘民主’二字是如今加上的时髦话，正如上海人在胜利后馆店出售的‘胜利饭’、‘胜利茶’、‘胜利酒’一样。‘民主’是日本人新的憧憬吧！”
有些日本人经过，看到张少校穿着军服，都谦卑地低头行礼。张少校说：“这些日本人，现在见到中国人比旅店茶房还恭顺，咧开嘴唇讨好地笑着，表示友好。其实以前并不都这样。现在打败了，投降了，若不是当着中国人的面，他们都是些失去笑脸的人！”
日侨们都说，原先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到了一间教室，里边有些课桌椅，但绕墙放着榻榻米。我看看手表，催促说：“请你快帮忙组织个座谈会，时间不早了，有七八个人参加也就可以了！”
张少校说：“我马上去找人，你先把桌椅摆一摆！”说完，就匆匆走了。
我动手把榻榻米合排在一起，把桌椅排好，布置成座谈会的样子。不到二十分钟，张少校带了八个日本人来了。男的两个，都是老年人，女的六个，有两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孩，其余四个都是中年或年龄较大的。进来后，照例恭敬地鞠躬行礼，满面含笑，十分礼貌地脱鞋登上榻榻米，像中国北方人上炕似的盘腿坐下。抱婴孩的母亲大方地敞开胸怀给小孩喂奶。我和张少校则在椅上坐下。这些日本人大多能说点中国话，可以直接交谈；也有的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或不愿说中国话，都通过张少校翻译交谈。除了一个年岁最大的老头佐藤是上海一个什么研究所研究黑热病的专家外，其余这些日本侨民都是在苏州经商的。教育程度，除佐藤外，都是中学以上。张少校悄悄告诉我，这个佐藤很可能是研究细菌战的专家，但他不肯承认。他脾气古怪，寡言少语。交谈中，日侨首先都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又表示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好几个人都说：“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打败了！真是受骗了！”
原来，他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上。我不禁说：“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还认识不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呢！”
我的话，有的日本人也许懂，有的日本人也许不懂或不想听。我请张少校把这些话好好用日语讲给他们听。日本人听了，绝大多数当然都和顺地点头，但心里怎样想就难说了。
于是，谈到日本天皇和政治问题。日本人说，今后日本要实施更有自由的民主生活，但仍希望保留天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们想不出具体办法，但似乎觉得没有天皇就没有了一切。
一直沉默而双目深陷、脸上皱纹如同刀刻的佐藤，面孔铁板，了无笑容。点名要他谈谈时，他冷漠而又艰涩地说：“我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
我问他：“你们日本是研究细菌战的，你研究黑热病是不是也同这有关？”
佐藤惶悚了，忧惶的脸上忽然反常地笑笑，显得很不自然，一边摸出小手帕擦汗，一边说：“我主要是在研究‘癞’的治疗。中国有几百万人有癞病，日本也有几万人患癞病。我并不一定想回日本。如果可能，我愿意在华继续研究。”
他的话是真是假谁也说不准。反正这个人参加研究细菌战完全可能！这样的“日侨”居然也作遣返处理了，我觉得国民党政府真是既荒唐又无能！
时间已经不早，更加闷热难熬，天有下雷雨的迹象。我感到采访只能告一段落了，至少是了解了不少情况和日侨的心态。我立意要对日本人讲几句话作为座谈的结束。我说：“这次侵略战争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受害的主要是中国和亚洲人民，兼及美英等国。但日本人民也受到了战争之害。现在，日本败于盟军，败于中国，投降了！应当正确忏悔日本的这段侵略历史，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因为它也给日本人带来了极大痛苦。中日两国隔海相邻，自古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但近几十年，日本一直侵略中国，终致造成今天的局面。希望日侨回国后记住这些教训，以后努力为日本自己走和平道路、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尽力……”
张少校全部翻译了一遍，说：“王先生的这番话讲得很好。”座谈会就此结束。但我明白：自己说的这番话，日本人能接受多少很难说。我心里真希望中国能赶快富强。中国不富强，将来谁知会不会再受帝国主义侵略呢？但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太不争气，正热衷于打内战，富强的希望在哪里呢？
谢了张少校，握手告别。我回到家里，在激动的心情下，开了个夜车，写了一篇《访江湾日俘营及虹口日侨》。但这篇稿子竟未被采用！什么原因呢？显然是由于我的笔法太尖锐了，写出了许多愤慨，触及了当局的忌讳！往事历历，长亘心头。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日本国内传来的右翼声浪十分刺耳。我依照当年的原题写下了这篇回忆录，奉献给所有善良但又不愿忘记历史的人们。
（本文刊于2005年8月《上海滩》杂志）
见证公审冈村宁次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裕仁天皇在广岛、长崎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向全体国民广播了《停战诏书》。日寇战败，投降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部属在南京投降，成了中国的俘虏。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山门附近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时，这里已成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签字日礼堂正门上飘扬着中、美、英、苏等国国旗。出席仪式的中外军官、代表、记者等有四百多人。8时52分，戴眼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坐在受降席中间位置，陪同的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等。戴着眼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及其下属——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等都身穿军便服、神情懊丧地排成一横列向何应钦鞠躬敬礼。何应钦叫他们坐下，又说：“记者们！你们可以拍照，9点钟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于是，中外记者都开始抢着摄影。
9点整，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小林浅三郎起身上前将日本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他垂着头，双手有些发抖。何应钦审定证书后，将中文本的日军降书，交给萧毅肃中将送至冈村宁次面前，冈村起身双手接下，翻阅降书后提起桌上的中国毛笔，在两份降书上签字，还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圆形水晶图章在降书上盖了章。小林浅三郎遂将盖印后的降书取了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何应钦盖章后将其中一份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冈村起立恭敬地接受。他一直表现得沮丧低沉，其他日军将领也都表现得类似冈村。何应钦在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关于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交付冈村，冈村立正接受后，何应钦宣布：“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日本投降代表退席！”冈村率领下属向何应钦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低头颓然退出了会场，使人都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下场。
但是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二战后，美国是怀着叵测的居心包庇部分日本战犯和一大批右翼分子的。二战后，蒋介石也包庇了冈村这样的大战犯。他的目的是利用冈村反共的经验，为他打内战出力，提供军事上的经验。冈村曾长期被安排在南京一幢舒适的洋房里，保着密，受到保护，也不让记者采访，对外宣称他“有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东京审判，本来法庭提出要将冈村解赴东京取证，也因国民党当局的偏袒保护而未让冈村去东京。冈村是日本侵华后期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是大将，受着优待，直到1948年（日本投降后三年了）8月23日上午才第一次在上海被公审。
我记得很清楚，拿到了记者采访证后，知道是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这消息提前一天在《新闻报》和《申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报登出后，引起了各界注意。所以申请参加采访和旁听的人很多。
那天，下着大雨，天气闷热潮湿，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聚集了许多人，停着一些轿车、三轮车。大礼堂前，有森严的宪兵和警卫，记者都凭证挂着条子进去。
冈村宁次，1931年就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策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就晋升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广西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的罪恶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倚重，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在受降工作上“有功”，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也“有功”。拖到1948年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舆论和报纸不断谴责才举行的。所以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旁听的记者和各界人士竟有一千多人。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使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使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可以在塘沽路上听到有线广播。
坐得满满的大礼堂内，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坐了不少。9时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出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宣布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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